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未经我同意，冒用我名字私立了个银行账户，还假冒我签名”…】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历史那些事[超话]#1969年1月25日，一个16岁北京知青到陕北延安的王家岔大队第二小队插队。
男知青家境很差，来时就一个黄书包和一卷被褥，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所以到了农村，他从来没喊过苦。
他和另一个家境稍好的男知青，暂住在社员韩大伯家。韩大伯家两孔窑，一孔是冷窑，已经破烂不堪，堆满了秸秆农具等杂物。
韩大伯和儿子把被褥挪到炕梢上，中间隔了一点地方，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了俩男知青睡。但令知青不解的是，他们的被褥不挨着，隔了一段，这是啥意思？
知青也不敢问，躺下后，就看到韩大伯的儿子冲着自己傻呵呵地笑。看得男知青毛骨悚然，吓得立马背过头去，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听其他社员说，才知道原来韩大伯是个苦命人，8岁他大就因为过黄河给人送皮子，掉进了黄河死了，跟瞎眼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死了，就剩他一个光棍了，一辈子也没娶媳妇。1965年，41岁的韩大伯捡了个憨娃回来，当儿子养着。
都是年轻人，好奇心大，知青知道是个傻子后，特地测试了一下，这憨娃是不聪明。给他水果糖吃，结果发现他连糖纸一起往嘴里塞，口水鼻涕到处都是；教他数数，他掰着两个指头，嘴里喊着一；每天出去玩，弄得一身泥。
可是韩大伯对憨娃那是真好，从不责备。什么家务活都自己干，蒸馍炖菜，熬粥摊煎饼，就连针线活，不在话下。知青也没少沾光，就是有点不解：“你自己过得这么苦，干吗还要带着这个累赘？”
韩大伯也不恼，说了句：“娃可乖哩，你交代个事给他，他当事。”一开始知青也不懂这话是啥意思？直到那天去放羊，韩大伯交代了一句：“不能让羊啃庄稼。”结果憨娃整整一个上午，没离开地畔半步，因为地畔里有庄稼。
因为这件事，知青对憨娃的态度彻底变了，憨娃是傻，但是憨娃有优点，虽然这个优点，知青总结不出来。
端午节那天，韩大伯煮了3个鸡蛋，给憨娃一个，给俩知青一人一个，而他自己却说不爱吃鸡蛋。
1971年，知青搬到了集中知青点，离开了韩大伯家，临走时，俩知青商量了一下，决定给韩大伯5块钱，以表心意。结果韩大伯生气了：“你们来我家住，是看得起我，现在要给钱，就是打我脸。”
知青问韩大伯，那为什么他们被褥中间要分开？韩大伯说：“我们被褥有虱子，怕虱子爬到你们被褥上。”知青突然莫名感动了。
俩知青故意将他们还剩的半袋玉米，留在了韩大伯家，那是知青口粮，这个韩大伯和他儿子用得上。结果第二天一早，韩大伯把那半袋玉米送到了知青点。
队长说：“你韩大伯就是那么个人，占了半点便宜，他都睡不着。吃了亏，反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自从俩知青走后，憨娃经常跑到知青点，找俩哥哥，又不敢进屋，就站在院门口往里瞧，很快十几个知青都认识憨娃了。
1974年，另一个知青被招进了县里的煤矿上去当工人了。韩大伯知道后，送来一碗羊肉饺子，总共包了12个，憨娃吃了2个破了皮的，剩下的都给那个知青送来了。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吃饺子。”那碗饺子最后热了至少有5、6顿，再不吃就坏了，知青们才含泪分了吃掉。
1977年，53岁的韩大伯挑秫秸，遇到雨天，不小心滑了一跤，就再也没能爬起来。抬到县医院，拍了X光，腰椎骨折，但当时医院没有手术条件，开了点止疼片，便回去了。在炕上躺了3个月，知青搬回来，照顾了3个月，韩大伯最终还是走了。
韩大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憨娃。队长一再向他保证，队里商量过了，明年就给憨娃记七分工。
韩大伯临了，掏了2块钱给知青，让他到李家沟割点羊肉包饺子，他说这辈子就没吃过几顿饺子，他想吃饺子了。
知青去李家沟割肉，顺便去县城，通知那个在矿上的知青，结果俩人赶回来时，韩大伯已经没了，俩知青哭得昏天暗地，只有憨娃还不懂是啥意思。
1978年，知青点上其他知青都报名参加了高考，积极寻找着离开的途径。只有他还依然像以前一样地里刨食。一来他六八届初中毕业，底子差；二来他一直在犹豫一件事，自己离开了，憨娃咋办？
1981年秋，村里其他知青都离开了，而于此同时，他也接到了返城通知。在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憨娃回北京。
知青回到北京后，先是被安排在车站托运扛大包。但是车站人多又杂，这不方便他照顾憨娃，容易走丢；后来他主动申请调到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工作。
这地方好，方便照看憨娃，让他看东西，可认真了，连根针，都不会丢。憨娃虽然智商不高，但是身体结实，基本没见他生过病，这也让知青少操了不少心。
1983年，知青结婚了，憨娃就跟知青的老父亲一起住。1999年，知青下岗了，在家呆了一年，别的也不会，干脆夫妻俩自筹资金，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小日子却意外地蒸蒸日上起来了，后来社区还给憨娃办了低保。
这个北京知青，名叫李京平，一个北京底层老百姓，但是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憨娃的大名叫韩来柱；另外一个知青名叫张世栋，如今退休后，也回到北京了。
#历史故事#
男知青家境很差，来时就一个黄书包和一卷被褥，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所以到了农村，他从来没喊过苦。
他和另一个家境稍好的男知青，暂住在社员韩大伯家。韩大伯家两孔窑，一孔是冷窑，已经破烂不堪，堆满了秸秆农具等杂物。
韩大伯和儿子把被褥挪到炕梢上，中间隔了一点地方，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了俩男知青睡。但令知青不解的是，他们的被褥不挨着，隔了一段，这是啥意思？
知青也不敢问，躺下后，就看到韩大伯的儿子冲着自己傻呵呵地笑。看得男知青毛骨悚然，吓得立马背过头去，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听其他社员说，才知道原来韩大伯是个苦命人，8岁他大就因为过黄河给人送皮子，掉进了黄河死了，跟瞎眼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死了，就剩他一个光棍了，一辈子也没娶媳妇。1965年，41岁的韩大伯捡了个憨娃回来，当儿子养着。
都是年轻人，好奇心大，知青知道是个傻子后，特地测试了一下，这憨娃是不聪明。给他水果糖吃，结果发现他连糖纸一起往嘴里塞，口水鼻涕到处都是；教他数数，他掰着两个指头，嘴里喊着一；每天出去玩，弄得一身泥。
可是韩大伯对憨娃那是真好，从不责备。什么家务活都自己干，蒸馍炖菜，熬粥摊煎饼，就连针线活，不在话下。知青也没少沾光，就是有点不解：“你自己过得这么苦，干吗还要带着这个累赘？”
韩大伯也不恼，说了句：“娃可乖哩，你交代个事给他，他当事。”一开始知青也不懂这话是啥意思？直到那天去放羊，韩大伯交代了一句：“不能让羊啃庄稼。”结果憨娃整整一个上午，没离开地畔半步，因为地畔里有庄稼。
因为这件事，知青对憨娃的态度彻底变了，憨娃是傻，但是憨娃有优点，虽然这个优点，知青总结不出来。
端午节那天，韩大伯煮了3个鸡蛋，给憨娃一个，给俩知青一人一个，而他自己却说不爱吃鸡蛋。
1971年，知青搬到了集中知青点，离开了韩大伯家，临走时，俩知青商量了一下，决定给韩大伯5块钱，以表心意。结果韩大伯生气了：“你们来我家住，是看得起我，现在要给钱，就是打我脸。”
知青问韩大伯，那为什么他们被褥中间要分开？韩大伯说：“我们被褥有虱子，怕虱子爬到你们被褥上。”知青突然莫名感动了。
俩知青故意将他们还剩的半袋玉米，留在了韩大伯家，那是知青口粮，这个韩大伯和他儿子用得上。结果第二天一早，韩大伯把那半袋玉米送到了知青点。
队长说：“你韩大伯就是那么个人，占了半点便宜，他都睡不着。吃了亏，反而一天到晚乐呵呵的。”
自从俩知青走后，憨娃经常跑到知青点，找俩哥哥，又不敢进屋，就站在院门口往里瞧，很快十几个知青都认识憨娃了。
1974年，另一个知青被招进了县里的煤矿上去当工人了。韩大伯知道后，送来一碗羊肉饺子，总共包了12个，憨娃吃了2个破了皮的，剩下的都给那个知青送来了。他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吃饺子。”那碗饺子最后热了至少有5、6顿，再不吃就坏了，知青们才含泪分了吃掉。
1977年，53岁的韩大伯挑秫秸，遇到雨天，不小心滑了一跤，就再也没能爬起来。抬到县医院，拍了X光，腰椎骨折，但当时医院没有手术条件，开了点止疼片，便回去了。在炕上躺了3个月，知青搬回来，照顾了3个月，韩大伯最终还是走了。
韩大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憨娃。队长一再向他保证，队里商量过了，明年就给憨娃记七分工。
韩大伯临了，掏了2块钱给知青，让他到李家沟割点羊肉包饺子，他说这辈子就没吃过几顿饺子，他想吃饺子了。
知青去李家沟割肉，顺便去县城，通知那个在矿上的知青，结果俩人赶回来时，韩大伯已经没了，俩知青哭得昏天暗地，只有憨娃还不懂是啥意思。
1978年，知青点上其他知青都报名参加了高考，积极寻找着离开的途径。只有他还依然像以前一样地里刨食。一来他六八届初中毕业，底子差；二来他一直在犹豫一件事，自己离开了，憨娃咋办？
1981年秋，村里其他知青都离开了，而于此同时，他也接到了返城通知。在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之后，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憨娃回北京。
知青回到北京后，先是被安排在车站托运扛大包。但是车站人多又杂，这不方便他照顾憨娃，容易走丢；后来他主动申请调到了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工作。
这地方好，方便照看憨娃，让他看东西，可认真了，连根针，都不会丢。憨娃虽然智商不高，但是身体结实，基本没见他生过病，这也让知青少操了不少心。
1983年，知青结婚了，憨娃就跟知青的老父亲一起住。1999年，知青下岗了，在家呆了一年，别的也不会，干脆夫妻俩自筹资金，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小日子却意外地蒸蒸日上起来了，后来社区还给憨娃办了低保。
这个北京知青，名叫李京平，一个北京底层老百姓，但是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憨娃的大名叫韩来柱；另外一个知青名叫张世栋，如今退休后，也回到北京了。
#历史故事#
【段晏昌视察全县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6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晏昌率视察组视察全县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县委常委、副县长徐驰参加座谈会。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湖北鑫宝马弹簧有限公司、秦市乡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等地。视察组要求，要加强调研，做好基础性工作，改善服务，提升服务效能；要依法征收，处理好多方面之间的关系，将工作理念宣传到位；要将系统升级换代，做好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根据工作需要、工作程序、工作流程实现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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