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超六成港青看好大湾区发展 冀加强湾区就业及生活支援】工联会大湾区服务社联同香港青年大专学生协会于5月16日至6月5日期间进行 “香港青年就业问卷调查”，了解即将毕业的大专院校学生的就业趋势，成功回收214份有效问卷，今日（24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六成香港青年看好大湾区发展，要求政府加强内地湾区就业及生活支援。https://t.cn/A6aUM8rO
【文凭试部分科目可于内地应考】随着大湾区不断发展，港人子女到内地升学的需求日益增加，有关的考试安排亦要与时并进，便利学生发展。考评局昨日宣布，2024年开始接纳香港境外学校参加文凭试，申请学校必须获内地相关部门认可为合资格港人子弟学校及批准开办文凭试课程，并获考评局接纳为“与考学校”。https://t.cn/A6aUylf8
【声音|中国大学“官味儿度”研究：学术奖项层次越高，官味儿越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其实，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的几项研究就给人们提供了这种参照。
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在《中国大学网站新闻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对海内外近百所高校网站首页的新闻进行抽样,对比学校领导新闻和学术新闻在数量和比例上的差异。他认为,学校领导是为教师提供服务的“配角”,如果领导频繁出现在新闻中则意味着该校官僚化程度较高。
此项研究的样本中,选取的50所中国大学基本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此外选择发达国家大学34所,以及台湾、香港地区9所。监测时段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连续采样四次八周,之后开始数据分析。
研究的结论是：两者相较,国内大学的学术新闻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远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国内大学的校领导新闻数量为海外大学的三倍,而学术新闻占有率却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国内大学网站中,有关学校领导的新闻稍多于学术新闻,而海外大学的学术新闻与领导新闻的比例大致为4∶1。
顾海兵关于学术机构“官味度”的研究开始于2006年,他认为当下对教育科研领域官本位现象的评论早已有之,但真正通过量化指标来分析的并不多见,他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常识,并分析行政化发展的程度与趋势”。
《中国科研成果奖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为样本,将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职务”进行划分并赋予相应分值:校长级记为10分,准校长级为8分,副校长级7分,准副校长级5分,院长级4分,准院长级2分,副院长级1分,其他职务0分。最后,相加总分除以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即为该学科、学校的“官味度”指数。
研究结论证明了常识:一等奖的“官味度”为2.846,二等奖的“官味度”为2.009,三等奖的“官味度”为1.493。
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
若按学科间“官味度”进行排序,则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的“官味度”高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的“官味度”低于学科总体平均水平。教育学“官味度”最高,历史学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样的方法,顾海兵又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的评委构成“解构”,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各级职务高低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长级。他因此将宝钢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领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顾海兵设置了时间上的纵向比较。这份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近5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文科论文(含管理学)的导师们。在具体的操作上,顾海兵依然是将他们按行政级别不同而给定分数,最后取平均值。
统计结果显示,获奖论文的导师的总体“官味度”接近副院长级别。更重要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98年前后。”顾海兵说,来自各个层面的巨量资金和资源向大学流入,而资源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巩固了握有分配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地位。同时,有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级上升为副部级,“此后大学内的行政体系在不断强化。”顾海兵认为。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亦有类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图书《大学有问题》,大学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节。他在书中描述了大学行政化后的各式现象:一位拥有学术职称的教师,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处级、局级干部,因为“领导”有更灵活、更充分的资源调配权。
“5年来,大学行政化问题在很多专家学者的批评声中,越来越强大。”熊丙奇认为。
在这5年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现已退休）在博客上撰文,抨击“学术行政化严重地影响中国大学的发展”；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官僚迹象明显,我已忍无可忍”；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亦认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而“不管社会怎样发生变化,科学、民主和创新的大学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如此种种。
但是,在这些声音之外,没有教师、学生等民意参与的大学体制依然故我。“还没有外力打破这种行政化的趋势与格局,现任的校领导、官员、当红教授正是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熊丙奇说。
与此同时,大学的行政化又与中国整体的官本位意识糅合在一起。
熊丙奇说,“中国大学有行政级别,提高行政级别实属无奈之举。若大学领导是副部长级干部,在出席活动时座位就比局级干部靠前,而排位倒还是形式,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
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政府资源,大学正在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员。积极融入,这符合适者生存的逻辑。
“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熊丙奇说。
（文章来源：书斋里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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