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腑图点穴法
四十
第七节 气 滞
凡气滞，系由闷郁日久、积累而成。病状种种不一，最甚者，遍身作痛，四肢、头面、周身皮肤，均怕经人手触，一触即觉疼痛异常，经年不愈，萎顿床褥，苦楚异常。此因气滞串各脏腑，并由筋脉串及皮肤，皆被浊气冲激，成此病状。甚则内脏肝叶胀开，将胆囊挤出。如遇此症，施治时，手术既须轻柔，肝俞、胆俞，均不可按，恐其触动肝胆，气逆作喘，易生危险。必须俟气分见顺，情况渐渐好转，则肝叶收敛，胆即渐渐复归本位，方可于施治时，将肝俞、胆俞，一并同治，务须注意。
又有陡因气滞，肚腹作痛，情势剧烈，苦楚难忍。但此系有余之症 ，与前条不足者不同，多因偶有气恼，浊气凝结。病势虽猛，但将其气分舒开调顺，即可奏效。
又有时发时止者，病发时，气凝结于背，则背即作痛，串及四肢，则四肢作痛。
又有气滞串于肋则肋痛，串于腿则腿痛，串于手及头部则头及手即作痛。
又有气滞于大肠者，如便结，气不能传送下达，如便腻，了而未了，亦因气滞不能通畅。
又有气凝聚于肠胃，腹内有块，形似痞积，但痞块按之不移，气块则流动，气分调顺，气块自消。
治法：先点阑门，重用调、泄、轻补，再泄建里，再点气海，再放两带脉，再点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并以一手捺天突、璇玑，华盖三穴，使食道浊气下降，如气滞肋痛者，须加用放腋下法，再并治梁门、石关，再点上脘、中脘、建里、两天枢，再点气海一次，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
如腹痛者，在治两天枢以前，加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使肠胃中的浊气下降。
次治背部及督脉，先按百劳、两肩井，使诸气下顺，再按膏肓，脾俞、肾俞。
医案举例：
气聚少腹症：新城人王某某，某年在京，左腹下有块，得病两年有余，自疑系痞块。饮食已少，消化不良。余断为肠胃气滞，日久，聚于少腹，并非痞块。遂将阑门、建里，微泄，气海用调，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再调建里，天枢、气海，气海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并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及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大肠俞诸穴，次第放开。每日治一次，约三月余痊愈。
遍身作痛症：霸县老堤村马某，一九二五年间，得奇病，遍身及四肢作痛，艰于行动，他人手不能靠近，稍扶持，即觉苦楚难忍，萎顿不堪，遍延名医诊治，莫测其故。家人就商于余，往视其状，知病势严重，颇棘手，遂告以“此症，非余师不能治，余请师住我家中，，汝家将病人送至余村，觅亲友处借住，以便就诊。”家人首肯，余遂将病状，向先师陈述。师曰，“此系气滞作胀，已串周身。”遂迎师住余家，病人已来村相候。师告以“病人胆囊已突出肝外，如施治背部及督脉时，肝俞、胆俞，万不可动，动则胆受挤，恐出危险。”余遵师法，先调阑门，调泄建里，调补气海，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再调天枢、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用分筋法将腿部的筋络舒开。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治毕，再用分筋法，将胃部的筋络舒开。每日施治四次（师治两次，余治两次），七日即能坐起，痛楚已减，半月即能行动，月余即能出门。此时治腹部及任脉时，气海微补、重调，其他各穴均用调，背部及督脉，与四肢分筋法照旧。就诊三个月，痊愈。
气串作痛症：绍兴王某某，某年在北京，，气串肩背，左臂疼痛，饮食锐减。余断为系气滞，肩背经络，阻塞不通，故作痛。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遂先调阑门、建里、气海，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气海、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开，再用分筋法，将臂部的筋脉舒开。每日治一次，七日见效，饮食加增。时其妇因与妾争吵而得结胸症，不进饮食，胸口堵闷、苦楚异常，经治三数日即愈。是时王君之病已见轻，余告其百日可望愈，每日为之继续施治。至三个月，询其病如何，病人告以仅臂部稍觉作痛，又知每月兼服药饵，与余所施手术相抵触。余告以“我用手术治病，不能服药，即恐药性抵触之故耳，君既兼服药饵，恐病难除根，但亦无大碍。”遂治至百日而止。
气滞便秘症：北京友人沈某某于沦陷时，因事被累，羁押二十余日，在被押期间，精神受重大刺激，饮食粗粝，以致气分错乱，肠胃不能运化，大便不通，胸闷痞塞，卧床不起，延中西医诊治均无效。余闻其病，往视，见病已沉重，声音亦低，自谓—已将不起，并希望为其施治，稍减痛苦。余告以“无妨。”先轻泄重调其阑门、建里、再轻泄、、重调，稍补，微压气海再泄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等穴，使小肠及胃中的浊气下降，以开胃纳，再调泄天枢，使大肠浊气下降，并用引气归原法。令其稍进饮食，食后，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手法穴道不变，加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等穴。治毕，病人即觉舒畅。余告以“不必以大便未解为虑，气顺，大便自下。”次日，余又往诊，见其精神好转，但大便仍未解。余为施治，见其气分稍足，天枢用泄，督脉加治大肠俞，以通大便。治毕，命进饮食，食毕，复为施治。病人仍以“将近三十余日，大便不通为虑。”余告以“君子病因气分错乱，清浊气不分，结于肠胃，浊气不能下降，故大便不解。余用升清降浊之法，使清气得以上升，浊气得以下降，气分调和，大便自通，不必忧虑。若用重泄之法，大便速下，恐气脱，必须将气调顺，饮食增加，气分充足，大便即下。”嘱毕，余即去。第三日，余又往诊，见病人精神顿佳，自谓“昨夜大便异常之多。”余问解后如何、沈曰：“大肠，堵闷已消，觉胸中空空，大患已除。~余曰:"大便虽通，因郁结已久，气分微弱，尚须静养。”速进饮食，再为施治。月余病愈。是岁端午节，为余休假之日，余往沈家，见沈君卧床不起，唤之不语，面色苍白，并无旁人在侧。即唤其仆问之，始知婆媳争吵，俱已出门。余告以病人情况有异嘱其速将家人换回。一面施治，将气分调顺，方醒人事，又治二十余日，病人精神复原。
气滞腹痛症：雄县孙某某之姨妹于夏季至其妹家。午饭后，腹痛难忍，经医诊治无效，邀余往治。余观其病状，与霍乱时令疫气不同，作呕不泄，仅腹痛欲死，知其气滞无疑。先泄通阑门，再泄建里，泄、调、压、拨气海，放通带脉，痛稍止，将章门、梁门、石关巨阙泄通，再用放水法，呕止。再泄通上～中脘，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痛立止。再将天枢泄通，气海泄，并压三把，再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通后，精神亦振，病状皆无，少顷，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诸穴，用调，减去放水法及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背部及督脉诸穴不减，治毕即愈。
脊背作痛症：雄县魏某某，一九三七年，因闷郁不舒得病，气滞脊背两边起梗两道，直通颈项，寝食倶废，苦楚异常，邀余往诊。余断为气滞上逆。先开中气，调泄阑门、建里，调气海，放带脉，调泄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泄建里，再调泄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并用腿部分筋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通，并用臂部分筋法。每日治两次，三日见效，半月后痊愈。
四十
第七节 气 滞
凡气滞，系由闷郁日久、积累而成。病状种种不一，最甚者，遍身作痛，四肢、头面、周身皮肤，均怕经人手触，一触即觉疼痛异常，经年不愈，萎顿床褥，苦楚异常。此因气滞串各脏腑，并由筋脉串及皮肤，皆被浊气冲激，成此病状。甚则内脏肝叶胀开，将胆囊挤出。如遇此症，施治时，手术既须轻柔，肝俞、胆俞，均不可按，恐其触动肝胆，气逆作喘，易生危险。必须俟气分见顺，情况渐渐好转，则肝叶收敛，胆即渐渐复归本位，方可于施治时，将肝俞、胆俞，一并同治，务须注意。
又有陡因气滞，肚腹作痛，情势剧烈，苦楚难忍。但此系有余之症 ，与前条不足者不同，多因偶有气恼，浊气凝结。病势虽猛，但将其气分舒开调顺，即可奏效。
又有时发时止者，病发时，气凝结于背，则背即作痛，串及四肢，则四肢作痛。
又有气滞串于肋则肋痛，串于腿则腿痛，串于手及头部则头及手即作痛。
又有气滞于大肠者，如便结，气不能传送下达，如便腻，了而未了，亦因气滞不能通畅。
又有气凝聚于肠胃，腹内有块，形似痞积，但痞块按之不移，气块则流动，气分调顺，气块自消。
治法：先点阑门，重用调、泄、轻补，再泄建里，再点气海，再放两带脉，再点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并以一手捺天突、璇玑，华盖三穴，使食道浊气下降，如气滞肋痛者，须加用放腋下法，再并治梁门、石关，再点上脘、中脘、建里、两天枢，再点气海一次，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
如腹痛者，在治两天枢以前，加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使肠胃中的浊气下降。
次治背部及督脉，先按百劳、两肩井，使诸气下顺，再按膏肓，脾俞、肾俞。
医案举例：
气聚少腹症：新城人王某某，某年在京，左腹下有块，得病两年有余，自疑系痞块。饮食已少，消化不良。余断为肠胃气滞，日久，聚于少腹，并非痞块。遂将阑门、建里，微泄，气海用调，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再调建里，天枢、气海，气海并压三把，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并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及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大肠俞诸穴，次第放开。每日治一次，约三月余痊愈。
遍身作痛症：霸县老堤村马某，一九二五年间，得奇病，遍身及四肢作痛，艰于行动，他人手不能靠近，稍扶持，即觉苦楚难忍，萎顿不堪，遍延名医诊治，莫测其故。家人就商于余，往视其状，知病势严重，颇棘手，遂告以“此症，非余师不能治，余请师住我家中，，汝家将病人送至余村，觅亲友处借住，以便就诊。”家人首肯，余遂将病状，向先师陈述。师曰，“此系气滞作胀，已串周身。”遂迎师住余家，病人已来村相候。师告以“病人胆囊已突出肝外，如施治背部及督脉时，肝俞、胆俞，万不可动，动则胆受挤，恐出危险。”余遵师法，先调阑门，调泄建里，调补气海，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再调天枢、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用分筋法将腿部的筋络舒开。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治毕，再用分筋法，将胃部的筋络舒开。每日施治四次（师治两次，余治两次），七日即能坐起，痛楚已减，半月即能行动，月余即能出门。此时治腹部及任脉时，气海微补、重调，其他各穴均用调，背部及督脉，与四肢分筋法照旧。就诊三个月，痊愈。
气串作痛症：绍兴王某某，某年在北京，，气串肩背，左臂疼痛，饮食锐减。余断为系气滞，肩背经络，阻塞不通，故作痛。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遂先调阑门、建里、气海，放带脉，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上脘、中脘、建里、气海、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开，再用分筋法，将臂部的筋脉舒开。每日治一次，七日见效，饮食加增。时其妇因与妾争吵而得结胸症，不进饮食，胸口堵闷、苦楚异常，经治三数日即愈。是时王君之病已见轻，余告其百日可望愈，每日为之继续施治。至三个月，询其病如何，病人告以仅臂部稍觉作痛，又知每月兼服药饵，与余所施手术相抵触。余告以“我用手术治病，不能服药，即恐药性抵触之故耳，君既兼服药饵，恐病难除根，但亦无大碍。”遂治至百日而止。
气滞便秘症：北京友人沈某某于沦陷时，因事被累，羁押二十余日，在被押期间，精神受重大刺激，饮食粗粝，以致气分错乱，肠胃不能运化，大便不通，胸闷痞塞，卧床不起，延中西医诊治均无效。余闻其病，往视，见病已沉重，声音亦低，自谓—已将不起，并希望为其施治，稍减痛苦。余告以“无妨。”先轻泄重调其阑门、建里、再轻泄、、重调，稍补，微压气海再泄调章门，梁门、石关，巨阙等穴，使小肠及胃中的浊气下降，以开胃纳，再调泄天枢，使大肠浊气下降，并用引气归原法。令其稍进饮食，食后，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手法穴道不变，加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肺俞、膏肓、脾俞、肾俞等穴。治毕，病人即觉舒畅。余告以“不必以大便未解为虑，气顺，大便自下。”次日，余又往诊，见其精神好转，但大便仍未解。余为施治，见其气分稍足，天枢用泄，督脉加治大肠俞，以通大便。治毕，命进饮食，食毕，复为施治。病人仍以“将近三十余日，大便不通为虑。”余告以“君子病因气分错乱，清浊气不分，结于肠胃，浊气不能下降，故大便不解。余用升清降浊之法，使清气得以上升，浊气得以下降，气分调和，大便自通，不必忧虑。若用重泄之法，大便速下，恐气脱，必须将气调顺，饮食增加，气分充足，大便即下。”嘱毕，余即去。第三日，余又往诊，见病人精神顿佳，自谓“昨夜大便异常之多。”余问解后如何、沈曰：“大肠，堵闷已消，觉胸中空空，大患已除。~余曰:"大便虽通，因郁结已久，气分微弱，尚须静养。”速进饮食，再为施治。月余病愈。是岁端午节，为余休假之日，余往沈家，见沈君卧床不起，唤之不语，面色苍白，并无旁人在侧。即唤其仆问之，始知婆媳争吵，俱已出门。余告以病人情况有异嘱其速将家人换回。一面施治，将气分调顺，方醒人事，又治二十余日，病人精神复原。
气滞腹痛症：雄县孙某某之姨妹于夏季至其妹家。午饭后，腹痛难忍，经医诊治无效，邀余往治。余观其病状，与霍乱时令疫气不同，作呕不泄，仅腹痛欲死，知其气滞无疑。先泄通阑门，再泄建里，泄、调、压、拨气海，放通带脉，痛稍止，将章门、梁门、石关巨阙泄通，再用放水法，呕止。再泄通上～中脘，用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痛立止。再将天枢泄通，气海泄，并压三把，再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再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通后，精神亦振，病状皆无，少顷，复为施治腹部及任脉诸穴，用调，减去放水法及带脉与三阴交齐放法，背部及督脉诸穴不减，治毕即愈。
脊背作痛症：雄县魏某某，一九三七年，因闷郁不舒得病，气滞脊背两边起梗两道，直通颈项，寝食倶废，苦楚异常，邀余往诊。余断为气滞上逆。先开中气，调泄阑门、建里，调气海，放带脉，调泄章门、梁门、石关，巨阙，再调泄建里，再调泄气海一次，并用引气归原法及彧中与阴陵泉齐放法，并用腿部分筋法。次治背部及督脉，按百劳、两肩井、膏肓、脾俞、肾俞，诸穴放通，并用臂部分筋法。每日治两次，三日见效，半月后痊愈。
孔子是对历史兴趣很深的人，他也曾以“敏而好古”作自己的考语。他尽力考究了三代制度之后，觉得周代吸取了前二代的精华，文物灿备，不禁说道：“吾从周！”除了一些小节的修正，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乐则韶舞”等等以外，他对于西周盛时的文物典章全盘接受，并且以它们的守护者自任。他盼望整个中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但是谁能拔用孔子呢？鲁昭公不用说了，他十九岁即位，“犹有童心”，况兼是个傀儡。孟孙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门人，但他还是个后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大权独揽，但他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礼乐，致孔子慨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发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齐国跑。
他到齐国，大约是避乱的成分少，而找机会的成分多……孔子在齐七八年，虽然养尊处优，还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个葫芦，被人“系而不食”。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么？乘着鲁定公即位，鲁国或有转机，他便回到祖国。
他归鲁后约莫三四年而阳虎的独裁开始。眼光如炬的阳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会干谒到他的，却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个穷儒。依礼，贵臣对下士若有馈赠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贵臣门上拜谢。于是阳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时候，送一大方熟猪肉给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后去拜谢。可是他们竟在途中相遇，阳虎劈头就说：“来！我和你说句话。怀着自己的宝贝，却瞒着国人，这可谓仁吗？”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欢活动，却坐失时机，这可谓智吗？”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阳虎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岁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没有出仕，而阳虎已倒。这时他机会可真到了。他的门人孟懿子因为发难驱阳虎的大功，在政府里自然争得相当的发言权。季孙氏一方面为收拾人心，一方面感念孔子不附阳虎，便把司寇一席给他。这时孔子有五十多岁，距郑子产之死有二十多年。
孔子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只有三个月，虽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从定公十至十二年）。
前五年（定公十年）孔子辅佐着定公和齐景公会盟于夹谷（齐边地）。孔子在鲁司寇任内所经历的大事，除了夹谷之会，便是前四九八年的“堕三都”运动。所谓“三都”就是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邱邑和孟孙氏的成邑；“堕三都”就是要将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费、郈都是旧日家臣叛变的根据地，而费邑自南蒯失败后，不久便落在另一个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阳虎的党羽，阳虎既倒，他还屹然不动。
“堕三都”一方面是要预防家臣负隅作乱，一方面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来的政治主张相符的，故此他对于此举，极力赞劝，虽然主动却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门人子路，这时正做着季氏的家宰。子路的发动此事原是尽一个家臣的忠悃。此时费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堕不可的。季孙氏地广邑多，毁一城满不在乎。但叔孙和孟孙二氏各毁一大城则元气大损，这也是于季孙氏有利的。叔孙氏犹有侯犯之乱可惩，至于孟孙氏堕城，好比一个无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剂大黄巴豆，完全是犯不着的。所以堕城议起，他一味装聋，后来定公率兵围城，没有攻下，便把他放过。但郈、费到底被堕了，堕费最费气力，孔子受季孙氏三个月的倚任就在此时。
堕费之役孔子虽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四九七年），孔子便辞职，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有人说是祭余的烧肉没有照例送到，有人说是季孙氏受了齐人的女乐，三日不朝。孰是孰非，无关宏旨。总之，季孙氏的势力完全恢复了以后，再没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维持向日对孔子的礼貌了；鲁国再没有孔子行道的机会了。他只好再到外国去碰碰运气，虽然他不存着怎样的奢望。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齐的韶乐虽然值得孔子再听，齐景公却值不得他回顾。卫虽小国，地理上和政治上却最与鲁国接近。恰好这时子路的僚婿弥子瑕甚得卫灵公的宠信。去职的次年，孔子便领着一班弟子来到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这时距卫人第一次避狄迁都——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迁到楚丘（在今河南滑县）有一百六十多年，距卫人第二次避狄迁都——从楚丘迁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当第一次迁都时，朝歌的遗民男女合计只有七百三十口。经过长期的休养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叹道：“好繁庶呀！”给孔子驾车的弟子冉有忙问：“既繁庶了，还要添上什么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还要添上什么呢？”“添上教。”
但此时卫灵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颠倒，那里有闲心去管什么富咧，教咧，只照例用厚禄敷衍着孔子。孔子居卫些时，觉得没味，便又他去。此后十多年间他的行踪，记载很缺略，而且颇有参差。我们比较可以确知的，他离卫后，到过宋、陈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间在陈住了好几年。在这长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独遇不着一个明君，而且遇了好几次的生命危险。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过不少隐者的讥讽。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两个并耕的农人问渡头的所在。甲说：“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鲁孔丘么？”“是的。”甲说：“这人便知道渡头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请问。乙说：“您是谁？”子路答：“是仲南。”“是鲁孔丘的徒弟么？”“是的。”“满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谁能改变它呢？而且您与其跟随到处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随避世的隐士呢？”乙说完了，不断的覆种。子路回去告诉孔子。孔子说：“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却和谁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变它了。”#每天读国学#
他的理想怎样实现呢？照他不客气的看法，只有等待一个“明王”出来，用他弼辅，像武王之于周公。手把大钺的周公，那是他毕生憧憬着的影像。在晚年他还因“不复梦见周公”而慨叹自己的衰颓。不得已而思其次，若有一个霸主信用他，像桓公之于管仲，他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一部分。
“假如有用我的，仅只一周年也可以，三年便有成功。”他说。但是谁能拔用孔子呢？鲁昭公不用说了，他十九岁即位，“犹有童心”，况兼是个傀儡。孟孙氏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门人，但他还是个后生小子。三家之中，季氏最强，大权独揽，但他便是曾以僭用天子礼乐，致孔子慨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不久，更不可忍的事发生，昭公被逐，孔子便往齐国跑。
他到齐国，大约是避乱的成分少，而找机会的成分多……孔子在齐七八年，虽然养尊处优，还是（用他自己的比喻）活像一个葫芦，被人“系而不食”。这是孔子所能忍耐的么？乘着鲁定公即位，鲁国或有转机，他便回到祖国。
他归鲁后约莫三四年而阳虎的独裁开始。眼光如炬的阳虎就要借重孔子。他知道孔子不会干谒到他的，却又不能屈身去拜候一个穷儒。依礼，贵臣对下士若有馈赠而他不在家接受，他得到贵臣门上拜谢。于是阳虎探得孔子外出的时候，送一大方熟猪肉给他。孔子也探得他外出，然后去拜谢。可是他们竟在途中相遇，阳虎劈头就说：“来！我和你说句话。怀着自己的宝贝，却瞒着国人，这可谓仁吗？”孔子只得回答道：“不可。”“喜欢活动，却坐失时机，这可谓智吗？”孔子只得答道：“不可。”阳虎道：“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岁月是不等待人的！”孔子只得回答道：“是，我快出仕了。”
但他没有出仕，而阳虎已倒。这时他机会可真到了。他的门人孟懿子因为发难驱阳虎的大功，在政府里自然争得相当的发言权。季孙氏一方面为收拾人心，一方面感念孔子不附阳虎，便把司寇一席给他。这时孔子有五十多岁，距郑子产之死有二十多年。
孔子受季氏的真正倚任也只有三个月，虽然司寇的官他至少做了三年（从定公十至十二年）。
前五年（定公十年）孔子辅佐着定公和齐景公会盟于夹谷（齐边地）。孔子在鲁司寇任内所经历的大事，除了夹谷之会，便是前四九八年的“堕三都”运动。所谓“三都”就是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邱邑和孟孙氏的成邑；“堕三都”就是要将这三邑城郭拆除。三邑之中，费、郈都是旧日家臣叛变的根据地，而费邑自南蒯失败后，不久便落在另一个家臣公山不狃之手。不狃是阳虎的党羽，阳虎既倒，他还屹然不动。
“堕三都”一方面是要预防家臣负隅作乱，一方面亦可以削弱三桓。二者都是和孔子素来的政治主张相符的，故此他对于此举，极力赞劝，虽然主动却似乎不是他，而是他的门人子路，这时正做着季氏的家宰。子路的发动此事原是尽一个家臣的忠悃。此时费邑已成了季氏腹心之患，非堕不可的。季孙氏地广邑多，毁一城满不在乎。但叔孙和孟孙二氏各毁一大城则元气大损，这也是于季孙氏有利的。叔孙氏犹有侯犯之乱可惩，至于孟孙氏堕城，好比一个无病的人白陪人家吃一剂大黄巴豆，完全是犯不着的。所以堕城议起，他一味装聋，后来定公率兵围城，没有攻下，便把他放过。但郈、费到底被堕了，堕费最费气力，孔子受季孙氏三个月的倚任就在此时。
堕费之役孔子虽然立了大功，但不久（前四九七年），孔子便辞职，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有人说是祭余的烧肉没有照例送到，有人说是季孙氏受了齐人的女乐，三日不朝。孰是孰非，无关宏旨。总之，季孙氏的势力完全恢复了以后，再没有可以利用孔子的地方了，再不能维持向日对孔子的礼貌了；鲁国再没有孔子行道的机会了。他只好再到外国去碰碰运气，虽然他不存着怎样的奢望。
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齐的韶乐虽然值得孔子再听，齐景公却值不得他回顾。卫虽小国，地理上和政治上却最与鲁国接近。恰好这时子路的僚婿弥子瑕甚得卫灵公的宠信。去职的次年，孔子便领着一班弟子来到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这时距卫人第一次避狄迁都——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迁到楚丘（在今河南滑县）有一百六十多年，距卫人第二次避狄迁都——从楚丘迁到帝丘，有一百三十多年。当第一次迁都时，朝歌的遗民男女合计只有七百三十口。经过长期的休养生聚，新都又成了熙熙攘攘的大邑。孔子入境，不禁叹道：“好繁庶呀！”给孔子驾车的弟子冉有忙问：“既繁庶了，还要添上什么呢？”孔子答道：“添上富。”“既富了，还要添上什么呢？”“添上教。”
但此时卫灵公正被夫人南子迷得神魂颠倒，那里有闲心去管什么富咧，教咧，只照例用厚禄敷衍着孔子。孔子居卫些时，觉得没味，便又他去。此后十多年间他的行踪，记载很缺略，而且颇有参差。我们比较可以确知的，他离卫后，到过宋、陈和楚新得的蔡地，中间在陈住了好几年。在这长期的奔波中，孔子不独遇不着一个明君，而且遇了好几次的生命危险。
在旅途中孔子曾受过不少隐者的讥讽。有一次他使子路去向两个并耕的农人问渡头的所在。甲说：“在车上执辔的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鲁孔丘么？”“是的。”甲说：“这人便知道渡头的所在了！”子路只得向乙请问。乙说：“您是谁？”子路答：“是仲南。”“是鲁孔丘的徒弟么？”“是的。”“满天下都是洪水滔滔，一去不返的。谁能改变它呢？而且您与其跟随到处要避人的志士，何如索性跟随避世的隐士呢？”乙说完了，不断的覆种。子路回去告诉孔子。孔子说：“鸟兽是不可与同群的。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却和谁在一起？假如天下有道，我便不去改变它了。”#每天读国学#
【#历史冷知识# 古人如何以冰消暑，“冰心玉壶”是妙词】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大暑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古籍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也。”足见大暑的炎热程度。那么，在炎热而没有空调的古代，人们用什么办法来消暑呢？除了扇子，也有今人常用的冰。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一）冰开始的地方
冰，很早就被人们用来消暑纳凉了。
商周时期，人们便开始利用天然冰来制冷。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用，成立了相应的机构管理“冰政”，专门负责“掌冰”，负责人被称为“凌人”。《周礼》载：“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礼记》也说：“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周以后的各个王朝，都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
每年寒冬腊月，凌人会命人到水质好的江湖面上凿采冰块，这时的冰块最坚硬，不易融化，方便采用和搬运。采好的冰会被储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地下冰窖里，《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中的“凌阴”就是山阴处的藏冰地窖，“二之日”“三之日”是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地下冰窖内铺满了干净稻草和芦席，设置了专门搬运冰块的冰板，待冰到了窖口，冰板一头支在窖口，一头支在窖底，形成一个斜面，让冰块滑下去，再由窖里的人码放整齐，在冰上覆盖稻糠、树叶等隔热材料，最后将整个冰窖密封，等来年使用。由于储存环境和方法的限制，最终都免不了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冰在使用前自行融化，因此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至少三倍，以满足宫廷需求。冰窖也慢慢增多，到了清代，北方的官方冰窖有20余座，存冰量大概有二十万块以上，北京的冰窖口胡同、西安的冰窖巷就得名于此。
由于夏日用冰量大，官方藏冰常常不足，因此出现了私家藏冰的“冰商”。据宋人所作《迷楼记》记载，宫中“美人各市冰为盘，以望（隋炀帝）行幸。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说明隋代就能在市场上买到冰。到了清代，《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各级官府“如藏冰不敷用，从市采买”。清代的冰窖分为官窖、府窖和民窖三种，民窖由商民设立，专门用于商业经营。
有了冰之后，古人的夏天就凉爽起来，他们把冰块放在盛冰的容器冰鉴里。《周礼》中有在容器“冰鉴”中保存冰块的记录。冰鉴最先是陶制的，后有木制的，春秋中期以后流行青铜鉴，大口小底，底部有直径很小的排水口，可在冰融化后直接排出冷水。冰鉴可以散发冷气，还可以保存食品，将盛满饮料或食物的器皿放进去，四周围满冰块，合上盖子，“冷饮”就可制成。《楚辞》中记录的“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清馨冻饮”，都展示了夏天饮冰镇酒水的舒适和快乐。
进入汉代，古人用冰就更讲究了。汉代皇宫设有夏季用房“清凉殿”，殿内有多重降温装置，以石头为床，用玉晶盘盛装冰块，仆人站在一旁对着扇竹扇。清凉殿内清凉无比，汉武帝刘彻常常带着自己宠幸的嫔妃宦臣“卧延清之室”，吟唱辞赋歌谣，品尝果品佳肴，不亦乐乎。
唐宋以后，“清凉殿”之类的“空调房”越建越高级，殿内除了放冰块，还放有“扇车”，借水的作用转动扇叶，扇带凉水吹更凉。宋代还注重空气净化，在厅堂里摆几百盆鲜花，“鼓以风轮”，既凉快，又“清芬满殿”，宋代的“空调”设备已在民间普及。
这次第，怎一个凉字了得。冰开始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二）冰有趣的时候
冰，还被古人用出趣味。
有用冰来装病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令尹（即主持国事的大臣）子庚去世，楚国国君楚康王指派楚国士大夫薳子冯继任。薳子冯征求好友申叔豫意见，申叔豫说：“朝廷内宠臣很多，君王年轻弱势，治理国家的难度很大啊。”于是薳子冯就用装病来推辞。当时正值盛夏，薳子冯在家里挖了个地窖，放上冰，用冷水浇身，把自己弄成重感冒，然后身穿厚棉衣和皮袍子，躺在床上好几天不吃东西。楚康王派御医前往诊视，御医发现薳子冯“瘦弱到了极点”。楚康王无奈，只好改任子南为令尹。
薳子冯也堪称“开空调盖棉被”的古代先驱。只是，我们始终不明白，装病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要躺冰块上呢？花费的成本太大了。要知道，唐代以前，冰块非常珍贵，不仅数量有限，还价格昂贵，到了“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的地步，大臣在蒙皇帝赏赐冰块时都会深感为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某日得到几块小冰的赏赐，就高兴得很，还记录下来：“圣旨赐臣等冰者，伏以颁冰之仪，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异之恩。” 所以，对于楚国士大夫薳子冯，我们只好感叹一声：真土豪也。
有因冰生病的，也有用冰治病的。《盱眙旧志辑要》介绍，宋徽宗赵佶在某年夏天，“食冰太过，病脾疾”，御医按照常规治疗方法，让他服用大理中丸，但服用多日，均不见效果。宋徽宗寝食难安，后来听说民间医生杨介医术高明，便召杨介为他诊疗。杨介查明病因，仍使用大理中丸，只是改用冰煎服，宋徽宗服后立马痊愈了。
甘、冷、无毒的冰真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说，“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冰可以去热烦、解烦渴、消暑毒，“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杨介的治法算是“从因治病”，妙手仁心。当时，宋徽宗和杨介的对话也简单有趣：“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病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也。”还好，宋徽宗遵了医嘱。
说到底，都是吃惹的祸。宋代的冰制食品简直不要太好吃哦，“冰糖冰雪冰元子”“冰雪甘草汤”“冰雪凉水荔枝膏”“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等，光听名字，心里就舒坦，怎么不想让它们“一步到胃”呢？南宋诗人杨万里早用《荔枝歌》道出了这份心花怒放：“市人如炊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甘霜甜雪如压蔗。”元代的商人又在冰中加上果浆和牛奶，开创了冰淇淋的先河。市场中还出现了“冰鲜”，人们把打捞的海产品，通过冰的冷冻后，运输得更远、保存得更久。
（三）冰深情的日子
冰，也在被人们赋予深情。
在冰特别难得的时代，皇帝用冰靠事先储存，大臣用冰或靠皇帝赏赐、或凭官阶和“冰票”领取，级别低的官员可能得不到冰，可能靠级别高的官员赏赐。这种“颁冰”的做法始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代。所以，若是将冰作为礼物来馈赠他人，那真是可贵的。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就常常送冰给同僚梅尧臣，他的馈赠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情谊。欧阳修在25岁至洛阳任钱惟演幕府推官时，与年长自己5岁的任主簿的梅尧臣相识，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情，直至梅尧臣去世、欧阳修54岁。流金岁月中，俩人心心相印，不离不弃，聚则乐而游，别则思而梦，于道义、事业上互相支持。梅尧臣还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
随着为官级别的增高，欧阳修送给梅尧臣的冰块也增多，使得仕途坎坷、级别很低的梅尧臣能长年享受较好的以冰消暑之待遇，安然度炎夏。为了让梅尧臣安心接受，欧阳修还曾以自己不怕热为借口。其实，即使是真的不怕热，也不会嫌冰多。梅尧臣心中明白，便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冰镇果品回赠欧阳修。
冰，就这样透亮着。怪不得会有冰心玉壶、冰雪聪明这样的妙词儿。饱含纯粹情谊的心，就像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里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焕发玉一般的晶莹和澈亮；也像唐代诗人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的“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透出雪洗净过的细腻和敏捷。
想那洛阳的初识，是多么令人开怀，欧阳修后来还作诗《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梅尧臣，字圣俞）来表达：“三月入洛阳，春深花未残……逢君饮水畔，一见已开颜”，梅尧臣也欣然记下：“春风午桥上，始迎欧阳公”。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欧阳修当即写了《七交》七首，分述同游的几个人，写到梅尧臣《梅主簿》时，颇多揄扬之辞：“圣俞翘楚才，乃是东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觉形陋。”梅尧臣则说：“欧阳修与为诗文，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静思苦学。”这样的相识，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遇见。宛若冰一样，闪耀着清润明洁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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