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炉夜话》主导生命的根本力量 • 就是无我利他
一、
这个世界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读书# 就是我们一味执着的，未必能够最终获得，而我们能够随遇而安的，反而会有人生的意外惊喜。
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正好对应了这个智慧，叫做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好像在生活中，一个人绞尽脑汁地去求财，甚至不择手段，但是最后上天偏偏没有让他遇见得财的机缘；有的人在生活中处处想要接近完美，对于生活过分要求，可上天偏偏让他经历许多阻碍和羁绊，最终导致本该平顺的人生满是荆棘。
这一切仿佛都印证了那样一句话，叫做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纷繁复杂的虚幻变化之中，好像我们主观能够抓住的事物很少，而我们丢失的东西却是很多。
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规则，也是主导事物存在于我们生命之中的根本力量，那就是无我利他的修行。
我们先来看刚才所说的种种现象，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包括求财不得，求完美亦不能得，就是因为我们不管去求什么，其根本都是在为自己着想，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从人文角度，还是从事物本质规律的角度去出发，一个只顾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行为会在无形之中背离应该遵守的限度，也会因为他的自私而形成了浅薄狭隘的眼界，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阻碍。
比如说自私的人总是计较眼前小利，#传统文化# 这种状态自然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本身就是一种规则的存在状态，违反了这种状态，就是违反规则。
所以这种人走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吃亏的一方，因为他没有遵守限度。
《围炉夜话》之中有一句话说：义之中有利，而尚义之君子，初非计及于利也；利之中有害，而趋利之小人，并不顾其为害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义行之中存在利益，而崇尚义的君子，最初并不会考虑是否有利可图；在谋求利益之中也会包藏着危害，而一心求利的小人，却不会顾忌其中的危害。
利益是人人都想得到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争夺利益伤害彼此，甚至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总会通过阴暗卑劣的手段，为自己无尽的捞取好处，并不顾及其中的危害。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因果不虚，善恶有报，任何事物走到最后都会因为这件事物在存在过程中的影响而产生结果，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敛取回报，最后都需要为自己的卑劣手段而付出代价。
就像没有顾及其中利害关系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一样，他在不断求利的同时，也会因为自己过度执着的欲望而受到伤害。
所以人生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就是要从无我利他的角度去审视人生的事态和问题。
就像佛家所说的一样，我们与世界不是分离的状态，而是与世界同为整体。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态度，#国学实录# 终究会有其结果回馈到自己身上，所以无我利他是一种大爱的方式，而自己也是这一份大爱的受益者。
二、
就好像《围炉夜话》之中所说的一样：崇尚义的君子，最初他不是考虑自己的有利可图，但是他的这一份义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利益，即便在他没有索取回报的时候，有些意外的惊喜也会在他的生命中悄悄来临。
他的这一份利，不是先得之利，而是后得之利，同样是利益存在，后得的利益自然是比小人所谋求先得的利益更加稳固，更加长久。
更重要的是，对于君子来说，不管这份利益什么时候存在于他的生命中，他都没有怨言，因为他本身所期待的就只是义本身，这也会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平和力量，这份力量对于人生的正向作用，更大于那些看得见的利益。
写下《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是许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古人，他的诗词文章感情丰富，而且为人作风正派，非常受后人推崇。
对于范仲淹来说，他人生最值得推崇的除了流传千古的诗词文章之外，还开创了一个800年兴盛不衰的家族。
那么范仲淹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那就是范仲淹买宅院的事情。
在1035年，范仲淹当时在苏州任知州，他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一所宅子。
当时有一位风水先生听说之后，就对他说：“卧龙街是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修建宅院，必定子孙兴旺，而且卿相不断，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范仲淹听了之后却说：“与其让我一个人家族荣耀富贵，不如让这里多出人才，让大家一起荣华富贵。”
然后就把这块地捐了出去，建成了苏州文庙，也就是一所学校，并且请大教育家来这里任教，为国家培养人才。
人人本是皆具私心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让子孙兴旺发达，范仲淹也并非圣人，他也有普通人的思虑情识，但是他却能站在无我利他的立场，做出让地的大家风范，使其作用于民，这不就是人性的伟大之处吗？
在当时来看，范仲淹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损失，但是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古人，再去看他的一生以及他后代家族的发展，不难看出其受上天眷顾的迹象，而眷顾的缘由或许正是因为范仲淹的深明大义，不计私利的善良之举。
所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足够正确的标准，以这个标准行事，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财物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心利益。
这种标准是真实存在的，但绝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肤浅手段，而是高于世俗的大义之举。
所以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我利他，能够以此奉行，即便当下吃亏，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善意举动，而收到意外的生命惊喜，显现出人生的另一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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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世界存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读书# 就是我们一味执着的，未必能够最终获得，而我们能够随遇而安的，反而会有人生的意外惊喜。
古人常说的一句话，正好对应了这个智慧，叫做有心栽树树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
就好像在生活中，一个人绞尽脑汁地去求财，甚至不择手段，但是最后上天偏偏没有让他遇见得财的机缘；有的人在生活中处处想要接近完美，对于生活过分要求，可上天偏偏让他经历许多阻碍和羁绊，最终导致本该平顺的人生满是荆棘。
这一切仿佛都印证了那样一句话，叫做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纷繁复杂的虚幻变化之中，好像我们主观能够抓住的事物很少，而我们丢失的东西却是很多。
那么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现象的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规则，也是主导事物存在于我们生命之中的根本力量，那就是无我利他的修行。
我们先来看刚才所说的种种现象，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包括求财不得，求完美亦不能得，就是因为我们不管去求什么，其根本都是在为自己着想，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从人文角度，还是从事物本质规律的角度去出发，一个只顾自私自利的人，他的行为会在无形之中背离应该遵守的限度，也会因为他的自私而形成了浅薄狭隘的眼界，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阻碍。
比如说自私的人总是计较眼前小利，#传统文化# 这种状态自然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本身就是一种规则的存在状态，违反了这种状态，就是违反规则。
所以这种人走到最后的时候，往往是吃亏的一方，因为他没有遵守限度。
《围炉夜话》之中有一句话说：义之中有利，而尚义之君子，初非计及于利也；利之中有害，而趋利之小人，并不顾其为害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义行之中存在利益，而崇尚义的君子，最初并不会考虑是否有利可图；在谋求利益之中也会包藏着危害，而一心求利的小人，却不会顾忌其中的危害。
利益是人人都想得到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人因为争夺利益伤害彼此，甚至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总会通过阴暗卑劣的手段，为自己无尽的捞取好处，并不顾及其中的危害。
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因果不虚，善恶有报，任何事物走到最后都会因为这件事物在存在过程中的影响而产生结果，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敛取回报，最后都需要为自己的卑劣手段而付出代价。
就像没有顾及其中利害关系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一样，他在不断求利的同时，也会因为自己过度执着的欲望而受到伤害。
所以人生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就是要从无我利他的角度去审视人生的事态和问题。
就像佛家所说的一样，我们与世界不是分离的状态，而是与世界同为整体。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态度，#国学实录# 终究会有其结果回馈到自己身上，所以无我利他是一种大爱的方式，而自己也是这一份大爱的受益者。
二、
就好像《围炉夜话》之中所说的一样：崇尚义的君子，最初他不是考虑自己的有利可图，但是他的这一份义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利益，即便在他没有索取回报的时候，有些意外的惊喜也会在他的生命中悄悄来临。
他的这一份利，不是先得之利，而是后得之利，同样是利益存在，后得的利益自然是比小人所谋求先得的利益更加稳固，更加长久。
更重要的是，对于君子来说，不管这份利益什么时候存在于他的生命中，他都没有怨言，因为他本身所期待的就只是义本身，这也会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平和力量，这份力量对于人生的正向作用，更大于那些看得见的利益。
写下《岳阳楼记》的范仲淹，是许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古人，他的诗词文章感情丰富，而且为人作风正派，非常受后人推崇。
对于范仲淹来说，他人生最值得推崇的除了流传千古的诗词文章之外，还开创了一个800年兴盛不衰的家族。
那么范仲淹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质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那就是范仲淹买宅院的事情。
在1035年，范仲淹当时在苏州任知州，他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一所宅子。
当时有一位风水先生听说之后，就对他说：“卧龙街是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修建宅院，必定子孙兴旺，而且卿相不断，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范仲淹听了之后却说：“与其让我一个人家族荣耀富贵，不如让这里多出人才，让大家一起荣华富贵。”
然后就把这块地捐了出去，建成了苏州文庙，也就是一所学校，并且请大教育家来这里任教，为国家培养人才。
人人本是皆具私心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块风水宝地，让子孙兴旺发达，范仲淹也并非圣人，他也有普通人的思虑情识，但是他却能站在无我利他的立场，做出让地的大家风范，使其作用于民，这不就是人性的伟大之处吗？
在当时来看，范仲淹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损失，但是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看古人，再去看他的一生以及他后代家族的发展，不难看出其受上天眷顾的迹象，而眷顾的缘由或许正是因为范仲淹的深明大义，不计私利的善良之举。
所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足够正确的标准，以这个标准行事，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财物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私心利益。
这种标准是真实存在的，但绝不是世俗所理解的肤浅手段，而是高于世俗的大义之举。
所以生命最好的状态就是无我利他，能够以此奉行，即便当下吃亏，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善意举动，而收到意外的生命惊喜，显现出人生的另一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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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哲瀚创下了内地娱乐圈“顶流”星途最短的纪录：5个月零19天。这是从《山河令》开播次日算起的，而张哲瀚实际走红的周期应该比这还要短。《奇葩说》有一道辩题：20岁有个一夜成名的机会，该不该要。张哲瀚接到《山河令》的剧本时，已经29岁了。站在年龄的整数关口前，可能每个人都曾摩拳擦掌，希望用一件有标志意义的事，为自己的下一段人生来个开门红。当时正逢新冠疫情，张哲瀚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工作邀约了。而《山河令》又被他认为是自己在过去十年里接到的最好的剧本。于是，张哲瀚接住了这个机会，一夜成名。其实无论是20岁还是30岁，在面对一夜成名的机会时，我们都是该拿下的。关键是，你驾驭住成名的机会之后，是否还能驾驭住成名本身。总制片人马韬，是《山河令》收获成功以后第一个飘的。她公开宣扬“男主角必须是未婚，最好没有女朋友”，把这个本该关起门来讲，甚至只需要自己一个人明白就行的选角标准，搞得人尽皆知。而在马韬之前，《山河令》插曲的演唱者霍尊已经飘了有段时间了。只不过，霍尊并不是从《山河令》才开始飘的。张哲瀚和他的团队也飘了。此次事发后，多个加V用户在微博上吐槽张哲瀚及其团队耍大牌，称他们或是干扰采访、或是临时放鸽子、或是毁坏他人相机还装看不见……张哲瀚好歹是没有在女人身上栽跟头，跟其他明星塌房相比，总算是有了点不同。但他躲过了“美人关”，却没躲过“没人管”。他没在“男人都爱犯的错误”上面翻车，却在“是人都明白的道理”上砸了锅。谁都知道涉日问题有多敏感。作为公众人物，你的警惕性哪去了？在张哲瀚翻车这件事上，赵薇也是有责任的。从2019年起，赵薇成为了张哲瀚的老板。她带着他参加《演员请就位》，那是张哲瀚在《山河令》开播之前最露脸的一次表演经历。赵薇自己也在涉日问题上翻过车。只不过她的命比较好，当时的监管环境没有现在这么严。作为老板，又有过亲身教训，按理说赵薇应该不断提醒张哲瀚，作为当红明星要注意哪些雷区。但从结果看，即使赵薇有过相关提醒，也未达预期。当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再多的耳提面命，也架不住一时兴起。张哲瀚坐在苏小小的墓上拍照，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他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无知。更准确地说，这不叫无知，应该叫“脑子里缺根弦儿”。两次因为拍照翻车，相关的道理你说他真的不明白吗？其实他啥都明白，只不过，他没疼过。《奇葩说》在讨论一夜成名时，小鹿讲过一个段子。她说她采访过一个过气的明星，对方说自己现在一发微博就掉粉，因为他一发微博就有人注意到，“哎，我怎么还在关注这个废物？”一夜之间，张哲瀚的微博已经掉了4万粉了。我估计，微博团队现在应该正在讨论，或者说正在请示，要不要对张哲瀚进行封号处理。曾经有粉丝说，张哲瀚在2019年出的专辑，直到《山河令》开播前才卖出了不到2万张，而且也从来没接过任何代言。一夜之间，《山河令》为张哲瀚带来的十余家代言全部解约。从一夜成名到一夜清零，张哲瀚终于体验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刺激了。他也终于体验到了疼的滋味，只是这教训来得太晚了。仅凭一部剧便从三线演员跃居当红偶像，张哲瀚无疑是个幸运儿。但命运给了他一夜成名的机会，却没给他“名气的使用说明书”。在默默无闻的日子里，张哲瀚坐上了苏小小的墓。当时没人拿这张照片出来说事，因为即使说了也没什么影响力。他和他的身边人应该也没当回事，所以才有了这次在朋友婚礼上因为拍照而闯下大祸。其实，坐在苏小小的墓上拍照，并不是张哲瀚此前仅有的一次在拍照问题上犯错。他在与一座美人鱼雕塑合影时，还摆出了捏人家胸的动作。无论是哪一次，如果张哲瀚当时的老板能对他施以重罚，即使张哲瀚不服气，他也一定会记住。就像央视主播每读错一个字就要被扣200块钱一样，用小疼长记性，才不至于将来招致灭顶之灾。所以说，犯错的虽是张哲瀚，但在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任老板，都该反思。这不是简简单单拍照场合不对的问题，而是艺人的培养体系出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么张哲瀚就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无知”而翻车的明星。我们的明星太缺少日常管束了。团队哄着、粉丝护着，连客观的批评都会被认为是“黑”，甚至连不够肉麻的表扬都会被挑剔。可结果呢？哄来哄去，护来护去，一个又一个“无知到离谱”的明星房倒屋塌。张哲瀚们凉了，但他们的经纪人、助理、宣传和粉丝们，又会爬上另一座墙头，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涛声依旧。满仓大兄弟|深度剧评，浅谈人生。
#传古荐书# 【杜甫一首反腐诗的来历】
《杜诗详注（裸背）》開本：32開，頁數：2867頁 https://t.cn/A6GdeOGg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这首题为《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的五律是诗圣杜甫的作品。这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久被人们忽视的杰作。历来杜诗的选本很多，可选这首诗的版本较少。多家注释《杜工部诗集》的前贤都没有读懂这首诗。
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掾曹”是唐代州府长官手下分曹理事的属员，这里是指兖州法曹参军事刘九。“荒林”指兖州府平阴县石门一带偏僻的山林。“能吏”，干练的胥吏。“联壁”有典故，《南史》：韦孝宽从荊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韦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荊部吏人号为联璧。“联璧”在这里指郑、刘两人在宴集上默契配合的行为。“一金”，前贤注释都引《史记·平准书》中的《集解》：“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黄金在秦时论镒，汉时论斤，从晋代起论两。所以，杜诗中的“一金”，应当理解为一两黄金。
这两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兖州法曹的官员刘九乘着雅兴，骑马来到平阴县偏僻的石门山林。能干的瑕丘县吏郑某早已赶到，迎候在那里，摆设价值一金的丰盛宴席招待上司。”
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然而，物极必反。隆盛的背后潜藏着始衰的危机。在一般人的眼里，石门宴集是官场上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而在诗圣杜甫的眼里却是值得警惕的事。何以见得呢？一个“直”字，用得妙！说明诗人对石门宴集的花费进行了认真核算，结果是“华筵直一金”。明代杨慎说：“‘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这位状元郎真是掉进书袋里，完全不知杜诗的现实性。从东汉到五代，金银的比价较稳定，大体上为一比五。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开元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以齐地一斗米五钱计算，石门宴集的花费能买一百石米。唐代中县县令正七品。郑瑕丘不是县令，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胥吏。唐代九品官月俸五石米。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九品官一年零八个月的俸禄。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月供六斗。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一百六十六位戍卒或役丁一个月的口粮还有余。粟米比重以0.8计，戍卒或役丁月供六斗，折合今制28.8公斤。现今1公斤小米9元。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喝的花费折合人民币43182元7角2分。要知道，官吏们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这样的官场宴集，在开元盛世全国一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煞不住官场吃喝风，再富强的国家，终究会被吃垮！这还不算，下吏奉承上官，必有企图，官场吃喝宴集，往往是结党营私的手段，其危害更甚。“能吏逢联璧”是反话。“能吏”，应当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僻地到一曹官，县吏便闻风寻踪，殷勤奉承，他的本事用错了地方。“联璧”，本指上官下吏关系融洽，政术俱美。如今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尽情享乐，诗人用一“逢”，写尽郑、刘勾结之丑态，极具讽刺力。诗人擅长写律诗，仅用短短的两联，就为我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一段值得警惕的幽事。
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本文转自https://t.cn/A6GdeOGd
《杜诗详注（裸背）》開本：32開，頁數：2867頁 https://t.cn/A6GdeOGg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这首题为《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的五律是诗圣杜甫的作品。这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久被人们忽视的杰作。历来杜诗的选本很多，可选这首诗的版本较少。多家注释《杜工部诗集》的前贤都没有读懂这首诗。
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掾曹”是唐代州府长官手下分曹理事的属员，这里是指兖州法曹参军事刘九。“荒林”指兖州府平阴县石门一带偏僻的山林。“能吏”，干练的胥吏。“联壁”有典故，《南史》：韦孝宽从荊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韦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荊部吏人号为联璧。“联璧”在这里指郑、刘两人在宴集上默契配合的行为。“一金”，前贤注释都引《史记·平准书》中的《集解》：“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黄金在秦时论镒，汉时论斤，从晋代起论两。所以，杜诗中的“一金”，应当理解为一两黄金。
这两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兖州法曹的官员刘九乘着雅兴，骑马来到平阴县偏僻的石门山林。能干的瑕丘县吏郑某早已赶到，迎候在那里，摆设价值一金的丰盛宴席招待上司。”
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然而，物极必反。隆盛的背后潜藏着始衰的危机。在一般人的眼里，石门宴集是官场上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而在诗圣杜甫的眼里却是值得警惕的事。何以见得呢？一个“直”字，用得妙！说明诗人对石门宴集的花费进行了认真核算，结果是“华筵直一金”。明代杨慎说：“‘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这位状元郎真是掉进书袋里，完全不知杜诗的现实性。从东汉到五代，金银的比价较稳定，大体上为一比五。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开元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以齐地一斗米五钱计算，石门宴集的花费能买一百石米。唐代中县县令正七品。郑瑕丘不是县令，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胥吏。唐代九品官月俸五石米。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九品官一年零八个月的俸禄。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月供六斗。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一百六十六位戍卒或役丁一个月的口粮还有余。粟米比重以0.8计，戍卒或役丁月供六斗，折合今制28.8公斤。现今1公斤小米9元。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喝的花费折合人民币43182元7角2分。要知道，官吏们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这样的官场宴集，在开元盛世全国一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煞不住官场吃喝风，再富强的国家，终究会被吃垮！这还不算，下吏奉承上官，必有企图，官场吃喝宴集，往往是结党营私的手段，其危害更甚。“能吏逢联璧”是反话。“能吏”，应当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僻地到一曹官，县吏便闻风寻踪，殷勤奉承，他的本事用错了地方。“联璧”，本指上官下吏关系融洽，政术俱美。如今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尽情享乐，诗人用一“逢”，写尽郑、刘勾结之丑态，极具讽刺力。诗人擅长写律诗，仅用短短的两联，就为我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一段值得警惕的幽事。
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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