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疫苗疫苗……美国疫苗真相】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别神话不太靠谱的疫苗，即便是美国的。要接种，但不要将生命完全寄托在疫苗上……了解一下美国疫苗当前困局，福奇开始质疑mRNA技术，在美国政治和科学防疫是两张皮，别看政客们忽悠得厉害……〕
随着一波又一波冠状病毒变异体在全球传播，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人类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为了保持对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的持久保护，科学家们正夜以继日地开发下一代疫苗。但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抗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免疫力会减弱，其中的一些细微差别仍然是个谜。
自从大流行的早期，科学家们就知道冠状病毒携带一种叫做刺突蛋白的结构，它利用刺突冠进入它攻击的细胞。我们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产生针对这些刺突蛋白的抗体，这些蛋白结合到病毒的对接位点，阻止它们感染我们的细胞。
然而，我们针对该病毒的安全网正在逐渐薄弱，部分原因是该病毒正在发生变化，就像一个披着伪装的逃犯——它携带的突变体改变了其棘突的形状，使我们的免疫系统难以识别它。
但是，还有另一个免疫难题，科学家们正急切地试图解决，那就是我们的保护能力的下降是否可能是用于制造某些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 mRNA 技术的原因，比如 Moderna 和辉瑞/ BioNT ech 公司开发的产品，它们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平台的。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 博士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一些疫苗平台提供了非常高的保护程度，但持续时间并不长。”福奇说 mRNA 平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在临床试验中，新的 mRNA 疫苗被证明在保护人们免受疾病、住院和死亡方面有惊人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福奇说， mRNA 疫苗还有其他优势。例如，重新设计它们以更好地抵御新的变种是相对快速和容易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mRNA 平台，”福奇说。“但是让我们试着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经验，也许这是冠状病毒所特有的，但我怀疑它的持久性，你可以做得更好。”
公平地说， Fauci 说，我们不知道这些疫苗诱导的免疫能持续多久，直到 mRNA 被用于制造针对不同类型病原体的疫苗，也许它的变化不会像 SARS - CoV - 2 那样大。
确切的答案可能还需要很多年。与此同时，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如果我们想阻止 2019 冠状病毒病，我们就需要改进疫苗。
“我们有很好的疫苗，但我们需要更好的平台和免疫原，也许还有佐剂，让我们有更持久的保护，”福奇说。佐剂是疫苗中的额外成分，可以帮助疫苗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他专家也表示赞同。
亚利桑那大学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Bhattacharya 说，经过一年多的 mRNA 疫苗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保护开始很高，但似乎比 2019 冠状病毒病感染后的免疫力消失得更快。 “已经有一些并行的研究将 mRNA 疫苗与感染诱导的免疫进行了比较，看起来它下滑的速度比这要快一些。”
尽管他警告说，感染后的保护措施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略有不同。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接种疫苗很重要，即使你已经得了新冠。
他补充说，当比较 mRNA 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性能时，例如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开发的疫苗，人们最初在接种 mRNA 疫苗后产生更多抗体，但在大约六个月后，抗体水平似乎急剧下降。腺病毒疫苗使用另一种病毒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潜入细胞制作棘蛋白的指令。
对于腺病毒载体疫苗，抗体水平似乎并不像 mRNA 疫苗那样一开始就攀升得那么高，但它们似乎在这些较低的水平上持续更长的时间，这表明身体对它们的反应存在一些差异，但我们并不完全理解。
在英国，与未接种的人相比，接种两剂辉瑞/ BioNT ech mRNA 疫苗的人在第二剂后的两个半月内，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可能性降低了 85 %。但是到了六个半月的时候，抗感染能力下降到了 51 %左右。
Bhattachayra 说：“我认为对我们的疫苗提出更多的要求是公平的，这样它们就能维持更长时间的保护。”“我认为还有很明显的改进空间，因为有些疫苗在持久性方面做得更好”，他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发展 mRNA 技术的早期失败之一是，当被称为核酸的分子链被注入动物体内时，它们过快地触发了免疫反应。这些动物生病了，它们的免疫系统在细胞能够读取它们并构建它们编码的蛋白质之前就破坏了这些链——或指令。
将这些指令转化为疫苗的一个突破是，开发它们的科学家们找到了如何对 mRNA 进行化学变化，从而在其进入细胞之前将其隐藏在免疫系统中，从而减少生病的风险。
Fa uci 说：“他们修改了分子，去除了它的炎症方面，允许它用作疫苗，这可能是原因，我强调了 15 次，可能是。”“也许如果我们用这个 mRNA ,但是加入一种不同的佐剂,你可能会得到很好的反应,两全其美，你可能会得到真正的优势，一个 mRNA 和更多的持久性，如果你添加一个佐剂，而不是让分子本身固有的佐剂。”
他说，这些疫苗指导细胞构建来自病毒的刺突蛋白，然后将它们显示在细胞表面，这样免疫系统就可以看到它们。但是，与病毒相比，细胞是巨大的——大约大 100 倍，他说，病毒在其较小的表面上聚集了大约 25 个刺状蛋白三聚体，使它们非常密集地堆积。三聚体是一种有三个部分的化合物或分子。
Bhattachyra 说：“我不知道细胞上刺突蛋白的密度是多少，它可能没有病毒上的密度高。”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表达蛋白的细胞长什么样，以及它们与目标病毒有多相似。“这可能是因为间隔时间太少了，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激活水平，”他说，“这纯粹是猜测。”
美国正处于这种大流行的阶段，卫生官员正在努力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在社区中保持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免疫力，这个国家要么需要定期——或者可能每年——注射加强疫苗，要么需要推出一种全新的疫苗。
所有疫苗都有长处和短处，但美国一些顶尖的疫苗专家认为，需要对目前使用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持久性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可能在 4 至 6 个月内下降。
“最大的未知是：这种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奥密克戎的变异？或者，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弱点，它并没有站起来？很难理清头绪”霍特兹说。“所有的疫苗都有优缺点，可能是对 mRNA 不能产生持久的保护作用。你可以用 mRNA 疫苗来快速免疫人群，稳定人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不得不使用异源增强，这是一种不同的技术。”
Hotez 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一种名为 Corbe vax 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他说，白宫应该召集疫苗专家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确定”该技术是否存在这一弱点，以及这对未来战略意味着什么。
为了找到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持久防护的答案，几个研究小组正致力于开发所谓的“下一代疫苗”，旨在诱导更持久的保护，甚至“泛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提供针对引起 2019 冠状病的多种变异冠状毒的保护。
“如何使疫苗引起的新冠肺炎反应更持久？如何让这个诱导长寿浆细胞的过程更加高效？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杜克人类疫苗研究所所长巴顿海恩斯博士说。
他说：“许多研究下一代疫苗基因组都非常清楚，要使这些疫苗更加持久，就必须取得突破。”
Haynes 说，在猴子身上的研究似乎表明，在生成覆盖面更广的抗体方面，它比 mRNA 疫苗做得更好。他补充说，这可能是由于佐剂刺激免疫系统的效果，也可能是纳米粒子本身的设计，它看起来像一个病毒。
不管疫苗平台是什么，“我们都在追求能够诱导持久、持久抗体和其他类型 T 细胞免疫的配方。”
文章太长，有兴趣的看原文：https://t.cn/A6XaQ2c4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别神话不太靠谱的疫苗，即便是美国的。要接种，但不要将生命完全寄托在疫苗上……了解一下美国疫苗当前困局，福奇开始质疑mRNA技术，在美国政治和科学防疫是两张皮，别看政客们忽悠得厉害……〕
随着一波又一波冠状病毒变异体在全球传播，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楚：人类对这种病毒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为了保持对引起 2019 冠状病毒病的病毒的持久保护，科学家们正夜以继日地开发下一代疫苗。但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抗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免疫力会减弱，其中的一些细微差别仍然是个谜。
自从大流行的早期，科学家们就知道冠状病毒携带一种叫做刺突蛋白的结构，它利用刺突冠进入它攻击的细胞。我们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产生针对这些刺突蛋白的抗体，这些蛋白结合到病毒的对接位点，阻止它们感染我们的细胞。
然而，我们针对该病毒的安全网正在逐渐薄弱，部分原因是该病毒正在发生变化，就像一个披着伪装的逃犯——它携带的突变体改变了其棘突的形状，使我们的免疫系统难以识别它。
但是，还有另一个免疫难题，科学家们正急切地试图解决，那就是我们的保护能力的下降是否可能是用于制造某些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 mRNA 技术的原因，比如 Moderna 和辉瑞/ BioNT ech 公司开发的产品，它们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平台的。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 博士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一些疫苗平台提供了非常高的保护程度，但持续时间并不长。”福奇说 mRNA 平台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在临床试验中，新的 mRNA 疫苗被证明在保护人们免受疾病、住院和死亡方面有惊人的效果，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福奇说， mRNA 疫苗还有其他优势。例如，重新设计它们以更好地抵御新的变种是相对快速和容易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mRNA 平台，”福奇说。“但是让我们试着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经验，也许这是冠状病毒所特有的，但我怀疑它的持久性，你可以做得更好。”
公平地说， Fauci 说，我们不知道这些疫苗诱导的免疫能持续多久，直到 mRNA 被用于制造针对不同类型病原体的疫苗，也许它的变化不会像 SARS - CoV - 2 那样大。
确切的答案可能还需要很多年。与此同时，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如果我们想阻止 2019 冠状病毒病，我们就需要改进疫苗。
“我们有很好的疫苗，但我们需要更好的平台和免疫原，也许还有佐剂，让我们有更持久的保护，”福奇说。佐剂是疫苗中的额外成分，可以帮助疫苗更好地发挥作用。其他专家也表示赞同。
亚利桑那大学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Bhattacharya 说，经过一年多的 mRNA 疫苗经验，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它们的保护开始很高，但似乎比 2019 冠状病毒病感染后的免疫力消失得更快。 “已经有一些并行的研究将 mRNA 疫苗与感染诱导的免疫进行了比较，看起来它下滑的速度比这要快一些。”
尽管他警告说，感染后的保护措施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免疫系统略有不同。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如何，这就是为什么接种疫苗很重要，即使你已经得了新冠。
他补充说，当比较 mRNA 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性能时，例如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开发的疫苗，人们最初在接种 mRNA 疫苗后产生更多抗体，但在大约六个月后，抗体水平似乎急剧下降。腺病毒疫苗使用另一种病毒作为特洛伊木马来潜入细胞制作棘蛋白的指令。
对于腺病毒载体疫苗，抗体水平似乎并不像 mRNA 疫苗那样一开始就攀升得那么高，但它们似乎在这些较低的水平上持续更长的时间，这表明身体对它们的反应存在一些差异，但我们并不完全理解。
在英国，与未接种的人相比，接种两剂辉瑞/ BioNT ech mRNA 疫苗的人在第二剂后的两个半月内，感染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可能性降低了 85 %。但是到了六个半月的时候，抗感染能力下降到了 51 %左右。
Bhattachayra 说：“我认为对我们的疫苗提出更多的要求是公平的，这样它们就能维持更长时间的保护。”“我认为还有很明显的改进空间，因为有些疫苗在持久性方面做得更好”，他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发展 mRNA 技术的早期失败之一是，当被称为核酸的分子链被注入动物体内时，它们过快地触发了免疫反应。这些动物生病了，它们的免疫系统在细胞能够读取它们并构建它们编码的蛋白质之前就破坏了这些链——或指令。
将这些指令转化为疫苗的一个突破是，开发它们的科学家们找到了如何对 mRNA 进行化学变化，从而在其进入细胞之前将其隐藏在免疫系统中，从而减少生病的风险。
Fa uci 说：“他们修改了分子，去除了它的炎症方面，允许它用作疫苗，这可能是原因，我强调了 15 次，可能是。”“也许如果我们用这个 mRNA ,但是加入一种不同的佐剂,你可能会得到很好的反应,两全其美，你可能会得到真正的优势，一个 mRNA 和更多的持久性，如果你添加一个佐剂，而不是让分子本身固有的佐剂。”
他说，这些疫苗指导细胞构建来自病毒的刺突蛋白，然后将它们显示在细胞表面，这样免疫系统就可以看到它们。但是，与病毒相比，细胞是巨大的——大约大 100 倍，他说，病毒在其较小的表面上聚集了大约 25 个刺状蛋白三聚体，使它们非常密集地堆积。三聚体是一种有三个部分的化合物或分子。
Bhattachyra 说：“我不知道细胞上刺突蛋白的密度是多少，它可能没有病毒上的密度高。”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些表达蛋白的细胞长什么样，以及它们与目标病毒有多相似。“这可能是因为间隔时间太少了，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激活水平，”他说，“这纯粹是猜测。”
美国正处于这种大流行的阶段，卫生官员正在努力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在社区中保持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免疫力，这个国家要么需要定期——或者可能每年——注射加强疫苗，要么需要推出一种全新的疫苗。
所有疫苗都有长处和短处，但美国一些顶尖的疫苗专家认为，需要对目前使用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的持久性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可能在 4 至 6 个月内下降。
“最大的未知是：这种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奥密克戎的变异？或者，这是技术上的一个弱点，它并没有站起来？很难理清头绪”霍特兹说。“所有的疫苗都有优缺点，可能是对 mRNA 不能产生持久的保护作用。你可以用 mRNA 疫苗来快速免疫人群，稳定人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不得不使用异源增强，这是一种不同的技术。”
Hotez 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一种名为 Corbe vax 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他说，白宫应该召集疫苗专家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确定”该技术是否存在这一弱点，以及这对未来战略意味着什么。
为了找到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的持久防护的答案，几个研究小组正致力于开发所谓的“下一代疫苗”，旨在诱导更持久的保护，甚至“泛冠状病毒”疫苗，这些疫苗提供针对引起 2019 冠状病的多种变异冠状毒的保护。
“如何使疫苗引起的新冠肺炎反应更持久？如何让这个诱导长寿浆细胞的过程更加高效？这是现在最重要的”杜克人类疫苗研究所所长巴顿海恩斯博士说。
他说：“许多研究下一代疫苗基因组都非常清楚，要使这些疫苗更加持久，就必须取得突破。”
Haynes 说，在猴子身上的研究似乎表明，在生成覆盖面更广的抗体方面，它比 mRNA 疫苗做得更好。他补充说，这可能是由于佐剂刺激免疫系统的效果，也可能是纳米粒子本身的设计，它看起来像一个病毒。
不管疫苗平台是什么，“我们都在追求能够诱导持久、持久抗体和其他类型 T 细胞免疫的配方。”
文章太长，有兴趣的看原文：https://t.cn/A6XaQ2c4
#碳中和##气候变化##碳达峰##双碳目标#
【碳中和目标下应协力加强气候适应工作】
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来，全国上下非常重视， 努力推动相关工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实现2060 年碳中和远景目标非常必要。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全球人口和财富最密集、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在气候变化工作中重减缓、轻适应的现象一直难以改变。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第六次科学评估报告， 警示愈演愈烈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已经给人类亮起“红色信号”，气候适应迫在眉睫。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推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编制工作。对于我们而言，减排体现中国大国道义责任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适应则意味着确保国家安全，在碳中和总体目标下尤其不能忽视气候适应。
极端灾害频发警示气候适应的紧迫性
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极端风险将成为新常态。2019 年《自然》杂志一篇文章警示地球已处于紧急状态，根据IPCC“全球临界点”概念，科学家评估的15个关键地球生态系统已经有9个突破了临界值， 其中包括极地冰川融化、亚马逊雨林退化、珊瑚礁死亡、大西洋环流减弱等等。《气候变化2021： 自然科学基础》指出，相比1895—1900年，过去1 0 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1.09℃，其中人类活动的增温贡献高达1.07℃；1970—2020的半个世纪，是过去2000年来地球最“热”的50年，预计未来数十年全球升温可能达到或超过1.5℃，这将加剧所有地区的气候风险，出现更频繁和剧烈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2000— 2019年，全球共发生了约1.1 万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47.5万人死亡，经济损失约2.56 万亿美元。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剧中国区域气候和环境变化。1978—2020年， 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跃增至9.02亿，全国80%以上GDP和超过60%人口集中在东中部1 2 个城市群地区。2008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大气棕色云：亚洲区域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是“ 亚洲棕色云”（黑碳气溶胶）排放的热点地区，黑碳对于青藏高原冰川的升温效果是二氧化碳的3 倍， 是加速极地冰川融化和全球升温的助推因素。1950— 2000年，中国由于工业和城市排放（来自化石能源和薪柴不完全燃烧）导致的极端气象灾害增加了5倍。国家气候中心研究表明，20世纪是中国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百年之一， 区域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 其中1/3左右的增温来自城市化引发的热岛效应。大气升温1℃，持水能力增加约7%。
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化的归因机制仍具不确定性，适应比减排更为迫切。IPCC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2014）指出， “人类活动极有可能（9 5 % 概率）是引发1950年代以来全球大部分升温（5 0 % 以上）的贡献因素”；第六次评估报告则以近乎不容置疑的语气表明： “毫无疑问，人类影响已经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 需要注意，考虑到地球科学研究和气候政治的复杂性，不排除这一结论有可能是IPCC试图以科学名义强力督促全球加大减排力度的一个政治论断。但是日益频繁的极端灾害，警示各国适应尤为迫切。2021年夏季，德国等欧洲国家遭遇百年不遇的流域洪水，我国河南遭遇“千年一遇”特大暴雨，波及面广、损失重大。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这些不寻常的“地球范围的天气波动模式”，是造成各大洲酷暑、干旱、暴雨和寒流等极端天气的根源。日趋不稳定的气候系统将导致未来出现更多突破历史记录的“ 黑天鹅”事件。
避免碳中和工作中忽视气候适应的倾向
减排和适应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以来为发达国家所主导，自2009年以来，适应才开始成为谈判的四个主要议题之一。本质上，减排是适应的长期目标，是地方行动、全球贡献；适应则是谁先行动、谁先受益。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事实表明，即使全球以坚定的决心实现温控1.5℃目标，也难以扭转气候危机加剧态势。气候安全作为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全球适应中心《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指出： 亚太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拥有全球1/4人口和1/3城市、70%的风暴潮和半数洪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指出，各国碳中和目标下推动的国家自主减排行动，对稳定全球气候系统的贡献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日益迫近的阈值效应，引发系统性风险。对此， 亟需在碳中和目标下加强气候适应。
碳中和未能统领气候适应、防灾减灾与减排目标。碳中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成为低碳绿色新经济引擎，理应统领气候安全、生态建设等关键发展议题。然而在实践中，从政府到企业、公众对碳中和多有误解，导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甚至牺牲民生的“一刀切”、强制化减排行动，或是注重工业和能源部门减排，忽视城市生命线防护、新基建气候韧性改造等适应性排放需求；植树造林重碳汇、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发达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往往立足于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竞争力。
警惕碳中和目标下污染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减排目标成为“指月指”，导致地方部门重视指标考核是否实现，忽视碳中和的根本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形成了人口地理分界线， 西北部是典型的气候脆弱和生态敏感区， 由于西部地区气候资源存量大、禀赋较好， 在碳交易市场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同时西部省份也面临着提升疫情后复苏经济、提振产业的重任，因此东中部地区一些待淘汰的落后产能借机转移。西部地区引进高排放、高能耗产业不但会缩减本地区的气候容量， 还会因伴生的污染物排放对一些主要江河发源地、内陆冰川流域带来潜在隐患。例如，一些西部高碳省份近些年大力发展能源、石化、钢铁等重工业，挤占了当地非常有限的生态用水、大气自净容量。这些潜在风险需要纳入碳中和机制、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并考虑。
人民对安全发展的需要越来越迫切。风险削弱发展成就， 成为额外的发展负担。2021年， 中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小康社会建成， 人民对于美好平安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中—英合作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风险指标研究》报告提醒气候安全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计民生的四大领域： 水资源安全、城市洪涝风险、气候贫困和移民风险、气候变化引发的健康风险等。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脆弱性高， 风险随升温递增。研究表明，全球增温2℃ 与1 . 5 ℃ 相比， 中国重度干旱和洪水经济损失将可能增加近1 倍； 温升2 ℃ 时， 受到高温热浪和洪涝影响的人口高风险区将占全国总面积的27%以上， 经济高风险区面积约占全国16%。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60%， 然而城市规划建设鲜有考虑长期气候风险。由于极端灾害被视为小概率事件，城市管理者常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而忽视防灾减灾投入，对于常规灾害风险尚能应对，对于全球和区域尺度驱动下的巨灾，从预测到应急都难免失于防范。例如，根据住建部2021年公布的城市排水防涝标准，90%以上的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为20—30年一遇，仅少数特大城市设防标准为50—100年一遇，对于所谓“千年一遇”的极端情形几乎从未虑及。
将气候适应纳入碳中和机制的对策建议
加强气候适应，是后疫情时代提升经济韧性和民生福祉的双赢选择。全球适应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2019年旗舰报告《立即适应： 提升气候韧性的全球领导力》指出，气候预警、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改进旱地农作物技术、全球红树林保护、水安全等主要适应领域投资1.8万亿美元，能够产生总计7.1万亿美元的净收益。全球适应中心于2021年初发布《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应加强气候适应》指出：全球正在面临多重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气候适应是协同应对健康、经济和气候变化三大危机的最好选择。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资金需求将高达1400亿—3000亿美元。从目前的多边国际银行贷款来看，许多用于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 都可以获得4 倍的收益。因此，后疫情时代各国助推气候适应投资，是最具成本效率的方案。
将气候适应目标纳入国家碳中和总体机制体系设计。气候适应目标与国家气候安全紧密相关，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20余部门、数十位专家参与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应当借助这一契机， 将气候适应工作一并纳入国家碳中和领导小组，建立适应专项领导小组、确定牵头落实部门、设置专项资金及适应专家委员会等。其次，参考《适应战略》的分领域和区域气候适应目标， 在地方省市、部门“1+N”碳中和政策规划中， 整合碳中和碳达峰任务分解、地方发展需求与气候适应目标。第三，将气候适应目标和指标纳入国家环保督查制度， 从上到下纳入各级政府的“双碳”目标、项目审批、资金机制等相关工作部署；形成有效的监督、激励与考核机制，例如，依据气候风险地图和气候资源承载力制定地区长远发展规划，在重大建设和工程项目中实施水、土、气候、生态资源红线制度，加强气候风险评估与气候可行性论证，将气候适应目标与政府“双碳”目标绩效考核挂钩，落实监督、考核与追责机制。
提升敏感行业和重点地区气候适应的优先级。适应为什么长期被忽视？一个主要原因是重视不够，缺乏考核评价与专项资金支持机制。《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指出， 缺乏可操作、可比较的适应指标是全球适应进程远远滞后于减排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从国家到地方逐级落实节能减排的考核责任制， 成效突出。生态环境部2017—2020 年开展的2 8 个“ 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既缺乏国家资金支持，也缺乏技术导则与考核评估机制，导致地方试点城市摸着石头过河，适应工作没有抓手。针对中国国情，中国社科院学者提出“发展型适应、增量型适应、转型适应” 等路径，因地制宜制定行业和地方适应行动计划。例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防护水平高，可针对台风、海平面上升等新增风险加强海岸带防护、气候韧性交通和通讯系统、韧性社区建设等增量适应投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应灾能力相对不足，可加强预警监测、气候韧性、农业、应急、通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发展型适应投入；此外，鼓励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国家级新区、新建城镇化地区、自然生态和气候资源禀赋良好地区、资源枯竭型地区等开展转型适应。
趋利避害，发掘气候经济新机遇。历史气候学家研究指出，气候变暖、降水增多对于中国区域具有许多有利因素。在多种全球和区域气候预估情景下， 中国2 1 世纪的森林面积、生物量、粮食产量、水资源都将呈现总体增加趋势；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近30多年趋于暖湿化，近10年中国极端干旱区面积缩小幅度达25%， 有利于西部干旱地区的生态建设和人口城镇化。对此，需要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机遇，适时发展可再生能源、气候旅游、气候服务、气候金融等新兴产业。例如，气象部门开展了气候资源评估、气候标志农产品和气候宜居城市评定，推出了旅游地气候舒适度指数，包括温/湿度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等，推动气候产业发展；西部干旱地区几十年坚持“退耕还林”工程，实现了荒漠变绿洲的奇迹，并协同实现了精准扶贫和生态保护目标；中国拥有1.8万公里陆地海岸线资源，海洋经济已占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7%， 许多沿海城市通过海绵城市、生态海岸带建设投资，既防范海潮和洪水侵袭，也有助于发展海洋渔业、休闲旅游等生态经济体系。
加强减缓与适应行动的协同管理，提升经济的气候韧性。IPCC报告高度重视气候政策与行动的协同管理，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能够发挥1+1>2的效应。中国自2007年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来取得的减排成就证明， 气候行动能够协同实现环境与民生福祉。与减排相比，适应行动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或“部门特色”，气候变化影响较大、温室气体排放较高的城市地区以及农林、能源、交通、建筑、生态建设等部门， 是实施协同管理的最佳领域。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对减缓全球变暖的贡献约为0.2℃-0.3℃，有望带动中国上百万亿人民币的绿色产业投资，提升GDP增长率高达5%，同时因减排获得的健康改进社会效益将高达10万亿美元。如果考虑适应需求， 还将带来倍加的投资和就业拉动效应。“十四五”规划期间， 应切实推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落地，加大对气候敏感二三产业、重大战略发展区域、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重要生态功能区、社会脆弱群体的适应投入，夯实气候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
【碳中和目标下应协力加强气候适应工作】
我国提出力争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以来，全国上下非常重视， 努力推动相关工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实现2060 年碳中和远景目标非常必要。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是全球人口和财富最密集、自然灾害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在气候变化工作中重减缓、轻适应的现象一直难以改变。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第六次科学评估报告， 警示愈演愈烈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已经给人类亮起“红色信号”，气候适应迫在眉睫。生态环境部正在积极推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编制工作。对于我们而言，减排体现中国大国道义责任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适应则意味着确保国家安全，在碳中和总体目标下尤其不能忽视气候适应。
极端灾害频发警示气候适应的紧迫性
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极端风险将成为新常态。2019 年《自然》杂志一篇文章警示地球已处于紧急状态，根据IPCC“全球临界点”概念，科学家评估的15个关键地球生态系统已经有9个突破了临界值， 其中包括极地冰川融化、亚马逊雨林退化、珊瑚礁死亡、大西洋环流减弱等等。《气候变化2021： 自然科学基础》指出，相比1895—1900年，过去1 0 年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1.09℃，其中人类活动的增温贡献高达1.07℃；1970—2020的半个世纪，是过去2000年来地球最“热”的50年，预计未来数十年全球升温可能达到或超过1.5℃，这将加剧所有地区的气候风险，出现更频繁和剧烈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2000— 2019年，全球共发生了约1.1 万次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47.5万人死亡，经济损失约2.56 万亿美元。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剧中国区域气候和环境变化。1978—2020年， 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跃增至9.02亿，全国80%以上GDP和超过60%人口集中在东中部1 2 个城市群地区。2008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大气棕色云：亚洲区域评估报告》指出，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是“ 亚洲棕色云”（黑碳气溶胶）排放的热点地区，黑碳对于青藏高原冰川的升温效果是二氧化碳的3 倍， 是加速极地冰川融化和全球升温的助推因素。1950— 2000年，中国由于工业和城市排放（来自化石能源和薪柴不完全燃烧）导致的极端气象灾害增加了5倍。国家气候中心研究表明，20世纪是中国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百年之一， 区域增温幅度高于全球水平， 其中1/3左右的增温来自城市化引发的热岛效应。大气升温1℃，持水能力增加约7%。
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化的归因机制仍具不确定性，适应比减排更为迫切。IPCC第五次科学评估报告（2014）指出， “人类活动极有可能（9 5 % 概率）是引发1950年代以来全球大部分升温（5 0 % 以上）的贡献因素”；第六次评估报告则以近乎不容置疑的语气表明： “毫无疑问，人类影响已经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 需要注意，考虑到地球科学研究和气候政治的复杂性，不排除这一结论有可能是IPCC试图以科学名义强力督促全球加大减排力度的一个政治论断。但是日益频繁的极端灾害，警示各国适应尤为迫切。2021年夏季，德国等欧洲国家遭遇百年不遇的流域洪水，我国河南遭遇“千年一遇”特大暴雨，波及面广、损失重大。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这些不寻常的“地球范围的天气波动模式”，是造成各大洲酷暑、干旱、暴雨和寒流等极端天气的根源。日趋不稳定的气候系统将导致未来出现更多突破历史记录的“ 黑天鹅”事件。
避免碳中和工作中忽视气候适应的倾向
减排和适应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以来为发达国家所主导，自2009年以来，适应才开始成为谈判的四个主要议题之一。本质上，减排是适应的长期目标，是地方行动、全球贡献；适应则是谁先行动、谁先受益。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事实表明，即使全球以坚定的决心实现温控1.5℃目标，也难以扭转气候危机加剧态势。气候安全作为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已经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全球适应中心《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指出： 亚太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拥有全球1/4人口和1/3城市、70%的风暴潮和半数洪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指出，各国碳中和目标下推动的国家自主减排行动，对稳定全球气候系统的贡献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日益迫近的阈值效应，引发系统性风险。对此， 亟需在碳中和目标下加强气候适应。
碳中和未能统领气候适应、防灾减灾与减排目标。碳中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 成为低碳绿色新经济引擎，理应统领气候安全、生态建设等关键发展议题。然而在实践中，从政府到企业、公众对碳中和多有误解，导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甚至牺牲民生的“一刀切”、强制化减排行动，或是注重工业和能源部门减排，忽视城市生命线防护、新基建气候韧性改造等适应性排放需求；植树造林重碳汇、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发达国家的碳中和目标往往立足于国家和地方的可持续竞争力。
警惕碳中和目标下污染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减排目标成为“指月指”，导致地方部门重视指标考核是否实现，忽视碳中和的根本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形成了人口地理分界线， 西北部是典型的气候脆弱和生态敏感区， 由于西部地区气候资源存量大、禀赋较好， 在碳交易市场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同时西部省份也面临着提升疫情后复苏经济、提振产业的重任，因此东中部地区一些待淘汰的落后产能借机转移。西部地区引进高排放、高能耗产业不但会缩减本地区的气候容量， 还会因伴生的污染物排放对一些主要江河发源地、内陆冰川流域带来潜在隐患。例如，一些西部高碳省份近些年大力发展能源、石化、钢铁等重工业，挤占了当地非常有限的生态用水、大气自净容量。这些潜在风险需要纳入碳中和机制、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并考虑。
人民对安全发展的需要越来越迫切。风险削弱发展成就， 成为额外的发展负担。2021年， 中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小康社会建成， 人民对于美好平安生活的向往不断提升。《中—英合作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气候风险指标研究》报告提醒气候安全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计民生的四大领域： 水资源安全、城市洪涝风险、气候贫困和移民风险、气候变化引发的健康风险等。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脆弱性高， 风险随升温递增。研究表明，全球增温2℃ 与1 . 5 ℃ 相比， 中国重度干旱和洪水经济损失将可能增加近1 倍； 温升2 ℃ 时， 受到高温热浪和洪涝影响的人口高风险区将占全国总面积的27%以上， 经济高风险区面积约占全国16%。我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60%， 然而城市规划建设鲜有考虑长期气候风险。由于极端灾害被视为小概率事件，城市管理者常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而忽视防灾减灾投入，对于常规灾害风险尚能应对，对于全球和区域尺度驱动下的巨灾，从预测到应急都难免失于防范。例如，根据住建部2021年公布的城市排水防涝标准，90%以上的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为20—30年一遇，仅少数特大城市设防标准为50—100年一遇，对于所谓“千年一遇”的极端情形几乎从未虑及。
将气候适应纳入碳中和机制的对策建议
加强气候适应，是后疫情时代提升经济韧性和民生福祉的双赢选择。全球适应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2019年旗舰报告《立即适应： 提升气候韧性的全球领导力》指出，气候预警、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改进旱地农作物技术、全球红树林保护、水安全等主要适应领域投资1.8万亿美元，能够产生总计7.1万亿美元的净收益。全球适应中心于2021年初发布《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应加强气候适应》指出：全球正在面临多重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气候适应是协同应对健康、经济和气候变化三大危机的最好选择。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资金需求将高达1400亿—3000亿美元。从目前的多边国际银行贷款来看，许多用于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 都可以获得4 倍的收益。因此，后疫情时代各国助推气候适应投资，是最具成本效率的方案。
将气候适应目标纳入国家碳中和总体机制体系设计。气候适应目标与国家气候安全紧密相关，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20余部门、数十位专家参与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应当借助这一契机， 将气候适应工作一并纳入国家碳中和领导小组，建立适应专项领导小组、确定牵头落实部门、设置专项资金及适应专家委员会等。其次，参考《适应战略》的分领域和区域气候适应目标， 在地方省市、部门“1+N”碳中和政策规划中， 整合碳中和碳达峰任务分解、地方发展需求与气候适应目标。第三，将气候适应目标和指标纳入国家环保督查制度， 从上到下纳入各级政府的“双碳”目标、项目审批、资金机制等相关工作部署；形成有效的监督、激励与考核机制，例如，依据气候风险地图和气候资源承载力制定地区长远发展规划，在重大建设和工程项目中实施水、土、气候、生态资源红线制度，加强气候风险评估与气候可行性论证，将气候适应目标与政府“双碳”目标绩效考核挂钩，落实监督、考核与追责机制。
提升敏感行业和重点地区气候适应的优先级。适应为什么长期被忽视？一个主要原因是重视不够，缺乏考核评价与专项资金支持机制。《适应现状和趋势报告2020》指出， 缺乏可操作、可比较的适应指标是全球适应进程远远滞后于减排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从国家到地方逐级落实节能减排的考核责任制， 成效突出。生态环境部2017—2020 年开展的2 8 个“ 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既缺乏国家资金支持，也缺乏技术导则与考核评估机制，导致地方试点城市摸着石头过河，适应工作没有抓手。针对中国国情，中国社科院学者提出“发展型适应、增量型适应、转型适应” 等路径，因地制宜制定行业和地方适应行动计划。例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防护水平高，可针对台风、海平面上升等新增风险加强海岸带防护、气候韧性交通和通讯系统、韧性社区建设等增量适应投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应灾能力相对不足，可加强预警监测、气候韧性、农业、应急、通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发展型适应投入；此外，鼓励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国家级新区、新建城镇化地区、自然生态和气候资源禀赋良好地区、资源枯竭型地区等开展转型适应。
趋利避害，发掘气候经济新机遇。历史气候学家研究指出，气候变暖、降水增多对于中国区域具有许多有利因素。在多种全球和区域气候预估情景下， 中国2 1 世纪的森林面积、生物量、粮食产量、水资源都将呈现总体增加趋势；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近30多年趋于暖湿化，近10年中国极端干旱区面积缩小幅度达25%， 有利于西部干旱地区的生态建设和人口城镇化。对此，需要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机遇，适时发展可再生能源、气候旅游、气候服务、气候金融等新兴产业。例如，气象部门开展了气候资源评估、气候标志农产品和气候宜居城市评定，推出了旅游地气候舒适度指数，包括温/湿度指数、风效指数和着衣指数等，推动气候产业发展；西部干旱地区几十年坚持“退耕还林”工程，实现了荒漠变绿洲的奇迹，并协同实现了精准扶贫和生态保护目标；中国拥有1.8万公里陆地海岸线资源，海洋经济已占沿海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7%， 许多沿海城市通过海绵城市、生态海岸带建设投资，既防范海潮和洪水侵袭，也有助于发展海洋渔业、休闲旅游等生态经济体系。
加强减缓与适应行动的协同管理，提升经济的气候韧性。IPCC报告高度重视气候政策与行动的协同管理，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能够发挥1+1>2的效应。中国自2007年颁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来取得的减排成就证明， 气候行动能够协同实现环境与民生福祉。与减排相比，适应行动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或“部门特色”，气候变化影响较大、温室气体排放较高的城市地区以及农林、能源、交通、建筑、生态建设等部门， 是实施协同管理的最佳领域。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对减缓全球变暖的贡献约为0.2℃-0.3℃，有望带动中国上百万亿人民币的绿色产业投资，提升GDP增长率高达5%，同时因减排获得的健康改进社会效益将高达10万亿美元。如果考虑适应需求， 还将带来倍加的投资和就业拉动效应。“十四五”规划期间， 应切实推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落地，加大对气候敏感二三产业、重大战略发展区域、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重要生态功能区、社会脆弱群体的适应投入，夯实气候安全，确保国民经济安全健康高质量发展。
【#欧盟商会报告竟批中国经济自力更生#，专家驳斥】中国背离了改革开放精神？9月23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原意本是给在华欧盟企业提建议，但报告却用了极大的篇幅非议中国的经济政策。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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