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控”之：Romand新款方管唇釉
因为疫情管控，韩国直邮的这两只唇釉，在海关呆了一个多月，今天才辗转到了我手上。Romand家的老款圆管唇釉，本人已经有很多很多只，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次～今天到手的这两只，是Romand家新出的方管唇釉，色号分别是哑光的迷雾软糖唇釉“05 BIBI CANDY”和水感的丰露唇釉“07 cherry way”。看官网的介绍，方管系列较圆管系列在使用感上更为优秀，明天早上上班打算挑其中一只唇釉上妆，相信不会令我失望～最近坐标地已开始逐渐解除历时快两个月的疫情管控，感觉生活正在慢慢回复正常有序的状态，真好。其实生活不可能总是顺心如意，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尽可能让自己每天都开心一点点～
因为疫情管控，韩国直邮的这两只唇釉，在海关呆了一个多月，今天才辗转到了我手上。Romand家的老款圆管唇釉，本人已经有很多很多只，之前也分享过很多次～今天到手的这两只，是Romand家新出的方管唇釉，色号分别是哑光的迷雾软糖唇釉“05 BIBI CANDY”和水感的丰露唇釉“07 cherry way”。看官网的介绍，方管系列较圆管系列在使用感上更为优秀，明天早上上班打算挑其中一只唇釉上妆，相信不会令我失望～最近坐标地已开始逐渐解除历时快两个月的疫情管控，感觉生活正在慢慢回复正常有序的状态，真好。其实生活不可能总是顺心如意，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尽可能让自己每天都开心一点点～
《“电话粥”的消失，是因为互联网还是因为没朋友？》 文 | 徐菁菁
#你还会和谁煲电话粥# 想一想，排除你的客户，你上一次和一个人打超长的电话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手机套餐里的流量越来越不够用，而“通话时长”一项的富余却越来越多。而“电话粥”这个词，几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淘汰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美国人均每天平均会接到12个或以上的电话；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低于6个。2019年，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了15万名英国人使用手机的情况，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每月使用手机打电话次数不足5次，6%的人从来不用手机打电话，即使打电话，通话时间也相当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足1分半便结束通话。
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个词“电话恐惧症”（Telephonophobia）。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利用网络工具发送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而不是直接打个电话？研究者的解释是，这是出于对掌控感和确定性的追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是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一旦选择接通，我们就被强制卷入了一段人际关系。即时的语言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做错选择。
用美国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斯坦利（Scott Stanley）的话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远比从前多的选择和未知，这让我们对失控和对不确定应激般地感到恐惧。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处于“尚未准备好”的状态里。而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使用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的新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一个安全阀。在网络通信软件里，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地忽视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息：“嗨，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对不起，手机出了问题，好多信息被删除了。”而当我们决定回复一条信息时，我们可以调整语气，或者字斟句酌，再用上颜文字、表情包，确保沟通的效果尽在掌握。
现在，不打电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则。哪怕是关于“发语音”这件事，有多少你对着一个“熟人”发来的60秒语音怨念不已，因为它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那就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了，简直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但我想，“电话粥”的消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对电话粥的最深感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千禧年之初，智能手机没有普及，大学宿舍有一台IC卡电话。在没有隐私可言的宿舍，我旁听过很多使用各地方言的电话粥。常常，电话粥正“煲”在兴头上，IC卡的余额告零，打电话的人不得不四处借卡，或者干脆趿着拖鞋飞奔去小卖部再买一张。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担心别人窃听了我们和亲密朋友的私语，不会害怕“说错话”，也不担心会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如果在今天看来，打电话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曾经并不介意在电话那头的朋友面前“裸奔”。我想，电话粥的衰微，也可能是因为能够和你一起煲一锅“电话粥”的朋友也在变得稀有。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友谊，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结论。从利好的角度看，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说，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平均有大约300个朋友。
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和远方的好友保持联络。通过朋友圈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踪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从另一面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增强了友谊的质量。在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好友”其实只能称得上我们的熟人。尽管我们总是在看他们展示的内容，但社会学里的“友谊发生三要素”——接近、非计划性的重复接触，以及鼓励人们放下防备坦诚交流的机会——并不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
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朋友圈的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你和你最亲密的朋友之间。2021年皮克斯推出的新动画《天赐灵机》（Ron’s Gone Wrong）讲了一个关于建立真正友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学校里，每个小孩有一个机器人好友作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助手。机器人帮助孩子在社交网络上互动交友，但实际上孩子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友谊，而是在关注自己的视频有多少人观看，被多少人点赞。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人际关系的写真。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可非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彼此梳理皮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注。但我想，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正的友谊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大量弱连接的人际互动既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驱逐了孤独感，于是我们和真正的朋友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时间与动机都在下降。
互联网好像帮助我们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我们很可能知道朋友吃了什么晚餐、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买了一支什么色号的口红，我们误以为对对方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对彼此不再好奇。我们忘了，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呈现的往往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真正的欢乐和痛苦是不会展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再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我们也会把自己包裹在社交网络打造的壳里。
友谊的质量永远会比它的数量更有价值。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蕾切尔·格里夫（Rachel Grieve）的话说，一张庞大的社交网络会提供许多拓展人脉、搜集信息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想感到温馨、得到归属，那就非得有几个好朋友不可了。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还能和你煲电话粥，请你务必珍惜他／她。
#你还会和谁煲电话粥# 想一想，排除你的客户，你上一次和一个人打超长的电话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手机套餐里的流量越来越不够用，而“通话时长”一项的富余却越来越多。而“电话粥”这个词，几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淘汰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美国人均每天平均会接到12个或以上的电话；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低于6个。2019年，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了15万名英国人使用手机的情况，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每月使用手机打电话次数不足5次，6%的人从来不用手机打电话，即使打电话，通话时间也相当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足1分半便结束通话。
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个词“电话恐惧症”（Telephonophobia）。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利用网络工具发送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而不是直接打个电话？研究者的解释是，这是出于对掌控感和确定性的追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是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一旦选择接通，我们就被强制卷入了一段人际关系。即时的语言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做错选择。
用美国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斯坦利（Scott Stanley）的话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远比从前多的选择和未知，这让我们对失控和对不确定应激般地感到恐惧。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处于“尚未准备好”的状态里。而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使用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的新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一个安全阀。在网络通信软件里，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地忽视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息：“嗨，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对不起，手机出了问题，好多信息被删除了。”而当我们决定回复一条信息时，我们可以调整语气，或者字斟句酌，再用上颜文字、表情包，确保沟通的效果尽在掌握。
现在，不打电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则。哪怕是关于“发语音”这件事，有多少你对着一个“熟人”发来的60秒语音怨念不已，因为它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那就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了，简直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但我想，“电话粥”的消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对电话粥的最深感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千禧年之初，智能手机没有普及，大学宿舍有一台IC卡电话。在没有隐私可言的宿舍，我旁听过很多使用各地方言的电话粥。常常，电话粥正“煲”在兴头上，IC卡的余额告零，打电话的人不得不四处借卡，或者干脆趿着拖鞋飞奔去小卖部再买一张。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担心别人窃听了我们和亲密朋友的私语，不会害怕“说错话”，也不担心会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如果在今天看来，打电话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曾经并不介意在电话那头的朋友面前“裸奔”。我想，电话粥的衰微，也可能是因为能够和你一起煲一锅“电话粥”的朋友也在变得稀有。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友谊，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结论。从利好的角度看，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说，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平均有大约300个朋友。
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和远方的好友保持联络。通过朋友圈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踪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从另一面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增强了友谊的质量。在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好友”其实只能称得上我们的熟人。尽管我们总是在看他们展示的内容，但社会学里的“友谊发生三要素”——接近、非计划性的重复接触，以及鼓励人们放下防备坦诚交流的机会——并不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
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朋友圈的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你和你最亲密的朋友之间。2021年皮克斯推出的新动画《天赐灵机》（Ron’s Gone Wrong）讲了一个关于建立真正友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学校里，每个小孩有一个机器人好友作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助手。机器人帮助孩子在社交网络上互动交友，但实际上孩子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友谊，而是在关注自己的视频有多少人观看，被多少人点赞。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人际关系的写真。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可非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彼此梳理皮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注。但我想，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正的友谊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大量弱连接的人际互动既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驱逐了孤独感，于是我们和真正的朋友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时间与动机都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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