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美器2021195】清 周芷岩刻、张鹏翀题竹石图黄花梨大笔筒
高22.5厘米。
中贸圣佳，2017年6月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璀璨——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器物夜场，估价650-850万元，成交价954.5万元。
周灏，字晋瞻，号雪樵，又号芷岩，是与吴之璠齐名的嘉定竹人。他在朱氏画法刻竹的基础上，更出新意，一变前法，通常以浅浮雕及平刻为主，不借画稿，以刀代笔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刻山水、树石、丛竹，创造出凹凸皴法。这种技法即后世所称的“平地花纹刻法”后来仿刻者极少。他采用的阴刻法，功力很深，所刻纹饰、轮廓、皴擦大多是以刀剜出。无论竹根、竹节，还是雕刻中的宽窄深浅、长短斜正、勾勒烘染等都是“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其中画笔不能到之处，他都能以寸刀写之。因此他刻的山水树石、茂林丛竹，刀法变化多端，极富笔情墨趣。这种以南宗画法直接刻竹的途径，在当时竹刻界首屈一指。《竹人录》中以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笔筒取黄花梨大木为之，材料难得。黄花梨色泽沉敛红润文理美观，包浆厚重。刻竹石图于其上，山石稳盘于地，竹叶似飒飒而动，构图简练，刀法老辣，气韵天成。侧行书刻诗文两首，一：“文苏妙墨继者谁，五百年来见周子。短幅长笺信手成，渭川千亩风烟起”，“张鹏翀”款。二为：“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戏呼此君，放出一头。古人画马，坠入马腹，我今有愿，身化修竹，脱红尘世，作绿骨仙，迫然长啸，孰知其天”，“芷岩并镌”款。”诗文平地深雕，类似刻碑，而以阴刻技法所雕剔之竹石，似不用稿本，一气呵成竹叶迎风摇曳，似可闻沙沙之声，连无形的风都似乎跃然图上，上海博物馆“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中的一件周芷岩紫檀刻竹石图笔筒，亦刻竹叶飒飒，动感十足，可为参照。此件笔筒为目前所见周芷岩所制题跋最长、体量最大、品质最精之作。其无论从布局能力，雕刻技巧，还是文化内涵都是一件无可挑剔的杰作，当为周芷岩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极富南宗画意和文人气质。
诗文落款的张鹏翀，嘉定人，号『南华散仙』。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授检讨。历充文颖馆、八旗志书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累升至侍讲、右庶子、少詹事、詹事。以诗名天下，又擅山水画，书法亦苍劲，人称诗书画『三绝』。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张南华诗咏之才，曾赐御画《松竹图》、御书一双清阁匾额等等。李调元《淡墨录》卷十记，乾隆二年（1737），皇帝『御试干清宫，是日众词臣见日未亭午有投卷者，曰必南华也。』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亦记此事：『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于韵语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当。尝试保和殿，未停午，众方舐笔着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南华才思敏捷，往往张口成诗，『泾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清然声震，众惊顾，乃四奄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泾南作诗序记其事。』若真如这样的描述，此人之才堪比曹子建七步成诗了!《淡墨录》卷十二：乾隆七年（1742）二月二十七日，张鹏翀以所画《春林淡霭图》向乾隆皇帝进呈，并题六诗于上。末句用『头』字韵，云：珍秘琅函特许求，他年拟结赐书楼。天公定遣云霞护，长有龙光在上头。不料想，乾隆皇帝竟以君位，屈尊而就这个臣子的诗韵为诗相和，云:吟诗不用锦囊求，好句还多赵倚楼。此日金莲为谁撤？他年佳话纪池头。『（张岱《夜航船》卷五·伦类部载：』苏轼任翰林，宣仁高太后召见便殿曰：『先帝每见卿奏疏，必曰：「奇才，奇才！』因命坐赐茶，撤金莲宝炬送院-故而『撤金莲』语代皇室给予才能之士的尊荣。)乾隆皇帝以东坡金莲之事比之张鹏种，说明张鹏翀受到他最高规格的隆宠：『金莲荣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于当天赐南华松花石砚，上有御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乾隆十年(1745)张南华告假返乡省墓，乾隆赐白金百两，御制五律一章，以宠其行，大意希望张早日归来。然张途中至山东临清不幸染病而逝。差官只得将这一纸御笔诗笺送到嘉定。这首诗后来在嘉定刻成碑石，其诗为：『烟花迟令节三月仲春如。诗句天公赋，归帆风力舒。门无新署凤，家有旧藏书。香案需供奉，休耽五柳居。』此碑现仍存嘉兴安亭。据称张鹏翀死后，乾隆帝久不能忘，曾对群臣感叹：『张鹏翀可惜！』着有《双清阁集》、《南华诗钞》等。安徽某收藏家藏有清端砚一方，上有铭文曰：『芷岩周子镌之，鹏翀自识。』显而易见，此砚系周颢为张鹏翀所制。周颢好友，清人张锡爵诗钞中有《上元节芷洲招同晋瞻、机又、道营、以载集西林庵小饮，晚过南华简讨静寄东轩看灯》七绝组诗五首，可知，除张锡爵外，与周颢相过从者有芷洲、机又、道营、以载、南华检讨、唐志霄。其中南华检讨，即张鹏翀。此笔筒亦是二人友情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明。
高22.5厘米。
中贸圣佳，2017年6月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璀璨——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及宫廷器物夜场，估价650-850万元，成交价954.5万元。
周灏，字晋瞻，号雪樵，又号芷岩，是与吴之璠齐名的嘉定竹人。他在朱氏画法刻竹的基础上，更出新意，一变前法，通常以浅浮雕及平刻为主，不借画稿，以刀代笔直接在竹筒或竹片上刻山水、树石、丛竹，创造出凹凸皴法。这种技法即后世所称的“平地花纹刻法”后来仿刻者极少。他采用的阴刻法，功力很深，所刻纹饰、轮廓、皴擦大多是以刀剜出。无论竹根、竹节，还是雕刻中的宽窄深浅、长短斜正、勾勒烘染等都是“神明于规矩之中，变化于规矩之外”。其中画笔不能到之处，他都能以寸刀写之。因此他刻的山水树石、茂林丛竹，刀法变化多端，极富笔情墨趣。这种以南宗画法直接刻竹的途径，在当时竹刻界首屈一指。《竹人录》中以汉唐诗派比喻清代竹刻，又把周芷岩比作盛唐的杜甫认为他是清代竹刻开创新法的第一人。
笔筒取黄花梨大木为之，材料难得。黄花梨色泽沉敛红润文理美观，包浆厚重。刻竹石图于其上，山石稳盘于地，竹叶似飒飒而动，构图简练，刀法老辣，气韵天成。侧行书刻诗文两首，一：“文苏妙墨继者谁，五百年来见周子。短幅长笺信手成，渭川千亩风烟起”，“张鹏翀”款。二为：“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戏呼此君，放出一头。古人画马，坠入马腹，我今有愿，身化修竹，脱红尘世，作绿骨仙，迫然长啸，孰知其天”，“芷岩并镌”款。”诗文平地深雕，类似刻碑，而以阴刻技法所雕剔之竹石，似不用稿本，一气呵成竹叶迎风摇曳，似可闻沙沙之声，连无形的风都似乎跃然图上，上海博物馆“竹素流芳”——周颢艺术特展中的一件周芷岩紫檀刻竹石图笔筒，亦刻竹叶飒飒，动感十足，可为参照。此件笔筒为目前所见周芷岩所制题跋最长、体量最大、品质最精之作。其无论从布局能力，雕刻技巧，还是文化内涵都是一件无可挑剔的杰作，当为周芷岩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极富南宗画意和文人气质。
诗文落款的张鹏翀，嘉定人，号『南华散仙』。清雍正五年（1727）进士，授检讨。历充文颖馆、八旗志书馆纂修，日讲起居注官。累升至侍讲、右庶子、少詹事、詹事。以诗名天下，又擅山水画，书法亦苍劲，人称诗书画『三绝』。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张南华诗咏之才，曾赐御画《松竹图》、御书一双清阁匾额等等。李调元《淡墨录》卷十记，乾隆二年（1737），皇帝『御试干清宫，是日众词臣见日未亭午有投卷者，曰必南华也。』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亦记此事：『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于韵语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当。尝试保和殿，未停午，众方舐笔着想，闻有投卷者，众曰:「必南华也」。』南华才思敏捷，往往张口成诗，『泾南携一汉制玉羊，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口吟四十字。语未毕，殿角清然声震，众惊顾，乃四奄举一大冰，绳断，冰堕地碎且迸。南华曰：「咏此可乎?」即复吟四十字，众惊叹叫绝，泾南作诗序记其事。』若真如这样的描述，此人之才堪比曹子建七步成诗了!《淡墨录》卷十二：乾隆七年（1742）二月二十七日，张鹏翀以所画《春林淡霭图》向乾隆皇帝进呈，并题六诗于上。末句用『头』字韵，云：珍秘琅函特许求，他年拟结赐书楼。天公定遣云霞护，长有龙光在上头。不料想，乾隆皇帝竟以君位，屈尊而就这个臣子的诗韵为诗相和，云:吟诗不用锦囊求，好句还多赵倚楼。此日金莲为谁撤？他年佳话纪池头。『（张岱《夜航船》卷五·伦类部载：』苏轼任翰林，宣仁高太后召见便殿曰：『先帝每见卿奏疏，必曰：「奇才，奇才！』因命坐赐茶，撤金莲宝炬送院-故而『撤金莲』语代皇室给予才能之士的尊荣。)乾隆皇帝以东坡金莲之事比之张鹏种，说明张鹏翀受到他最高规格的隆宠：『金莲荣遇』。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于当天赐南华松花石砚，上有御铭，『以静为用，是以永年』八字。乾隆十年(1745)张南华告假返乡省墓，乾隆赐白金百两，御制五律一章，以宠其行，大意希望张早日归来。然张途中至山东临清不幸染病而逝。差官只得将这一纸御笔诗笺送到嘉定。这首诗后来在嘉定刻成碑石，其诗为：『烟花迟令节三月仲春如。诗句天公赋，归帆风力舒。门无新署凤，家有旧藏书。香案需供奉，休耽五柳居。』此碑现仍存嘉兴安亭。据称张鹏翀死后，乾隆帝久不能忘，曾对群臣感叹：『张鹏翀可惜！』着有《双清阁集》、《南华诗钞》等。安徽某收藏家藏有清端砚一方，上有铭文曰：『芷岩周子镌之，鹏翀自识。』显而易见，此砚系周颢为张鹏翀所制。周颢好友，清人张锡爵诗钞中有《上元节芷洲招同晋瞻、机又、道营、以载集西林庵小饮，晚过南华简讨静寄东轩看灯》七绝组诗五首，可知，除张锡爵外，与周颢相过从者有芷洲、机又、道营、以载、南华检讨、唐志霄。其中南华检讨，即张鹏翀。此笔筒亦是二人友情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明。
《越览：年会专辑》，周音莹编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收到了周音莹所寄此书，由此而看出她对该刊的编辑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周音莹组织了第十五届民间读书年会，为了联络上的方便，她特意组织了一个微信群。我在该群中时常看到她催促参加过会议的师友尽快缴上为本会所写之文，那一遍遍的催促远远超过一些出版社的专业编辑。这要有怎样的热忱才能做出如此无功利的一件事。
对于她所主持的这场年会，周音莹看得颇为重要。她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之语：“丁酉诸暨年会，又一场书友欢聚，留下珍贵的集体记忆，而它于我的一生，必是诸多聚会中最值得回味的。从二〇一四年十月到二〇一七年十月，从初涉读书年会，到成功举办年会，四年，如同四档阶梯，层层向上，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记忆如同一粒火种，纳入书友们的集体情怀，显现它的特殊意义。这样的四年，也算没有虚度。”
虽然这场会议早已结束，但周音莹称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她的神经依然紧绷。这原因之一乃是关于年会文集的编纂，周音莹说本次参会者最年长的武德运先生乃是交稿最早者，因为武先生在前来参加年会之时就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故而，此文排在了本专辑的最前面，细读武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已经参加了七次这样的年会，为此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度地思索。为什么这样无功利的年会能够一届一届地长期办了下来？武德运认为：“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会的风气正。它既没有繁文缛节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头头脑脑的选举，既无名可争，也无利可图。看到的是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无名利之争，无得失之虑，大家相处和谐、友善，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句老话。操办年会的一些热心人士，各展所能，为大家服务，使一次一次年会都办得成功、圆满。”
其实读书年会最初只是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而参会者主要是民刊的编纂者。而后与会的内容逐渐丰富了起来，但对于民刊的存在价值以及民刊对书香文化所传播的正能量，武先生在文中不吝夸之词：“说到民刊，自然想到编刊的幕后英雄。在这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普遍浮躁的当今社会，还有一些人，为营造阅读氛围，给热爱读书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展示良心的平台，而默默奉献，让人肃然起敬。先不说他们为筹措经费、编印刊物付出的辛劳，仅就成百上千份刊物每期都要包封邮寄，看似简单，集中在一起，就是大量的繁琐事务，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让人感动不已。”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年会，为此写了篇与会之文，周音莹将此文收录专辑之中，其将此文的名称改为“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之旅”。其实我的所定主要是与会的流水帐，而周音莹则在后记中夸赞说，我的这篇小文：“记录的文字亦是最细致的了，点滴不漏。”当然这是夸之语，毕竟我的视角不可能涵盖本会的方方面面，而我在读本专辑之时，也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的细节。
温州图书馆的何泽女史乃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年会，她的所记显然没有多次参会者的思维定式，故而读何泽的文章，能够让我体味到旁观者的视角。
童银舫先生所写《诸暨年会琐记》则是以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下来每天的活动，但他的所记也有选择，比如他在写到十月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半，他把一箱书交给韵达快递寄走的事情。其实在那个现场，我也有书一同寄回，但因为快递公司不收现金只用手机支付，而我的手机没有支付功能，故我的快递费也是由童银舫的好友励双杰先生一并付之。这件好人好事童银舫却代朋友一并“谦虚”了。
童银舫在文中还提到了古琴文献研究专家严晓星先生，在此前我跟严先生仅有短信交往，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他两次来京却未能谋面，而本次却在诸暨会上与之相见。童银舫在文中透露说，严晓星正在主编一套十册本的《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这样的深挖掘的确令人佩服，但童银舫对严晓星的形容却称得上是先得我心。他认为严晓星能够如此熟识古琴掌故，显然应该是一位馆学之士。然而他见到严先生时：“似乎与他这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对不上号。”
同样，夏春锦先生所写《诸暨行脚》也是日记体，他的所记言简意赅，他同时在文中也谈到了自己上台讲话时所提出的观念：“读民刊的审美价值应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内在美首先体现在选题美，好的选题是刊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梧桐影》反响最大的就是做成专辑的几期。其次是文章美，没有可读性的文章，受众受影响。外在美体现在装帧设计、用纸、排版之上，要有书卷气和艺术气质，外观令人爱不释手，心生怜爱。”
夏春锦与周音莹共同编了一部《蠹鱼文丛》，为此本年会特意举办了相应的座谈会。参会人士大多夸赞此书各方面之好，而出版《蠹鱼文丛》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泽勤先生则希望大家多提一些不足的意见，以便该文丛在之后的编辑中能得到更多的改善。为此，陈子善先生谈到了裸脊装容易产生的问题，而我却觉得蠹鱼二字已经被书界默认为乃是书话之文的代名词。可是在本会上得到的该文丛所谈内容却大多非书话体，于是我也很认实地讲出了自己的观念：本文丛所收文章，按照编纂者夏春锦先生的所言均为浙江人所写或者是写浙江人之文，这似乎叫浙江文丛之类的名称更为恰当，而不应当起名为《蠹鱼文丛》。为此夏春锦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在本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韦力感觉“蠹鱼”二字和书的内容之间有些文题不符，他认为既然叫“蠹鱼”就应该和藏书有关。其实这是他的误解，我们之所以以“蠹鱼”为文丛之名，是立足于要做读书人、爱书人喜欢的书，仅此而已。
正如其所言，其实名称并不重要，更为重要者则是书稿的质量，我的所言确实有些太过较真。
本专辑所收还有叶瑜荪先生所写《诸暨文缘》、黄岳年先生所写《诸暨诗文》、杜鱼先生所作《浙江纪行十首》，以及刘涛先生所作《诸暨年会散记》。刘涛先生此文颇有小说家笔法，他在文中提及原本想去参加本届年会，但因年会的时间与其工作安排有冲突，他只能给主办者周音莹发微信请假：“周女士接到我的微信，什么也没有说，就发了一个表情图标，似嗔似怨，似憾似叹，似无奈似理解，似有种种情绪尽在不言中。这个表情图标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西施故乡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智慧，回复我一个表情图标，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交流效果。”
这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周音莹所回微信仅发了个表情符号而没有任何的文字，这让刘涛大感不安：“直到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检查村里扶贫工作有些松动，正好会议又是周六日，周女士发的那个小图标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于是决定前往参会，便定了第二天的飞机，并立即给周女士发了微信说：‘我定了机票，咱们的会太有诱惑，我从村里偷偷跑出来了。’周女士又回复了一个掩嘴而笑的小图标，什么也没有说，那图标笑得特别灿烂开心。周女士，真有你的！”
仅凭这两段描写，我就觉得刘涛先生有成为小说家的潜质，而他在文中还提到了对我的观察，其观察之后颇有夸赞之语。而我们在聊天时，他又得知我曾经在太原住过一年，而我所住之处竟然离他的单位很近，这也正是冥冥中的因缘吧。
本专辑所收最后一篇文章乃是马国兴所写《追寻》，关于马先生的情况，我在其所赠之书中已经谈及，于此不同赘述。
春节前的最后一天收到了周音莹所寄此书，由此而看出她对该刊的编辑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周音莹组织了第十五届民间读书年会，为了联络上的方便，她特意组织了一个微信群。我在该群中时常看到她催促参加过会议的师友尽快缴上为本会所写之文，那一遍遍的催促远远超过一些出版社的专业编辑。这要有怎样的热忱才能做出如此无功利的一件事。
对于她所主持的这场年会，周音莹看得颇为重要。她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之语：“丁酉诸暨年会，又一场书友欢聚，留下珍贵的集体记忆，而它于我的一生，必是诸多聚会中最值得回味的。从二〇一四年十月到二〇一七年十月，从初涉读书年会，到成功举办年会，四年，如同四档阶梯，层层向上，这样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记忆如同一粒火种，纳入书友们的集体情怀，显现它的特殊意义。这样的四年，也算没有虚度。”
虽然这场会议早已结束，但周音莹称会议结束后的两个月，她的神经依然紧绷。这原因之一乃是关于年会文集的编纂，周音莹说本次参会者最年长的武德运先生乃是交稿最早者，因为武先生在前来参加年会之时就已经写好了这篇文章。故而，此文排在了本专辑的最前面，细读武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已经参加了七次这样的年会，为此对一些问题有了深度地思索。为什么这样无功利的年会能够一届一届地长期办了下来？武德运认为：“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会的风气正。它既没有繁文缛节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也没有头头脑脑的选举，既无名可争，也无利可图。看到的是以文会友，以书会友，无名利之争，无得失之虑，大家相处和谐、友善，正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那句老话。操办年会的一些热心人士，各展所能，为大家服务，使一次一次年会都办得成功、圆满。”
其实读书年会最初只是民办读书报刊研讨会，而参会者主要是民刊的编纂者。而后与会的内容逐渐丰富了起来，但对于民刊的存在价值以及民刊对书香文化所传播的正能量，武先生在文中不吝夸之词：“说到民刊，自然想到编刊的幕后英雄。在这物欲横流，唯利是图，普遍浮躁的当今社会，还有一些人，为营造阅读氛围，给热爱读书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展示良心的平台，而默默奉献，让人肃然起敬。先不说他们为筹措经费、编印刊物付出的辛劳，仅就成百上千份刊物每期都要包封邮寄，看似简单，集中在一起，就是大量的繁琐事务，工作量是相当可观的让人感动不已。”
我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年会，为此写了篇与会之文，周音莹将此文收录专辑之中，其将此文的名称改为“第十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之旅”。其实我的所定主要是与会的流水帐，而周音莹则在后记中夸赞说，我的这篇小文：“记录的文字亦是最细致的了，点滴不漏。”当然这是夸之语，毕竟我的视角不可能涵盖本会的方方面面，而我在读本专辑之时，也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的细节。
温州图书馆的何泽女史乃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年会，她的所记显然没有多次参会者的思维定式，故而读何泽的文章，能够让我体味到旁观者的视角。
童银舫先生所写《诸暨年会琐记》则是以日记方式逐日记录下来每天的活动，但他的所记也有选择，比如他在写到十月二十九日早上七点半，他把一箱书交给韵达快递寄走的事情。其实在那个现场，我也有书一同寄回，但因为快递公司不收现金只用手机支付，而我的手机没有支付功能，故我的快递费也是由童银舫的好友励双杰先生一并付之。这件好人好事童银舫却代朋友一并“谦虚”了。
童银舫在文中还提到了古琴文献研究专家严晓星先生，在此前我跟严先生仅有短信交往，因为阴错阳差的原因他两次来京却未能谋面，而本次却在诸暨会上与之相见。童银舫在文中透露说，严晓星正在主编一套十册本的《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这样的深挖掘的确令人佩服，但童银舫对严晓星的形容却称得上是先得我心。他认为严晓星能够如此熟识古琴掌故，显然应该是一位馆学之士。然而他见到严先生时：“似乎与他这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对不上号。”
同样，夏春锦先生所写《诸暨行脚》也是日记体，他的所记言简意赅，他同时在文中也谈到了自己上台讲话时所提出的观念：“读民刊的审美价值应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内在美首先体现在选题美，好的选题是刊物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梧桐影》反响最大的就是做成专辑的几期。其次是文章美，没有可读性的文章，受众受影响。外在美体现在装帧设计、用纸、排版之上，要有书卷气和艺术气质，外观令人爱不释手，心生怜爱。”
夏春锦与周音莹共同编了一部《蠹鱼文丛》，为此本年会特意举办了相应的座谈会。参会人士大多夸赞此书各方面之好，而出版《蠹鱼文丛》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泽勤先生则希望大家多提一些不足的意见，以便该文丛在之后的编辑中能得到更多的改善。为此，陈子善先生谈到了裸脊装容易产生的问题，而我却觉得蠹鱼二字已经被书界默认为乃是书话之文的代名词。可是在本会上得到的该文丛所谈内容却大多非书话体，于是我也很认实地讲出了自己的观念：本文丛所收文章，按照编纂者夏春锦先生的所言均为浙江人所写或者是写浙江人之文，这似乎叫浙江文丛之类的名称更为恰当，而不应当起名为《蠹鱼文丛》。为此夏春锦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在本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韦力感觉“蠹鱼”二字和书的内容之间有些文题不符，他认为既然叫“蠹鱼”就应该和藏书有关。其实这是他的误解，我们之所以以“蠹鱼”为文丛之名，是立足于要做读书人、爱书人喜欢的书，仅此而已。
正如其所言，其实名称并不重要，更为重要者则是书稿的质量，我的所言确实有些太过较真。
本专辑所收还有叶瑜荪先生所写《诸暨文缘》、黄岳年先生所写《诸暨诗文》、杜鱼先生所作《浙江纪行十首》，以及刘涛先生所作《诸暨年会散记》。刘涛先生此文颇有小说家笔法，他在文中提及原本想去参加本届年会，但因年会的时间与其工作安排有冲突，他只能给主办者周音莹发微信请假：“周女士接到我的微信，什么也没有说，就发了一个表情图标，似嗔似怨，似憾似叹，似无奈似理解，似有种种情绪尽在不言中。这个表情图标深深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西施故乡的美女不仅美丽而且富有智慧，回复我一个表情图标，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交流效果。”
这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周音莹所回微信仅发了个表情符号而没有任何的文字，这让刘涛大感不安：“直到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检查村里扶贫工作有些松动，正好会议又是周六日，周女士发的那个小图标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于是决定前往参会，便定了第二天的飞机，并立即给周女士发了微信说：‘我定了机票，咱们的会太有诱惑，我从村里偷偷跑出来了。’周女士又回复了一个掩嘴而笑的小图标，什么也没有说，那图标笑得特别灿烂开心。周女士，真有你的！”
仅凭这两段描写，我就觉得刘涛先生有成为小说家的潜质，而他在文中还提到了对我的观察，其观察之后颇有夸赞之语。而我们在聊天时，他又得知我曾经在太原住过一年，而我所住之处竟然离他的单位很近，这也正是冥冥中的因缘吧。
本专辑所收最后一篇文章乃是马国兴所写《追寻》，关于马先生的情况，我在其所赠之书中已经谈及，于此不同赘述。
【楮墨留真 善本共赏——襄阳市图书馆携馆藏珍贵古籍参加“鄂图藏珍：湖北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展”暨“馆长晒书”活动】10月30日上午，“鄂图藏珍：湖北省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展”暨“馆长晒书”活动在湖北省图书馆举办，襄阳市图书馆馆长郝伶俐应邀携馆藏珍贵古籍《水经注》（黄省曾刻本）参加本次年度“中华传统晒书活动”。
本次珍贵古籍展由湖北省图书馆主办，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古籍的深厚文化内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应邀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荆州市图书馆、黄冈市图书馆。八馆馆长携本馆馆藏古籍精品聚首省图典籍馆，介绍珍贵古籍，细数古籍背后故事，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古籍之美。
襄阳市图书馆参展的《水经注》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这部书刻印非常精美，版式疏朗，墨色如漆，书上盖有“曹溶之印”，早期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藏书家曹溶所藏。这部书虽历尽五百载而品相依然非常好，确为难得，在2014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本次珍贵古籍展由湖北省图书馆主办，旨在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中华古籍的深厚文化内涵，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应邀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北大学图书馆、荆州市图书馆、黄冈市图书馆。八馆馆长携本馆馆藏古籍精品聚首省图典籍馆，介绍珍贵古籍，细数古籍背后故事，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古籍之美。
襄阳市图书馆参展的《水经注》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黄省曾刻本。这部书刻印非常精美，版式疏朗，墨色如漆，书上盖有“曹溶之印”，早期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藏书家曹溶所藏。这部书虽历尽五百载而品相依然非常好，确为难得，在2014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