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4年倒贴4000万，房企高管从亿万富豪变成千万富翁？ 观察者网

5小时前
据房地产企业阳光城公告，1月5日，其董事局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宣布辞任，同时割肉减持阳光城股票。此前朱荣斌曾投入逾1亿元人民币大手买入，据此初步估算，这意味着在4年半的任职期内，剔除领取的薪酬，朱荣斌要“倒贴”4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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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告截图，下同
职业经纪人割肉减持，扣去工资还要倒贴4000万？
年报资料显示，朱荣斌2017年领取的税前报酬为350万元人民币，2018-2020年为600万元，2021年数据尚未公布。如果忽略近期阳光城宣布降薪的动态，仍以600万元来估算其薪酬，朱荣斌历年薪酬总计约为2750万元。
2017年—2018年间，履新阳光城的朱荣斌先后四次增持该公司股票，买入1443万股，耗资约1.01亿元；2020年9月，朱荣斌又获授375万股股票期权，行权耗资2212万元；2020年12月，朱荣斌参与阳光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增股204万股，耗资约1280万元。
据此初步估算，朱荣斌累计持有阳光城股份2022万股，耗资约1.36亿。
阳光城公告信息显示，不久前的去年12月22日，朱荣斌以均价3.3元/股的价位，减持了454.61万股阳光城股票。算上昨日以均价3.07/股减持的391.81万股股票，朱荣斌累计收回资金约2703万元人民币。
两次减持后，朱荣斌持有阳光城1175.44万股股票，以昨日收盘价3.12元计算，其市值约为3367万元。与两次减持收回的资金合计约为6070万元，亏损约7000余万。
这意味着：朱荣斌投资阳光城股票的亏损，减去其税前薪酬，这个数字已经超过4000万。考虑到税费等实际情况，朱荣斌的亏损还会更多。在数字上这相当于：四年工不仅白打了，还差不多要倒贴半个亿。
两周内疯狂减持，房企职业经理人生意不好做？
朱荣斌两次割肉减持，可谓步伐匆匆。
根据证监会文件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含优先股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种类股份总数的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朱荣斌12月22日减持和1月5日减持，虽然横跨两个年度，满足了董监高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25%的规定，但从时间间隔上来看，中间仅仅过了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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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行业，朱荣斌可谓圈内知名职业经理人。
朱荣斌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担任中海地产董事、助理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富力地产副总裁兼华南地区总经理；碧桂园联席总裁、执行董事。
朱荣斌在圈内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在碧桂园任职期间，朱荣斌与莫斌、吴建斌并称碧桂园“三斌”，收入不菲。2017年，薪酬逾2000万的朱荣斌，与吴建斌加入阳光城，引发业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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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4000万先生和平均主义陷阱，地产企业高管年薪暴露了啥》文章截图
二股东挥泪斩仓，千亿豪赌被终止
挥泪斩仓的不仅仅是辞职卸任的朱荣斌，还有彼时的二股东泰康系。
2020年9月9日，泰康人寿和泰康养老与时任阳光城第二大股东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受让阳光城13.53%的股份。在朱荣斌去年减持后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泰康系向泰禾建材受让阳光城7.41%的股份。
同日，康泰养老还减持阳光城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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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系去年9月获得阳光城股份时，其价格约为6.09元/股，总价近34亿元。如今阳光城股价较当时已经腰斩，一年多的光景，泰康系浮亏近17亿元。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合计持股3.99%，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重要股东。
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当年还签下近千亿的豪赌。
在入股协议中，阳光城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向泰康人寿和泰康养老做出承诺：以阳光城2019年40.2亿的归母净利为基数，2020年至2024年，归母净利润每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且累积数不低于340.59亿元；2025年至2029年，归母净利润数分别达到101.72亿元、111.90亿元、123.08亿元、129.24亿元和135.70亿元。
按照阳光城的承诺，10年归母净利润总计达942.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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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不达标是要赔钱的。公告显示：
“截至2024 年底，如前5年累积实际归母净利润小于累积承诺归母净利润（即340.59 亿元），则阳光集团应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归母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归母净利润数-累积已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的后5年（即2025年至2029 年）内，如出现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归母净利润小于承诺归母净利润，则阳光集团应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当期期末承诺归母净利润数-当期期末归母净利润数）。”
因此“泰康系”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市场对阳光城的态度。
去年12月29日晚间，阳光城发布公告称，鉴于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持股降至3.99%，阳光集团与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进行磋商，拟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各方之间不再依据《合作协议》享有或承担权利及义务，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补充协议生效日期，以完成过户登记为准。
千亿豪赌被终止。
泰康系的动作和阳光城业绩，以及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关。
去年10月28日，阳光城发布其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显示，当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12.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3%。
但前三季度归属于该上市公司的扣非净利润仅为8670.14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96.89%。对于阳光城三季度业绩表现。时任泰康系两位董事陈奕伦和姜佳立也对三季度报投出反对票，理由是对于公司三季度所表现的公司经营恶化，需要得到管理层合理解释。
此前，阳光城曾采取多种措施，降杠杆、稳发展。不过自去年以来，外部环境频繁发生变动，“三道红线”政策对此前加杠杆的企业形成挑战。信贷政策收紧，也冲击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业绩。阳光城将通往何方，有待观察。 https://t.cn/A6J2Myv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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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房地产企业阳光城公告，1月5日，其董事局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宣布辞任，同时割肉减持阳光城股票。此前朱荣斌曾投入逾1亿元人民币大手买入，据此初步估算，这意味着在4年半的任职期内，剔除领取的薪酬，朱荣斌要“倒贴”4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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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纪人割肉减持，扣去工资还要倒贴4000万？
年报资料显示，朱荣斌2017年领取的税前报酬为350万元人民币，2018-2020年为600万元，2021年数据尚未公布。如果忽略近期阳光城宣布降薪的动态，仍以600万元来估算其薪酬，朱荣斌历年薪酬总计约为2750万元。
2017年—2018年间，履新阳光城的朱荣斌先后四次增持该公司股票，买入1443万股，耗资约1.01亿元；2020年9月，朱荣斌又获授375万股股票期权，行权耗资2212万元；2020年12月，朱荣斌参与阳光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增股204万股，耗资约1280万元。
据此初步估算，朱荣斌累计持有阳光城股份2022万股，耗资约1.36亿。
阳光城公告信息显示，不久前的去年12月22日，朱荣斌以均价3.3元/股的价位，减持了454.61万股阳光城股票。算上昨日以均价3.07/股减持的391.81万股股票，朱荣斌累计收回资金约2703万元人民币。
两次减持后，朱荣斌持有阳光城1175.44万股股票，以昨日收盘价3.12元计算，其市值约为3367万元。与两次减持收回的资金合计约为6070万元，亏损约7000余万。
这意味着：朱荣斌投资阳光城股票的亏损，减去其税前薪酬，这个数字已经超过4000万。考虑到税费等实际情况，朱荣斌的亏损还会更多。在数字上这相当于：四年工不仅白打了，还差不多要倒贴半个亿。
两周内疯狂减持，房企职业经理人生意不好做？
朱荣斌两次割肉减持，可谓步伐匆匆。
根据证监会文件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含优先股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同一种类股份总数的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朱荣斌12月22日减持和1月5日减持，虽然横跨两个年度，满足了董监高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25%的规定，但从时间间隔上来看，中间仅仅过了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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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行业，朱荣斌可谓圈内知名职业经理人。
朱荣斌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担任中海地产董事、助理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富力地产副总裁兼华南地区总经理；碧桂园联席总裁、执行董事。
朱荣斌在圈内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在碧桂园任职期间，朱荣斌与莫斌、吴建斌并称碧桂园“三斌”，收入不菲。2017年，薪酬逾2000万的朱荣斌，与吴建斌加入阳光城，引发业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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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4000万先生和平均主义陷阱，地产企业高管年薪暴露了啥》文章截图
二股东挥泪斩仓，千亿豪赌被终止
挥泪斩仓的不仅仅是辞职卸任的朱荣斌，还有彼时的二股东泰康系。
2020年9月9日，泰康人寿和泰康养老与时任阳光城第二大股东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受让阳光城13.53%的股份。在朱荣斌去年减持后的第三天，即12月27日，泰康系向泰禾建材受让阳光城7.41%的股份。
同日，康泰养老还减持阳光城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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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系去年9月获得阳光城股份时，其价格约为6.09元/股，总价近34亿元。如今阳光城股价较当时已经腰斩，一年多的光景，泰康系浮亏近17亿元。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合计持股3.99%，也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重要股东。
值得关注的是，双方当年还签下近千亿的豪赌。
在入股协议中，阳光城控股股东阳光集团向泰康人寿和泰康养老做出承诺：以阳光城2019年40.2亿的归母净利为基数，2020年至2024年，归母净利润每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且累积数不低于340.59亿元；2025年至2029年，归母净利润数分别达到101.72亿元、111.90亿元、123.08亿元、129.24亿元和135.70亿元。
按照阳光城的承诺，10年归母净利润总计达942.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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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不达标是要赔钱的。公告显示：
“截至2024 年底，如前5年累积实际归母净利润小于累积承诺归母净利润（即340.59 亿元），则阳光集团应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归母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归母净利润数-累积已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的后5年（即2025年至2029 年）内，如出现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归母净利润小于承诺归母净利润，则阳光集团应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当期期末承诺归母净利润数-当期期末归母净利润数）。”
因此“泰康系”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牵动着市场对阳光城的态度。
去年12月29日晚间，阳光城发布公告称，鉴于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持股降至3.99%，阳光集团与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进行磋商，拟签订合作协议补充协议，各方之间不再依据《合作协议》享有或承担权利及义务，不再以任何理由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或主张。补充协议生效日期，以完成过户登记为准。
千亿豪赌被终止。
泰康系的动作和阳光城业绩，以及整个市场环境的变化有关。
去年10月28日，阳光城发布其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显示，当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412.3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23%。
但前三季度归属于该上市公司的扣非净利润仅为8670.14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96.89%。对于阳光城三季度业绩表现。时任泰康系两位董事陈奕伦和姜佳立也对三季度报投出反对票，理由是对于公司三季度所表现的公司经营恶化，需要得到管理层合理解释。
此前，阳光城曾采取多种措施，降杠杆、稳发展。不过自去年以来，外部环境频繁发生变动，“三道红线”政策对此前加杠杆的企业形成挑战。信贷政策收紧，也冲击了房地产企业的销售业绩。阳光城将通往何方，有待观察。 https://t.cn/A6J2MyvK
【党史上的今天——12月24日】1946年12月24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
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
1952年12月24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提议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他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总之，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关于对外政策。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驻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的事件，成为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抗暴运动)的导火线。
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天津、上海、南京、开封、重庆、昆明、武汉、广州、杭州、苏州、台北等几十个大中城市的50万名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学生的迫害，改善学生和人民生活，停止不得人心的内战。
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谈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世界和平促进会、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工商协会等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发表声明，对学生表示声援。海外爱国华侨也发起抗暴签名运动和集会，要求撤退驻华美军。这样，以反对美军暴行为主的爱国学生运动，迅速向纵深发展，形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被迫宣布陆续撤退其驻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的美军，减少甚至一度中断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取得重大胜利。
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
1952年12月24日 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提议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谈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谈到“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时，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他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指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强调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他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总之，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关于对外政策。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白、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网、人民网
#全球能源革命与产业变迁#
第四次能源转型代表：德国
能源转型（2000年开始，从化石能源、核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1、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概况
在德国政府20多年持续的政策支持下，德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从2000年的2.6%增至2005年的5.5%，进入能源转型的“理论启动点”（5%）。2013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11.4%，2018年这一占比又提升到16.6%。
电力领域是德国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德国电力市场的近50％，是十年前的近3倍。其中，风力发电做出了最大贡献，占比27.4％；光伏发电占比9.7％；其余的12.2％则由生物质能，水力发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构成。
2、德国能源转型的背景
1）政策端：主动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是政府扶持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机制的推动。2000年，德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打下法律基础。此后，德国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利用的联邦法规，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享受长期的固定补贴，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经营风险。近十年来，德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思路，逐步调减补贴，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发展。但政策大的方向没有改变，推进可再生能源使用仍是其能源转型的核心内容。如果以《可再生能源法》修订为标志，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可分为以下六个发展阶段：
2）供给端：主要化石能源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发展核能有舆论压力
德国在能源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富煤缺油缺气”，因此石油和天然气长期依赖进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1990-2013年，德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在95%-100%区间波动，同期天然气进口依存度也维持在75%以上的高位且增加趋势更为明显。
出于能源安全考量，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向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但核能发展长期受民众反对，核电政策摇摆不定。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德政府宣布放弃核电，能源供应压力的加剧更加突出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地位。
3、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德国采取的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补贴机制，造成了批发市场的低电价和零售市场的高电价。政策规定，电网运营商必须优先并以较高的指定价格收购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发绿色电力，多出的成本通过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计算到零售电价中，从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对于传统发电企业，由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企业不断涌入市场，导致电力供过于求，上网电价下跌，传统电力公司的利润下跌；对于高耗能行业，部分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未获得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豁免权”，因为要承担较高的用电成本，企业竞争力被削弱；对于居民部门，其承担了电价上涨的主要部分，2020年居民用电价格比工业用电价格高出75%左右。
1）对传统发电企业的影响
德国能源转型对传统电力企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电价和发电量的下滑。
首先是批发市场电价的持续走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大量涌入电网，使得批发市场电价已从2008年以来的高点80欧元/兆瓦时降至2015年的低点32欧元/兆瓦时左右。德国传统电力供应企业的售电价格有时候会低于其发电成本。
其次是传统化石能源发电量持续下降。以德国两大传统发电巨头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为例，意昂集团煤电发电量从308亿千瓦时（2013年峰值）降至2015年的160亿千瓦时，降幅达到48.1%；莱茵集团煤电发电量从1052亿千瓦时（2013年峰值）降至2015年的942亿千瓦时，降幅达到10.5%[8]。
传统电力供应商售电价格和发电量的下滑，压缩了其市场占比和盈利空间。据国家能源局《德国电力市场供应严重过剩》，2013年德国8大电力公司的利润率从10年前的15%跌倒5.4%。
2）对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冲击
工业部门中承担高电价的主要是高耗能部门的中小企业。根据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ISI）的测算，高耗能行业（化学品、造纸、钢铁、铝、铜和纺织品）中，享有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豁免权”的大企业用电价约为5欧分/千瓦时，而没有“豁免权”的中小企业的电价达到了14欧分/千瓦时以上。中小企业的成本又难以通过产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是直接表现为利润的下降。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2013年曾发布报告指出，高电价已经威胁到了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区位优势。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如化工、玻璃、水泥、造纸业所受冲击较大。2010年对德国高耗能行业的投资额已经比2000年锐减了85%。
3）加剧了居民部门的负担
德国能源转型的高电价主要由居民部门承担。德国居民电价过去21年涨了78%，2019年德国居民电价30.22欧分/千瓦时，位居欧洲第二，同年工业部门用电价为17.75欧分/千瓦时。这样的涨幅使690万德国家庭面临电贫困的威胁，即电费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1/10[9]。
电价中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增长过快是电价飙升的主要原因。2012-2014年，该费用从3.6欧分/千瓦时增至6.24欧分/千瓦时，不到3年时间就增长了73%。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为6.41欧分/千瓦时，占居民电价的21%。
4、政府或企业给出的应对措施
1）传统电力企业积极应对能源转型
以意昂集团、莱茵集团、EnBW为代表的传统能源企业给出的应对措施包括：
i）并购：大企业之间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进行合并、收购或整合。1997年，德国8家全国性电力公司的市场份额为79%；到了2004年，仅有4家全国性电力公司，市场份额上升至95.6%[10]。
ii） 企业间资产互换重组：2018年3月，莱茵集团接手意昂集团的可再生能源，取得约8GW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意昂集团则接管莱茵集团旗下的配电网和售电业务。重组后，意昂集团专注于配售电等业务，而莱茵集团将成为德国绿色电力的最大供应商。
iii）布局可再生能源领域：2021年5月，德国四大传统能源巨头的之一的EnBW与英国石油天然气巨头BP合伙投资116.5亿欧元建设海上新能源风力发电项目，预计发电能力为290万千瓦。此前两家公司还在英国联合开展两个海上风电项目，总潜在发电能力为3GW，可以为340多万英国家庭提供清洁电力。
2）政府针对电价上涨的政策调整
针对电价上涨过快对居民和企业部门造成的影响，德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能源政策调整措施：
i）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补贴
一是以市场溢价逐步取代固定电价补贴。新能源上网电价水平为“溢价补贴+电力市场价格”（注：是在电力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给予可再生能源相应的电价补贴，市场溢价补贴水平固定不变）。2014年，德国规定对500kW以上新建设备采用溢价补贴机制，2016年，这一标准进一步降低至100kW。
二是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性招标制度，即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额度。2014年，招标机制仅针对部分地面光伏发电试点项目。2017年开始，德国全面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招标制度。
ii）抑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过快增长
针对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增速过快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2016版）在提出要限制陆上风电扩建速度，规定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年度装机上限，以抑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过快上涨。
iii）实施更具“公平性”的能源转型成本分担机制
《可再生能源法》（2014版）将豁免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企业主体缩小为电费成本占生产成本极高的用电密集型企业和10兆瓦以下的小型自发自用光伏发电设备，其余企业和大中型光伏发电设备都需要承担可再生能源附加费。
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企业“负电价”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2021版）拟修改负电价规定，提出如果连续15分钟为负电价，那么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就不再享受补贴。
iv）加速与欧盟成员国电网整合力度
德国推动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电网的互联互通，尤其是与邻国法国、捷克、荷兰等国的电网整合，以应对退出核能后的电力不足。
第四次能源转型代表：德国
能源转型（2000年开始，从化石能源、核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1、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概况
在德国政府20多年持续的政策支持下，德国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从2000年的2.6%增至2005年的5.5%，进入能源转型的“理论启动点”（5%）。2013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11.4%，2018年这一占比又提升到16.6%。
电力领域是德国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德国电力市场的近50％，是十年前的近3倍。其中，风力发电做出了最大贡献，占比27.4％；光伏发电占比9.7％；其余的12.2％则由生物质能，水力发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构成。
2、德国能源转型的背景
1）政策端：主动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主要是政府扶持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机制的推动。2000年，德国颁布《可再生能源法》，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打下法律基础。此后，德国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利用的联邦法规，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享受长期的固定补贴，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经营风险。近十年来，德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思路，逐步调减补贴，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发展。但政策大的方向没有改变，推进可再生能源使用仍是其能源转型的核心内容。如果以《可再生能源法》修订为标志，德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可分为以下六个发展阶段：
2）供给端：主要化石能源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发展核能有舆论压力
德国在能源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富煤缺油缺气”，因此石油和天然气长期依赖进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1990-2013年，德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在95%-100%区间波动，同期天然气进口依存度也维持在75%以上的高位且增加趋势更为明显。
出于能源安全考量，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向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转型。但核能发展长期受民众反对，核电政策摇摆不定。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德政府宣布放弃核电，能源供应压力的加剧更加突出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地位。
3、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德国采取的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补贴机制，造成了批发市场的低电价和零售市场的高电价。政策规定，电网运营商必须优先并以较高的指定价格收购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发绿色电力，多出的成本通过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计算到零售电价中，从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对于传统发电企业，由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企业不断涌入市场，导致电力供过于求，上网电价下跌，传统电力公司的利润下跌；对于高耗能行业，部分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未获得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豁免权”，因为要承担较高的用电成本，企业竞争力被削弱；对于居民部门，其承担了电价上涨的主要部分，2020年居民用电价格比工业用电价格高出75%左右。
1）对传统发电企业的影响
德国能源转型对传统电力企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电价和发电量的下滑。
首先是批发市场电价的持续走低。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大量涌入电网，使得批发市场电价已从2008年以来的高点80欧元/兆瓦时降至2015年的低点32欧元/兆瓦时左右。德国传统电力供应企业的售电价格有时候会低于其发电成本。
其次是传统化石能源发电量持续下降。以德国两大传统发电巨头意昂集团和莱茵集团为例，意昂集团煤电发电量从308亿千瓦时（2013年峰值）降至2015年的160亿千瓦时，降幅达到48.1%；莱茵集团煤电发电量从1052亿千瓦时（2013年峰值）降至2015年的942亿千瓦时，降幅达到10.5%[8]。
传统电力供应商售电价格和发电量的下滑，压缩了其市场占比和盈利空间。据国家能源局《德国电力市场供应严重过剩》，2013年德国8大电力公司的利润率从10年前的15%跌倒5.4%。
2）对高耗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成冲击
工业部门中承担高电价的主要是高耗能部门的中小企业。根据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ISI）的测算，高耗能行业（化学品、造纸、钢铁、铝、铜和纺织品）中，享有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豁免权”的大企业用电价约为5欧分/千瓦时，而没有“豁免权”的中小企业的电价达到了14欧分/千瓦时以上。中小企业的成本又难以通过产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是直接表现为利润的下降。
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2013年曾发布报告指出，高电价已经威胁到了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区位优势。特别是高耗能行业，如化工、玻璃、水泥、造纸业所受冲击较大。2010年对德国高耗能行业的投资额已经比2000年锐减了85%。
3）加剧了居民部门的负担
德国能源转型的高电价主要由居民部门承担。德国居民电价过去21年涨了78%，2019年德国居民电价30.22欧分/千瓦时，位居欧洲第二，同年工业部门用电价为17.75欧分/千瓦时。这样的涨幅使690万德国家庭面临电贫困的威胁，即电费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1/10[9]。
电价中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增长过快是电价飙升的主要原因。2012-2014年，该费用从3.6欧分/千瓦时增至6.24欧分/千瓦时，不到3年时间就增长了73%。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为6.41欧分/千瓦时，占居民电价的21%。
4、政府或企业给出的应对措施
1）传统电力企业积极应对能源转型
以意昂集团、莱茵集团、EnBW为代表的传统能源企业给出的应对措施包括：
i）并购：大企业之间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进行合并、收购或整合。1997年，德国8家全国性电力公司的市场份额为79%；到了2004年，仅有4家全国性电力公司，市场份额上升至95.6%[10]。
ii） 企业间资产互换重组：2018年3月，莱茵集团接手意昂集团的可再生能源，取得约8GW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意昂集团则接管莱茵集团旗下的配电网和售电业务。重组后，意昂集团专注于配售电等业务，而莱茵集团将成为德国绿色电力的最大供应商。
iii）布局可再生能源领域：2021年5月，德国四大传统能源巨头的之一的EnBW与英国石油天然气巨头BP合伙投资116.5亿欧元建设海上新能源风力发电项目，预计发电能力为290万千瓦。此前两家公司还在英国联合开展两个海上风电项目，总潜在发电能力为3GW，可以为340多万英国家庭提供清洁电力。
2）政府针对电价上涨的政策调整
针对电价上涨过快对居民和企业部门造成的影响，德国政府主要采取以下能源政策调整措施：
i）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补贴
一是以市场溢价逐步取代固定电价补贴。新能源上网电价水平为“溢价补贴+电力市场价格”（注：是在电力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给予可再生能源相应的电价补贴，市场溢价补贴水平固定不变）。2014年，德国规定对500kW以上新建设备采用溢价补贴机制，2016年，这一标准进一步降低至100kW。
二是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竞争性招标制度，即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额度。2014年，招标机制仅针对部分地面光伏发电试点项目。2017年开始，德国全面引入可再生能源发电招标制度。
ii）抑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过快增长
针对可再生能源附加费增速过快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2016版）在提出要限制陆上风电扩建速度，规定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年度装机上限，以抑制可再生能源附加费过快上涨。
iii）实施更具“公平性”的能源转型成本分担机制
《可再生能源法》（2014版）将豁免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企业主体缩小为电费成本占生产成本极高的用电密集型企业和10兆瓦以下的小型自发自用光伏发电设备，其余企业和大中型光伏发电设备都需要承担可再生能源附加费。
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企业“负电价”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法》（2021版）拟修改负电价规定，提出如果连续15分钟为负电价，那么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就不再享受补贴。
iv）加速与欧盟成员国电网整合力度
德国推动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电网的互联互通，尤其是与邻国法国、捷克、荷兰等国的电网整合，以应对退出核能后的电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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