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京，这些年凭借一系列军事动作片，成为了国产电影第一“猛士”。但是有这么一位老人，可比吴京猛多了。他就是夏伯渝老人！他到底有多猛呢？26岁的时候，他攀登珠峰，双腿被冻伤，最终截了肢；47岁的时候，他查出了癌症，但是也没有阻止他继续攀登珠峰的想法；69岁的时候，他成功登顶珠峰，成为中国无腿攀登珠峰第一人！可以说比起吴京的“猛士”形象来，夏伯渝老人才是真正的猛人！而吴京后来在见到夏伯渝老人的时候，也是真的对夏伯渝老人的勇敢和毅力表示欣赏，确实一个正常人想要攀登珠峰，都相当不易，更何况是一个无腿人士，更何况还是一个69岁的老人！可以说夏伯渝老人的一生，真的当得起“传奇”二字！1，26岁失去双腿！1949年夏伯渝老人出生在重庆。之所以父母要在他的名字里加入一个渝字，一方面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出生在重庆，另一方面父母也是希望他能继承重庆人性格里又乐观，又能吃苦耐劳的天性。而后来夏伯渝老人的人生，确实践行了这一点。比如当年中国登山队来挑队员，夏伯渝老人也不是真的想去登山，只是因为他想体验一把免费体检就去报名了。可是谁曾想，一体检才发现夏伯渝老人的身体素质超级好，就是一个登山的好苗子。本是无心，却不小心就被挑中了去攀登珠峰。而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75年，中国登山队组团朝着珠峰攀登的时候，夏伯渝老人的身体也是最好的，甚至在队伍里他还有一个“火神爷”的外号。可那年中国登山队在朝着珠峰冲刺的时候却出现了严重危机，那就是在下山的时候，队伍中有一个队友不小心弄丢了睡袋，热心肠的火神爷自持身体好，就让出了自己的睡袋。可等到下山的时候，医生才发现火神爷的小腿已经冻伤，不得不截肢处理。而那年夏伯渝才26岁，本来以他的身体素质，以他的热血正义，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员，他应该拥有一段灿烂的人生。可是命运之门似乎在他26岁的时候，就对他关上了。1975年中国登山队2，47岁患癌！26岁的时候夏伯渝失去了双腿，正当他觉得人生失去希望的时候，给他做截肢手术的医生用一句话点燃了他眼中的光亮。那就是装上义肢以后，以他的身体素质，不仅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生活，甚至还可以接着登山。正是医生这句话，点燃了夏伯渝老人心中的希望之火。他开始拼命的锻炼，甚至比正常人的强度还要大。每天20公里的骑行，是雷打不动，每天10公斤的下蹲训练也是家常便饭，最最可怕的是，夏伯渝老人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这么坚持锻炼。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当夏伯渝老人提出要攀登珠峰，要向珠峰再次冲锋的时候，他的家人们，医生们都极力反对。可是在医生们给他做完身体检查，医生们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原因。因为夏伯渝老人的心中，一直有那座山，所以他一直在尽力保持着最好的身体状态，一直在保持着最好的登山准备。可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又给了夏伯渝老人一记重锤，因为他做检查的时候，查出了癌症。要是换了别人，接到死神的这张通知单，肯定就自暴自弃，放弃人生了。可是夏伯渝老人确实和别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想的是，反正是终归一死，不如拼一把，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征服自己心中的那座高山，就算死了也了无遗憾。所以在患癌以后，夏伯渝老人反倒是更加拼命地训练，甚至为了准备登山，还把北京的房子给卖掉了。3，雪崩、地震，都没有阻止夏伯渝老人登山的信念！时间来到2014年，已经65岁的夏伯渝终于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朝着自己心中的圣山，朝着自己心中的珠穆朗玛峰冲了上去。可就在他冲到离峰顶只有200多米的时候，珠峰突发雪崩。不少登山队员都因此牺牲，而夏伯渝也不得不选择了撤退。这一次，他站在珠峰脚下，内心五味杂陈。2015年，夏伯渝老人66岁，他又杀了回来，这一次他非常有信心能够登顶，非常有信心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可是谁能想到，那一年尼泊尔发生8.1级大地震，地震引起的雪崩冲击了大量登山队员的帐篷，不少人因此丧命，而夏伯渝老人又逃过了一劫。虽然有劫后余生的喜悦，但是夏伯渝还是觉得心中不痛快。到了2016年，不屈不挠的夏伯渝老人第四次来到了珠峰脚下，这一次，他想的是最后一次攀登珠峰了。毕竟他已经67岁了，医生已经不建议他再从事这么危险的运动。而这一次，为了能够成功登顶，他请了五位夏尔巴人向导，都是20出头的小伙子，就像1975年他第一次来到珠峰的时候一样。这一次攀登，虽然中间也有不少曲折，但是夏伯渝还是杀到了离珠峰只有94米的地方。按照正常的行进速度，这最后的94米，只要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成功登顶，可就在这个时候，珠峰峰顶突然又刮起了暴风雪。几个年轻的夏尔巴人向导一个个都跃跃欲试，想要挑战一下极限，即便牺牲性命也再所不惜。可是犹豫片刻以后，夏伯渝最终却下达了下山的命令。小伙子们都不懂，最后还是夏伯渝说了实情，他说要是为了我一个老头子的梦想，牺牲了几个年轻小伙子，确实不值得。而这一次，回到北京以后，医生也好，妻子也好，都劝他别再折腾了。离珠峰只有94米，也算是成功登顶了。可是夏伯渝老人却并没有说不去了，他还是每天坚持锻炼，他还是每天关注攀登珠峰的窗口期。一直到2008年，夏伯渝老人已经69岁了，这一次他提前对妻子交代好了所有的事情，他还说了一句：“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2018年5月14日，69岁的老人夏伯渝成功登顶珠峰，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嚎啕大哭，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为实现梦想而陷入疯狂的喜悦。可是谁曾想，面对镜头，他只是特别平静地说了一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去陪家人了！”其实从夏伯渝老人的身上，我真的明白了那么一个道理，那就是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一个同样伟大的妻子。如果不是妻子四十多年的支持，夏伯渝老人也不可能一次次有勇气朝着珠峰冲锋，也不可能一次次那么任性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结语：根据夏伯渝老人的人生经历拍摄的经录片《无尽攀登》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特别欣赏，那就是：人生不怕晚，就看敢不敢！世界上本来是没有猛士的，只是因为普通人的心中有了信念，有了理想之光。这个普通人，这个凡人，就成为了真正的猛士。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夏伯渝老爷子的身上学到乐观、学到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要惧怕失败，不要惧怕死亡，不要惧怕挑战，人生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只要一直往前冲，我们每个人都能登上自己心中的那座高峰！文/晴晴的娱乐日记未经授权请勿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
#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和良心不安#【悔悟、道歉、警告……“最强大脑们”为何良心不安】#爱因斯坦的道歉#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发表题为《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及其随后良心的不安》的文章称，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是人类的里程碑，留下了伟大的遗产，使我们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世界的能力。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发明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工具，使大量的暴力与死亡记到他们的账上。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批驳自己的发现，成为反对过度使用自己发明的积极分子。全文摘编如下：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https://t.cn/A6xpK7sB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https://t.cn/A6xpK7sB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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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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