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甚慰，刚做金融工具这一章的单选题，竟然全对了。（会计的一个好处是你自己觉得学懂就能做对题，这一点和法考题不一样，法考是你觉得学懂了，一做题全废了）刚试着写金融资产从购入到持有最后到处置的会计分录，写得过程战战兢兢（我怕死了会计分录的书写）但神奇的是基本对了。唯一的错误是在转出其它综合收益到留存收益时，我直接贷留存收益了，而不是贷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总之相当让我满意了！
#历史那些事[超话]#2006年7月21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处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44岁的华裔中年男子蒋国兵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死在当地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却在华人圈和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只因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蒋国兵1979年参加高考，17岁的他（1962年出生）一举夺得湖北省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4年后他从全班35名同学中脱颖而出，被报送至本院系本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由于科研成果突出被留校任教，31岁时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副教授。
这样的人生，大家怎么也不会与“中年危机”、“再就业难”、“油漆工”、“付不起房租”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标签”最终统统贴在了蒋国兵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并不是蒋国兵“堕落了”，而是得了大家都有的一种“心理病”，心理学上叫期望定律。
期望定律告诉我们：当我们怀着对某件事情非常强烈的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事物就会出现。 如果一个人有自信心，对自己怀着期望，他就会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
蒋国兵是一个上进心非常强的人，他并不满足眼前的一切，强烈期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经过努力，他所期望的事情也实现了，在学校的资助下，蒋国兵以公费生的身份进入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学博士学位。
美国留学期间，蒋国兵的“期望”发生了变化，他更加强烈“期望”得到国外所谓的“优质生活”——名车、洋房、上等人的生活，并且他非常自信，凭借自身的“条件”和“能力”，他完全有资格拥有“更优质的生活”。
2000年，蒋国兵博士毕业后回到国内，学校给予他更好的科研条件和待遇，但是他的“心”一直停留在大洋彼岸。凭借着他的名校光环，加拿大政府很快批准他和妻子的移民申请。出发前，他也曾犹豫过，撕毁了“移民证”，但很快又申请补办了一张。
2001年4月，蒋国兵夫妇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堂”——加拿大。但是，蒋国兵所期望的“优质生活”并没有出现，而是一连串的现实打击。他在国内有令人艳羡的工作和地位，到了加拿大，却发现自己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名校博士的头衔也不好使，蒋国兵投出去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没有收入，他们夫妇却也支付高昂的房租，蒋国兵分析之后，认为是自己的“物理专业”在加拿大没有用武之地，他决定再修一门加拿大的“热门专业”。
说干就干，蒋国兵不愧是“学霸”，他于2002年考取多伦多大学（世界排名前20的名校）化学系博士。但是读书的费用需要自理，蒋国兵为了养家糊口，无奈只能边读书边打工。好些的工作找不到，他只能找一份白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油漆工。
“马太效应”在蒋国兵身上发生了，不过不是“强者恒强”，而是“弱者恒弱”。蒋国兵做了大半年的油漆工，工资只有3000元，难以养家糊口。他只好身兼数职，都是白人们不愿意干的工作，只有少数族裔底层人才愿意做的活。
蒋国兵的妻子以前在国内是“全职太太”，无奈之下也只能出外找工作，在一家小微企业干着一份朝不保夕的会计工作，贴补家用。蒋国兵看到留在国内的同学们过得都比他好，他曾经后悔过，也想回国，但是他已经放弃国籍，辜负了学校对他的公费培养，实在没脸回去，最终决定硬撑下去。
2006年，蒋国兵取得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却依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只在怀雅逊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中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合同期连1年都不到。2006年4月，他们夫妇靠打工赚的钱凑齐首付购置了一套面积不大的“镇屋”（相当于中国的小产权房），每月还有支付高昂的月供。
后来，女儿出生，开销更大了。但是蒋国兵虽然拥有名校物理和化学的“双博士学位” ，但是在加拿大依然“一职难求”昔日，那些远不如自己的同学们早已成为专家教授和政府官员，而他却沦为了“白人国度”的底层。
终于，蒋国兵扛不住了。2006年7月21日，他以死寻求解脱。他的死在北美没有社会关注，却在北美的华人圈引起轰动，他们没想到蒋国兵竟然穷到连“丧葬费”都没有的地步。清华校友们发起“蒋国兵家庭援助协调组”，合计为他捐助了 16500元，蒋国兵才得以“草草”安葬。
中国有句古话：“位卑未敢忘忧国！” 可是总有一些人觉得“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国美好”只不过是他们精心营造的“假象”罢了，偏偏有些人却深信不疑，结果“被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民间有句俗语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中国人素来对那些“忘恩负义之辈”都是深恶痛绝，历史也证明，这类人大多没有好的结局。蒋国兵的“悲剧”并不是个例，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想补充一点，只有国家真正富强了，个人才能活得有尊严！否则，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歧视！这个道理，美国人从1882年制定《排华法案》开始，就早已告诉了我们，但总有人选择性地忘记历史，不断上演“悲剧” ！
蒋国兵1979年参加高考，17岁的他（1962年出生）一举夺得湖北省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4年后他从全班35名同学中脱颖而出，被报送至本院系本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由于科研成果突出被留校任教，31岁时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副教授。
这样的人生，大家怎么也不会与“中年危机”、“再就业难”、“油漆工”、“付不起房租”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标签”最终统统贴在了蒋国兵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并不是蒋国兵“堕落了”，而是得了大家都有的一种“心理病”，心理学上叫期望定律。
期望定律告诉我们：当我们怀着对某件事情非常强烈的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事物就会出现。 如果一个人有自信心，对自己怀着期望，他就会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
蒋国兵是一个上进心非常强的人，他并不满足眼前的一切，强烈期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经过努力，他所期望的事情也实现了，在学校的资助下，蒋国兵以公费生的身份进入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核物理学博士学位。
美国留学期间，蒋国兵的“期望”发生了变化，他更加强烈“期望”得到国外所谓的“优质生活”——名车、洋房、上等人的生活，并且他非常自信，凭借自身的“条件”和“能力”，他完全有资格拥有“更优质的生活”。
2000年，蒋国兵博士毕业后回到国内，学校给予他更好的科研条件和待遇，但是他的“心”一直停留在大洋彼岸。凭借着他的名校光环，加拿大政府很快批准他和妻子的移民申请。出发前，他也曾犹豫过，撕毁了“移民证”，但很快又申请补办了一张。
2001年4月，蒋国兵夫妇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天堂”——加拿大。但是，蒋国兵所期望的“优质生活”并没有出现，而是一连串的现实打击。他在国内有令人艳羡的工作和地位，到了加拿大，却发现自己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名校博士的头衔也不好使，蒋国兵投出去的简历全部石沉大海。没有收入，他们夫妇却也支付高昂的房租，蒋国兵分析之后，认为是自己的“物理专业”在加拿大没有用武之地，他决定再修一门加拿大的“热门专业”。
说干就干，蒋国兵不愧是“学霸”，他于2002年考取多伦多大学（世界排名前20的名校）化学系博士。但是读书的费用需要自理，蒋国兵为了养家糊口，无奈只能边读书边打工。好些的工作找不到，他只能找一份白人都不愿意干的工作——油漆工。
“马太效应”在蒋国兵身上发生了，不过不是“强者恒强”，而是“弱者恒弱”。蒋国兵做了大半年的油漆工，工资只有3000元，难以养家糊口。他只好身兼数职，都是白人们不愿意干的工作，只有少数族裔底层人才愿意做的活。
蒋国兵的妻子以前在国内是“全职太太”，无奈之下也只能出外找工作，在一家小微企业干着一份朝不保夕的会计工作，贴补家用。蒋国兵看到留在国内的同学们过得都比他好，他曾经后悔过，也想回国，但是他已经放弃国籍，辜负了学校对他的公费培养，实在没脸回去，最终决定硬撑下去。
2006年，蒋国兵取得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却依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只在怀雅逊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中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合同期连1年都不到。2006年4月，他们夫妇靠打工赚的钱凑齐首付购置了一套面积不大的“镇屋”（相当于中国的小产权房），每月还有支付高昂的月供。
后来，女儿出生，开销更大了。但是蒋国兵虽然拥有名校物理和化学的“双博士学位” ，但是在加拿大依然“一职难求”昔日，那些远不如自己的同学们早已成为专家教授和政府官员，而他却沦为了“白人国度”的底层。
终于，蒋国兵扛不住了。2006年7月21日，他以死寻求解脱。他的死在北美没有社会关注，却在北美的华人圈引起轰动，他们没想到蒋国兵竟然穷到连“丧葬费”都没有的地步。清华校友们发起“蒋国兵家庭援助协调组”，合计为他捐助了 16500元，蒋国兵才得以“草草”安葬。
中国有句古话：“位卑未敢忘忧国！” 可是总有一些人觉得“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美国美好”只不过是他们精心营造的“假象”罢了，偏偏有些人却深信不疑，结果“被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民间有句俗语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中国人素来对那些“忘恩负义之辈”都是深恶痛绝，历史也证明，这类人大多没有好的结局。蒋国兵的“悲剧”并不是个例，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想补充一点，只有国家真正富强了，个人才能活得有尊严！否则，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歧视！这个道理，美国人从1882年制定《排华法案》开始，就早已告诉了我们，但总有人选择性地忘记历史，不断上演“悲剧” ！
紀碩鳴：保持國際優勢 香港未來最大難題
經歷了動蕩的2019，至今仍無法擺脫新冠病毒的肆虐，香港百業待興，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 作為國際都市，即使回歸25年，香港最大的價值和優勢還是極高的國際化。 但香港面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最大的難題，可能也就是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優勢。
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得票率有99.2%，如此高票當選也在意料之中，畢竟，選委中連不屬建制的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都事先表態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這起碼被認為，新一屆特首將在建制內得到高度認同。有利新特首在未來香港治理的重建過程中少一些反對聲音，少一些阻礙。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家超上任，他的政綱明確了四件事，包括了：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 提升香港競爭力、持續發展。這部分提到了，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優勢，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 以及建立關愛社會，重視青年發展等等四部分。以上是李家超的原汁原味的表述，一字不漏的刊裁在媒體上。
無論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重視青年發展，對特首來說，憑自己能力和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相信也能做好。唯獨最有難度的是，提升香港競爭能力這部分。在政綱分標題上，李家超連「國際」這兩個字都忽略不提了。
即使在具體解釋這部分內容中，政綱也僅提到「幫助國家人民幣國際化」、「建造國際創科中心」、「繼續加強香港國際城市的優勢」等這幾句。整個政綱沒有突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特質。不知是未來不便考慮香港的國際優勢，更注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認為香港的國際優勢難以維繼，乾脆就少提了。
但不管怎麼說，國際都市、國際化是香港作為中國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最核心的價值之一。未來雖然難，但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缺國際化難成事。
說開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環境優勢就兩點，一是有「一國兩制」的靈活性，二是國際化的廣闊性。保持了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香港就有競爭力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就有獨特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香港主權回歸，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後盾、是堅強靠山，不容質疑。但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其中一員，大灣區內的大大小小都市，都有國家作為後盾，香港要發揮所長，還要有自身優勢，那就是國際競爭中長期形成，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優勢。
不過，對香港來講，未來的國際路會走的艱難。李家超剛剛通過選舉獲得下屆特首的入場券，還未上任，國際的爭議就來了。
歐盟當天就發表聲明，指這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進一步侵蝕一國兩制原則。遭到中國外交部駁斥指，香港的選舉怎麼選、誰當選完全是中國內政，輪不到任何外部勢力說三道四。
美國至今還以《香港自治法》作制裁，為香港走向國際設置障礙，內容相當廣泛。對香港未來發展、保持國際優勢都是極嚴峻的挑戰。
不久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余偉文回應政治及俄烏局勢對香港金融業影響時稱，金管局及銀行業界已就不同情境做了預案，即使一旦出現極端情況，希望亦能把風險管理得最好。
最極端的情況，余偉文挑明了，地緣政治變化複雜難料，當局因此對不同情境都與銀行界一起做了預案，例如資產凍結或被移出SWIFT系統。他強調，香港的外匯儲備不少資產都在歐美，因此希望作出預案後，如果發生極端情況，也能及時與業界溝通及推出措施應變。
移出SWIFT，這不等於直接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給除名了？這樣的挑戰香港能承受嗎？
接二連三的挑戰還會出現，但香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國際化。這不僅是香港的價值，也是國家的價值，甚至就是當初要讓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初衷。
人才是香港的競爭力
2021年8月1日，新華社香港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什麼選擇香港？」 ——在港國際商界精英如是說。
新華社記者記者採訪了長期投資香港商界國際精英。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凌志表示，亞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而香港地理位置優越，聯通區內各方; 香港高度國際化，擁有融匯中外的獨特優勢，是外界了解、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窗口; 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保障、發達的金融市場、廣泛的商業網絡，企業在這裡經營便捷又安心。所以「一定要來香港！」
文章還引用了在香港經營超過50年的香港美國商會發表的聲明指出，香港擁有亞洲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國際公認的商法體系以及比許多其他亞洲地區更為開放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並且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位列前五。很顯然，吸引他們的是因為香港國際化。
手頭有一份2017年的香港資料顯示，國際化綜合程度：香港全球排名第4; 國際班線：香港151條; 國際銀行：香港182家; 地區總部：香港3880家; 免簽證地區：香港 170個; 進入世界前50名的大學：香港3所; 清廉指數：香港全球第12位; 宜居城市：香港亞洲第三。正是這些全球領先的排名，營造了香港的優化生存環境，吸引了國際商家、國際人才。
但遺憾的是，這二、三年來，人才外流、國際企業外遷情況不絕於耳，這些現象反應的本質就是，香港的國際優勢正在消退。失去國際化，必然失去香港的重要優勢。
在「2022行政長官選舉答問會」上，李家超對已移民港人寄語，他說，香港始終是大家的家，希望大家回來共同建設香港，一同擁抱香港。
但現實的情況是，標普全球（S&P Global）1月份的報告顯示，香港已經越來越難招募到人才，「2022年已經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今年年初香港總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面臨自90年代以來，30年內最大規模移民潮，香港港技術和人才雙失。上月尾，林鄭月娥不得不承認「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而政府在回複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書面問題時，亦透露2016-2017至2020-2021的5個財政年度，香港公務員流失合共逾4萬人，在試用期結束前離職者達4千餘人。
香港總商會在2022年1月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約38%受訪企業表示因員工移民離港而受到比較負面影響，且移民員工主要來自工程技術、財務會計、信息科技等專業，並以信息科技最為明顯。大型企業正積極應對人才流失問題。約35%受訪者表示不樂觀，認為人才短缺問題將會加劇。
一方面是本地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外來人才減少了進入香港的慾念。擁有超過27.3萬個金融服務工作崗位香港市場，根據對政府數據的計算，2021年發給外國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的新簽證數量降至2，569份，較2018年減少近50%。
來自香港政府的數據稱，2021年來自所有國家的「一般就業政策（GEP）」簽證申請總數下降了三分之一，降至10073人。金融服務業的簽證申請下降了23%。
而這還是omicron大幅肆虐，港府推出全球最嚴格社交距離規定前。今年頭3個月，離港人數比抵港人數多出14萬，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起，相當於2021年全年的近四倍，其中不乏金融人才。
到了香港第5波疫情暴發，港府實施最嚴厲的防疫措施，直接導致了一波外籍人士的離職潮，人才流失，最受威脅的就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吸引力。
今年1月，香港美國商會公布的商業前景調查顯示，香港為遏制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厲的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對駐港外國企業和個人持續造成重大幹擾。
調查指出，60%的受訪者將國際旅行限制列為最大的商業挑戰。超過40%的受訪高管稱，香港的防疫政策讓他們更有可能從個人角度離開香港。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高管在填補高級管理職位方面遇到困難，並延遲了在香港的投資。
一份由香港英國商會在12月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員工的變動率異常高。調查指出，約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在香港尋找新員工; 70%的受訪者表示在將人才帶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難。
香港特區統計處最近發佈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數據顯示，同比收縮了4%。2022年開門不吉，中斷了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復蘇勢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2022年第一季度充滿驚濤駭浪，第5波疫情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香港在國際化方面遭遇的困境還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第5波疫情只是雪上加霜。如何保持國際化優勢，這是香港未來最大的難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碩鳴灼見》
經歷了動蕩的2019，至今仍無法擺脫新冠病毒的肆虐，香港百業待興，各行各業、方方面面都等待重建中。 作為國際都市，即使回歸25年，香港最大的價值和優勢還是極高的國際化。 但香港面對「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下半場，最大的難題，可能也就是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國際優勢。
第六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得票率有99.2%，如此高票當選也在意料之中，畢竟，選委中連不屬建制的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都事先表態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這起碼被認為，新一屆特首將在建制內得到高度認同。有利新特首在未來香港治理的重建過程中少一些反對聲音，少一些阻礙。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家超上任，他的政綱明確了四件事，包括了：強化政府治理能力; 土地房屋提供方面，全面提速、提效、提量; 提升香港競爭力、持續發展。這部分提到了，鞏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提升其優勢，發展香港成為創科中心、帶動經濟轉型; 以及建立關愛社會，重視青年發展等等四部分。以上是李家超的原汁原味的表述，一字不漏的刊裁在媒體上。
無論是政府的治理能力、解決土地房屋問題、還是重視青年發展，對特首來說，憑自己能力和資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做，相信也能做好。唯獨最有難度的是，提升香港競爭能力這部分。在政綱分標題上，李家超連「國際」這兩個字都忽略不提了。
即使在具體解釋這部分內容中，政綱也僅提到「幫助國家人民幣國際化」、「建造國際創科中心」、「繼續加強香港國際城市的優勢」等這幾句。整個政綱沒有突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的特質。不知是未來不便考慮香港的國際優勢，更注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是認為香港的國際優勢難以維繼，乾脆就少提了。
但不管怎麼說，國際都市、國際化是香港作為中國城市最重要的特質、最核心的價值之一。未來雖然難，但香港要提升競爭力，缺國際化難成事。
說開了，香港最核心的制度和環境優勢就兩點，一是有「一國兩制」的靈活性，二是國際化的廣闊性。保持了這兩個方面的優勢，香港就有競爭力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就有獨特性。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香港主權回歸，國家是香港發展的後盾、是堅強靠山，不容質疑。但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其中一員，大灣區內的大大小小都市，都有國家作為後盾，香港要發揮所長，還要有自身優勢，那就是國際競爭中長期形成，在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優勢。
不過，對香港來講，未來的國際路會走的艱難。李家超剛剛通過選舉獲得下屆特首的入場券，還未上任，國際的爭議就來了。
歐盟當天就發表聲明，指這次選舉違反民主原則，進一步侵蝕一國兩制原則。遭到中國外交部駁斥指，香港的選舉怎麼選、誰當選完全是中國內政，輪不到任何外部勢力說三道四。
美國至今還以《香港自治法》作制裁，為香港走向國際設置障礙，內容相當廣泛。對香港未來發展、保持國際優勢都是極嚴峻的挑戰。
不久前，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余偉文回應政治及俄烏局勢對香港金融業影響時稱，金管局及銀行業界已就不同情境做了預案，即使一旦出現極端情況，希望亦能把風險管理得最好。
最極端的情況，余偉文挑明了，地緣政治變化複雜難料，當局因此對不同情境都與銀行界一起做了預案，例如資產凍結或被移出SWIFT系統。他強調，香港的外匯儲備不少資產都在歐美，因此希望作出預案後，如果發生極端情況，也能及時與業界溝通及推出措施應變。
移出SWIFT，這不等於直接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給除名了？這樣的挑戰香港能承受嗎？
接二連三的挑戰還會出現，但香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國際化。這不僅是香港的價值，也是國家的價值，甚至就是當初要讓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初衷。
人才是香港的競爭力
2021年8月1日，新華社香港發了一篇文章，題為：「我們為什麼選擇香港？」 ——在港國際商界精英如是說。
新華社記者記者採訪了長期投資香港商界國際精英。中電控股首席執行官藍凌志表示，亞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區，而香港地理位置優越，聯通區內各方; 香港高度國際化，擁有融匯中外的獨特優勢，是外界了解、進入中國內地的重要窗口; 香港擁有完善的法治保障、發達的金融市場、廣泛的商業網絡，企業在這裡經營便捷又安心。所以「一定要來香港！」
文章還引用了在香港經營超過50年的香港美國商會發表的聲明指出，香港擁有亞洲最發達的基礎設施、國際公認的商法體系以及比許多其他亞洲地區更為開放和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並且香港的金融市場在全球位列前五。很顯然，吸引他們的是因為香港國際化。
手頭有一份2017年的香港資料顯示，國際化綜合程度：香港全球排名第4; 國際班線：香港151條; 國際銀行：香港182家; 地區總部：香港3880家; 免簽證地區：香港 170個; 進入世界前50名的大學：香港3所; 清廉指數：香港全球第12位; 宜居城市：香港亞洲第三。正是這些全球領先的排名，營造了香港的優化生存環境，吸引了國際商家、國際人才。
但遺憾的是，這二、三年來，人才外流、國際企業外遷情況不絕於耳，這些現象反應的本質就是，香港的國際優勢正在消退。失去國際化，必然失去香港的重要優勢。
在「2022行政長官選舉答問會」上，李家超對已移民港人寄語，他說，香港始終是大家的家，希望大家回來共同建設香港，一同擁抱香港。
但現實的情況是，標普全球（S&P Global）1月份的報告顯示，香港已經越來越難招募到人才，「2022年已經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今年年初香港總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面臨自90年代以來，30年內最大規模移民潮，香港港技術和人才雙失。上月尾，林鄭月娥不得不承認「人才流失是不爭事實」。而政府在回複議員有關財政預算案的書面問題時，亦透露2016-2017至2020-2021的5個財政年度，香港公務員流失合共逾4萬人，在試用期結束前離職者達4千餘人。
香港總商會在2022年1月進行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約38%受訪企業表示因員工移民離港而受到比較負面影響，且移民員工主要來自工程技術、財務會計、信息科技等專業，並以信息科技最為明顯。大型企業正積極應對人才流失問題。約35%受訪者表示不樂觀，認為人才短缺問題將會加劇。
一方面是本地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外來人才減少了進入香港的慾念。擁有超過27.3萬個金融服務工作崗位香港市場，根據對政府數據的計算，2021年發給外國金融服務從業人員的新簽證數量降至2，569份，較2018年減少近50%。
來自香港政府的數據稱，2021年來自所有國家的「一般就業政策（GEP）」簽證申請總數下降了三分之一，降至10073人。金融服務業的簽證申請下降了23%。
而這還是omicron大幅肆虐，港府推出全球最嚴格社交距離規定前。今年頭3個月，離港人數比抵港人數多出14萬，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移民潮起，相當於2021年全年的近四倍，其中不乏金融人才。
到了香港第5波疫情暴發，港府實施最嚴厲的防疫措施，直接導致了一波外籍人士的離職潮，人才流失，最受威脅的就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吸引力。
今年1月，香港美國商會公布的商業前景調查顯示，香港為遏制新冠疫情而實施的嚴厲的檢疫規則和旅行限制對駐港外國企業和個人持續造成重大幹擾。
調查指出，60%的受訪者將國際旅行限制列為最大的商業挑戰。超過40%的受訪高管稱，香港的防疫政策讓他們更有可能從個人角度離開香港。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訪高管在填補高級管理職位方面遇到困難，並延遲了在香港的投資。
一份由香港英國商會在12月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員工的變動率異常高。調查指出，約8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一直在香港尋找新員工; 70%的受訪者表示在將人才帶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難。
香港特區統計處最近發佈一季度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數據顯示，同比收縮了4%。2022年開門不吉，中斷了過去連續四個季度的復蘇勢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形容，2022年第一季度充滿驚濤駭浪，第5波疫情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其實，香港在國際化方面遭遇的困境還不僅僅是因為疫情，第5波疫情只是雪上加霜。如何保持國際化優勢，這是香港未來最大的難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碩鳴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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