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燃气发电中国区总裁杨丹： 天然气发电将加速中国能源转型（跨国公司在中国） 2020年11月16日
在今年的进博会上，首次亮相的GE 9HA.01燃气轮机模型展台前人头攒动。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全球碳减排的热情不减，各国相继提出各自的碳中和目标。在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GE燃气发电中国区总裁杨丹看来，全球积极推进能源转型的态度正为天然气发电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中国更将成为其中的领跑型市场。
天然气发电减排优势明显
有数据显示，在所有化石燃料中，天然气发电机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其中，联合循环燃气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是只有同类燃煤电厂的50%，且具备更低的污染物，如汞、氮氧化物、硫化物、颗粒物等的排放水平。
对此，杨丹指出，天然气发电具有可持续、灵活、部署方便、可负担和绿色环保等优势，能够与可再生能源形成互补，是从传统能源过渡到现代能源的桥梁，也是助力能源转型的绝好选择。“近期，中国也提出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峰、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仅带动了一众亚洲国家推进碳减排，同时也将给天然气发电在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中国气电市场潜力可期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上，GE燃气发电的展台印证了杨丹对中国气电市场的预判。GE旗下最先进、高效的燃气轮机——9HA.01燃气轮机的模型一经亮相即吸引了全场目光。而首台搭载微孔预混燃烧室的 GE 9HA.01燃气轮机已经于今年9月在天津军粮城成功点火。预计该燃机将助力军粮城电厂实现62%的联合循环净效率，每年减排二氧化硫1194吨，减排氮氧化物7755吨，并可节省100多万吨标煤。
据杨丹介绍，GE的HA级燃机是目前全球最大、最高效也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燃机之一，特别适合在大城市集群区用作纯凝发电或作为调峰机组与可再生能源发电进行互补。
“对于中国市场而言，HA级燃机有着独特的优势。”杨丹告诉记者，“相比同等规模的燃煤电厂，HA级燃气轮机出力更大、效率更高、启动更快速、负荷调整更灵活，可以减少50%的温室气体排放，节约用水2/3，节约土地2/3，电厂单位千瓦造价节约15%-20%。同时，通过模块化等技术，可以实现更快速的施工，符合整个中国市场对于天然气发电的需求。”
杨丹以广东地区为例指出，作为电力负荷中心的大都市圈，随着电气化和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快速增长，对快速灵活调峰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港口城市的地理位置优势让当地企业能够采购到价格较低的液化天然气，这为广泛采用燃气发电替代原有的燃煤发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丹表示，“HA级燃机既能很快适应电网变化，又具有煤电的经济性。目前，煤电的标杆电价在四毛左右，如果按照气价两块钱左右来估算，HA级燃机一方气能发六度多电，其度电成本才三毛多。此外，像大湾区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寸土寸金，两台9HA机组燃气电厂用地面积不足燃煤电厂的1/3，大大节省了宝贵的土地和水资源。”
就在本届进博会期间，GE燃气发电又与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电”）签约，将为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东莞宁洲联合循环燃气电厂提供3台9HA.02燃气轮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改革后，广东省规划的首个H级燃机项目，对助力东莞生态文明建设与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发力国产化定制服务
杨丹表示：“深耕中国天然气发电市场多年，GE燃气发电携手本土合作伙伴不断将先进的天然气发电技术引入中国。近年来更是结合本地需求持续强化国产化定制服务。”
据杨丹介绍，早在2016年，GE即与华电合资成立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限公司，作为GE分布式能源设备的全球制造基地之一，为航改型燃机的国产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持。其中，在华电厦门集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一期工程项目中，GE与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限公司紧密合作，不仅为项目提供了行业领先的产品设备，还提供积极的管理维护服务，帮助项目顺利建成并稳定地运行。2019年，华电通用轻型燃机设备有限公司更是拿到了第一份海外订单，取得了重要的市场突破。
在重型燃气轮机方面，GE在2017年与哈电就组建重型燃机合资企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河北秦皇岛建立燃机制造基地，专注于9F及9H级燃机和部件制造。2018年，哈电通用燃气轮机（秦皇岛）有限公司成立并将于今年正式投入运营。目前，作为执行主体，哈电通用燃气轮机（秦皇岛）有限公司正在参与大唐南京发电厂二期9HA.01燃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江阴燃机热电有限公司9F.05级燃机热电联产工程项目。
杨丹表示：“GE燃气发电基于128年的历史传承和领先技术，秉承‘让清洁、可靠的气电点亮千家万户，共创世界繁荣’的使命和信念，多年来持续为中国的燃气电厂和EPC企业提供覆盖其电力资产全生命周期的世界级技术与服务组合，同时积极推进燃气轮机的国产化进程。未来，GE燃气发电更将以上述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作为重要抓手，植根中国市场，通过深入的国产化定制服务，持续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添砖加瓦。”
古董买卖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换，“买定离手，不准后悔”是约定俗成的行规。就算是付钱之后马上发现上当了，也不能死皮赖脸的“找后账”，因为自己“打眼”了只能自认倒霉。否则就破坏了行业内的规矩，以后再也别想干这一行了。
有很多古董爱好者都很喜欢去古玩市场捡漏，“观复博物馆”的馆主马未都，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因为多次捡漏，最后成为了一个身价千亿的古董鉴定家。
南昌市的古董店老板王先生，就曾以一万元捡漏宋代的“新华字典”，转手卖了2600万，这个“漏”捡大了。
第一、慧眼识珠，幸运捡漏
相较于沿街叫卖的小贩而言，古玩商人从来都不会大张旗鼓，他们坚信“货卖买主”。懂行的人自然会前来光顾，而不懂行的人也不用白费口舌。
民间关于古玩市场捡漏的传说比比皆是，但是否真的“捡”到了宝贝，只有懂行的人才明白其中的玄机。
全国各地都有古玩城或古玩市场，很多人都打着祖传宝贝的名义，在古玩市场练摊卖古董。实际上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懂，这些小摊主要是真有好宝贝，早都成为了富人阶层了，谁还会在这里以卖古玩为生呢？
青铜器、字画、钱币、佛，以及鼻烟壶、珠宝首饰等可谓琳琅满目，这些所谓的古玩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陈旧、泛黄、落灰、破乱，要想分辨真伪确实不容易。
家住南昌的王先生老家是福建，因为做生意亏本后才改行卖古董。出于职业需求他经常光顾，南昌市的一个小型古玩市场。
2009年的时候，王先生再度如约而至，在闲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卖古书的地摊。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些破旧的古书，但唯有一本又破又烂的宋代刻本，引起了王先生的注意。
虽然王先生是开古玩店的，但是他却依然是一个门外汉，只擅长一些古玩杂项，对古籍鉴赏基本毫无经验。但是他有一次都听别人说过，宋代刻本是极其珍贵的文物。而这一次他竟然在地摊上发现了它。
第二、“一两黄金一页纸”的宋刻本
“宋刻本”即宋朝刻印的古籍，由于宋朝特别重视文化发展，而且文人的地位也特别高，所以两宋时期的文化用品极盛一时。宋刻本作为承载宋代文人思想精髓的书籍，它的珍贵程度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早在明朝中后期宋刻本，就一直是广大文人、学者、藏书家的最爱。当时，一本用皮纸或麻纸印刷的宋刻本，就能炒到“寸纸寸金”的地步。
尤其是到了明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为了可以搜寻到珍贵的宋刻本，甚至在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
而王先生本人也曾听说过宋刻本“一两黄金一页纸”的说法，而他看到的这本宋刻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烂不堪，但是却无法掩饰它的重要价值。
再加上摊主不断地对他说，这是古墓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更加坚定了王先生购买它的想法。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摊主最后认为这本宋刻本的确太破了，所以最后以1万元的价格贱卖给了王先生。
而王先生买到手之后，则马上托人帮自己找专家鉴定，2012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著名古籍鉴定专家李致忠。
第三、宋朝考生的“新华字典”
李致忠见到烂成散页的宋刻本之后，认为虽然它很残破，但是从版式、墨色、刀法、污损等方面来看，它确实是北宋时期的刊本。
尤其是看到内容时李致忠更是兴奋地说：“这是200年来古籍界最大的发现！”。这本残旧、破烂的宋刻本，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它是《广韵》的修订本。
它属于宋仁宗景祐四年即1037年，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官方“韵书”。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就是宋代科考生的“新华字典”。
编纂《礼部韵略》，是为了方便宋代学子们查阅音韵或者避讳字，并且这本“字典”允许考生带入考场。
俗话说“纸寿千年”，能流传后世的古籍特别少，藏于日本真福寺的《礼部韵略》，本来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古籍了，可是《礼部韵略》比他还要早几十年。第四、《礼部韵略》拍出2600万元
王先生在得知捡了一个大漏之后，于第二年也就十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匡时秋拍上，将《礼部韵略》以800万元起拍，令他意想不到的事竞拍者竟屡屡举牌，最终这部古籍以2600万元的高价竞拍成功。
但专家认为《礼部韵略》出自古墓，所以按理来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建议他上交国家。尤其是它和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蒙求》版口极为相近，所以更加确定了它是出土文物。既然是文物就应该交由国家保管，但木已成舟后悔晚矣。
#焦点论坛话题#每个人都希望你能够走大运、捡大漏，尤其是对于古玩行业的人而言，捡漏是一种既幸运又省钱的方法。
因为按照古董行业的行规来看，捡漏这种运气十分极大的做法，只不过这种运气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王先生就是一个有捡漏命的人。
山海关意义重大，一座背山临海的关卡扼住了关外和关内的交通。关内的政权，无论是明朝还是大顺朝，只要守住了山海关，就守住了最后的底线，将关外的侵扰势力排除在外；关外的清军想要进入关内，山海关是最为快捷的通道，但是终明朝一代，清军从来没有能够从山海关破关而入，而一旦破关而入，清军八旗将毫无阻碍，横扫天下。所以，山海关战役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李自成胜则关内为汉人统治，多尔衮胜则清朝入关一统天下。
但是关于这一场影响中国数百年历史的战役，三百多年来世人却有着众多的误解，本文将借助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中的表现为大家一一澄清，希望能够给大家展示一段更加真实的历史。
吴三桂并非山海关总兵，入关是受崇祯皇帝指令
关于吴三桂的第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吴三桂是山海关总兵，因为他将山海关献给了清军，引清军入关，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山海关是吴三桂的防区，否则他怎么能够将山海关献给清军呢？其实，大错特错。崇祯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并非吴三桂，而是另有其人，根据《山海关志·官职志》的记载，当时的山海关总兵是高第，下辖兵员一万余人。
而吴三桂则担任更加重要的官职——辽东总兵，他的辖区在山海关之外，他率领着当时明军仅存的精锐——关宁铁骑，崇祯末年，吴三桂正坚守在山海关外宁远城的抗清第一线。但是随着关内农民军的不断发展，也牵动了远在关外的吴三桂的命运。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建立大顺朝，之后更是率领大军东征北京，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崇祯皇帝知道关内的明军已经不可能抵挡得住大顺军，便动了调动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的心思。但是，吴三桂肩负着守卫关外国土的重任，一旦回防，关外土地必将被清军所占，但是崇祯皇帝却并不想背这个锅。
于是，矛盾的崇祯皇帝表示只是抽调吴三桂率领五千精兵前往山西“助剿”，而关外“余兵尚多”，言外之意，调动吴三桂入关并非主动“弃地”。另一方面，他希望内阁和相关的大臣们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崇祯皇帝对大臣们说道：“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但是大臣们都知道，一旦吴三桂率精兵入关，关外剩余的士卒绝对不是清军主力的对手，失地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们深知崇祯皇帝生性凉薄，杀大臣如麻，所以他们都不愿赞同崇祯皇帝的建议，甚至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一寸河山一寸金”、坚决反对“弃地”。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自行决策召吴三桂入关勤王，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他对外如是说：“（召吴三桂入关）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册，诚亦不得已之思。”但是，这个命令在执行时又遭到了内阁首辅陈演的拖延，因为他害怕将来崇祯皇帝秋后算账，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初。
三月初四，大顺军三路大军分别从北、中、南接近京城，崇祯皇帝下令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统兵入卫京师。但是还没有等到吴三桂到达京城，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便在北京上吊自尽，调吴三桂入京的“勤王”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吴三桂降而复叛导致两次山海关战役，第一次往往被忽视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皇帝诏书率辽东明军（大约四万余人）以及近十万关外汉民陆续入关，并在山海关与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一万余兵力合并，密切关注关内的形势变化。根据《平寇志》记载，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之后李自成便令唐通率所部兵马以及财物前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亦遗三桂书，盛夸新主礼贤，啖以父子封侯”。三月二十四日，已经接受招降的吴三桂和高第则率部前往北京觐见新主，山海关的防务则由唐通代表大顺政权接管。
但是，事情在数日之后却发生了变故，也导致了第一次山海关战役的爆发。当吴三桂率领大军行进到河北玉田县时，吴三桂一改之前归顺大顺朝的态度，决定率部返回山海关。至于吴三桂回师山海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种说法见诸《平寇志》、《庭闻录》等民间记载，最终甚至连《明史》都予以采录。而《甲申传信录》等记载则持另一种说法：“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不管是哪种原因，总之因为李自成未能保证吴三桂的利益、或者未能使其确信投降后利益将不遭受损失，吴三桂选择了背叛李自成，并攻占山海关作为其对抗李自成的资本。
基于上述考虑，吴三桂从关内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唐通猝不及防，而且关城防守一般都是对外，对内无险可守，于是山海关被吴三桂占领。正因如此，才有了之后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
当李自成知道吴三桂复叛的消息后，便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军队前往山海关平叛，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抵达山海关，当天便爆发了大顺军与吴三桂部之间的第二次山海关战役。大顺军与吴三桂部鏖战一昼夜，第二天清军加入战局，打破了僵局，李自成大败。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山海关战役，其意义也颇为深远，在本文开头即已描述，此处不再赘述。
康熙帝认为吴三桂反复无常是一种政治需要
很多人都只知道一次山海关战役，而如此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吴三桂入关是在崇祯皇帝被李自成逼死之后，而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为了报“君父之仇”，此举似乎还有值得同情之处。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山海关战役、而且吴三桂都是主角，那么对于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以及引清军入关的动机都会产生怀疑。
而清楚地了解到了吴三桂在山海关战役前后的动向，便使得我们对吴三桂的形象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吴三桂所做的一切，并非出自“为君父报仇”的公心，他并没有自始至终地保持对明朝的效忠，康熙皇帝曾明确评价吴三桂：“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窜来归。”其中“委身从贼”四个字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吴三桂曾经投降过李自成。而吴三桂此后的引清兵入关只不过是为了追逐个人名利，便不顾民族大义，其对李自成的降而复叛，足以证明其是个反复无常之人。
参考文献：《山海关志·官职志》、《平寇志》、《甲申传信录》、《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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