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原创第一条
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元祐初，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召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既又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
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元祐初，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召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既又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
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持平守正”的唐代名臣徐有功
人民法院报 2021-02-22
唐朝的宫廷斗争相对激烈，尤以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武周革命为甚。时任大理寺副长官大理寺少卿的徐有功，却能在武周时期“持平守正”审理案件，为捍卫法律，将生死置之度外。
执法宽仁
徐有功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科举出身，早年任蒲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司法参军（从七品下），负责追捕盗贼，审理案件。他“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论刑定罪时常怀仁恕之心，从不杖责囚犯。等到他任期届满的时候，“不戮一人”。
大致在光宅元年（684年）稍后，徐有功调到朝廷出任司刑寺司刑丞。司刑寺即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司刑丞即大理丞（从六品上），分管尚书六部下辖各部门和州府的普通刑狱案件。
光宅元年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关键一年，这年她废黜三子中宗李显，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畏唐大臣谋己”，提拔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构陷无辜，皆抵极法”。只要发现谋反线索，查出谋反大案，告密者和办案者都一律官升数级。告密之风大行其道，“公卿震恐，莫敢正言”。
大理寺很多官员亦是“竞为深酷”，只有徐有功“数犯颜争枉直”，据法力争，努力查清事实真相，将屈打成招的“谋反”分子几乎全部无罪开释，“前后济活数十百家”。当时有民谣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碰到来俊臣、侯思止必死无疑，遇见执法平恕的徐有功、杜景俭一定活命。
武则天为束缚徐有功，多次把他叫到宫里当面判案定罪。徐有功“常于殿庭论奏曲直”，武则天 “厉色诘之”“左右莫不悚栗”，徐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史料中留下了很多他断案的故事。
平反冤案
韩纪孝案。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很快被平定。韩纪孝曾经在徐敬业军中任职，但在被抓之前就已去世。负责审理此案的顾仲琰为讨武则天欢心，作出了“籍其家”即将全家罚没为奴婢的判决，武则天予以批准。
徐有功听说后要求重判，“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按照法律规定，犯下谋反大罪的人必须处斩，但韩纪孝已经过世，就不能再让他的家人连坐。武则天无可奈何，赦免了韩纪孝全家，另有数十家百姓也援引韩纪孝案例无罪释放。
颜余庆案。垂拱四年（688年），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等宗室起兵保卫李唐政权，功败垂成，朝廷四处搜捕他们的同党。魏州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县尉颜余庆曾帮助李冲在当地收取货款，被人诬告为李冲谋反集团重要成员。大理寺判决为“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按照永昌元年（689年）的大赦法令，颜余庆属于被裹挟的群众，流放即可。武则天不予认可，就召开御前审判会议重新讨论案件。御史台侍御史魏元忠说颜余庆曾为李冲追债，并有文书来往，必须认定为核心骨干，“请殊死，籍其家”。
徐有功反驳：“律以造意为首”，法律上说的首恶分子是首先动犯案念头之人，颜余庆属于支党胁从。“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今天你把胁从当成首恶，便是把活罪办成死刑；大赦之后还要处人死刑，还不如不颁布赦免法令；给人以活的希望又去杀人，还不如不给活路。武则天让徐有功重新审案，最终免除颜余庆死刑。
李仁恒案。有人告发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一带）人李仁恒及其同乡37人集体谋反，大理寺判决，“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37人纯粹是因为宅基地之类的邻里纷争起的矛盾，怎么能上纲上线到谋反。谋反和谋叛都是要有计划有方案的，这个案子查办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文书证据，只凭单方口供，怎能定案？
徐有功要求按照《唐律疏议·贼盗律》中“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計，流三千里”和对该条律文的司法解释“口陈欲叛者，杖八十”的规定进行处理，责打八十下，然后流放三千里。最终，武则天 “依徐丞见，流三千里”。不久全国大赦，徐有功趁机将李仁恒等37人全部赦免。
卓然守法
长寿二年（693年），有人诬告皇嗣李旦岳母庞氏私下诅咒武则天。监察御史薛季昶处理“锻练成其罪”，迅速捏造出事实“真相”，要求判处庞氏死刑。庞氏儿子立即向徐有功喊冤求救，徐有功紧急进宫要求武则天将庞氏无罪释放。薛季昶弹劾徐有功包庇逆党，要求将其交司法部门定罪论刑。武则天下令将徐有功绞刑处决。
不久，武则天有些清醒过来，就召徐有功进宫。劈头就问：“卿比按狱，失出何多”，你最近断案定罪，怎么老是重罪轻判，故意放过那么多反朝廷案犯？徐有功说：“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庞氏最终捡回一条命，但徐有功因此案被免官，但不久复出，出任尚书都省左司郎中（从五品上），后升任大理寺少卿（从四品上）。
有次徐有功和武周时期著名酷吏皇甫文备一同审案，二人因案情发生争执，皇甫文备诬告徐有功要放过谋反要犯，致使徐有功又差点被处死。后来皇甫文备获罪，案子落到徐有功手上。徐有功审理完毕后，按照法律正常定罪。
有人问徐有功：“彼尝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徐有功回答，“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你说的是私人恩怨，我坚守的是国家法度，不能把私怨凌驾于国法之上。
上任大理寺少卿后，徐有功曾对亲朋好友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我在大理寺经手的每一件案子都是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绝对不能因要保住性命、求得升迁，就顺着上面的意思来办案，我所依据的一是法律，二是事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是徐有功一生法治事业的真实写照。正因为他坚守法律，以致“三经断死”，有三次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几乎送了性命，但他还是“执志不渝”。有次武则天盛怒之下，让左右刀斧手把徐有功拉出去砍了。徐有功冷眼回头冲着武则天大喊，“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
为捍卫法律，徐有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将死，泰然不忧”，临刑之时不以己悲；“赦之，亦不喜”，被赦之后不以物喜。时人对他执法“常持平守正”也有诸多赞誉。时任鹿城县（今河北省束鹿县一带）主簿潘好礼就认为，徐有功要远远超过西汉著名司法官员张释之，理由是张释之遇到的是宽和之主汉文帝，而徐有功偏逢喜欢杀人立威的武则天，欲执法平正更是难上加难。时任起居舍人的卢若虚亦评价徐有功，“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下台，大唐归位。二度登基的中宗专门下诏表彰徐有功护法精神，“有功卓然守法，虽死不移”。（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吴鹏）
（责任编辑：刘海滨)
人民法院报 2021-02-22
唐朝的宫廷斗争相对激烈，尤以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武周革命为甚。时任大理寺副长官大理寺少卿的徐有功，却能在武周时期“持平守正”审理案件，为捍卫法律，将生死置之度外。
执法宽仁
徐有功出生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科举出身，早年任蒲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一带）司法参军（从七品下），负责追捕盗贼，审理案件。他“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论刑定罪时常怀仁恕之心，从不杖责囚犯。等到他任期届满的时候，“不戮一人”。
大致在光宅元年（684年）稍后，徐有功调到朝廷出任司刑寺司刑丞。司刑寺即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司刑丞即大理丞（从六品上），分管尚书六部下辖各部门和州府的普通刑狱案件。
光宅元年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关键一年，这年她废黜三子中宗李显，改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畏唐大臣谋己”，提拔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构陷无辜，皆抵极法”。只要发现谋反线索，查出谋反大案，告密者和办案者都一律官升数级。告密之风大行其道，“公卿震恐，莫敢正言”。
大理寺很多官员亦是“竞为深酷”，只有徐有功“数犯颜争枉直”，据法力争，努力查清事实真相，将屈打成招的“谋反”分子几乎全部无罪开释，“前后济活数十百家”。当时有民谣说“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碰到来俊臣、侯思止必死无疑，遇见执法平恕的徐有功、杜景俭一定活命。
武则天为束缚徐有功，多次把他叫到宫里当面判案定罪。徐有功“常于殿庭论奏曲直”，武则天 “厉色诘之”“左右莫不悚栗”，徐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史料中留下了很多他断案的故事。
平反冤案
韩纪孝案。光宅元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很快被平定。韩纪孝曾经在徐敬业军中任职，但在被抓之前就已去世。负责审理此案的顾仲琰为讨武则天欢心，作出了“籍其家”即将全家罚没为奴婢的判决，武则天予以批准。
徐有功听说后要求重判，“律，谋反者斩。身亡即无斩法，无斩法则不得相缘。所缘之人亡，则所因之罪减”，按照法律规定，犯下谋反大罪的人必须处斩，但韩纪孝已经过世，就不能再让他的家人连坐。武则天无可奈何，赦免了韩纪孝全家，另有数十家百姓也援引韩纪孝案例无罪释放。
颜余庆案。垂拱四年（688年），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等宗室起兵保卫李唐政权，功败垂成，朝廷四处搜捕他们的同党。魏州贵乡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县尉颜余庆曾帮助李冲在当地收取货款，被人诬告为李冲谋反集团重要成员。大理寺判决为“余庆更永昌赦，法当流”，按照永昌元年（689年）的大赦法令，颜余庆属于被裹挟的群众，流放即可。武则天不予认可，就召开御前审判会议重新讨论案件。御史台侍御史魏元忠说颜余庆曾为李冲追债，并有文书来往，必须认定为核心骨干，“请殊死，籍其家”。
徐有功反驳：“律以造意为首”，法律上说的首恶分子是首先动犯案念头之人，颜余庆属于支党胁从。“今以支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生”，今天你把胁从当成首恶，便是把活罪办成死刑；大赦之后还要处人死刑，还不如不颁布赦免法令；给人以活的希望又去杀人，还不如不给活路。武则天让徐有功重新审案，最终免除颜余庆死刑。
李仁恒案。有人告发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一带）人李仁恒及其同乡37人集体谋反，大理寺判决，“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徐有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37人纯粹是因为宅基地之类的邻里纷争起的矛盾，怎么能上纲上线到谋反。谋反和谋叛都是要有计划有方案的，这个案子查办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文书证据，只凭单方口供，怎能定案？
徐有功要求按照《唐律疏议·贼盗律》中“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計，流三千里”和对该条律文的司法解释“口陈欲叛者，杖八十”的规定进行处理，责打八十下，然后流放三千里。最终，武则天 “依徐丞见，流三千里”。不久全国大赦，徐有功趁机将李仁恒等37人全部赦免。
卓然守法
长寿二年（693年），有人诬告皇嗣李旦岳母庞氏私下诅咒武则天。监察御史薛季昶处理“锻练成其罪”，迅速捏造出事实“真相”，要求判处庞氏死刑。庞氏儿子立即向徐有功喊冤求救，徐有功紧急进宫要求武则天将庞氏无罪释放。薛季昶弹劾徐有功包庇逆党，要求将其交司法部门定罪论刑。武则天下令将徐有功绞刑处决。
不久，武则天有些清醒过来，就召徐有功进宫。劈头就问：“卿比按狱，失出何多”，你最近断案定罪，怎么老是重罪轻判，故意放过那么多反朝廷案犯？徐有功说：“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武则天听后默然。庞氏最终捡回一条命，但徐有功因此案被免官，但不久复出，出任尚书都省左司郎中（从五品上），后升任大理寺少卿（从四品上）。
有次徐有功和武周时期著名酷吏皇甫文备一同审案，二人因案情发生争执，皇甫文备诬告徐有功要放过谋反要犯，致使徐有功又差点被处死。后来皇甫文备获罪，案子落到徐有功手上。徐有功审理完毕后，按照法律正常定罪。
有人问徐有功：“彼尝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徐有功回答，“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你说的是私人恩怨，我坚守的是国家法度，不能把私怨凌驾于国法之上。
上任大理寺少卿后，徐有功曾对亲朋好友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我在大理寺经手的每一件案子都是人命关天的大案要案，绝对不能因要保住性命、求得升迁，就顺着上面的意思来办案，我所依据的一是法律，二是事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是徐有功一生法治事业的真实写照。正因为他坚守法律，以致“三经断死”，有三次都被送上了断头台，几乎送了性命，但他还是“执志不渝”。有次武则天盛怒之下，让左右刀斧手把徐有功拉出去砍了。徐有功冷眼回头冲着武则天大喊，“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
为捍卫法律，徐有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将死，泰然不忧”，临刑之时不以己悲；“赦之，亦不喜”，被赦之后不以物喜。时人对他执法“常持平守正”也有诸多赞誉。时任鹿城县（今河北省束鹿县一带）主簿潘好礼就认为，徐有功要远远超过西汉著名司法官员张释之，理由是张释之遇到的是宽和之主汉文帝，而徐有功偏逢喜欢杀人立威的武则天，欲执法平正更是难上加难。时任起居舍人的卢若虚亦评价徐有功，“当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虽千载未见其比”。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下台，大唐归位。二度登基的中宗专门下诏表彰徐有功护法精神，“有功卓然守法，虽死不移”。（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吴鹏）
（责任编辑：刘海滨)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