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补偿##征拆维权##拆迁案例回放# 【北京律师 | 自建房未经依法处理的，权利人有权提起补偿诉讼吗？】
01
裁判要点
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行洁，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系王行洁丈夫），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钟楼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
负责人：张天虎，该村村主任。
再审申请人王行洁因诉长子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4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鸿达、审判员仝蕾、审判员李小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7月12日进行了两次询问，王行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康凯到庭参加询问。长子县人民政府、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同旺村委会）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1月，王行洁、王旭刚、王学样与同旺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间，王行洁对所承租房屋进行增建，后双方因增扩建筑物所有权发生争议。另查明，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据王行洁陈述，其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部分为同旺村委会所有的集体土地，部分为县里的国有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没有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房屋补偿决定作出的对象是被征收人，本案中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对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并不享有使用权，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亦不能提供增扩建的相关权属证明，无法认定其为被征收人，故王行洁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该情形所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而本案王行洁在诉讼中认为其对增扩建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王行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15年3月24日，同旺村委会通知承租人王旭刚、王行洁，限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所租房屋全部腾空，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该二人接此通知后，未着手腾空所租房屋，而是继续营业，同旺村委会便用铲车及渣土堵在木星家具超市的门前。2015年5月8日，王行洁与王旭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同旺村委会对其增设的不动产折价补偿100万元，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案诉讼期间，2015年5月31日王旭刚与同旺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屋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租赁期间所增添建筑物完整归同旺村委会所有”，同旺村委会随即撤除了堵在木星家俱超市门前的障碍物，王行洁和王旭刚于2015年6月11日撤回了对同旺村委会的起诉。但《租赁房屋补充协议》被（2017）晋04民终1345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一般而言，承租人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是如果用于经营的房屋被征收，承租人在行政补偿中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与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此时承租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王行洁2004年1月2日与同旺村委会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满，租赁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物由承租人自行处理。”合同期满后，王行洁怠于行使其权利，又没有签订继续承租的合同，已不属于正常经营的状态。2016年2月5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告知书的行为与王行洁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其不能成为该行政诉讼的原告。本案中，王行洁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行洁的起诉。
王行洁申请再审称，王行洁在租赁房屋过程中，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增扩建，扩建部分归王行洁所有。虽然在房屋征收时承租期已过，但是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王行洁等人与同旺村委会于2004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04年至2013年12月31日，租金30万元，每年元月交付租金3万元。王行洁又提交了在合同期满后其继续于2014年、2015年向同旺村委会缴纳的共约16.8万元租金票据，票据上盖有同旺村委会的公章。足可以证明，2013年原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但形成了事实的租赁关系，并且王行洁缴纳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王行洁在经营期间的室内装修价值、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应当获得补偿。因此，王行洁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裁判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问题，请求撤销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支持王行洁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院复查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另查明，2016年5月1日，长子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王行洁租赁和建设的建筑物即木星家具超市进行了强拆，王行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后经审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王行洁增扩了建筑物，其对这些增扩建筑物拥有物权；虽然长子县人民政府拆除时十年承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长子县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但对王行洁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驳回王行洁赔偿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认为，长子县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强拆，拆除行为违法。王行洁所提赔偿为精神损害，王行洁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赔偿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裁定认为营业用房承租人如要求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可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在王行洁诉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一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虽然在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时10年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并判决确认长子县人民政府的拆除行为违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对该认定并未否认，并判决驳回长子县人民政府的上诉。在（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作出后，本案二审裁定以“双方合同到期后未签订继续承租合同”认定王行洁不属于房屋承租人，与之前的行政判决认定并不一致，又未对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王行洁续交租金问题进行审查，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对王行洁是否系经营性房屋承租人问题进行审查，亦未能查清有关事实。
关于无建房手续房屋在征收中是否能够获得补偿问题，长子县人民政府及一、二审法院均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院予以认可。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建设年限为标准对是否补偿进行了区分，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按照建筑成本补偿，还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不予补偿。因此，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不宜简单的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而是要结合当地征收补偿的具体规定及征收项目补偿方案等实体审理后加以认定。本案中，王行洁自行加盖了部分建筑用于经营，该部分建筑并未被按照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王行洁起诉要求长子县人民政府对其建设的房屋进行补偿，不宜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认为王行洁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不当，一审法院未结合项目补偿方案进行审理事实不清。
综上，王行洁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03
京尹律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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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裁判要点
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
02
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王行洁，女，197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系王行洁丈夫），男，1963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丹和社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钟楼街1号。
法定代表人：赵永进，该县人民政府县长。
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住所地山西省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
负责人：张天虎，该村村主任。
再审申请人王行洁因诉长子县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48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鸿达、审判员仝蕾、审判员李小梅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并于2017年6月19日、2017年7月12日进行了两次询问，王行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建红、康凯到庭参加询问。长子县人民政府、长子县丹朱镇同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同旺村委会）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04年1月，王行洁、王旭刚、王学样与同旺村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止。租赁期间，王行洁对所承租房屋进行增建，后双方因增扩建筑物所有权发生争议。另查明，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据王行洁陈述，其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部分为同旺村委会所有的集体土地，部分为县里的国有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依法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过程中，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没有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或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下，依照有关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房屋补偿决定作出的对象是被征收人，本案中王行洁在增扩建承租房屋时，对增扩建房屋所附着土地并不享有使用权，未办理相关土地审批及增设建筑物的规划手续，亦不能提供增扩建的相关权属证明，无法认定其为被征收人，故王行洁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该情形所针对的是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情况，而本案王行洁在诉讼中认为其对增扩建房屋享有所有权。综上，王行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另查明，2015年3月24日，同旺村委会通知承租人王旭刚、王行洁，限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所租房屋全部腾空，逾期将采取强制措施。该二人接此通知后，未着手腾空所租房屋，而是继续营业，同旺村委会便用铲车及渣土堵在木星家具超市的门前。2015年5月8日，王行洁与王旭刚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同旺村委会对其增设的不动产折价补偿100万元，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该案诉讼期间，2015年5月31日王旭刚与同旺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屋补充协议》，其中约定“租赁期间所增添建筑物完整归同旺村委会所有”，同旺村委会随即撤除了堵在木星家俱超市门前的障碍物，王行洁和王旭刚于2015年6月11日撤回了对同旺村委会的起诉。但《租赁房屋补充协议》被（2017）晋04民终1345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无效。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一般而言，承租人与房屋征收行为之间不具有利害关系，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但是如果用于经营的房屋被征收，承租人在行政补偿中提出的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与补偿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此时承租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王行洁2004年1月2日与同旺村委会订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期限10年，至2013年12月31日终止。合同第八条约定“合同期满，租赁房屋的装修、改善增设物由承租人自行处理。”合同期满后，王行洁怠于行使其权利，又没有签订继续承租的合同，已不属于正常经营的状态。2016年2月5日长子县人民政府下达房屋征收告知书的行为与王行洁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故其不能成为该行政诉讼的原告。本案中，王行洁既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也不是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原告资格，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判决驳回王行洁的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一、撤销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二、驳回王行洁的起诉。
王行洁申请再审称，王行洁在租赁房屋过程中，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增扩建，扩建部分归王行洁所有。虽然在房屋征收时承租期已过，但是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王行洁等人与同旺村委会于2004年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2004年至2013年12月31日，租金30万元，每年元月交付租金3万元。王行洁又提交了在合同期满后其继续于2014年、2015年向同旺村委会缴纳的共约16.8万元租金票据，票据上盖有同旺村委会的公章。足可以证明，2013年原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虽然没有签订租赁合同，但形成了事实的租赁关系，并且王行洁缴纳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王行洁在经营期间的室内装修价值、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应当获得补偿。因此，王行洁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一、二审裁判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问题，请求撤销二审裁定及一审判决，支持王行洁的一审诉讼请求。
本院复查查明的事实与一、二审一致。另查明，2016年5月1日，长子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王行洁租赁和建设的建筑物即木星家具超市进行了强拆，王行洁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拆除行为违法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后经审理，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王行洁增扩了建筑物，其对这些增扩建筑物拥有物权；虽然长子县人民政府拆除时十年承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长子县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但对王行洁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驳回王行洁赔偿诉讼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认为，长子县政府未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强拆，拆除行为违法。王行洁所提赔偿为精神损害，王行洁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赔偿请求应予驳回，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查认为，二审裁定认为营业用房承租人如要求室内装修、机器设备搬迁、停产停业等损失的补偿，可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并无不当。在王行洁诉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一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晋05行初13号行政判决认为，“虽然在长子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时10年租期已过，但王行洁还在使用建筑物，并续交了租金，应视为双方延续了租期”，并判决确认长子县人民政府的拆除行为违法。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对该认定并未否认，并判决驳回长子县人民政府的上诉。在（2018）晋行终553号行政判决作出后，本案二审裁定以“双方合同到期后未签订继续承租合同”认定王行洁不属于房屋承租人，与之前的行政判决认定并不一致，又未对在租赁期限届满后王行洁续交租金问题进行审查，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亦存在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未对王行洁是否系经营性房屋承租人问题进行审查，亦未能查清有关事实。
关于无建房手续房屋在征收中是否能够获得补偿问题，长子县人民政府及一、二审法院均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对被征收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本院予以认可。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建设年限为标准对是否补偿进行了区分，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按照建筑成本补偿，还有的地方规定无审批手续房屋不予补偿。因此，对于无建房手续房屋权利人提起的要求补偿的行政诉讼，如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不宜简单的以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而是要结合当地征收补偿的具体规定及征收项目补偿方案等实体审理后加以认定。本案中，王行洁自行加盖了部分建筑用于经营，该部分建筑并未被按照违法建筑进行处理，王行洁起诉要求长子县人民政府对其建设的房屋进行补偿，不宜否定其原告主体资格。二审法院认为王行洁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驳回王行洁的起诉不当，一审法院未结合项目补偿方案进行审理事实不清。
综上，王行洁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03
京尹律师提醒
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更有效！
关键词：【土地征收】、【企业拆迁】、【危房改造】、【商铺拆迁】、【环保关停】、【棚户区改造】、【养殖场拆迁】、【水源地关停】、违法拆迁 、拆迁违建 、拆迁律师、拆迁投诉电话、北京京尹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股权纠纷、劳动纠纷、侵权诉讼、房地产纠纷、招标投标、知识产权纠纷、婚姻咨询、刑事辩护……
#民法典[超话]# 【北京律师 | 《民法典》诉讼时效规则的6个要点解析】
一、什么是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法律只保护民事主体在诉讼时效有效期间内的胜诉权，超过诉讼时效有可能带来败诉的风险。
换言之，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持续到一定期间而致使其请求权丧失胜诉权的法律事实，可称为诉讼时效期间。
《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并非为了鼓励债务人拖延义务履行，也并非鼓励债务人不劳而获、不履行债务，而在于：
（1）稳定财产关系，避免财产关系长久处于不确定状态。
（2）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行使权利，说明权利人已不关心自己权利的实现。
（3）有利于法院更好地收集证据，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限制，年代久远的案件可能因取证困难等原因难以解决。
二、容易给案件造成不可逆转的风险和损失？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解析】
诉讼时效期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它是《民法典》规定的普遍适用于应当适用时效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时效期间，根据本条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 3 年。
第二类是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它是《民法典》及其他民事特别法规定的适用于某些民事法律关系、不同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特定时效期间，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理，特别时效优先于普通时效适用。
第三类是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规定的时效期间，根据本条时效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为 20 年。
其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侵害和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也被称为主观诉讼时效期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且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规定，因此也被称为客观诉讼时效期间。
本条第一款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对特别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不同于三年普通时效期间的规定。例如，《民法典》第五百九十四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三、《民法典》规定的三种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则是什么?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解析】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是关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点的规定。分期履行合同之债属于非一次性履行之债，指在同一份合同中约定，对债务分期履行，根据债务的发生时间不同，分期履行合同之债可以分为定期重复给付的债务和分期履行的债务。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条是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点的规定。适用本条需注意其与最长诉讼时效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的法定代理关系存续可能超过 20 年。
此时，恢复完全行为能力的权利人能否主张请求权呢？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 2 款的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一方面，法定代理关系终止,诉讼时效期间刚开始起算；而另一方面，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已经超过了 20 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这实际上就属于《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有特殊情况的”，权利人对超过 20 年诉讼时效期间存在正当事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是关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点的规定。本条中未成年人的范围不等同于不完全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 16 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但其仍然是未成年人，其遭受性侵害适用本条的规定。
四、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况有哪些?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解析】
法律之所以规定时效中止，主要为防止因权利人非因自身原因造成诉讼时效届满，保证权利人有足够时间主张权利。
根据本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包括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2）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
（3）诉讼时效中止须发生中止的事由。
（4）权利人在中止事由发生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
五、哪些诉讼请求不适用时效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解析】
依据本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类型主要有：
（1）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原《民法总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了规定，《民法典》对这些基本规则都予以了肯定和沿用。
（2）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原《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现《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返还财产请求权。
由于登记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故不动产物权和其他能够依法登记的动产物权适用本条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3）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与弱势群体利益密切相关，义务人若以诉讼时效经过为由不支付上述费用将使权利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规则，更是有违基本人文关怀，故对这三金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4）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项规定为兜底条款，以满足审判实务复杂多样性的要求。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上述规则与本条规定并不冲突，可以继续适用。
六、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解析】
原《民法总则》在总结我国理论研究成果和吸收先进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作了科学规定。较原《民法通则》的规定，其主要修改有：
其一，明确了申请仲裁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这是吸收司法解释的经验做法的结果；
其二，新增了“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以更符合当前及今后审判实际；
其三，对于权利人主张权利及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作了进一步明确，在表述上更加科学严谨；
其四，针对诉讼时效中断后的时效起算问题，明确了对于通过诉讼、仲裁等程序的情形，时效起算点为“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民法典》总则编对原《民法总则》的规定予以沿用。
对上述内容，《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七条进一步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采取协议的形式给以变更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也不能预先放弃，否则也属无效。
一、什么是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法律只保护民事主体在诉讼时效有效期间内的胜诉权，超过诉讼时效有可能带来败诉的风险。
换言之，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持续到一定期间而致使其请求权丧失胜诉权的法律事实，可称为诉讼时效期间。
《民法典》规定诉讼时效并非为了鼓励债务人拖延义务履行，也并非鼓励债务人不劳而获、不履行债务，而在于：
（1）稳定财产关系，避免财产关系长久处于不确定状态。
（2）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行使权利，说明权利人已不关心自己权利的实现。
（3）有利于法院更好地收集证据，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限制，年代久远的案件可能因取证困难等原因难以解决。
二、容易给案件造成不可逆转的风险和损失？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解析】
诉讼时效期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它是《民法典》规定的普遍适用于应当适用时效的各种法律关系的时效期间，根据本条规定，普通诉讼时效的期间为 3 年。
第二类是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它是《民法典》及其他民事特别法规定的适用于某些民事法律关系、不同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特定时效期间，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理，特别时效优先于普通时效适用。
第三类是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它是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规定的时效期间，根据本条时效规定，最长诉讼时效为 20 年。
其中，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和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遭受侵害和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也被称为主观诉讼时效期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且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规定，因此也被称为客观诉讼时效期间。
本条第一款中“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对特别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不同于三年普通时效期间的规定。例如，《民法典》第五百九十四条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三、《民法典》规定的三种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则是什么?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解析】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是关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点的规定。分期履行合同之债属于非一次性履行之债，指在同一份合同中约定，对债务分期履行，根据债务的发生时间不同，分期履行合同之债可以分为定期重复给付的债务和分期履行的债务。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条是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间点的规定。适用本条需注意其与最长诉讼时效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与其法定代理人的法定代理关系存续可能超过 20 年。
此时，恢复完全行为能力的权利人能否主张请求权呢？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 2 款的规定，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 20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一方面，法定代理关系终止,诉讼时效期间刚开始起算；而另一方面，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已经超过了 20 年的最长诉讼时效。这实际上就属于《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有特殊情况的”，权利人对超过 20 年诉讼时效期间存在正当事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是关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点的规定。本条中未成年人的范围不等同于不完全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 16 周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但其仍然是未成年人，其遭受性侵害适用本条的规定。
四、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况有哪些?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解析】
法律之所以规定时效中止，主要为防止因权利人非因自身原因造成诉讼时效届满，保证权利人有足够时间主张权利。
根据本条规定，诉讼时效中止包括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1）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2）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
（3）诉讼时效中止须发生中止的事由。
（4）权利人在中止事由发生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
五、哪些诉讼请求不适用时效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解析】
依据本条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类型主要有：
（1）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原《民法总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都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了规定，《民法典》对这些基本规则都予以了肯定和沿用。
（2）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原《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现《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返还财产请求权。
由于登记具有公示力和公信力，故不动产物权和其他能够依法登记的动产物权适用本条规定，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3）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与弱势群体利益密切相关，义务人若以诉讼时效经过为由不支付上述费用将使权利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规则，更是有违基本人文关怀，故对这三金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4）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本项规定为兜底条款，以满足审判实务复杂多样性的要求。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上述规则与本条规定并不冲突，可以继续适用。
六、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解析】
原《民法总则》在总结我国理论研究成果和吸收先进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对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作了科学规定。较原《民法通则》的规定，其主要修改有：
其一，明确了申请仲裁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这是吸收司法解释的经验做法的结果；
其二，新增了“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以更符合当前及今后审判实际；
其三，对于权利人主张权利及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作了进一步明确，在表述上更加科学严谨；
其四，针对诉讼时效中断后的时效起算问题，明确了对于通过诉讼、仲裁等程序的情形，时效起算点为“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民法典》总则编对原《民法总则》的规定予以沿用。
对上述内容，《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七条进一步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采取协议的形式给以变更的，不发生法律效力。同时，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也不能预先放弃，否则也属无效。
北京一女子被行李箱绊倒身亡，家属索赔62万，法院判决还社会公道
何甜甜律师
7小时前 · 湖南见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走路看路”这个警告虽然简单粗暴，但确实是所有人都应该牢记于心的提示语，因为人是有盲点的，世界是存在惯性的，意外是需要预防的，如果不，就有可能和67岁的王女士一样发生悲剧，63岁的刘女士也深受其家人索赔62万元之困扰。
事情发生于2019年3月8日的北京西站北广场二楼进站口，彼时王先生带着其母亲王女士准备乘坐K267次列车回石家庄老家，他们事先排在了进站口前面，其后刘女士走过来排在了他们的后面，准备检票之际，王先生发现走错了的位置，就带着王女士转身。
其实从视频看来，当时人流量还不至于到比肩接踵的程度，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由于惯性和年纪的关系，身体和思维不能马上对接的缘故，王女士一转身直直走向了刘女士的行李箱，接着几次抬脚都没有能立即作出躲避的正确判断，从而被刘女士的行李箱绊倒。
不过当时被绊倒之后的王女士表示除了背比较疼之外，没有什么大碍，这令连忙上前查看的刘女士松了一口气，和王女士互留了联系方式，其后大家分别上了各自列车，让人没想到的是，上车之后王女士开始身体不适，还未下车已神志不清，15天之后不幸去世。
对于之后的事情，刘女士是完全不知道的，直到2019年11月收到法院传票，她才恍然自己被王女士的家人告上了法庭，王女士的家人认为，王女士跌倒和死亡是因为刘女士导致的，刘女士存在重大过错，应该承担60%的责任，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2万多元。
刘女士很委屈，她认为自己好心好意留了电话号码，对方却一句招呼也不打就直接把她送上法庭，未免过分无情，更何况自己只是排了一个队，是王女士直直撞上来的，她期间没有做任何事，怎么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还得赔60万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损害他人民事权利需得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假如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就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此案焦点在于刘女士是否因过错导致王女士摔倒，王女士一方给出的刘女士过错点为：
1.刘女士没有让行李箱紧贴自己行走，而是拖拽在后方，使得行李箱妨害了他人；2.刘女士没有站到一米线以外的安全距离，而是在王女士身后60公分处，提高了人身损害的危险性。那么这些是不是刘女士的过错？
首先行李箱拖杆设计就是为了方便人往前快速行走时不受阻碍，刘女士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自己的行李箱，这不是一种过错，而且人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自我也有规避危险的义务和责任，不能苛求他人完全不妨碍自己。
其次由于当时的位置正好有一个明确的监控，刘女士方反驳起来有着切实的证据，事实上王女士和刘女士存在一定安全距离，是王女士转身走了大概四五步之后，直直朝行李箱走过去的，这四五步中间王女士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绕过，其儿子就成功绕过去了。
此外，还可以从这3点来判断刘女士有无侵权责任：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损害；这种行为是否是造成损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为是否依然可以造成同样的结果。
在该案中，刘女士拖行行李箱确实是王女士摔倒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刘女士显然是不知道自己拖一个行李箱会导致人死亡的，在其他类似的情形之下，这种行为并不是依然可以造成同样的结果，还是以其儿子顺利转身并避开为例。
所以虽然损害发生了，但其完全是由于王女士未能在特定环境中注意行走安全及相关事宜，疏于观察存在重大过失导致的结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女士无过错，王女士自担其责，驳回其家属全部诉讼请求，所以才说走路要看路，不看路摔一跤是小，摔没了一条命才可惜，当然尽管不能过分苛求他人在公共场所应尽义务之外的责任，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些，这样也是保护自己。
免责声明：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我们对文中观点持中立态度，本文仅供参考、交流。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和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何甜甜律师
7小时前 · 湖南见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走路看路”这个警告虽然简单粗暴，但确实是所有人都应该牢记于心的提示语，因为人是有盲点的，世界是存在惯性的，意外是需要预防的，如果不，就有可能和67岁的王女士一样发生悲剧，63岁的刘女士也深受其家人索赔62万元之困扰。
事情发生于2019年3月8日的北京西站北广场二楼进站口，彼时王先生带着其母亲王女士准备乘坐K267次列车回石家庄老家，他们事先排在了进站口前面，其后刘女士走过来排在了他们的后面，准备检票之际，王先生发现走错了的位置，就带着王女士转身。
其实从视频看来，当时人流量还不至于到比肩接踵的程度，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由于惯性和年纪的关系，身体和思维不能马上对接的缘故，王女士一转身直直走向了刘女士的行李箱，接着几次抬脚都没有能立即作出躲避的正确判断，从而被刘女士的行李箱绊倒。
不过当时被绊倒之后的王女士表示除了背比较疼之外，没有什么大碍，这令连忙上前查看的刘女士松了一口气，和王女士互留了联系方式，其后大家分别上了各自列车，让人没想到的是，上车之后王女士开始身体不适，还未下车已神志不清，15天之后不幸去世。
对于之后的事情，刘女士是完全不知道的，直到2019年11月收到法院传票，她才恍然自己被王女士的家人告上了法庭，王女士的家人认为，王女士跌倒和死亡是因为刘女士导致的，刘女士存在重大过错，应该承担60%的责任，赔偿各项损失共计62万多元。
刘女士很委屈，她认为自己好心好意留了电话号码，对方却一句招呼也不打就直接把她送上法庭，未免过分无情，更何况自己只是排了一个队，是王女士直直撞上来的，她期间没有做任何事，怎么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还得赔60万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损害他人民事权利需得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不过假如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么就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此案焦点在于刘女士是否因过错导致王女士摔倒，王女士一方给出的刘女士过错点为：
1.刘女士没有让行李箱紧贴自己行走，而是拖拽在后方，使得行李箱妨害了他人；2.刘女士没有站到一米线以外的安全距离，而是在王女士身后60公分处，提高了人身损害的危险性。那么这些是不是刘女士的过错？
首先行李箱拖杆设计就是为了方便人往前快速行走时不受阻碍，刘女士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自己的行李箱，这不是一种过错，而且人在公共场合的时候，自我也有规避危险的义务和责任，不能苛求他人完全不妨碍自己。
其次由于当时的位置正好有一个明确的监控，刘女士方反驳起来有着切实的证据，事实上王女士和刘女士存在一定安全距离，是王女士转身走了大概四五步之后，直直朝行李箱走过去的，这四五步中间王女士本有充分的时间可以绕过，其儿子就成功绕过去了。
此外，还可以从这3点来判断刘女士有无侵权责任：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损害；这种行为是否是造成损害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为是否依然可以造成同样的结果。
在该案中，刘女士拖行行李箱确实是王女士摔倒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刘女士显然是不知道自己拖一个行李箱会导致人死亡的，在其他类似的情形之下，这种行为并不是依然可以造成同样的结果，还是以其儿子顺利转身并避开为例。
所以虽然损害发生了，但其完全是由于王女士未能在特定环境中注意行走安全及相关事宜，疏于观察存在重大过失导致的结果，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女士无过错，王女士自担其责，驳回其家属全部诉讼请求，所以才说走路要看路，不看路摔一跤是小，摔没了一条命才可惜，当然尽管不能过分苛求他人在公共场所应尽义务之外的责任，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小心些，这样也是保护自己。
免责声明：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我们对文中观点持中立态度，本文仅供参考、交流。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和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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