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连发两文：已成不可承受之痛，相关部门岂能安之若素】
“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一
日前，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万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一事引发舆论热议，一些被罚车主认为该地段交通标识施划不合理。
电子警察背后的“罚款经济”长久以来备受争议。过去，不少地方交通管理部门采用的是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相关企业对罚款进行利益分成的BOT模式。该现象已经得到了大范围整治。
但“余毒”尚在，根未清除。在“寻租”和“逐利”初衷下设置的电子警察，依旧悬挂在一些地方的交通路口，设置科学性也难以重新验证。当前，它们带来的罚没收入依然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非税收入。
不可否认“电子警察”可有效解决交警警力不足的问题，增强执法工作效率。但应当明确，罚款扣分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违法者，从而达到改善交通秩序、提高交通通行效率、保障交通参与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
如若背弃交通处罚的初衷，将目标定为一年能罚款多少，每一台电子警察都可能被“异化”成不折不扣的“创收机器”和寻租工具。
根据相关规定，“设置或者重新启用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评估”。但现实情况是，各个地方交管部门增设电子警察更像“一言堂”。其问题根源在于使用“电子警察”的交通执法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缺乏社会监督。
“电子警察装多少台、装在哪里、何时启用”“周边的道路和标识该如何优化”“安装是否合法、合理、必要”……设置电子警察的规范、标准、程序缺乏更细化的法律规定。设置决策过程社会无法参与，公众无从发声。大多数人只能是被动接受“启用新增电子警察的通知”。
倘若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抑制增加非税收入的冲动，甚至将罚款与摊派的任务挂钩，作为弱势方的交通参与者只能默默地吞下“被找茬”的苦果。
交通执法权也需套上“金箍圈”。行政立法应对电子警察设置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尽量落细落实，把执法的频率、效率与大众的体验感结合起来，用制度“箍住”寻租和逐利的冲动。
出行是重要的民生，民生不能异化成创收手段。有关部门应该倾听社会舆论的呼声，重视人民大众的关切，对现有交通电子警察进行排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相关单位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设置不合理、不必要的电子警察应当坚决整治；对于新增的电子警察要严格审查、科学论证，听取民声，怀揣善意进行交通执法。
“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二
日前，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强调，要进一步规范交警执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公安部此次对交警执法乱象果断“亮剑”，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交通执法热点事件不无关系。此前，据媒体报道，山东一名货车司机被判定超重但投诉无门，最终不得不割伤左臂自残才被允许复磅换回公道；在河北，一货车司机因定位系统掉线被处以扣车、罚款处罚而自杀身亡；广东佛山，一高速岔路口因标线设置不合理导致累计几十万车主违章，被网友戏称为“印钞机路口”。
综观这三起交通执法争议事件，皆与不合理的执法处罚相关。近些年来，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高车辆流通效率，路口的“电子警察”、车内的定位盒子成为司机们出行的“标配”，初衷都是为了司机和道路安全。然而，部分地区的执法部门简单地将执法与处罚画上等号，以罚代管，让道路监测设备沦为“罚款机器”，动辄祭出“顶格处罚”大招，对交通违规行为处以“天价罚单”、“天量罚单”，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逐利执法”成为民生之痛的背后，是不合理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在作祟。在交通管理领域，有些执法部门为图方便唯“电子警察”是用，大搞一刀切式执法，对人们普遍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有些执法部门以利益为导向，以罚代管，将执法处罚作为部门牟利创收的工具；还有些基层执法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执法方式粗暴，态度恶劣。基层交通执法部门的这些乱象，不仅对交通违规行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更是对执法部门权威和公信力的伤害。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交通执法领域的乱象并非自今日始，而是长期存在，甚至被人们司空见惯。为何长期得不到解决？根子在于相关部门的利益考量。因为关系着自己的工资福利，关系着上级部门、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相关部门才对这些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乱象视而不见，甚至安之若素。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面对基层执法部门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公安部要求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可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对于公安部提出的各项整改建议，各地交通执法部门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抓几个案例了事，而应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导向，深刻反思、全面整改，坚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法环境。另外，各地也应以此为契机，问计于民，尽快改善设计不合理、规划不清楚的交通标识，规范设置使用道路交通监控设备的标准，提高道路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解决交通领域的民生痛点，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源：观海新闻 https://t.cn/R2WxY6Q
“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一
日前，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万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一事引发舆论热议，一些被罚车主认为该地段交通标识施划不合理。
电子警察背后的“罚款经济”长久以来备受争议。过去，不少地方交通管理部门采用的是将“电子眼”外包给私营企业，相关企业对罚款进行利益分成的BOT模式。该现象已经得到了大范围整治。
但“余毒”尚在，根未清除。在“寻租”和“逐利”初衷下设置的电子警察，依旧悬挂在一些地方的交通路口，设置科学性也难以重新验证。当前，它们带来的罚没收入依然能给地方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非税收入。
不可否认“电子警察”可有效解决交警警力不足的问题，增强执法工作效率。但应当明确，罚款扣分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违法者，从而达到改善交通秩序、提高交通通行效率、保障交通参与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目的。
如若背弃交通处罚的初衷，将目标定为一年能罚款多少，每一台电子警察都可能被“异化”成不折不扣的“创收机器”和寻租工具。
根据相关规定，“设置或者重新启用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当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可行性评估”。但现实情况是，各个地方交管部门增设电子警察更像“一言堂”。其问题根源在于使用“电子警察”的交通执法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缺乏社会监督。
“电子警察装多少台、装在哪里、何时启用”“周边的道路和标识该如何优化”“安装是否合法、合理、必要”……设置电子警察的规范、标准、程序缺乏更细化的法律规定。设置决策过程社会无法参与，公众无从发声。大多数人只能是被动接受“启用新增电子警察的通知”。
倘若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抑制增加非税收入的冲动，甚至将罚款与摊派的任务挂钩，作为弱势方的交通参与者只能默默地吞下“被找茬”的苦果。
交通执法权也需套上“金箍圈”。行政立法应对电子警察设置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尽量落细落实，把执法的频率、效率与大众的体验感结合起来，用制度“箍住”寻租和逐利的冲动。
出行是重要的民生，民生不能异化成创收手段。有关部门应该倾听社会舆论的呼声，重视人民大众的关切，对现有交通电子警察进行排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相关单位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设置不合理、不必要的电子警察应当坚决整治；对于新增的电子警察要严格审查、科学论证，听取民声，怀揣善意进行交通执法。
“逐利执法”系列评之二
日前，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强调，要进一步规范交警执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置、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公安部此次对交警执法乱象果断“亮剑”，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交通执法热点事件不无关系。此前，据媒体报道，山东一名货车司机被判定超重但投诉无门，最终不得不割伤左臂自残才被允许复磅换回公道；在河北，一货车司机因定位系统掉线被处以扣车、罚款处罚而自杀身亡；广东佛山，一高速岔路口因标线设置不合理导致累计几十万车主违章，被网友戏称为“印钞机路口”。
综观这三起交通执法争议事件，皆与不合理的执法处罚相关。近些年来，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提高车辆流通效率，路口的“电子警察”、车内的定位盒子成为司机们出行的“标配”，初衷都是为了司机和道路安全。然而，部分地区的执法部门简单地将执法与处罚画上等号，以罚代管，让道路监测设备沦为“罚款机器”，动辄祭出“顶格处罚”大招，对交通违规行为处以“天价罚单”、“天量罚单”，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逐利执法”成为民生之痛的背后，是不合理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在作祟。在交通管理领域，有些执法部门为图方便唯“电子警察”是用，大搞一刀切式执法，对人们普遍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有些执法部门以利益为导向，以罚代管，将执法处罚作为部门牟利创收的工具；还有些基层执法人员“官本位”思想严重，执法方式粗暴，态度恶劣。基层交通执法部门的这些乱象，不仅对交通违规行为起不到应有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更是对执法部门权威和公信力的伤害。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交通执法领域的乱象并非自今日始，而是长期存在，甚至被人们司空见惯。为何长期得不到解决？根子在于相关部门的利益考量。因为关系着自己的工资福利，关系着上级部门、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相关部门才对这些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乱象视而不见，甚至安之若素。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面对基层执法部门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公安部要求严禁过度执法、逐利执法、粗暴执法，可谓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对于公安部提出的各项整改建议，各地交通执法部门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者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抓几个案例了事，而应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导向，深刻反思、全面整改，坚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法环境。另外，各地也应以此为契机，问计于民，尽快改善设计不合理、规划不清楚的交通标识，规范设置使用道路交通监控设备的标准，提高道路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解决交通领域的民生痛点，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源：观海新闻 https://t.cn/R2WxY6Q
工作专班花样多，一周建6个：工作专班泛滥成基层新负担
半月谈 2020-12-10
不管干什么工作，先把工作专班成立起来；一些分内事务，以工作专班名义推责卸责……成立工作专班，本是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但在基层，一些工作专班出现泛化、异化现象。成立专班时风风火火、推进工作时慢慢腾腾、责任落实时你推我拉，结果评估时与目标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一些地方盲目成立的各种工作专班正在成为基层新负担。
1
工作专班“挂着空挡踩油门”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工作专班，往往以工作小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名义存在，“挂着空挡踩油门”，看似声势很大，实则成效一般。
——表态式专班。“以前只要是上级有活动，我们就按照活动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有一次，一周内就下发了成立6个领导小组、专班的文件，其中不乏重复的。”北方某省一名乡镇干部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一些以领导小组存在的工作专班，成立较为仓促，有的是为了向上级部门表明重视的态度，实际并不统筹开展具体工作。这些专班，往往是因为上级提出的要求过于空泛，“为了应付一下”而成立。
——“甩锅”式专班。中部一山区镇党委书记介绍，县级一些部门原本是推动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但是借助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发文，把部门主责的事项弄出了工作专班，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工作专班办公室部门，在相关工作中就成了督查单位。工作专班成立后，客观上将上级部门责任变成了基层责任。“出了问题就‘甩锅’，追责基层，导致乡镇干部多有怨言。”该镇党委书记说。
也有些工作本来就是某个职能部门的分内事，却以推进工作之名，纳入多个其他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或者组建联席会议。由于具体分工不明确，再加上相关章程中明确说明“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其他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以致责任落实中存在推诿。
——从众式专班。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6月，一个林业大县要求开展“垃圾革命”，各单位纷纷成立工作专班，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新成立的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组员1人，共4人。实际上，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岗在编人员一共只有4人。全员上阵，另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的意义不大。
2
部分工作专班“空转”，滋生形式主义
多地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基层面临一些“急难险重”任务或阶段性工作时，将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协调一起成立工作专班，有助于发挥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效果，对于加快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本有助益。但是，过分依赖工作专班就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治标不治本，被动地追着问题跑。领导小组设置过多，无形中还增加了办事的环节和难度。
“一些专班还要求参与单位明确具体参与人员是谁，各自分工是什么。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工作却是为了应付有关要求而准备各种书面材料，从‘纸上来’到‘纸上去’，没有推动实际工作，但增加了工作负担。”中部某县一名副局长直言。
各种工作专班过多，有时还会严重影响到基层的本职工作。例如，拆迁有拆迁工作小组、绿化有绿化工作小组、创建文明城市有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小组、招商有招商工作小组……各种小组五花八门，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基层同志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就造成部分基层干部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繁重。为完成任务，只能开启“白加黑”“五加二”模式，身心疲惫。最终，往往造成每件事情都做不精，本职工作也受影响。
一名基层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各种专班落实方案中往往都有一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所以涉及专班的工作会议都需要宣传部门参加。宣传部成了名副其实的“陪会第一大部”。一些市、县主要领导任小组长的会议，还点名要求部门内分管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参会，参加不了的，需要向主要领导请假。“为了应付专班开会，部里需要安排专职的开会陪会人员。”这名负责人说。
3
专班泛滥待精简
工作专班过多过滥，本意是“推动工作”，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干扰工作”。
基层部门的领导干部因为在领导小组兼职过多，陷入文山会海、分身乏术，机构越来越臃肿，工作效率被动降低。
“有的工作专班成员，一旦遇到具体涉及本部门利益和责任的事，就各怀心思、躲来躲去，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敢负责，工作效率并未提高。”一名基层干部说。
“推动工作开展的方式有很多，不能过分依赖于专班，不然就成了新的形式主义。”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简不必要的工作专班。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工作专班不仅对在职人员形成束缚，部分未入职人员甚至已被提前“纳入”，成为“持续负担”。有的工作专班规定，“后续若有调入人员，则自动为领导小组成员，以上人员若有工作变动，由接任者接替”。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成立工作专班的决定应该更加慎重，专班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专班的工作开展应当“务实”而不能“务虚”。只有让工作专班摆脱花架子、发挥真效能，切实推动工作专班“减量”“瘦身”，才能更好地为基层减负。（梁建强 白明山）
半月谈 2020-12-10
不管干什么工作，先把工作专班成立起来；一些分内事务，以工作专班名义推责卸责……成立工作专班，本是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但在基层，一些工作专班出现泛化、异化现象。成立专班时风风火火、推进工作时慢慢腾腾、责任落实时你推我拉，结果评估时与目标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一些地方盲目成立的各种工作专班正在成为基层新负担。
1
工作专班“挂着空挡踩油门”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工作专班，往往以工作小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名义存在，“挂着空挡踩油门”，看似声势很大，实则成效一般。
——表态式专班。“以前只要是上级有活动，我们就按照活动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有一次，一周内就下发了成立6个领导小组、专班的文件，其中不乏重复的。”北方某省一名乡镇干部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一些以领导小组存在的工作专班，成立较为仓促，有的是为了向上级部门表明重视的态度，实际并不统筹开展具体工作。这些专班，往往是因为上级提出的要求过于空泛，“为了应付一下”而成立。
——“甩锅”式专班。中部一山区镇党委书记介绍，县级一些部门原本是推动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但是借助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发文，把部门主责的事项弄出了工作专班，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工作专班办公室部门，在相关工作中就成了督查单位。工作专班成立后，客观上将上级部门责任变成了基层责任。“出了问题就‘甩锅’，追责基层，导致乡镇干部多有怨言。”该镇党委书记说。
也有些工作本来就是某个职能部门的分内事，却以推进工作之名，纳入多个其他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或者组建联席会议。由于具体分工不明确，再加上相关章程中明确说明“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其他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以致责任落实中存在推诿。
——从众式专班。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6月，一个林业大县要求开展“垃圾革命”，各单位纷纷成立工作专班，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新成立的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组员1人，共4人。实际上，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岗在编人员一共只有4人。全员上阵，另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的意义不大。
2
部分工作专班“空转”，滋生形式主义
多地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基层面临一些“急难险重”任务或阶段性工作时，将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协调一起成立工作专班，有助于发挥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效果，对于加快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本有助益。但是，过分依赖工作专班就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治标不治本，被动地追着问题跑。领导小组设置过多，无形中还增加了办事的环节和难度。
“一些专班还要求参与单位明确具体参与人员是谁，各自分工是什么。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工作却是为了应付有关要求而准备各种书面材料，从‘纸上来’到‘纸上去’，没有推动实际工作，但增加了工作负担。”中部某县一名副局长直言。
各种工作专班过多，有时还会严重影响到基层的本职工作。例如，拆迁有拆迁工作小组、绿化有绿化工作小组、创建文明城市有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小组、招商有招商工作小组……各种小组五花八门，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基层同志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就造成部分基层干部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繁重。为完成任务，只能开启“白加黑”“五加二”模式，身心疲惫。最终，往往造成每件事情都做不精，本职工作也受影响。
一名基层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各种专班落实方案中往往都有一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所以涉及专班的工作会议都需要宣传部门参加。宣传部成了名副其实的“陪会第一大部”。一些市、县主要领导任小组长的会议，还点名要求部门内分管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参会，参加不了的，需要向主要领导请假。“为了应付专班开会，部里需要安排专职的开会陪会人员。”这名负责人说。
3
专班泛滥待精简
工作专班过多过滥，本意是“推动工作”，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干扰工作”。
基层部门的领导干部因为在领导小组兼职过多，陷入文山会海、分身乏术，机构越来越臃肿，工作效率被动降低。
“有的工作专班成员，一旦遇到具体涉及本部门利益和责任的事，就各怀心思、躲来躲去，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敢负责，工作效率并未提高。”一名基层干部说。
“推动工作开展的方式有很多，不能过分依赖于专班，不然就成了新的形式主义。”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简不必要的工作专班。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工作专班不仅对在职人员形成束缚，部分未入职人员甚至已被提前“纳入”，成为“持续负担”。有的工作专班规定，“后续若有调入人员，则自动为领导小组成员，以上人员若有工作变动，由接任者接替”。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成立工作专班的决定应该更加慎重，专班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专班的工作开展应当“务实”而不能“务虚”。只有让工作专班摆脱花架子、发挥真效能，切实推动工作专班“减量”“瘦身”，才能更好地为基层减负。（梁建强 白明山）
不管干什么工作，先把工作专班成立起来；一些分内事务，以工作专班名义推责卸责……成立工作专班，本是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但在基层，一些工作专班出现泛化、异化现象。成立专班时风风火火、推进工作时慢慢腾腾、责任落实时你推我拉，结果评估时与目标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一些地方盲目成立的各种工作专班正在成为基层新负担。
1
工作专班“挂着空挡踩油门”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工作专班，往往以工作小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名义存在，“挂着空挡踩油门”，看似声势很大，实则成效一般。

——表态式专班。“以前只要是上级有活动，我们就按照活动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有一次，一周内就下发了成立6个领导小组、专班的文件，其中不乏重复的。”北方某省一名乡镇干部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一些以领导小组存在的工作专班，成立较为仓促，有的是为了向上级部门表明重视的态度，实际并不统筹开展具体工作。这些专班，往往是因为上级提出的要求过于空泛，“为了应付一下”而成立。
——“甩锅”式专班。中部一山区镇党委书记介绍，县级一些部门原本是推动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但是借助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发文，把部门主责的事项弄出了工作专班，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工作专班办公室部门，在相关工作中就成了督查单位。工作专班成立后，客观上将上级部门责任变成了基层责任。“出了问题就‘甩锅’，追责基层，导致乡镇干部多有怨言。”该镇党委书记说。
也有些工作本来就是某个职能部门的分内事，却以推进工作之名，纳入多个其他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或者组建联席会议。由于具体分工不明确，再加上相关章程中明确说明“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其他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以致责任落实中存在推诿。
——从众式专班。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6月，一个林业大县要求开展“垃圾革命”，各单位纷纷成立工作专班，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新成立的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组员1人，共4人。实际上，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岗在编人员一共只有4人。全员上阵，另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的意义不大。
2
部分工作专班“空转”，滋生形式主义
多地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基层面临一些“急难险重”任务或阶段性工作时，将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协调一起成立工作专班，有助于发挥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效果，对于加快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本有助益。但是，过分依赖工作专班就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治标不治本，被动地追着问题跑。领导小组设置过多，无形中还增加了办事的环节和难度。
“一些专班还要求参与单位明确具体参与人员是谁，各自分工是什么。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工作却是为了应付有关要求而准备各种书面材料，从‘纸上来’到‘纸上去’，没有推动实际工作，但增加了工作负担。”中部某县一名副局长直言。
各种工作专班过多，有时还会严重影响到基层的本职工作。例如，拆迁有拆迁工作小组、绿化有绿化工作小组、创建文明城市有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小组、招商有招商工作小组……各种小组五花八门，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基层同志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就造成部分基层干部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繁重。为完成任务，只能开启“白加黑”“五加二”模式，身心疲惫。最终，往往造成每件事情都做不精，本职工作也受影响。
一名基层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各种专班落实方案中往往都有一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所以涉及专班的工作会议都需要宣传部门参加。宣传部成了名副其实的“陪会第一大部”。一些市、县主要领导任小组长的会议，还点名要求部门内分管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参会，参加不了的，需要向主要领导请假。“为了应付专班开会，部里需要安排专职的开会陪会人员。”这名负责人说。

3
专班泛滥待精简
工作专班过多过滥，本意是“推动工作”，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干扰工作”。
基层部门的领导干部因为在领导小组兼职过多，陷入文山会海、分身乏术，机构越来越臃肿，工作效率被动降低。
“有的工作专班成员，一旦遇到具体涉及本部门利益和责任的事，就各怀心思、躲来躲去，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敢负责，工作效率并未提高。”一名基层干部说。
“推动工作开展的方式有很多，不能过分依赖于专班，不然就成了新的形式主义。”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简不必要的工作专班。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工作专班不仅对在职人员形成束缚，部分未入职人员甚至已被提前“纳入”，成为“持续负担”。有的工作专班规定，“后续若有调入人员，则自动为领导小组成员，以上人员若有工作变动，由接任者接替”。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成立工作专班的决定应该更加慎重，专班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专班的工作开展应当“务实”而不能“务虚”。只有让工作专班摆脱花架子、发挥真效能，切实推动工作专班“减量”“瘦身”，才能更好地为基层减负。
1
工作专班“挂着空挡踩油门”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工作专班，往往以工作小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等名义存在，“挂着空挡踩油门”，看似声势很大，实则成效一般。

——表态式专班。“以前只要是上级有活动，我们就按照活动制定方案成立领导小组。有一次，一周内就下发了成立6个领导小组、专班的文件，其中不乏重复的。”北方某省一名乡镇干部说。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一些以领导小组存在的工作专班，成立较为仓促，有的是为了向上级部门表明重视的态度，实际并不统筹开展具体工作。这些专班，往往是因为上级提出的要求过于空泛，“为了应付一下”而成立。
——“甩锅”式专班。中部一山区镇党委书记介绍，县级一些部门原本是推动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但是借助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发文，把部门主责的事项弄出了工作专班，自己摇身一变成为工作专班办公室部门，在相关工作中就成了督查单位。工作专班成立后，客观上将上级部门责任变成了基层责任。“出了问题就‘甩锅’，追责基层，导致乡镇干部多有怨言。”该镇党委书记说。
也有些工作本来就是某个职能部门的分内事，却以推进工作之名，纳入多个其他职能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或者组建联席会议。由于具体分工不明确，再加上相关章程中明确说明“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其他部门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以致责任落实中存在推诿。
——从众式专班。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6月，一个林业大县要求开展“垃圾革命”，各单位纷纷成立工作专班，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都成立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新成立的领导小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2人，组员1人，共4人。实际上，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岗在编人员一共只有4人。全员上阵，另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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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作专班“空转”，滋生形式主义
多地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基层面临一些“急难险重”任务或阶段性工作时，将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协调一起成立工作专班，有助于发挥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效果，对于加快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本有助益。但是，过分依赖工作专班就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恶性循环，治标不治本，被动地追着问题跑。领导小组设置过多，无形中还增加了办事的环节和难度。
“一些专班还要求参与单位明确具体参与人员是谁，各自分工是什么。看起来井井有条，实际工作却是为了应付有关要求而准备各种书面材料，从‘纸上来’到‘纸上去’，没有推动实际工作，但增加了工作负担。”中部某县一名副局长直言。
各种工作专班过多，有时还会严重影响到基层的本职工作。例如，拆迁有拆迁工作小组、绿化有绿化工作小组、创建文明城市有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小组、招商有招商工作小组……各种小组五花八门，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基层同志都必须参加。这样一来，就造成部分基层干部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繁重。为完成任务，只能开启“白加黑”“五加二”模式，身心疲惫。最终，往往造成每件事情都做不精，本职工作也受影响。
一名基层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各种专班落实方案中往往都有一条“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所以涉及专班的工作会议都需要宣传部门参加。宣传部成了名副其实的“陪会第一大部”。一些市、县主要领导任小组长的会议，还点名要求部门内分管常务工作的副部长参会，参加不了的，需要向主要领导请假。“为了应付专班开会，部里需要安排专职的开会陪会人员。”这名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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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班泛滥待精简
工作专班过多过滥，本意是“推动工作”，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干扰工作”。
基层部门的领导干部因为在领导小组兼职过多，陷入文山会海、分身乏术，机构越来越臃肿，工作效率被动降低。
“有的工作专班成员，一旦遇到具体涉及本部门利益和责任的事，就各怀心思、躲来躲去，谁都不想负责、谁都不敢负责，工作效率并未提高。”一名基层干部说。
“推动工作开展的方式有很多，不能过分依赖于专班，不然就成了新的形式主义。”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简不必要的工作专班。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工作专班不仅对在职人员形成束缚，部分未入职人员甚至已被提前“纳入”，成为“持续负担”。有的工作专班规定，“后续若有调入人员，则自动为领导小组成员，以上人员若有工作变动，由接任者接替”。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对于成立工作专班的决定应该更加慎重，专班的工作责任必须明确，专班的工作开展应当“务实”而不能“务虚”。只有让工作专班摆脱花架子、发挥真效能，切实推动工作专班“减量”“瘦身”，才能更好地为基层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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