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翻罗诉韦德案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将美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归功自己#
阿利托法官意见：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美国人民之间一直就此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坚持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同样坚定地认为，任何对堕胎的管控都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阻碍女性完全实现平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但是特定情况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在宪法通过后的185年内，每个州都可以根据其公民的意见处理堕胎问题。1973年，本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做出裁决。尽管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但本院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包含这一权利。
1973年判决中确实没有声称美国法律或普通法曾经承认过所谓的“堕胎权”，并且其意见陈述了从认为堕胎与宪法无关（例如古代的堕胎问题），到认为完全不应当否定堕胎权（例如在普通法中堕胎可能从来都不构成犯罪）等各种观点。在罗列了大量与宪法无关的其他信息后，这份判决像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一样以一连串规则作结。
根据罗伊案的方案，孕期以三个月为单位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界限大约划定在第六个月的末尾，即认为胎儿具有在子宫外生存的“体外存活能力（viability）”。尽管本院承认国家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利益，但也认为这种利益不能证成对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pre-viability）堕胎的限制。
本院并没有解释这种界限划定方式的依据，甚至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很难为罗伊案的论证辩护。一位知名宪法学者写道，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投票支持类似此前本院判决的法规”，但他对罗伊案的评价却令人难忘并且十分残酷：罗伊案根本“不符合宪法”，并且“几乎不觉得合宪是一种义务”。
罗伊案时，美国有30个州仍然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在该裁决之前几年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州已经放宽了堕胎法律，但罗伊案以十分突然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政治进程。该案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严厉的约束，推翻了每个州的堕胎法。正如拜伦·怀特（Byron White）法官的反对意见中所说，这一裁决代表了“司法权力的粗放行使（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它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困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半个世纪之久。
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505 U. S. 833 (1992)）中，法院重新审视了罗伊案，九位法官分成了三派。两位大法官表示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罗伊案判决。其他四位大法官希望完全推翻该判决。而剩下三位共同签署了多数意见，大法官则采纳了第三种立场。
他们并不赞同罗伊案的推理，甚至暗示其中一位或多位裁判法官可能对宪法是否保护堕胎权持 “保留意见”。但意见书的结论遵守了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前的决定，也即凯西案要遵循罗伊案的“核心主张”——尚未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的胎儿不受宪法保护——即使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意见书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对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矛盾的是，凯西案的判决否定了很多东西。它全盘推翻了几个重要的堕胎判决，也部分推翻了罗伊案本身。凯西案放弃了罗伊案的三期分界法，代之以一条来源不明的新规则，据此各州不得通过任何对女性堕胎权造成“不当负担”。凯西案判决并未就什么是“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负担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签署了多数意见的三位大法官“要求这一全国性争论的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将这一判决视为堕胎权宪法权利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随后几年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凯西案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关注堕胎问题，而且分歧极大，各州的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一些州最近立法允许在怀孕的各个阶段堕胎，限制很少。另一些州则严格限制堕胎，即使胎儿还远不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在本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本院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允许各州自行管理或禁止胎儿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行为。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州法律。密西西比州要求我们判决一条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合宪，而依照现行观点，15周的胎儿再过几周才能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密西西比州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并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重新允许每个州按照其公民的意愿来管理堕胎问题。被告和副检察长则要求本院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依照先例，密西西比州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和副检察长还辩称，如果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与完全推翻凯西案和罗伊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他们认为“不存在折衷的办法”，我们只能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我们认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必须被推翻。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并且任何宪法条款都无法解释出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包括罗伊和凯西的辩护人所依据的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可以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权利，但任何能够依此条款得到保护的权利必须“厚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隐含在井然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521 U. S. 702, 721（1997））（省略内部引号）。
堕胎权并不属于上述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法律中从未规定过堕胎权。事实上，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规定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是犯罪。堕胎权也与本院认为的其他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自由”存在重大差别。罗伊案的辩护人主张堕胎权与先例中所承认的亲密性关系、避孕和婚姻等权利具有同样特性，但堕胎权与这些权利的本质不同，因为正如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堕胎权否定了先前判决认定的“胎儿生命”和本案中要处理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所描述的“未出生的人类”。
凯西案中多数意见所坚持的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能消除对罗伊案滥用司法权力的质疑。罗伊案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错误。它的推理十分薄弱，并且其判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罗伊案和凯西案不仅未能给堕胎问题提供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讨论，加深了分歧。
现在是时候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了。“允许还是限制堕胎，应该像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样来解决：由公民们相互说服，然后投票做出决定”。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79）（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就是宪法和法治的要求。
#特朗普将美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归功自己#
阿利托法官意见：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美国人民之间一直就此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坚持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同样坚定地认为，任何对堕胎的管控都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阻碍女性完全实现平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但是特定情况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在宪法通过后的185年内，每个州都可以根据其公民的意见处理堕胎问题。1973年，本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做出裁决。尽管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但本院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包含这一权利。
1973年判决中确实没有声称美国法律或普通法曾经承认过所谓的“堕胎权”，并且其意见陈述了从认为堕胎与宪法无关（例如古代的堕胎问题），到认为完全不应当否定堕胎权（例如在普通法中堕胎可能从来都不构成犯罪）等各种观点。在罗列了大量与宪法无关的其他信息后，这份判决像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一样以一连串规则作结。
根据罗伊案的方案，孕期以三个月为单位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界限大约划定在第六个月的末尾，即认为胎儿具有在子宫外生存的“体外存活能力（viability）”。尽管本院承认国家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利益，但也认为这种利益不能证成对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pre-viability）堕胎的限制。
本院并没有解释这种界限划定方式的依据，甚至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很难为罗伊案的论证辩护。一位知名宪法学者写道，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投票支持类似此前本院判决的法规”，但他对罗伊案的评价却令人难忘并且十分残酷：罗伊案根本“不符合宪法”，并且“几乎不觉得合宪是一种义务”。
罗伊案时，美国有30个州仍然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在该裁决之前几年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州已经放宽了堕胎法律，但罗伊案以十分突然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政治进程。该案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严厉的约束，推翻了每个州的堕胎法。正如拜伦·怀特（Byron White）法官的反对意见中所说，这一裁决代表了“司法权力的粗放行使（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它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困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半个世纪之久。
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505 U. S. 833 (1992)）中，法院重新审视了罗伊案，九位法官分成了三派。两位大法官表示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罗伊案判决。其他四位大法官希望完全推翻该判决。而剩下三位共同签署了多数意见，大法官则采纳了第三种立场。
他们并不赞同罗伊案的推理，甚至暗示其中一位或多位裁判法官可能对宪法是否保护堕胎权持 “保留意见”。但意见书的结论遵守了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前的决定，也即凯西案要遵循罗伊案的“核心主张”——尚未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的胎儿不受宪法保护——即使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意见书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对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矛盾的是，凯西案的判决否定了很多东西。它全盘推翻了几个重要的堕胎判决，也部分推翻了罗伊案本身。凯西案放弃了罗伊案的三期分界法，代之以一条来源不明的新规则，据此各州不得通过任何对女性堕胎权造成“不当负担”。凯西案判决并未就什么是“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负担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签署了多数意见的三位大法官“要求这一全国性争论的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将这一判决视为堕胎权宪法权利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随后几年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凯西案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关注堕胎问题，而且分歧极大，各州的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一些州最近立法允许在怀孕的各个阶段堕胎，限制很少。另一些州则严格限制堕胎，即使胎儿还远不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在本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本院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允许各州自行管理或禁止胎儿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行为。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州法律。密西西比州要求我们判决一条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合宪，而依照现行观点，15周的胎儿再过几周才能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密西西比州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并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重新允许每个州按照其公民的意愿来管理堕胎问题。被告和副检察长则要求本院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依照先例，密西西比州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和副检察长还辩称，如果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与完全推翻凯西案和罗伊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他们认为“不存在折衷的办法”，我们只能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我们认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必须被推翻。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并且任何宪法条款都无法解释出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包括罗伊和凯西的辩护人所依据的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可以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权利，但任何能够依此条款得到保护的权利必须“厚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隐含在井然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521 U. S. 702, 721（1997））（省略内部引号）。
堕胎权并不属于上述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法律中从未规定过堕胎权。事实上，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规定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是犯罪。堕胎权也与本院认为的其他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自由”存在重大差别。罗伊案的辩护人主张堕胎权与先例中所承认的亲密性关系、避孕和婚姻等权利具有同样特性，但堕胎权与这些权利的本质不同，因为正如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堕胎权否定了先前判决认定的“胎儿生命”和本案中要处理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所描述的“未出生的人类”。
凯西案中多数意见所坚持的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能消除对罗伊案滥用司法权力的质疑。罗伊案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错误。它的推理十分薄弱，并且其判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罗伊案和凯西案不仅未能给堕胎问题提供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讨论，加深了分歧。
现在是时候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了。“允许还是限制堕胎，应该像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样来解决：由公民们相互说服，然后投票做出决定”。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79）（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就是宪法和法治的要求。
今天最大的消息应该就是最高法院撤销了之前的堕胎合法的法案，但是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对此有误解，以为是直接禁止堕胎了。其实倒没有这么夸张，最高法院其实是撤销了堕胎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权力。扩大点说是把对身体的自由处置权力是否属于宪法。其实在没有这个之前，很多州堕胎一直是违法的，尤其是那些深红的州。
其实很多人理解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国家，可能与美国的对外宣传有关。但这些宣传基本上都控制在精英阶层，也就是蓝色阵营那边。但是不要忘了美国一半是红，而且美国是一个几乎全国信宗教的国家，尤其是对堕胎特别反对的基督教。其实大多的美国人骨子里跟中国人一样、是尊重传统，敬重传承的。
这次撤销法案其实是把堕胎权交给州去裁决，一方面是从法理上最高法院觉得堕胎权并不完全属于宪法保护的人权，另一方面是美国传统观念对堕胎这个行为的抵制。其实前两年各州就已经自己决定堕胎的法律法规了，只不过与最高院的历史判决冲突了，这次相当于解决了一下矛盾冲突，让地方上自己去管理了。
其实很多人理解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国家，可能与美国的对外宣传有关。但这些宣传基本上都控制在精英阶层，也就是蓝色阵营那边。但是不要忘了美国一半是红，而且美国是一个几乎全国信宗教的国家，尤其是对堕胎特别反对的基督教。其实大多的美国人骨子里跟中国人一样、是尊重传统，敬重传承的。
这次撤销法案其实是把堕胎权交给州去裁决，一方面是从法理上最高法院觉得堕胎权并不完全属于宪法保护的人权，另一方面是美国传统观念对堕胎这个行为的抵制。其实前两年各州就已经自己决定堕胎的法律法规了，只不过与最高院的历史判决冲突了，这次相当于解决了一下矛盾冲突，让地方上自己去管理了。
美最高法院里程碑式裁定 国民“有权公共场所持枪”
正当国会因应枪支安全而立法之际，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纽约州的限制枪械令违背宪法，民众未来可自由携枪进出公共场所。分析认为，这次裁决的影响远远不止纽约一个州，扩大了全国1/4人口的拥枪权，因此影响极为深远。
综合美联社、NBC及《华尔街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在23日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裁决，形容纽约州实施超过百年的法律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州法要求民众必须出示证明，展示自己既有“正当理由”，也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抵触了宪法允许民众拥枪的权利。
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多数派判词中写道，《第二修正案》赋予民众在住所以外携枪自卫的权利，相反纽约州府要求民众符合条件才可携枪，等于将拥枪权贬为“二等权利”。判词并说，政府虽然关注枪支涉及的公共安全，但不能以此证明管制条文合理，议题固然涉及争议，但国会议员立法遏止犯罪和暴力时，也需遵守宪法。
除了托马斯之外，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与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等人则表示，这次裁决并未禁止各州发出牌照，规管州民携枪自卫的行为，纽约州法的问题在于，州府官员因此享有不受限制的酌情权，只准许民众以自卫以外的特殊理由申请持枪，立场和宪法背道而驰。
表决期间，3位进步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布雷耶（Stephen Breyer）、卡根（Elena Kagan）均投下反对票。3人在少数派判词中表示，纽约州不久前才发生水牛城超市枪击案，德州也发生小学枪击案，两宗案件都造成惨重伤亡，而且单单在2020年，全国就有逾4.5万人死于枪口之下，最高法院仲裁涉及《第二修正案》的案件时，必须考虑枪支暴力泛滥的问题，否则枪支横流将使民众活于危险当中。
拜登怒批有悖常理
这次涉及争议的纽约州法要求，民众必须证明自己具有特别理由，才能申请在公共场合携枪的执照。支持拥枪的团体不满并发起诉讼，批评有关要求门槛过高，导致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获得许可证，变相缩窄《第二修正案》的适用范围。
这次是最高法院近30年来，第2次环绕拥枪议题作出重要裁决，外界认为结果是拥枪阵营一大胜利。在上一次2008年的官司中，最高法院首度裁定，《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民众的拥枪权，但范围只限于在家拥枪自卫。
分析认为，新裁决明显扩大了拥枪权，也对各级政府日后的枪械管制法例设下更高门槛。在这次裁决之前，除了纽约州之外，包括加州、新泽西、麻省、马里兰、夏威夷州、首都华盛顿等至少8个司法辖区实施同类限制，区内人口占了全国1/4。
杜克大学的枪支法律专家布洛赫（Joseph Blocher）认为，枪支争议本就错综复杂，这次裁决更为各级政府增加了不明朗因素。
判词公布后，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感到失望，认为结果“与常理相悖，违反宪法，深深困扰所有人”。纽约州州长胡楚（Kathy Hochul）也批评，高院鲁莽推翻州府法例令人愤慨，州府正研究下一步行动，将召开州议会会议，设法保护州民免受枪支暴力威胁。
正当国会因应枪支安全而立法之际，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纽约州的限制枪械令违背宪法，民众未来可自由携枪进出公共场所。分析认为，这次裁决的影响远远不止纽约一个州，扩大了全国1/4人口的拥枪权，因此影响极为深远。
综合美联社、NBC及《华尔街日报》报道，最高法院在23日以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裁决，形容纽约州实施超过百年的法律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州法要求民众必须出示证明，展示自己既有“正当理由”，也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格”，抵触了宪法允许民众拥枪的权利。
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在多数派判词中写道，《第二修正案》赋予民众在住所以外携枪自卫的权利，相反纽约州府要求民众符合条件才可携枪，等于将拥枪权贬为“二等权利”。判词并说，政府虽然关注枪支涉及的公共安全，但不能以此证明管制条文合理，议题固然涉及争议，但国会议员立法遏止犯罪和暴力时，也需遵守宪法。
除了托马斯之外，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与大法官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等人则表示，这次裁决并未禁止各州发出牌照，规管州民携枪自卫的行为，纽约州法的问题在于，州府官员因此享有不受限制的酌情权，只准许民众以自卫以外的特殊理由申请持枪，立场和宪法背道而驰。
表决期间，3位进步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布雷耶（Stephen Breyer）、卡根（Elena Kagan）均投下反对票。3人在少数派判词中表示，纽约州不久前才发生水牛城超市枪击案，德州也发生小学枪击案，两宗案件都造成惨重伤亡，而且单单在2020年，全国就有逾4.5万人死于枪口之下，最高法院仲裁涉及《第二修正案》的案件时，必须考虑枪支暴力泛滥的问题，否则枪支横流将使民众活于危险当中。
拜登怒批有悖常理
这次涉及争议的纽约州法要求，民众必须证明自己具有特别理由，才能申请在公共场合携枪的执照。支持拥枪的团体不满并发起诉讼，批评有关要求门槛过高，导致普通公民几乎不可能获得许可证，变相缩窄《第二修正案》的适用范围。
这次是最高法院近30年来，第2次环绕拥枪议题作出重要裁决，外界认为结果是拥枪阵营一大胜利。在上一次2008年的官司中，最高法院首度裁定，《第二修正案》保障了民众的拥枪权，但范围只限于在家拥枪自卫。
分析认为，新裁决明显扩大了拥枪权，也对各级政府日后的枪械管制法例设下更高门槛。在这次裁决之前，除了纽约州之外，包括加州、新泽西、麻省、马里兰、夏威夷州、首都华盛顿等至少8个司法辖区实施同类限制，区内人口占了全国1/4。
杜克大学的枪支法律专家布洛赫（Joseph Blocher）认为，枪支争议本就错综复杂，这次裁决更为各级政府增加了不明朗因素。
判词公布后，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感到失望，认为结果“与常理相悖，违反宪法，深深困扰所有人”。纽约州州长胡楚（Kathy Hochul）也批评，高院鲁莽推翻州府法例令人愤慨，州府正研究下一步行动，将召开州议会会议，设法保护州民免受枪支暴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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