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远知骥，英姿年少# ☆ #道英[超话]# 201017 日杂 MEN'S NON- NO 道英采访 #nct道英[超话]#
大家好、我是“doyochi（在日本的昵称）”道英。能这样在MEN‘S NON-NO上向日本的各位介绍『The 2nd Album RESONANCE Pt.1』真的非常的开心。
因为喜欢基本款、所以到秋天我的穿衣也基本不怎么变、但是会更常穿衬衫。秋天非常适合穿棕色系、会想穿能联想到落叶颜色的衣服(笑)。
翻译 Jam
个人in/s账号: do0_nct
道梦空间·生日企划Part.II: https://t.cn/A6bAsYSI
存钱罐: https://t.cn/A6ZP5Y2R
超话签到: #道英[超话]#
超话打榜: https://t.cn/EzIj3gs
长期招新: https://t.cn/A62jGexG
#金道英谢谢你唱歌# [兔子] #金道英我也想你# [兔子] #金道英魅力满分# [兔子] #金道英自拍教科书# [兔子] #金道英sense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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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从“#全国率先#”到“#标杆城市#”
如何在“全国赛马”中领先。
“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这是近日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交给深圳的新任务。
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产权，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格外重要。
其实，早在2017年8月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方案》中，就提出力争到2020年，率先在全国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从“率先”到“标杆”，深圳为什么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前列？实践证明，这里有最大的需求和最广的试验场。《实施方案》提出了8条举措，集中在新兴业态保护重点和司法、执法体制难点，没有一条是优惠政策，全部是交给深圳的任务。
这些举措都是已提出经年，但难以落实的“硬骨头”，深圳一方面需要为全国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其他城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竞争。
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
为什么选择深圳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首先需要了解深圳的知识产权生态。
数据显示，深圳2019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7459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0.74%，连续16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对比重点国际创新城市，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公开量仅次于日本东京，大幅领先纽约。
华为、腾讯、中兴等企业，常年在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中“霸榜”。
《实施方案》提出“完善互联网信息等数字知识产权财产权益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可谓一体两翼，在深圳格外突出。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鹏介绍，数字经济产业与专利密集型产业、版权产业高度重合。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公告，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可分为七大类，包括新装备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新材料制造业、医药医疗产业等。
这些恰恰是深圳产业布局中的强项。深圳的自主创新之路正是以电子产业为突破口走出来的，此后，随着技术升级，数字技术开始改造传统产业，将制造业、服务业的诸多业态纳入了数字经济。
另一组数据也可证明深圳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的领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何隽等人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和深圳中院2015-2018年审理的9515起案件梳理后发现，深圳中院专利权案件数量占比极高，2018年已超过50%，而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是以著作权案件为主。
何隽的研究还发现，深圳审理的案件中，来自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案件当事人明显多于北上广三地，这些产业包括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无人机等。在著作权案件中，与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偏向传统文化传播产业，如出版业、影视业不同，深圳审理的案件中当事人主要涉及图像处理、互联网和动漫产业等。
可以说，深圳的知识产权生态建立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活力之上，这成为其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的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迎考
但《实施方案》交给深圳的任务却并不轻松，一方面，这些都是多年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深圳面临其他城市的竞争。
比如，《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建立健全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和优势证据规则，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索在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上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举措已是业内共识，但提出多年却难以落实的关键原因在于，实践操作中极为考验法官能力。
比如，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已没有法律障碍。民法典第1185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正在修订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草案，也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但为何实践中应用很少？重要原因在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前提，需要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且损害结果和不法行为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考验法官对证据的认定能力和大胆、谨慎的法律适用能力。
然而，何隽的研究发现，深圳一审的专利案件，法院实际判决赔偿的金额不到原告请求赔偿金额的30.0%，在四地法院中居第三，仅高于上海。深圳更为明显的是，确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以法定赔偿为主。
再比如，举证责任转移制度也已提出多年。在2014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法相关主管副院长就提出，要正确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避免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和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需求，完善诉讼程序和证据原则，切实减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负担。提高证据审核认定能力，正确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妥善把握优势证据标准，及时公开心证，适时合理转移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后，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一主张就负有反驳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
这个制度也已没有法律障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然而，北京市一名知识产权法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举证责任转移，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目前没有具体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规定。
这又给法官的魄力和能力提出了考验，如果适用错误，法官将面临审判程序错误及追责的风险。
“很多案件中，权利人只是掌握了知识产权被侵害的初步证据，如果没有举证责任转移，他们拿不出相应的证明证据，使得审判结果对其不利”，上述法官说，“正因此，实践中权利人大量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由法院取得相关证据”。
何隽的研究发现，深圳中院审理的一审案件中，申请证据保全的比例在四地法院中最高，为46.8%。
如何在“全国赛马”中领先
深圳在“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方面任务艰巨，还在于面临其他城市的竞争。
比如，《实施意见》提出“实施知识产权领域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
这是一项全国“赛马”的制度设计。今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开展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试点申报工作，遴选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市、区县重点推进。试点时间自试点批复至2021年底。
有的地方已提出了行动方案。江西省7月印发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就提出，强化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将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案件信息推送至本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依规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公布知识产权侵权违法典型案例，完善失信惩戒清单等。
四川省9月印发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方案》特别强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分类分级保护目录。
对于《实施意见》提出的新型知识产权、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举措，以及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等司法机制，更是各地频频部署的竞争新兴业态的配套政策。
比如，北京市6月印发的《北京市实施新开放举措行动方案 》提出，研究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围绕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专项执法保护。江西省强调“深入研究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强现代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网络、文化创意等新领域知识产权研究”。
不过，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仍走在前列。一个鲜明体现是，各地还在推动知识产权地方立法时，《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已经于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还有，一些地方还在争创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时，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经获批运营2年。
下一步，深圳仍将保持知识产权保护的活力。何隽就认为，应支持在深圳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深圳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支撑。
（作者：王峰 编辑：周上祺）
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s://t.cn/A6baFfzA
如何在“全国赛马”中领先。
“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这是近日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交给深圳的新任务。
知识产权是最重要的产权，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格外重要。
其实，早在2017年8月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方案》中，就提出力争到2020年，率先在全国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从“率先”到“标杆”，深圳为什么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前列？实践证明，这里有最大的需求和最广的试验场。《实施方案》提出了8条举措，集中在新兴业态保护重点和司法、执法体制难点，没有一条是优惠政策，全部是交给深圳的任务。
这些举措都是已提出经年，但难以落实的“硬骨头”，深圳一方面需要为全国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其他城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竞争。
全国领先的创新城市
为什么选择深圳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首先需要了解深圳的知识产权生态。
数据显示，深圳2019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7459件，约占全国申请总量的30.74%，连续16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对比重点国际创新城市，深圳的PCT国际专利申请公开量仅次于日本东京，大幅领先纽约。
华为、腾讯、中兴等企业，常年在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中“霸榜”。
《实施方案》提出“完善互联网信息等数字知识产权财产权益保护制度”。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可谓一体两翼，在深圳格外突出。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鹏介绍，数字经济产业与专利密集型产业、版权产业高度重合。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公告，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可分为七大类，包括新装备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新材料制造业、医药医疗产业等。
这些恰恰是深圳产业布局中的强项。深圳的自主创新之路正是以电子产业为突破口走出来的，此后，随着技术升级，数字技术开始改造传统产业，将制造业、服务业的诸多业态纳入了数字经济。
另一组数据也可证明深圳在数字知识产权方面的领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何隽等人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和深圳中院2015-2018年审理的9515起案件梳理后发现，深圳中院专利权案件数量占比极高，2018年已超过50%，而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是以著作权案件为主。
何隽的研究还发现，深圳审理的案件中，来自新兴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案件当事人明显多于北上广三地，这些产业包括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无人机等。在著作权案件中，与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偏向传统文化传播产业，如出版业、影视业不同，深圳审理的案件中当事人主要涉及图像处理、互联网和动漫产业等。
可以说，深圳的知识产权生态建立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活力之上，这成为其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的基础。
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迎考
但《实施方案》交给深圳的任务却并不轻松，一方面，这些都是多年难啃的“硬骨头”，另一方面，深圳面临其他城市的竞争。
比如，《实施方案》提出，“探索建立健全证据披露、证据妨碍排除和优势证据规则，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探索在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制度。”
上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举措已是业内共识，但提出多年却难以落实的关键原因在于，实践操作中极为考验法官能力。
比如，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已没有法律障碍。民法典第1185条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正在修订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草案，也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但为何实践中应用很少？重要原因在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前提，需要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且损害结果和不法行为之间必然存在因果关系。这考验法官对证据的认定能力和大胆、谨慎的法律适用能力。
然而，何隽的研究发现，深圳一审的专利案件，法院实际判决赔偿的金额不到原告请求赔偿金额的30.0%，在四地法院中居第三，仅高于上海。深圳更为明显的是，确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以法定赔偿为主。
再比如，举证责任转移制度也已提出多年。在2014年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法相关主管副院长就提出，要正确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避免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和知识产权审判的特殊需求，完善诉讼程序和证据原则，切实减轻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负担。提高证据审核认定能力，正确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妥善把握优势证据标准，及时公开心证，适时合理转移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转移，是指一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后，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否认这一主张就负有反驳这一主张的举证责任。
这个制度也已没有法律障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然而，北京市一名知识产权法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举证责任转移，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目前没有具体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规定。
这又给法官的魄力和能力提出了考验，如果适用错误，法官将面临审判程序错误及追责的风险。
“很多案件中，权利人只是掌握了知识产权被侵害的初步证据，如果没有举证责任转移，他们拿不出相应的证明证据，使得审判结果对其不利”，上述法官说，“正因此，实践中权利人大量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由法院取得相关证据”。
何隽的研究发现，深圳中院审理的一审案件中，申请证据保全的比例在四地法院中最高，为46.8%。
如何在“全国赛马”中领先
深圳在“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标杆城市”方面任务艰巨，还在于面临其他城市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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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全国“赛马”的制度设计。今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通知，开展以信用为基础的分级分类监管试点申报工作，遴选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市、区县重点推进。试点时间自试点批复至202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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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9月印发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方案》特别强调，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分类分级保护目录。
对于《实施意见》提出的新型知识产权、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举措，以及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等司法机制，更是各地频频部署的竞争新兴业态的配套政策。
比如，北京市6月印发的《北京市实施新开放举措行动方案 》提出，研究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围绕电子商务等重点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专项执法保护。江西省强调“深入研究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业态、新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强现代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网络、文化创意等新领域知识产权研究”。
不过，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仍走在前列。一个鲜明体现是，各地还在推动知识产权地方立法时，《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已经于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还有，一些地方还在争创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时，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已经获批运营2年。
下一步，深圳仍将保持知识产权保护的活力。何隽就认为，应支持在深圳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为深圳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支撑。
（作者：王峰 编辑：周上祺）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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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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