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电设计环节主要由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及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四家公司承担，其中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和深圳中广核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占据主要市场。
核电设备主要分为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和辅助设备系统（BOP）。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主要用于核反应堆的运行，常规岛主要用于将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转变为电能。核岛主设备主要包括核反应堆（包括堆芯、压力容器、堆内构件）、反应堆冷却剂泵、蒸汽发生器、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主管道等，常规岛设备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汽水分离再热器等。辅助设备系统即核蒸汽供应系统之外的部分，包括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HVAC 系统）、排水系统等。
核电站建设中主要包括穹顶吊装、EESR、热试完成、装料及并网等关键里程碑。穹顶吊装完成意味着土建工程结束，核电站将全面转入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阶段；EESR（End of Erection Status Report）意味着某一系统/子系统的安装完成，该系统转入调试阶段；热试全称热态功能试验，是核反应堆装载核燃料前的综合性能试验，热试完成意味着核电站具备装料条件；装料指的是装载核燃料，作为核电站建设中有核与无核的分界点，它是核电站并网发电前最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并网发电意味着核电站建设基本完成，具备商运条件。
从产业链的毛利率来看，核岛关键零部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45%左右，其次是电站运营（36%）和核岛设备（35%），常规岛设备和施工建设利润率约为 10%。将核岛和常规岛的主设备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堆内构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61%，其次是主泵（40%）和铸锻件（38%），再次为汽轮机（30%）和蒸汽发生器（28%），发电机、压力容器和汽水分离器的毛利率均较低，分别为 22%、20%和 19.8%。
复盘过去十年核电指数，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11-2015 年：福岛核事故后，国内核电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安全检查，虽然得出安全有保障的结论，但不上马新的核电项目，核电审批速度放缓。同时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提出了“弃核”的主张，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性的担忧有所增加。新机组审批速度放缓+舆论压力导致核电行业发展放缓，核电指数持续下行；
2）2015 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核能协会、国家能源局等相关人员均在不同场合透漏年内将有 6-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随后8 台新机组被审批，核电重启预期升温，核电指数大幅上涨；
3）2016-2018 年：2015 年审批 8 台机组之后，虽然国家政策多次提到过核电建设目标，但并无新核电机组审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福岛事故后公众舆论压力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福岛核事故后，新机组要求具备三代安全性，2018 年之前国内三代核电并无商运投产案例，因此整体审批较为谨慎，核电指数走弱。
4）2019 至今：随着三代核电项目落地，2019-2020年国家每年核准新机组4台，2021 年国家核准 5 台机组，审批和开工节奏明显加快，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等大力发展绿电背景下，核电指数回升。https://t.cn/A675OtPx
四大国企垄断主要设备市场，民营企业细分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核电设备行业存在较高的行业壁垒。从技术壁垒上讲，核电关键设备技术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同时核电对安全和质量的要求需要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一般需要供货商有过往的供货业绩；从准入资质壁垒上讲，企业生产核电设备需要获得民用核设备的设计制造资质，其中核一级、二级资质获取难度极大，需要企业长期的技术积累和资本投入；从资金壁垒上讲，核电设备生产需投入大量资金用建设厂房和购买专用设备，而且核电设备合同金额大，周期长，也将占用大量流动资金。正因为以上原因，核电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态势。核电站主设备主要由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国一重及中国二重垄断，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蒸汽发生器、汽轮发电机、主冷却剂泵等；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占据细分领域主导地位，并通过产品线延伸进一步发展。应流股份在主泵泵壳取得主导地位，江苏神通、纽威股份、中核科技等企业在阀门市场取得主导地位。
核电设备投资中，主设备投资占据主要份额。核岛中，各核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压力容器约 24%，堆内构件约 6%，反应堆冷却剂泵约8%，蒸汽发生器约17%、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约 4%、稳压器 2%，阀门约 12%、主管道约3%、燃料运输系统约4%，其他约 20%；常规岛中，各常规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汽轮机约24%，发电机约 18%，汽水分离再热器 12%，其他 46%。
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核岛中国核建独大，常规岛多强并存
核电站的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工程、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及其他核电站相关工程，其中前期准备工程是核电站 FCD 正式开工前的阶段，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是核电建设中的阶段，两者均可以细分为核岛、常规岛以及BOP的施工和安装。一般而言，有关核岛的土建施工和安装难度最高，常规岛次之。
核电站核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中国核建一家独大的竞争格局。核岛建设工程的难度与特殊性最高，一直以来几乎都被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垄断，其中子公司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核岛土建施工业务，中核二三建设公司负责核岛设备安装业务。中国核建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连续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集团，承担了我国大陆和出口的所有核电机组的建造任务，掌握了包括压水堆、重水堆、实验快中子堆、高温气冷堆等各种堆型、各种规格系列的核电建造能力，具备同时承担 40 台核电机组的建造资源和能力，中国核建正在承建的核电项目包括红沿河、徐大堡、昌江、防城港、福清、田湾、漳州、太平岭、三澳、以及巴基斯坦卡拉奇等 10 个项目共18 台机组，是世界上在建机组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国核建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另外，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参与部分核岛设备安装业务。
核电站常规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多强并存的局面。在常规岛土建工程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中建二局参与承建了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一期、二期、台山、红沿河等多个核电站的常规岛土建工程；常规岛与辅助设备安装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与火电站相应工程相似度较高，各大型火电建设企业也纷纷想要分一杯羹，如广东火电工程公司、浙江火电建设公司等，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承建了岭澳核电站常规岛设备安装、台山核电站常规岛及 BOP 安装、阳江核电厂常规岛及BOP 安装、海南昌江核电站 1、2 号机组常规岛及 BOP 安装等工程任务，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参建了秦山核电、方家山核电、三门核电等 14 台核电常规岛装机工程任务。
核燃料是指含有易裂变核素，能够在反应堆内实现自持链式核裂变反应的物质。它是核电机组持续输出电力的能量之源。当今核电站使用的核燃料主要是铀235，且纯度需达到 3%（而铀 235 在天然铀中的含量仅为0.71%），因此铀燃料的生产、供应是核燃料的重点。天然铀是以矿石形式存在的，经过勘、探开采、水冶铀转化与浓缩等过程，最终送往核燃料加工厂制造，目前核燃料主要由中核下属的铀业公司进行制造。
由二氧化铀组成的燃料芯块是核燃料元件棒最核心的材料，是反应产生热量的主要原料。铀矿石经过水冶厂冶炼提纯后，得出铀矿粉俗称黄饼，黄饼经过复杂化学反应和浓缩等步骤，将天然铀中丰度 0.7%左右的铀235，逐步浓缩到4.5%左右，这个过程是以六氟化铀形式存在的。六氟化铀再次经过转化，变成氧化铀，然后经过制胚、在摄氏 1750 度的高温下的氢还原环境中烧制20 个小时烧结成氧化铀陶瓷，也就是所谓的核燃料（芯块）了，燃料芯块，按照一定要求装入锆管中，加上相应附件，封装后就成了燃料棒。
我国铀矿主要依赖进口。我国铀矿勘查程度较低，探明有限，我国的已经发现的铀资源并不丰富，仅占全球 1.3%，大量的铀资源需要进口。近年来，随着铀矿勘察的不断深入，临近的蒙古、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边境地区都发现大量的铀矿矿床，说明了我国铀矿资源潜在总量较大，前景广阔。一般情况下，铀矿从勘探到开采周期很长，地质勘探从普查到详查再到正式提交储量，需10 年左右时间，而此后的矿山建设还需要 4 年左右时间。随着我国天然铀矿需求的逐年上升，中期内中国对铀矿的需求缺口巨大。
铀矿供给国内采矿中核独大、中广核海外采矿量领先。2018 年以前，我国的铀矿资源由政府严格把控，即便是对国内企业的资质要求都非常严格，进入该领域者寥寥无几。长期以来，中核集团在国内铀矿勘察、开采方面一家独大，中国唯一的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产业体系。其子公司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核燃料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并为我国所有投运核电站提供优质的核燃料。
核电设备主要分为核岛设备、常规岛设备和辅助设备系统（BOP）。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主要用于核反应堆的运行，常规岛主要用于将核反应堆产生的能量转变为电能。核岛主设备主要包括核反应堆（包括堆芯、压力容器、堆内构件）、反应堆冷却剂泵、蒸汽发生器、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主管道等，常规岛设备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汽水分离再热器等。辅助设备系统即核蒸汽供应系统之外的部分，包括供热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HVAC 系统）、排水系统等。
核电站建设中主要包括穹顶吊装、EESR、热试完成、装料及并网等关键里程碑。穹顶吊装完成意味着土建工程结束，核电站将全面转入以设备安装为主的施工阶段；EESR（End of Erection Status Report）意味着某一系统/子系统的安装完成，该系统转入调试阶段；热试全称热态功能试验，是核反应堆装载核燃料前的综合性能试验，热试完成意味着核电站具备装料条件；装料指的是装载核燃料，作为核电站建设中有核与无核的分界点，它是核电站并网发电前最后的一个关键环节；并网发电意味着核电站建设基本完成，具备商运条件。
从产业链的毛利率来看，核岛关键零部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45%左右，其次是电站运营（36%）和核岛设备（35%），常规岛设备和施工建设利润率约为 10%。将核岛和常规岛的主设备的毛利率进行比较，堆内构件的利润率最高，高达 61%，其次是主泵（40%）和铸锻件（38%），再次为汽轮机（30%）和蒸汽发生器（28%），发电机、压力容器和汽水分离器的毛利率均较低，分别为 22%、20%和 19.8%。
复盘过去十年核电指数，可分为四个阶段：
1）2011-2015 年：福岛核事故后，国内核电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安全检查，虽然得出安全有保障的结论，但不上马新的核电项目，核电审批速度放缓。同时德国、意大利、瑞士等提出了“弃核”的主张，公众对于核电安全性的担忧有所增加。新机组审批速度放缓+舆论压力导致核电行业发展放缓，核电指数持续下行；
2）2015 年：“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核能协会、国家能源局等相关人员均在不同场合透漏年内将有 6-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随后8 台新机组被审批，核电重启预期升温，核电指数大幅上涨；
3）2016-2018 年：2015 年审批 8 台机组之后，虽然国家政策多次提到过核电建设目标，但并无新核电机组审批，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福岛事故后公众舆论压力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福岛核事故后，新机组要求具备三代安全性，2018 年之前国内三代核电并无商运投产案例，因此整体审批较为谨慎，核电指数走弱。
4）2019 至今：随着三代核电项目落地，2019-2020年国家每年核准新机组4台，2021 年国家核准 5 台机组，审批和开工节奏明显加快，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等大力发展绿电背景下，核电指数回升。https://t.cn/A675OtPx
四大国企垄断主要设备市场，民营企业细分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核电设备行业存在较高的行业壁垒。从技术壁垒上讲，核电关键设备技术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同时核电对安全和质量的要求需要技术相对成熟可靠，一般需要供货商有过往的供货业绩；从准入资质壁垒上讲，企业生产核电设备需要获得民用核设备的设计制造资质，其中核一级、二级资质获取难度极大，需要企业长期的技术积累和资本投入；从资金壁垒上讲，核电设备生产需投入大量资金用建设厂房和购买专用设备，而且核电设备合同金额大，周期长，也将占用大量流动资金。正因为以上原因，核电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态势。核电站主设备主要由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电集团、中国一重及中国二重垄断，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堆内构件、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稳压器、蒸汽发生器、汽轮发电机、主冷却剂泵等；近年来，部分民营企业占据细分领域主导地位，并通过产品线延伸进一步发展。应流股份在主泵泵壳取得主导地位，江苏神通、纽威股份、中核科技等企业在阀门市场取得主导地位。
核电设备投资中，主设备投资占据主要份额。核岛中，各核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压力容器约 24%，堆内构件约 6%，反应堆冷却剂泵约8%，蒸汽发生器约17%、控制棒及驱动机构约 4%、稳压器 2%，阀门约 12%、主管道约3%、燃料运输系统约4%，其他约 20%；常规岛中，各常规岛设备的投资占比分别为：汽轮机约24%，发电机约 18%，汽水分离再热器 12%，其他 46%。
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核岛中国核建独大，常规岛多强并存
核电站的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主要包括前期准备工程、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及其他核电站相关工程，其中前期准备工程是核电站 FCD 正式开工前的阶段，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是核电建设中的阶段，两者均可以细分为核岛、常规岛以及BOP的施工和安装。一般而言，有关核岛的土建施工和安装难度最高，常规岛次之。
核电站核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中国核建一家独大的竞争格局。核岛建设工程的难度与特殊性最高，一直以来几乎都被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家垄断，其中子公司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核岛土建施工业务，中核二三建设公司负责核岛设备安装业务。中国核建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连续30 余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企业集团，承担了我国大陆和出口的所有核电机组的建造任务，掌握了包括压水堆、重水堆、实验快中子堆、高温气冷堆等各种堆型、各种规格系列的核电建造能力，具备同时承担 40 台核电机组的建造资源和能力，中国核建正在承建的核电项目包括红沿河、徐大堡、昌江、防城港、福清、田湾、漳州、太平岭、三澳、以及巴基斯坦卡拉奇等 10 个项目共18 台机组，是世界上在建机组数量最多的企业，中国核建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另外，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参与部分核岛设备安装业务。
核电站常规岛土建工程与设备安装呈现多强并存的局面。在常规岛土建工程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和中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共同占据主导地位，中建二局参与承建了大亚湾核电站、岭澳一期、二期、台山、红沿河等多个核电站的常规岛土建工程；常规岛与辅助设备安装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且与火电站相应工程相似度较高，各大型火电建设企业也纷纷想要分一杯羹，如广东火电工程公司、浙江火电建设公司等，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承建了岭澳核电站常规岛设备安装、台山核电站常规岛及 BOP 安装、阳江核电厂常规岛及BOP 安装、海南昌江核电站 1、2 号机组常规岛及 BOP 安装等工程任务，广东火电工程公司先后参建了秦山核电、方家山核电、三门核电等 14 台核电常规岛装机工程任务。
核燃料是指含有易裂变核素，能够在反应堆内实现自持链式核裂变反应的物质。它是核电机组持续输出电力的能量之源。当今核电站使用的核燃料主要是铀235，且纯度需达到 3%（而铀 235 在天然铀中的含量仅为0.71%），因此铀燃料的生产、供应是核燃料的重点。天然铀是以矿石形式存在的，经过勘、探开采、水冶铀转化与浓缩等过程，最终送往核燃料加工厂制造，目前核燃料主要由中核下属的铀业公司进行制造。
由二氧化铀组成的燃料芯块是核燃料元件棒最核心的材料，是反应产生热量的主要原料。铀矿石经过水冶厂冶炼提纯后，得出铀矿粉俗称黄饼，黄饼经过复杂化学反应和浓缩等步骤，将天然铀中丰度 0.7%左右的铀235，逐步浓缩到4.5%左右，这个过程是以六氟化铀形式存在的。六氟化铀再次经过转化，变成氧化铀，然后经过制胚、在摄氏 1750 度的高温下的氢还原环境中烧制20 个小时烧结成氧化铀陶瓷，也就是所谓的核燃料（芯块）了，燃料芯块，按照一定要求装入锆管中，加上相应附件，封装后就成了燃料棒。
我国铀矿主要依赖进口。我国铀矿勘查程度较低，探明有限，我国的已经发现的铀资源并不丰富，仅占全球 1.3%，大量的铀资源需要进口。近年来，随着铀矿勘察的不断深入，临近的蒙古、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边境地区都发现大量的铀矿矿床，说明了我国铀矿资源潜在总量较大，前景广阔。一般情况下，铀矿从勘探到开采周期很长，地质勘探从普查到详查再到正式提交储量，需10 年左右时间，而此后的矿山建设还需要 4 年左右时间。随着我国天然铀矿需求的逐年上升，中期内中国对铀矿的需求缺口巨大。
铀矿供给国内采矿中核独大、中广核海外采矿量领先。2018 年以前，我国的铀矿资源由政府严格把控，即便是对国内企业的资质要求都非常严格，进入该领域者寥寥无几。长期以来，中核集团在国内铀矿勘察、开采方面一家独大，中国唯一的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产业体系。其子公司中国核燃料有限公司公司是中国最主要的核燃料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并为我国所有投运核电站提供优质的核燃料。
#S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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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I MIRO VINTAGE
SAMI MIRO VINTAGE建立于2016年，源于设计师Miro对二手服装的热爱。品牌重点关注可持续性，专⻔采购和改造来⾃世界各地的独⼀⽆⼆的复古服装。供应链始于洛杉矶，⽌于洛杉矶，因此碳⾜迹极低。
在过去的⼏年中，该品牌已成为街头⻛格的主打产品，从Kylie Jenner到Billie Eilish的名⼈身上都能看到，并因其独特的设计⽽出名。
SND GREEN此次推荐的单品均采用百分百的可回收面料，品牌专注于将复古⾯料制成的限量系列，将不同材质、类别的布料或服饰拼接⽽成，最⼤限度地减少浪费。在大家购买SAMI MIRO VINTAGE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支持可持续的环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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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年中，该品牌已成为街头⻛格的主打产品，从Kylie Jenner到Billie Eilish的名⼈身上都能看到，并因其独特的设计⽽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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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月娥访问湖北#【专家解读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11月29日下午，鄂港两地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鄂港合作会议”机制的安排》，湖北成为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签署意味着什么？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长江新闻号》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长江新闻号：11月29日下午，鄂港高层合作机制协议正式在湖北武汉签署，湖北也是首个与香港成立合作机制的内地中部省份。您认为，香港之所以选择湖北原因何在？
田飞龙：事实上，鄂港合作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和产业互补特征。湖北在以下方面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和融入国家大局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和独特优势：
第一，湖北农副产品对港供应体系具有历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从1962年开始，湖北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克服自身困难，积极协调安排“三趟快车”对港供应，对于保障香港经济民生稳定和生活质量提升，以及融洽香港与内地同胞情感和互助情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货运方式和对港供应体系的调整，“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但湖北对港生活物资供应链从未中断，且保质保量。湖北的定向供应对于香港维持繁荣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湖北具有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优势，对吸引香港投资和开展科技产业合作具有雄厚实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湖北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已形成在中部地区的工业枢纽地位和领先的科技产业体系，香港对内地的投资有相当部分是投入到湖北的科技产业，而当代发展条件下香港与湖北的相互投资和产业合作更加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等高科技领域。鄂港合作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追求创新科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支点。
第三，湖北的经贸基础、文教基础和培训体系对香港商业资本北上、青少年教育和公务员能力提升有重要支撑作用。湖北武汉是港商港人最为集中的中部城市，香港同胞在此从事广泛的就业、创业、求学和受训工作。2014年设立的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事处统筹管理中部五省的涉港合作事务。武汉大学是中部地区唯一的香港公务员培训点，有着公务员培训的成熟体系，对增强公务员国家认同和行政能力作出重要支撑。在青少年教育范畴，27所湖北中小学与香港结成姊妹学校关系，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选择来武汉高校就读。
长江新闻号：鄂港合作历史悠久，两地贸易往来频繁、交流互鉴密切。当前，湖北正处于发展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鄂港高层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湖北着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田飞龙：“十四五”规划确立了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目标，湖北作为中部代表性的发展大省和科技强省，以香港为战略平台和支点可以更好形成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互动以及参与“一带一路”和走向世界市场的有利发展条件。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湖北优势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高水平合作的重要支撑点。湖北的东风汽车等通过香港平台开展全球业务，长飞、卓尔发展等企业在港上市，更多的湖北投资项目落地香港，而香港专业的国际金融服务和法治环境对于湖北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
香港持续保持作为湖北吸引境外投资第一来源地的地位，对湖北省改革开放和高水平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对湖北的投资覆盖房地产、商业服务及高科技等广泛领域，是湖北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
香港在国家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范畴的独特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可带动湖北相关产业领域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并融入全球市场。香港是“一国两制”范畴最具活力和发展基础的国际化大都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是“一带一路”的战略联系人，是“北部都会区”的主动规划者和香港创新科技战略的实施者，湖北可全方位、多领域争取与香港的合作机会和优势项目，达成双赢发展的良性结果。
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确立建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新定位，湖北有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可通过香港平台实现文化的国际化传播和深度交流互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及湖北地域特色文化的向外传播提供有力支点。
长江新闻号：在鄂港高层合作机制成立之前，香港已经与多个内地省市建立了合作机制。而且我们还注意到，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已经逐步在向中部地区扩展和延伸。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
田飞龙：香港扩大与内地的多支点、多层次与全体系合作，符合“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和香港自身利益，也符合香港的国际地位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要求。
首先，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国两制”全体系的互动融合，也是香港助力国家全方位平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过程。香港在地缘经济意义上更多依赖与珠三角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但香港从其历史角色和在国家战略大局中的凸显地位而言，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杠杆和引擎，香港主动寻求与东部、中西部代表性省份及城市的战略合作，切合了“一国两制”对香港的高层次定位和要求。
其次，香港经济体系本身面临结构转型，需要由高度依赖西方及本地金融、房地产行业而转向创新科技、新金融和更宽领域的高端服务业，客观上需要与内地城市之间形成多点支撑、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综合协调的有机合作体系，与中部地区湖北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香港经济体高质量、可持续的结构转型和有效增长。
再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平衡发展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部省份自身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体系性发展，对香港扩大合作范畴并引入更多合作对象具有实质吸引力。
长江新闻号：回归祖国24年来，香港在助力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充分发展，不仅成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还巩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砥砺奋进的新时代，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临着哪些机遇？
田飞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时代，在国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和更具有全球领先地位和全球化发展前景的新周期，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的战略发展更具层次性和多元性，香港的资本、人才和产业优势可以获得丰富多样的参与机会和增长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有层次性的，首要层次是地缘性的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前海方案”、“横琴方案”以及“北部都会区”的叠加机遇和优势，其次是与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的最发达区域的高端合作，再次是与中西部的互补发展，包括与湖北、四川等省份的战略合作，前景广阔，增长空间巨大。
香港在“一带一路”范畴有着“再全球化”的增长潜力和更大贡献力。“一带一路”是中国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再全球化”路径，也是全球经济版图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区域。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制度重镇和金融中心，作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纽带，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管理和项目集成的优良制度平台和企业注册地，可以从中获得“再全球化”及支持国家资本与文化对外输出的最佳机遇，也为自身带来空前的经济增长契机。
香港制度与文化优势的良性整合与发展前景开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建成亚太区法律争议解决中心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对香港法治优势和国际性的文化优势的战略肯定和优势转化的积极支持。香港法治与文化属于软实力范畴，是“一国两制”体系的重要价值资产，其保值增值需要国家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需要与内地深度互动融合，而鄂港合作及楚地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具特色，对香港有关制度和文化优势的更好发挥是有力的合作和支持力量。https://t.cn/A6xoU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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