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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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十月玩点什么# #是什么让你开始放下手机去读书#
《百工记》
作者: 潘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大出版社文艺分社
《百工记》是一部记录中国民间行当百业的图文集，作者走访各地采集百业信息，或亲临劳动现场，或寻访手艺匠人，拍摄了近250幅图片，涉猎的行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包括一些行将消失的、“非遗”级别的旧行当、老手艺，它们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存在。全书共七个篇章，从衣食住行、工商经济、文化娱乐等领域全方位地展现“三百六十行”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在新旧行业的兴替更迭中，见证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流变，寻觅物质变迁中不变的人文精神。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行业影像志，也是一部社会生活史，更是每个普通人的时代情怀与生命记忆。从自然手作到机械生产，从乡野集镇到摩登都市，老行当里留存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旧物什上铭刻着一代人的光阴，它们是时代的留痕，是文明的蝉蜕。历史从来不是冰冷而抽象的概念，用影像记录下民间的劳作与生活，读懂中国百姓的劳动智慧和生活哲学，传承物质生活内在的人情温度。 #新书推送#@新浪读书 @微博读书
《百工记》
作者: 潘伟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大出版社文艺分社
《百工记》是一部记录中国民间行当百业的图文集，作者走访各地采集百业信息，或亲临劳动现场，或寻访手艺匠人，拍摄了近250幅图片，涉猎的行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包括一些行将消失的、“非遗”级别的旧行当、老手艺，它们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存在。全书共七个篇章，从衣食住行、工商经济、文化娱乐等领域全方位地展现“三百六十行”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在新旧行业的兴替更迭中，见证时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流变，寻觅物质变迁中不变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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