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地震12周年祭# 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2698人遇难，270人失踪。当年，国旗为他们而降。
没有人间四月天的美好，突如其来的地震使玉树这片美丽的土地变成了废墟，同时也带走了2698条鲜活的生命。
曾经的泪水与感动我们不曾忘记。
玉树地震后，全国各地的援建队伍纷纷赶来，救援物资、医疗设备也从四面八方送至玉树，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都牵挂着玉树，纷纷向玉树伸出援助之手，如今疫情也同样如此。
当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80%的房屋倒塌时，数十名教师顾不得家人的安危，徒手挖掘废墟解救学生。
当记者采访一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在地震中受伤的藏族孩子的护士时，她只是平静地说道：“就像他母亲一样”。
家园变成废墟，亲人永远离世，这份悲痛我们也不曾忘记。
新玉树，在砥砺奋进中重生，层层高楼再起一批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和福利院、孤儿院等投入运行。州县二级油路全覆盖，九成乡镇道路畅通，通信覆盖率达100%
新的家园重新建好，逝去的灵魂也早以安宁。
凤凰涅槃，山河重整，今天是玉树地震十二周年在这个让人感到悲痛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在玉树地震中逝去的生命默哀，一起向玉树抗震的英雄致敬。
（在虚拟的互联网上，为逝者留下真实的纪念园。用#思念星空# https://t.cn/A66IHm3M，为逝者创建一个星星吧，只要你还记得，Ta的爱就一直在。）
没有人间四月天的美好，突如其来的地震使玉树这片美丽的土地变成了废墟，同时也带走了2698条鲜活的生命。
曾经的泪水与感动我们不曾忘记。
玉树地震后，全国各地的援建队伍纷纷赶来，救援物资、医疗设备也从四面八方送至玉树，全国上下各族人民都牵挂着玉树，纷纷向玉树伸出援助之手，如今疫情也同样如此。
当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80%的房屋倒塌时，数十名教师顾不得家人的安危，徒手挖掘废墟解救学生。
当记者采访一名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在地震中受伤的藏族孩子的护士时，她只是平静地说道：“就像他母亲一样”。
家园变成废墟，亲人永远离世，这份悲痛我们也不曾忘记。
新玉树，在砥砺奋进中重生，层层高楼再起一批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和福利院、孤儿院等投入运行。州县二级油路全覆盖，九成乡镇道路畅通，通信覆盖率达100%
新的家园重新建好，逝去的灵魂也早以安宁。
凤凰涅槃，山河重整，今天是玉树地震十二周年在这个让人感到悲痛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为在玉树地震中逝去的生命默哀，一起向玉树抗震的英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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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这些人 这座城】他是清华学霸、行业领军者，他的“天津缘分”说来就来……】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
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https://t.cn/A66ini11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
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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