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忙碌于《梦华录》内外的两宋女商人】
当下，由杨阳执导、张巍编剧，刘亦菲、陈晓、柳岩、林允等主演的古装电视剧《梦华录》正在热播中，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子——脱离贱籍的赵盼儿、身在乐籍的宋引章以及屠户出身的孙三娘，在东京城演绎的种种故事。
本剧改编自近600年前的名作——关汉卿所著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不过，关汉卿的原著故事在本剧中只构成前面大约六分之一的情节，之后本剧基于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女性的情感及奋斗视角增加了大量的演绎内容，主要讲述了三姐妹在东京城追求爱情和事业自立的故事。
虽然是一部现代视角的古装剧，不过那些曾经在历史上活动于两宋时期的女子，她们在历史上吉光片羽般的印记，也着实在本剧中留下了些许踪迹。本期我们就从剧中的这些印记出发，追溯一下，两宋时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
本剧的主干剧情就是赵盼儿等人在东京城开了一家茶坊，开始了我们现在俗称的“逆袭”奋斗之旅。而在真实历史上，宋代女子经商，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事。
一招特色走天下，宋代也有“网红店”
两宋之交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城诸多“网红”名店，其中即有女性开办的“王小姑酒店”“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等。
此后南宋周密作《武林旧事》、吴自牧作《梦粱录》，其中也记录了都城临安内的诸家女子开设的名店，诸如“李婆婆杂菜羹”“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等，其中甚至还有一家跟本剧赵盼儿等人是同行，这就是王妈妈家的“一窟鬼茶坊”，这家茶坊开在临安城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是临安城中有数的名店，乃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
剧中赵盼儿等人在与竞争同行茶汤巷的斗茶比赛中，并无绝对实力的碾压，最终以独一无二的手艺风味胜出。特色二字知易行难，本就是两宋女子经商的要诀之一，历史上两宋商贾女子中，最谙此中之道者，首推宋五嫂。
按照袁褧《枫窗小牍》所载，宋五嫂本是袁家婢女，似乎是专司厨膳的，素来烹得一手好鱼羹，后来嫁与汴京城中某酒家老板，成为酒家妇。
北宋灭亡之后，宋五嫂颠沛流离，辗转来到南宋临安城，于钱塘门外开店，主打“宋五嫂鱼羹”。而当她作为汴京昔日故人，被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召见之时，宋五嫂除了与太上皇交流往事之外，还进上了她那原装汴京手艺制作的鱼羹。
一碟汴京味，百种故国情，赵构得以食鱼知味，遂赐宋五嫂金钱十枚、银钱百枚、绢十疋，而得到宋高宗强烈广告推介效应的宋五嫂鱼羹，从此扬名指数飙升，成为临安城里需要排队抢购的网红食品。
宋五嫂凭借特色食品闯出事业的故事是如此传奇，以至于数百年后明朝冯梦龙把她的故事写进了《喻世明言》中，并留下诗评：“一碗鱼羹值几钱？旧京遗制动天颜。”
而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关于这位女商人成功的圆满结局，是这样描述的：“人竞市之，遂成富媪。”也就是宋五嫂凭借拳头产品鱼羹，终成致富达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句中最后这个“媪”字，按《说文解字》，媪乃“女老称也”。
宋五嫂作酒家娘烹制鱼羹的汴京城，在公元1127年被女真军攻陷，而她得太上皇宋高宗产品推介之时，已经是公元1179年，期间已历52年，半个世纪的江湖漂泊中，宋五嫂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欢？历史没有再答。宋五嫂在岁月中留下永恒印记的，只有半个世纪的风雨之下仍不曾改变的烹鱼手艺。
两宋女商兴起，有进步也有局限
剧中赵盼儿等女性在东京城闯出一番事业，其历史背景正是曾经活跃于两宋的众多商贾女子。女性商人在两宋时期的大量出现，由大历史言之，实是自中唐以后两税法实行，中古时期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社会分层变迁所致。诸多历史现实因素汇集之下的直观结果，就是商人在唐宋时期逐渐摆脱“四民”之限，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而唐代坊市空间在宋代被突破后所引发的手工商业繁荣，也为女性商贾活跃提供了历史机遇，当时在汴梁临安等大都市以及沿海、沿运河的港口市镇中，大量女性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因此才会在两宋文献中留下诸多女性商贾的故事。
但是，就跟剧中赵盼儿选择开办的茶坊一样，文献中所记录的两宋商贾女性，在历史上从事的商业面其实还是很窄的，基本就局限于餐饮、住宿以及手工业（诸如药铺）等行业，绝少涉及大宗货物、高价值商品交易等。这些女性惯常从事的商业，特点就是规模小、收益少，《史记》中记载的先秦“巴寡妇清”那种富可敌国的女性豪商在两宋时期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两宋女性地位社会经济在上升的同时也存在局限的一种反映。
除了现代视角下的事业奋斗这一主线外，本剧中还呈现了不少两宋时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印记，以管窥豹之下，对于宋史爱好者别有一番滋味。比如剧中赵盼儿等与茶汤巷的斗茶情节，从点茶的输赢标准到惊艳的茶百戏，都让人把更多目光转移到两宋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斗茶之风——
北宋蔡襄《茶论》：“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北宋陶谷《清异录》：“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两宋之交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至今仍是研究两宋民俗的重要参考。
孟元老在其序中如是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回首历史文献中的两宋故事，我们既能看到那时社会的人间烟火，也能够看到宋代女性留下的身影。在这一番溯源中，历史再一次显现出无穷的魅力。
当下，由杨阳执导、张巍编剧，刘亦菲、陈晓、柳岩、林允等主演的古装电视剧《梦华录》正在热播中，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子——脱离贱籍的赵盼儿、身在乐籍的宋引章以及屠户出身的孙三娘，在东京城演绎的种种故事。
本剧改编自近600年前的名作——关汉卿所著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不过，关汉卿的原著故事在本剧中只构成前面大约六分之一的情节，之后本剧基于现代人特别是现代女性的情感及奋斗视角增加了大量的演绎内容，主要讲述了三姐妹在东京城追求爱情和事业自立的故事。
虽然是一部现代视角的古装剧，不过那些曾经在历史上活动于两宋时期的女子，她们在历史上吉光片羽般的印记，也着实在本剧中留下了些许踪迹。本期我们就从剧中的这些印记出发，追溯一下，两宋时期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真实故事。
本剧的主干剧情就是赵盼儿等人在东京城开了一家茶坊，开始了我们现在俗称的“逆袭”奋斗之旅。而在真实历史上，宋代女子经商，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事。
一招特色走天下，宋代也有“网红店”
两宋之交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城诸多“网红”名店，其中即有女性开办的“王小姑酒店”“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等。
此后南宋周密作《武林旧事》、吴自牧作《梦粱录》，其中也记录了都城临安内的诸家女子开设的名店，诸如“李婆婆杂菜羹”“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等，其中甚至还有一家跟本剧赵盼儿等人是同行，这就是王妈妈家的“一窟鬼茶坊”，这家茶坊开在临安城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是临安城中有数的名店，乃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
剧中赵盼儿等人在与竞争同行茶汤巷的斗茶比赛中，并无绝对实力的碾压，最终以独一无二的手艺风味胜出。特色二字知易行难，本就是两宋女子经商的要诀之一，历史上两宋商贾女子中，最谙此中之道者，首推宋五嫂。
按照袁褧《枫窗小牍》所载，宋五嫂本是袁家婢女，似乎是专司厨膳的，素来烹得一手好鱼羹，后来嫁与汴京城中某酒家老板，成为酒家妇。
北宋灭亡之后，宋五嫂颠沛流离，辗转来到南宋临安城，于钱塘门外开店，主打“宋五嫂鱼羹”。而当她作为汴京昔日故人，被太上皇宋高宗赵构召见之时，宋五嫂除了与太上皇交流往事之外，还进上了她那原装汴京手艺制作的鱼羹。
一碟汴京味，百种故国情，赵构得以食鱼知味，遂赐宋五嫂金钱十枚、银钱百枚、绢十疋，而得到宋高宗强烈广告推介效应的宋五嫂鱼羹，从此扬名指数飙升，成为临安城里需要排队抢购的网红食品。
宋五嫂凭借特色食品闯出事业的故事是如此传奇，以至于数百年后明朝冯梦龙把她的故事写进了《喻世明言》中，并留下诗评：“一碗鱼羹值几钱？旧京遗制动天颜。”
而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关于这位女商人成功的圆满结局，是这样描述的：“人竞市之，遂成富媪。”也就是宋五嫂凭借拳头产品鱼羹，终成致富达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句中最后这个“媪”字，按《说文解字》，媪乃“女老称也”。
宋五嫂作酒家娘烹制鱼羹的汴京城，在公元1127年被女真军攻陷，而她得太上皇宋高宗产品推介之时，已经是公元1179年，期间已历52年，半个世纪的江湖漂泊中，宋五嫂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欢？历史没有再答。宋五嫂在岁月中留下永恒印记的，只有半个世纪的风雨之下仍不曾改变的烹鱼手艺。
两宋女商兴起，有进步也有局限
剧中赵盼儿等女性在东京城闯出一番事业，其历史背景正是曾经活跃于两宋的众多商贾女子。女性商人在两宋时期的大量出现，由大历史言之，实是自中唐以后两税法实行，中古时期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社会分层变迁所致。诸多历史现实因素汇集之下的直观结果，就是商人在唐宋时期逐渐摆脱“四民”之限，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而唐代坊市空间在宋代被突破后所引发的手工商业繁荣，也为女性商贾活跃提供了历史机遇，当时在汴梁临安等大都市以及沿海、沿运河的港口市镇中，大量女性纷纷从事商业活动，因此才会在两宋文献中留下诸多女性商贾的故事。
但是，就跟剧中赵盼儿选择开办的茶坊一样，文献中所记录的两宋商贾女性，在历史上从事的商业面其实还是很窄的，基本就局限于餐饮、住宿以及手工业（诸如药铺）等行业，绝少涉及大宗货物、高价值商品交易等。这些女性惯常从事的商业，特点就是规模小、收益少，《史记》中记载的先秦“巴寡妇清”那种富可敌国的女性豪商在两宋时期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两宋女性地位社会经济在上升的同时也存在局限的一种反映。
除了现代视角下的事业奋斗这一主线外，本剧中还呈现了不少两宋时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印记，以管窥豹之下，对于宋史爱好者别有一番滋味。比如剧中赵盼儿等与茶汤巷的斗茶情节，从点茶的输赢标准到惊艳的茶百戏，都让人把更多目光转移到两宋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斗茶之风——
北宋蔡襄《茶论》：“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北宋陶谷《清异录》：“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
两宋之交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至今仍是研究两宋民俗的重要参考。
孟元老在其序中如是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回首历史文献中的两宋故事，我们既能看到那时社会的人间烟火，也能够看到宋代女性留下的身影。在这一番溯源中，历史再一次显现出无穷的魅力。
【资治通鉴：利益变化再多，人性的根子不变！】
《资治通鉴》第40卷，汉纪三十二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丙戌，公年26年）
【原文】
鲍永、冯衍审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储大伯等，封上印绶，悉罢兵，幅巾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安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见用，衍遂废弃。
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碧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其长者骂而少者报之。后其夫死，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译文】
鲍永对冯衍说：“过去汉高祖刘邦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有功的丁公。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还有什么忧虑呢？”冯衍说：“有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妾，年纪大的唾骂他，年纪轻的答应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个人娶年纪大的人为妻。有人对他说：‘她不是那个骂你的人吗？’这个人说：‘她是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她是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唾骂别人！’人的命运很难预料，而做人的道理却易于遵守。遵守做人道理的臣子，还怕什么死亡？
【解析】
上面材料是鲍永与冯衍的对话，简单说下两个人的生平。
鲍永，父亲是汉哀帝时期大臣，被王莽杀害，鲍永未被株连，又得贵人庇护，在地方郡县中当小官。
后得更始帝刘玄征召，进入其朝廷担任大将军，镇守河东。
更始帝死后，刘秀招降鲍永，鲍永看不清楚状况，就扣留使者，派人到长安调查，确认消息后，把部队解散后才带着随从及将领投降刘秀。
再说冯衍，王莽时期拒绝出仕，投入到王莽大将廉丹手下，劝说他拥兵自重，后者不允，兵败而死。
就在鲍永为更始帝镇守河东时，冯衍到鲍永处，为其谋士，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开始。
之后两人都投降了刘秀，上面这段材料就是两人投降之后的对话。
这番对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比如刘邦对于季布、丁公的处理，之前的材料也聊过。
而有意思的事这番对话背后反应看来三个很关键的思维。
1.时代的任务不同
刘邦诛杀丁公、奖赏季布，是因为天下打完，如果天下还没打完，前者是绝对不会死的。
与其说是刘邦前后发生变化，倒不如说彼时的天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
天下大乱的时候，侧重于如何快速结束战乱。
天下安定的时候，侧重于如何稳定局面。
由此造就了不同时代不同任务。
包括现在也是如此。
解放前、解放后，乃至于改开40多年，
就单拿改开40多年来说，一开始最主要的任务是获取资金和技术，再后来是优化自身制造力，到现在推统一大市场。
咱么类比到人，前25年就是长身体，后10年就是增肌，之后就是力量训练。
如果看不到时代变化之下的这种变化，被淘汰也是必然的结果。
君不见，这段时间那些个互联网大佬都退休交权了，这背后未尝不是对时代变化之下选择。
2.人阶段性的利益不同
上面的材料冯衍和鲍永说了个故事，一个男人娶老婆的故事。
这个故事生动展示了，聪明的男人，好色归好色，但关键的东西不含糊。
这就反应了时代之下人的利益也是呈现阶段性的。
就拿材料中的刘邦杀丁公、奖赏季布来说。
天下大乱时，刘邦是为了活，是为了尽可能打击对手，所以无所不用其极。
而天下太平时，刘邦就要稳固权力，吹捧忠诚，那么那些不忠的人就要杀，忠诚的人哪怕是忠诚于自己的对手，只要他投降了没威胁，那就奖励。
人这种阶段性的利益，变化极快，可能几年一变，也有可能职位一变就变，还有可能今天明天就改变。
社会是人的关系总和，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价值交换。
看不到人阶段性利益的不同，那么在搞人际关系的时候就难免热脸贴冷屁股，社会咖位也难上去。
你以为你对对方不错，没想到对方要的是别的玩意。
3.最终选择必然利己
还是来说说冯衍和鲍永说的那个故事。
男人年轻时候看邻居家老婆，明显就是想偷情，自然是喜欢会配合自己的。
可是当男人真要娶这姑娘时他却犹豫了。
其中内核其实有两个。
其一，当时的相好老了，早年的颜色不在。
其二，以前他有老公的时候还偷人，将来我娶了他，那她还不也会偷人绿我？
所以，选了那个早年骂他的女人。
这就是最终选择的必然利己。
之前的利，是为了来一发，之后的利是为了婚姻稳定和血脉纯正。
这其实就是人行为最底层的逻辑，利己。
所有行为必然利己，只不过利己不是你狭隘的认为的就是为了钱，基因传承、心理安全、心理爽感、权力、价值观等等都是利己的体现之一。
看不到人行为利己的必然，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就难以调和，也没办法将别人的利益为你所用，更难以在利益矛盾中找到均衡共赢。
【闲扯】
这几天在酝酿一个大招。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了【卢克文】这个公众号，讲时政的。
年把前，他写了个文章说了一个概念，经济链，说是看透世间万物本质的。
我看了几遍，深表认同，但又觉得不过瘾，里面不少东西太虚，没有落到实处，更有不少东西没有讲细。
于是动了念头，自己把这个”经济链“的概念写完写透。
预备五一之后放出来。
这里做个提前铺垫。
而上面的内容其实某种程度是经济链的一小小部分。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资治通鉴》第40卷，汉纪三十二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丙戌，公年26年）
【原文】
鲍永、冯衍审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储大伯等，封上印绶，悉罢兵，幅巾诣河内。帝见永，问曰：“卿众安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惭以其众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既而永以立功见用，衍遂废弃。
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碧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其长者骂而少者报之。后其夫死，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译文】
鲍永对冯衍说：“过去汉高祖刘邦奖赏有罪的季布，诛杀有功的丁公。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还有什么忧虑呢？”冯衍说：“有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妾，年纪大的唾骂他，年纪轻的答应他。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这个人娶年纪大的人为妻。有人对他说：‘她不是那个骂你的人吗？’这个人说：‘她是别人的妻子，我希望她答应我；她是我的妻子，我希望她唾骂别人！’人的命运很难预料，而做人的道理却易于遵守。遵守做人道理的臣子，还怕什么死亡？
【解析】
上面材料是鲍永与冯衍的对话，简单说下两个人的生平。
鲍永，父亲是汉哀帝时期大臣，被王莽杀害，鲍永未被株连，又得贵人庇护，在地方郡县中当小官。
后得更始帝刘玄征召，进入其朝廷担任大将军，镇守河东。
更始帝死后，刘秀招降鲍永，鲍永看不清楚状况，就扣留使者，派人到长安调查，确认消息后，把部队解散后才带着随从及将领投降刘秀。
再说冯衍，王莽时期拒绝出仕，投入到王莽大将廉丹手下，劝说他拥兵自重，后者不允，兵败而死。
就在鲍永为更始帝镇守河东时，冯衍到鲍永处，为其谋士，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开始。
之后两人都投降了刘秀，上面这段材料就是两人投降之后的对话。
这番对话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比如刘邦对于季布、丁公的处理，之前的材料也聊过。
而有意思的事这番对话背后反应看来三个很关键的思维。
1.时代的任务不同
刘邦诛杀丁公、奖赏季布，是因为天下打完，如果天下还没打完，前者是绝对不会死的。
与其说是刘邦前后发生变化，倒不如说彼时的天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
天下大乱的时候，侧重于如何快速结束战乱。
天下安定的时候，侧重于如何稳定局面。
由此造就了不同时代不同任务。
包括现在也是如此。
解放前、解放后，乃至于改开40多年，
就单拿改开40多年来说，一开始最主要的任务是获取资金和技术，再后来是优化自身制造力，到现在推统一大市场。
咱么类比到人，前25年就是长身体，后10年就是增肌，之后就是力量训练。
如果看不到时代变化之下的这种变化，被淘汰也是必然的结果。
君不见，这段时间那些个互联网大佬都退休交权了，这背后未尝不是对时代变化之下选择。
2.人阶段性的利益不同
上面的材料冯衍和鲍永说了个故事，一个男人娶老婆的故事。
这个故事生动展示了，聪明的男人，好色归好色，但关键的东西不含糊。
这就反应了时代之下人的利益也是呈现阶段性的。
就拿材料中的刘邦杀丁公、奖赏季布来说。
天下大乱时，刘邦是为了活，是为了尽可能打击对手，所以无所不用其极。
而天下太平时，刘邦就要稳固权力，吹捧忠诚，那么那些不忠的人就要杀，忠诚的人哪怕是忠诚于自己的对手，只要他投降了没威胁，那就奖励。
人这种阶段性的利益，变化极快，可能几年一变，也有可能职位一变就变，还有可能今天明天就改变。
社会是人的关系总和，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就是价值交换。
看不到人阶段性利益的不同，那么在搞人际关系的时候就难免热脸贴冷屁股，社会咖位也难上去。
你以为你对对方不错，没想到对方要的是别的玩意。
3.最终选择必然利己
还是来说说冯衍和鲍永说的那个故事。
男人年轻时候看邻居家老婆，明显就是想偷情，自然是喜欢会配合自己的。
可是当男人真要娶这姑娘时他却犹豫了。
其中内核其实有两个。
其一，当时的相好老了，早年的颜色不在。
其二，以前他有老公的时候还偷人，将来我娶了他，那她还不也会偷人绿我？
所以，选了那个早年骂他的女人。
这就是最终选择的必然利己。
之前的利，是为了来一发，之后的利是为了婚姻稳定和血脉纯正。
这其实就是人行为最底层的逻辑，利己。
所有行为必然利己，只不过利己不是你狭隘的认为的就是为了钱，基因传承、心理安全、心理爽感、权力、价值观等等都是利己的体现之一。
看不到人行为利己的必然，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就难以调和，也没办法将别人的利益为你所用，更难以在利益矛盾中找到均衡共赢。
【闲扯】
这几天在酝酿一个大招。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关注了【卢克文】这个公众号，讲时政的。
年把前，他写了个文章说了一个概念，经济链，说是看透世间万物本质的。
我看了几遍，深表认同，但又觉得不过瘾，里面不少东西太虚，没有落到实处，更有不少东西没有讲细。
于是动了念头，自己把这个”经济链“的概念写完写透。
预备五一之后放出来。
这里做个提前铺垫。
而上面的内容其实某种程度是经济链的一小小部分。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