【#广州落地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8.5万个# #广州开立个人钱包202.5万个#】目前，广州市正在分3个阶段加紧推动26类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落地，力争建立线上、线下全场景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
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广州地区7家参与试点金融机构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02.5万个，对公钱包19.5万个，流通（转账、交易）业务336.3万笔，金额4.9亿元，落地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8.5万个。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企业和商家对数字人民币的热情度很高，“因为不再需要给银行支付收单手续费。”他说，“这笔费用线下大约4‰左右，线上6‰左右，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个成本就是零”。 https://t.cn/A6a47IrO
数据显示：截至6月15日，广州地区7家参与试点金融机构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02.5万个，对公钱包19.5万个，流通（转账、交易）业务336.3万笔，金额4.9亿元，落地支持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8.5万个。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企业和商家对数字人民币的热情度很高，“因为不再需要给银行支付收单手续费。”他说，“这笔费用线下大约4‰左右，线上6‰左右，如果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个成本就是零”。 https://t.cn/A6a47IrO
【声音|中国大学“官味儿度”研究：学术奖项层次越高，官味儿越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内蒙古：向创新要动力 向改革要活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9.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倍……面对疫情多发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内蒙古经济实现“逆”风上扬，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放眼全区，万千企业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动力，勇当创新发展排头兵，奋力书写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在包头，就有这样的一家企业，从为铁路车辆做配件生产起家，到进军军工领域、承接批量化军工产品，成为内蒙古一机、重庆铁马、包头北奔等国家武器装备领域的重要生产厂家，它就是包头市塞北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北股份”）。是什么成就了塞北股份实现华丽蜕变？靠的就是企业多年来的坚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
自创立伊始，公司就十分注重科技创新，以创新为引擎、以科研为驱动，在专业领域深耕、向高端化迈进，十余年如一日专注于特种机械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2003年，公司研发的新一代轻量化可维护安全车轮助力总装厂投标国家第一代8×8轮式装甲车装备项目，拿下了关键部件的分数。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上，8×8轮式战车首次亮相在世人面前，引起世界瞩目。
“国产8×8轮式战车的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有效地提高了我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它不仅在整体技术水平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在车辆应急、轮胎总成等一些突出方面还超越了发达国家的同类技术。”王斌介绍。
创新，不止于此。走进公司产品展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奖状，不仅展现着塞北股份创新科技的成果，也体现着其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截至目前，公司共获得76项专利，其中20项发明专利。”王斌向记者介绍。
王斌说，近期，公司主要有两大技术突破，一是在13T级盘式制动转向驱动车桥技术产品基础上，自主研制了13T级独立悬挂轮边、分动箱集成一体化主减速器等技术产品，既填补了国内民用市场领域空白，满足了我国新一代全路面汽车起重机底盘用车桥产品的进口替代，也满足了军用重型特种作业装备传动系统部件的使用需求。二是围绕起重机轻量化车桥、湿式制动器车桥、公交低噪音车桥开展产能提升和技术升级改造，提高了关重核心零件的制造精度和柔性化生产能力。
“‘专业化’是塞北股份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只做这个，做到极致。”王斌说。
除了技术创新，塞北股份还积极参与混改，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
截至目前，塞北股份共参与两次国企混改。
一是2018年，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混改，与重庆大江工业集团合资成立军民融合性质的企业——重庆大江车桥有限公司。二是2020年，参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企业混改，投资内蒙古一机集团下属子公司——包头北方创业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混改带来的变化很快显现。混改后，塞北股份营业收入实现倍数增长，上下游产业链加快延伸，现已形成军品关键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能力及民用产品的特种差异化模式，军民融合事业发展版图不断拓展。2021年，塞北股份整体财务指标呈上升趋势，收入增幅48.51%，净利润增幅199.17%。同比2020年，行走系统产品订单数量大幅增长，新产品通过初样车试验，已开始小批量列装。
“塞北股份能有今天的发展，与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全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的大背景下，追求卓越，以质取胜，将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王斌说。
塞北股份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截至目前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等多项荣誉，近日还荣获包头市2021年度十佳“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塞北股份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只是我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的缩影。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区积极发挥企业研发主体作用，鼓励企业以产学研合作形式牵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021年，企业牵头实施的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比例达到83%。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与国内大院大所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在一系列“真金白银”政策措施的加持下，内蒙古越来越多的科创型企业加速发展。目前，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229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828家，累计建成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企业自治区重点实验室39家，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620家。更多的内蒙古企业正在科技创新的新赛道跑出新的“加速度”！（记者 康丽娜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全区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9.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倍……面对疫情多发多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复杂形势，内蒙古经济实现“逆”风上扬，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细胞，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放眼全区，万千企业以创新谋发展、向改革要动力，勇当创新发展排头兵，奋力书写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在包头，就有这样的一家企业，从为铁路车辆做配件生产起家，到进军军工领域、承接批量化军工产品，成为内蒙古一机、重庆铁马、包头北奔等国家武器装备领域的重要生产厂家，它就是包头市塞北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北股份”）。是什么成就了塞北股份实现华丽蜕变？靠的就是企业多年来的坚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
自创立伊始，公司就十分注重科技创新，以创新为引擎、以科研为驱动，在专业领域深耕、向高端化迈进，十余年如一日专注于特种机械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2003年，公司研发的新一代轻量化可维护安全车轮助力总装厂投标国家第一代8×8轮式装甲车装备项目，拿下了关键部件的分数。200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仪式上，8×8轮式战车首次亮相在世人面前，引起世界瞩目。
“国产8×8轮式战车的研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还有效地提高了我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它不仅在整体技术水平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在车辆应急、轮胎总成等一些突出方面还超越了发达国家的同类技术。”王斌介绍。
创新，不止于此。走进公司产品展厅，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奖状，不仅展现着塞北股份创新科技的成果，也体现着其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截至目前，公司共获得76项专利，其中20项发明专利。”王斌向记者介绍。
王斌说，近期，公司主要有两大技术突破，一是在13T级盘式制动转向驱动车桥技术产品基础上，自主研制了13T级独立悬挂轮边、分动箱集成一体化主减速器等技术产品，既填补了国内民用市场领域空白，满足了我国新一代全路面汽车起重机底盘用车桥产品的进口替代，也满足了军用重型特种作业装备传动系统部件的使用需求。二是围绕起重机轻量化车桥、湿式制动器车桥、公交低噪音车桥开展产能提升和技术升级改造，提高了关重核心零件的制造精度和柔性化生产能力。
“‘专业化’是塞北股份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只做这个，做到极致。”王斌说。
除了技术创新，塞北股份还积极参与混改，从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
截至目前，塞北股份共参与两次国企混改。
一是2018年，参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混改，与重庆大江工业集团合资成立军民融合性质的企业——重庆大江车桥有限公司。二是2020年，参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下属企业混改，投资内蒙古一机集团下属子公司——包头北方创业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混改带来的变化很快显现。混改后，塞北股份营业收入实现倍数增长，上下游产业链加快延伸，现已形成军品关键配套产品的研制生产能力及民用产品的特种差异化模式，军民融合事业发展版图不断拓展。2021年，塞北股份整体财务指标呈上升趋势，收入增幅48.51%，净利润增幅199.17%。同比2020年，行走系统产品订单数量大幅增长，新产品通过初样车试验，已开始小批量列装。
“塞北股份能有今天的发展，与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全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的大背景下，追求卓越，以质取胜，将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王斌说。
塞北股份一路走来，一路成长，一路收获，截至目前已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等多项荣誉，近日还荣获包头市2021年度十佳“专精特新”示范企业。
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塞北股份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只是我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的缩影。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我区积极发挥企业研发主体作用，鼓励企业以产学研合作形式牵头组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2021年，企业牵头实施的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比例达到83%。同时积极引导企业与国内大院大所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在一系列“真金白银”政策措施的加持下，内蒙古越来越多的科创型企业加速发展。目前，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1229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828家，累计建成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2家、企业自治区重点实验室39家，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620家。更多的内蒙古企业正在科技创新的新赛道跑出新的“加速度”！（记者 康丽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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