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摇篮》第一批学术目录 目前22年5月版面，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记者摇篮》（月刊）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由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刊登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论文的学术月刊。
国内刊号：CN：21-1032/G2
栏目设置：
本期特稿、学术界面、理论探析、采编杂谭、业务研究、视听论苑、新媒前沿、主播在线、新闻践行、学子天地、新闻前哨、名家说图等。
来稿要求：
标题简洁明了，理论性强；摘要提纲100-200字；关键词3-5个，以空格相隔；正文5号宋体，层次序号为一、（一）、1、（1）；参考文献按标准格式，以单字母方式标注类型；作者单位为现供职单位或学校全称。
为保证采写编的权威性，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稿。稿件文责由作者自负，编辑部有权作必要的修改。文稿在3个月内未收到退修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另投他刊。未被录用的稿件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网络合作：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知网期刊全文库（CNKI）、龙源期刊网、中教数据网、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bilibili#
1992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记者摇篮》（月刊）杂志创刊于1985年，是由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刊登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论文的学术月刊。
国内刊号：CN：21-1032/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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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学术界面、理论探析、采编杂谭、业务研究、视听论苑、新媒前沿、主播在线、新闻践行、学子天地、新闻前哨、名家说图等。
来稿要求：
标题简洁明了，理论性强；摘要提纲100-200字；关键词3-5个，以空格相隔；正文5号宋体，层次序号为一、（一）、1、（1）；参考文献按标准格式，以单字母方式标注类型；作者单位为现供职单位或学校全称。
为保证采写编的权威性，杜绝任何形式的抄袭稿。稿件文责由作者自负，编辑部有权作必要的修改。文稿在3个月内未收到退修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另投他刊。未被录用的稿件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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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著名中医仝小林院士推荐的“四高”方子：降糖、降脂、降压、降尿酸，赶紧收藏！
对治“四高”推荐几个经验方：
一、降糖方
2015年，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仝小林：从黄连降糖谈开去》文章介绍，黄连苦寒，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因其主要成分小檗碱降糖功效显著，故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此外，仝小林院士也曾经在其主编的《脾瘅新论》书籍中分享过他的降糖方法。
1. 黄连、生姜/干姜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生姜/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姜可制约黄连苦寒伤胃，二药合用，共奏辛开苦降、寒热并调之功，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根据糖化血红蛋白、血糖、病程、年龄、体重的不同，黄连用量随之变化。
用黄连调理脾胃，多在1.5～6g；而降糖，15～45g为常用量。比如空腹血糖小于7mmol/L，黄连剂量为9～15g；空腹血糖7～10mmol/L，黄连剂量为30g；空腹血糖大于10mmol/L，黄连剂量为30～45g；糖尿病酮症最大应用至120g。
使用黄连须配伍生姜或干姜，以防苦寒伤胃。脾胃正常者，黄连：干姜为6：1；脾胃虚弱者，黄连：干姜为3：1或1：1。
如此配伍，可存其降糖之用，去其苦寒之性。一般治疗糖尿病本病，黄连使用剂量大；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黄连使用剂量偏小。
2. 黄连、知母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知母甘寒，滋肾润燥，上润肺燥、泻肺火，中清胃火、除烦渴，下滋肾阴、润肾燥而退骨蒸。二者相须为用，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此方为清热生津润燥之效方。二药合用，主要针对糖尿病之“热”态与“燥”态。黄连、知母在现代药理学上均具有好的降糖功效，实为降糖之“靶”药。在2型糖尿病早中期，药对应用较广。
临床多用黄连15～45g，知母15～30g。
3. 黄连、乌梅
黄连苦寒清热；乌梅生津止渴、酸涩敛阴。二药合用，取“苦酸制甜”之意，是具有较好疗效的降糖药对。
糖尿病为一“甜病”，故苦酸可以制甜。此方黄连清胃火，乌梅生胃津，苦酸制甜以降糖。
4. 黄连、赤芍
黄连泻气热，赤芍清营热，二药合用，治疗糖尿病气营蕴热证。症状一般为口干渴，面赤，手足心热，汗多等。
如口干、口渴明显，可加知母30g、天花粉30g、西洋参6g；如汗出较多，可加山茱萸敛汗。
临床本药对可独立降糖，合用西药注意减量。
二、降脂方
此外，仝小林院士主编的《脾瘅新论》一书不仅有降糖方，还有降脂方。
1. 红曲、山楂、荷叶
红曲、山楂、荷叶三者为消膏降浊之“靶药”，常配伍使用，治疗血脂异常、肥胖者。
红曲中含有多种他汀类成分，可降低血脂和血糖。山楂消食积、入血分化瘀滞，其消膏降脂作用强。荷叶味苦涩而性平，能清暑化湿，升清阳而凉血热。三者是消膏降浊之常用药物。
山楂的常用量为30g，红曲的常用量为6～12g，荷叶的常用量为9～15g。
2. 荷叶、苍术
荷叶具有利湿、健脾升阳之功；苍术辛温燥烈，功擅祛风除湿，健脾止泻。二药合用，具有化湿祛浊之功，现代药理学上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舌苔厚腻为二药应用指征。
可使用大剂量苍术15～30g，荷叶一般应用至15～30g。
临床若以湿为重，化湿可配伍藿香，渗湿当用云茯苓、薏苡仁，利水用车前草、竹叶。
3. 陈皮、大腹皮
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大腹皮可行气宽中，行水消肿。二药合用，为行气运脾之要药。
4. 茵陈、红曲、生大黄
茵陈、红曲、生大黄三药合用，具有消膏调脂、通腑降浊之功。此药对适用于腹型肥胖、中重度脂肪肝患者。
临床常用剂量：茵陈15～30g，红曲3～9g，生大黄3～6g。
若腹部膨满胀大，则合用厚朴三物汤；虚胖，则配伍党参、炒白术、荷叶；肝损害，配伍赤芍、五味子、虎杖。
三、降压方
1. 夏枯草、黄芩、钩藤
2020年在中医药学术期刊《吉林中医药》刊登的《夏枯草、黄芩、钩藤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中介绍，仝小林院士将高血压病分为“三期六态”，指出肝热证具有“四红二干”的临床表现，“四红”指面 (目) 红、唇红、舌红、掌红，“二干”指便干、口干。
常处以靶方夏枯草、黄芩、钩藤清肝降压。该小方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时，降压效果显著，并可以明显减轻头晕、头痛、目赤等症状，临床疗效良好，但需注意不可长期大剂量使用。
一般用量为夏枯草30～60 g，黄芩15~30 g，钩藤15~30 g，根据兼证配合使用清热、降火、散火、行气、利湿之品。
2. 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
2019年，一篇在吉林中医药刊登的《牛膝、杜仲、桑寄生治疗“肾虚态”高血压病——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仝小林院士指出，“肾虚态”为高血压病常见态势之一，此类高血压病多见于老年或久病体虚之人，常见脉压差较大，并伴有脑转耳鸣，腰部酸痛、空虚，足跟疼痛等症状。
高血压病见肾虚态者，用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组方补益肝肾以降压，临床可以取得良好的降压疗效。
三者常用剂量均为16～60g，其中牛膝为治疗脉压差大的靶药，最多可用至120g。
灵活配伍这3味药，可以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3. 茺蔚子、茯苓、车前子
2020年，吉林中医药杂志刊登的一篇仝小林院士的《茺蔚子、茯苓、车前子治疗水态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指出，水液代谢异常是导致水态高血压的直接原因，临床表现主要为舒张压升高，脉压差减小。该病致病因素中，水湿尤为重要，常见体胖、下肢水肿等症状。
针对病因及辨证予以靶方茺蔚子、茯苓、车前子利水降压，可根据临床高血压分级及下肢水肿程度调整用量。
一般以茺蔚子15～45g，茯苓30～90g，车前子15～30g靶向降压，同时减轻水肿，共奏活血、渗湿、利水之效，必要时配合益母草、泽泻等药。
该小方降压效果显著，可明显降低舒张压、减小脉压差，有效治疗水肿，针对水态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稳定，安全性良好。
4. 石决明、珍珠母
仝小林院士在其《脾瘅新论》中分享的降压方指出，石决明平肝清热；珍珠母平肝潜阳，清肝明目，镇惊安神。二药合用，为安神降压之靶药。
治疗高血压合并眠差的患者，石决明15～30g，珍珠母9～15g。
四、降尿酸方
仝小林院士认为，血尿酸升高是由膏人中满，气血运行不畅，积聚成浊，或进一步流注经络而成，治疗重心在脾与胃肠，利湿去浊是治疗高尿酸血症基本治法。
1. 上中下通用痛风汤
2010年，刊登在中医杂志上的《仝小林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经验》指出，上中下通用痛风方为元代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创立，由苍术、黄柏、威灵仙、羌活、白芷、桂枝、防己、天南星、桃仁、红花、川芎、龙胆、神曲组成，有清热利湿、化痰祛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黄柏用量为30g，苍术15～30g，威灵仙15～30g，桂枝15～30g，配伍性捷走血分之鸡血藤30g，二药温经和血、舒筋通络。
防己、羌活祛风除湿、止痛利关节；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桃仁、红花、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龙胆清利湿热。
方中可配伍清热解毒，主风寒湿痹之秦皮30g，具有显著止痹痛、降低尿酸的作用。
2. 当归拈痛汤
2017年一篇《仝小林院士辨治痛风经验》的文章指出，当归拈痛汤源于《医学启源》，由金元医家张元素所创，被称为治疗“湿热疼痛之圣方”。
全方由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苍术、白术、当归、人参、苦参、黄芩、知母、茵陈、猪苓、泽泻、甘草组成，具有通络止痛、调和气血、疏风清热利湿的作用。
仝小林院士的当归拈痛汤加减治疗痛风急性发作，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血尿酸水平。
当归9g，羌活9g，防风6g，天麻6g，猪苓30g，泽泻30g，茵陈15g，黄芩9g，葛根15g，苦参9g，生白术15g，炙甘草15g，威灵仙30g，秦皮15g，秦艽15g，土茯苓30g，萆薢15g，黄芪30g，生姜9g，大枣9g。
特别提示：以上为名家个人临床理论，具体治疗请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非中医专业人士请勿擅用。
对治“四高”推荐几个经验方：
一、降糖方
2015年，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仝小林：从黄连降糖谈开去》文章介绍，黄连苦寒，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因其主要成分小檗碱降糖功效显著，故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此外，仝小林院士也曾经在其主编的《脾瘅新论》书籍中分享过他的降糖方法。
1. 黄连、生姜/干姜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生姜/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姜可制约黄连苦寒伤胃，二药合用，共奏辛开苦降、寒热并调之功，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根据糖化血红蛋白、血糖、病程、年龄、体重的不同，黄连用量随之变化。
用黄连调理脾胃，多在1.5～6g；而降糖，15～45g为常用量。比如空腹血糖小于7mmol/L，黄连剂量为9～15g；空腹血糖7～10mmol/L，黄连剂量为30g；空腹血糖大于10mmol/L，黄连剂量为30～45g；糖尿病酮症最大应用至120g。
使用黄连须配伍生姜或干姜，以防苦寒伤胃。脾胃正常者，黄连：干姜为6：1；脾胃虚弱者，黄连：干姜为3：1或1：1。
如此配伍，可存其降糖之用，去其苦寒之性。一般治疗糖尿病本病，黄连使用剂量大；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黄连使用剂量偏小。
2. 黄连、知母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知母甘寒，滋肾润燥，上润肺燥、泻肺火，中清胃火、除烦渴，下滋肾阴、润肾燥而退骨蒸。二者相须为用，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此方为清热生津润燥之效方。二药合用，主要针对糖尿病之“热”态与“燥”态。黄连、知母在现代药理学上均具有好的降糖功效，实为降糖之“靶”药。在2型糖尿病早中期，药对应用较广。
临床多用黄连15～45g，知母15～30g。
3. 黄连、乌梅
黄连苦寒清热；乌梅生津止渴、酸涩敛阴。二药合用，取“苦酸制甜”之意，是具有较好疗效的降糖药对。
糖尿病为一“甜病”，故苦酸可以制甜。此方黄连清胃火，乌梅生胃津，苦酸制甜以降糖。
4. 黄连、赤芍
黄连泻气热，赤芍清营热，二药合用，治疗糖尿病气营蕴热证。症状一般为口干渴，面赤，手足心热，汗多等。
如口干、口渴明显，可加知母30g、天花粉30g、西洋参6g；如汗出较多，可加山茱萸敛汗。
临床本药对可独立降糖，合用西药注意减量。
二、降脂方
此外，仝小林院士主编的《脾瘅新论》一书不仅有降糖方，还有降脂方。
1. 红曲、山楂、荷叶
红曲、山楂、荷叶三者为消膏降浊之“靶药”，常配伍使用，治疗血脂异常、肥胖者。
红曲中含有多种他汀类成分，可降低血脂和血糖。山楂消食积、入血分化瘀滞，其消膏降脂作用强。荷叶味苦涩而性平，能清暑化湿，升清阳而凉血热。三者是消膏降浊之常用药物。
山楂的常用量为30g，红曲的常用量为6～12g，荷叶的常用量为9～15g。
2. 荷叶、苍术
荷叶具有利湿、健脾升阳之功；苍术辛温燥烈，功擅祛风除湿，健脾止泻。二药合用，具有化湿祛浊之功，现代药理学上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舌苔厚腻为二药应用指征。
可使用大剂量苍术15～30g，荷叶一般应用至15～30g。
临床若以湿为重，化湿可配伍藿香，渗湿当用云茯苓、薏苡仁，利水用车前草、竹叶。
3. 陈皮、大腹皮
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大腹皮可行气宽中，行水消肿。二药合用，为行气运脾之要药。
4. 茵陈、红曲、生大黄
茵陈、红曲、生大黄三药合用，具有消膏调脂、通腑降浊之功。此药对适用于腹型肥胖、中重度脂肪肝患者。
临床常用剂量：茵陈15～30g，红曲3～9g，生大黄3～6g。
若腹部膨满胀大，则合用厚朴三物汤；虚胖，则配伍党参、炒白术、荷叶；肝损害，配伍赤芍、五味子、虎杖。
三、降压方
1. 夏枯草、黄芩、钩藤
2020年在中医药学术期刊《吉林中医药》刊登的《夏枯草、黄芩、钩藤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中介绍，仝小林院士将高血压病分为“三期六态”，指出肝热证具有“四红二干”的临床表现，“四红”指面 (目) 红、唇红、舌红、掌红，“二干”指便干、口干。
常处以靶方夏枯草、黄芩、钩藤清肝降压。该小方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时，降压效果显著，并可以明显减轻头晕、头痛、目赤等症状，临床疗效良好，但需注意不可长期大剂量使用。
一般用量为夏枯草30～60 g，黄芩15~30 g，钩藤15~30 g，根据兼证配合使用清热、降火、散火、行气、利湿之品。
2. 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
2019年，一篇在吉林中医药刊登的《牛膝、杜仲、桑寄生治疗“肾虚态”高血压病——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仝小林院士指出，“肾虚态”为高血压病常见态势之一，此类高血压病多见于老年或久病体虚之人，常见脉压差较大，并伴有脑转耳鸣，腰部酸痛、空虚，足跟疼痛等症状。
高血压病见肾虚态者，用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组方补益肝肾以降压，临床可以取得良好的降压疗效。
三者常用剂量均为16～60g，其中牛膝为治疗脉压差大的靶药，最多可用至120g。
灵活配伍这3味药，可以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3. 茺蔚子、茯苓、车前子
2020年，吉林中医药杂志刊登的一篇仝小林院士的《茺蔚子、茯苓、车前子治疗水态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指出，水液代谢异常是导致水态高血压的直接原因，临床表现主要为舒张压升高，脉压差减小。该病致病因素中，水湿尤为重要，常见体胖、下肢水肿等症状。
针对病因及辨证予以靶方茺蔚子、茯苓、车前子利水降压，可根据临床高血压分级及下肢水肿程度调整用量。
一般以茺蔚子15～45g，茯苓30～90g，车前子15～30g靶向降压，同时减轻水肿，共奏活血、渗湿、利水之效，必要时配合益母草、泽泻等药。
该小方降压效果显著，可明显降低舒张压、减小脉压差，有效治疗水肿，针对水态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稳定，安全性良好。
4. 石决明、珍珠母
仝小林院士在其《脾瘅新论》中分享的降压方指出，石决明平肝清热；珍珠母平肝潜阳，清肝明目，镇惊安神。二药合用，为安神降压之靶药。
治疗高血压合并眠差的患者，石决明15～30g，珍珠母9～15g。
四、降尿酸方
仝小林院士认为，血尿酸升高是由膏人中满，气血运行不畅，积聚成浊，或进一步流注经络而成，治疗重心在脾与胃肠，利湿去浊是治疗高尿酸血症基本治法。
1. 上中下通用痛风汤
2010年，刊登在中医杂志上的《仝小林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经验》指出，上中下通用痛风方为元代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创立，由苍术、黄柏、威灵仙、羌活、白芷、桂枝、防己、天南星、桃仁、红花、川芎、龙胆、神曲组成，有清热利湿、化痰祛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黄柏用量为30g，苍术15～30g，威灵仙15～30g，桂枝15～30g，配伍性捷走血分之鸡血藤30g，二药温经和血、舒筋通络。
防己、羌活祛风除湿、止痛利关节；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桃仁、红花、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龙胆清利湿热。
方中可配伍清热解毒，主风寒湿痹之秦皮30g，具有显著止痹痛、降低尿酸的作用。
2. 当归拈痛汤
2017年一篇《仝小林院士辨治痛风经验》的文章指出，当归拈痛汤源于《医学启源》，由金元医家张元素所创，被称为治疗“湿热疼痛之圣方”。
全方由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苍术、白术、当归、人参、苦参、黄芩、知母、茵陈、猪苓、泽泻、甘草组成，具有通络止痛、调和气血、疏风清热利湿的作用。
仝小林院士的当归拈痛汤加减治疗痛风急性发作，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血尿酸水平。
当归9g，羌活9g，防风6g，天麻6g，猪苓30g，泽泻30g，茵陈15g，黄芩9g，葛根15g，苦参9g，生白术15g，炙甘草15g，威灵仙30g，秦皮15g，秦艽15g，土茯苓30g，萆薢15g，黄芪30g，生姜9g，大枣9g。
特别提示：以上为名家个人临床理论，具体治疗请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非中医专业人士请勿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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