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茶不离壶,壶则以紫砂为上。
壶茶天成,这是造化。
宜兴的紫砂可以发真茶之色香味,可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可以把人生煎熬到本质的精髓。所以,这都是茶与壶赐给中国文人的独特抚慰。
紫砂既在宜兴发扬光大,自然也离不开当地饮茶风尚的流行,而古时宜兴也是中国享盛名的古茶区之一。当地的阳羡茶自古便在历代文人笔下极富盛誉。
《蠡河涛声》顾绍培题名，由周轶，欧咏，顾涛，周钧林，吴永宽，吴永明，卢宁钢，张国良，胡春福，范小君，开四海共同集体创作完成！
宜兴紫砂贵为天下瑰宝,寸泥存金,自是惹入喜爱,人皆向往之。而人们这般对其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则是因为饮茶所需。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与茶之间的“夫妻”情缘皆是因茶而起,紫砂壶的出现也是顺了茶及茶文化的发展所以,这段情,恐怕还是得从“茶”说起。
中国人喜欢饮茶,中国茶有六多年的历史。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其实,茶在中国,最初为药用。三皇五帝时代便有神衣以茶解毒的故事。《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反映的就是古代发现茶可治病的起源。西汉后期到三国时代,茶发展成为宫廷的“高级饮料”,后又从上流社会的稀有饮物逐渐演绎为寻常普通百姓的饮料。久而久之,人们开始不可一日无茶,吟诗作画招待宾客,渴了闲了,累了困了,都要冲泡一壶茶,以应对各种所需。茶成为汉人离不开的一种饮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符号。
茶文化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人们对于茶本身的不断认识以及人们对茶的需求不断丰富,它的属性一直在变化着,而所调的制茶方式与饮用方式也在这种轨迹中不
断地更新,这种改变直接带来的便是饮茶器具的不断创新。作为茶酒缺一不可的文人墨客
与士大夫们,当他们开始茗茶吟诗之时,茶已经与上层文化有了紧密的联系,饮茶也成了一种文化形式而被广泛传播。他们对于功能、审美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变化也对各个阶
段的茶具有了更加具体、更加个性化、更加不可替代的要求。
不难想象,茗茶紫瓯,诗词人间,清香飘远,历史铭记,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段词都书写着紫砂的文人气质,何其悠哉!所以说,紫砂茶壶各种样式的出现正是顺应了饮茶文化的大背景,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治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就难有紫砂今天的兴盛。茶文化带动了紫砂壶的发展,壶主导、影响、兴旺了整个紫砂行业。壶在客观上不但应顺了茶文化的某些需要,也显现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既依赖于茶而游离于茶,又发展了茶文化。
所以,壶与茶,正如一对鸳鸯,谁也不能改变谁,谁也不能放弃谁,谁也不能离开谁他们二者的“情深意切”还离不开一些“媒人”也是后来将壶文化、茶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与传播的文人雅士们。他们不仅将茶文化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而且还亲自设计紫砂壶,由艺人按图制作,自己再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壶的外在鉴赏价值。文人对紫砂壶的创作和参与,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紫砂与茶处处相连,所以既是造化,亦是情缘。因为性能优良,紫砂知道茶,了解茶,所以才能够与茶相得益彰;因为工艺精进,紫砂亲近茶,爱茶,所以给予茶很好的呵护；因为文化底蕴深厚,紫砂懂茶,理解茶,所以配得上茶的韵味与香气。
然而,这紫砂并非适用于所有茶,而且非常“挑剔”。要说这其中的因由,莫过于二者之间“一夫一妻制”似的讲究。自古以来,比较讲究品茶艺术的茶人,注重品茶韵味，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艺价值”,认为好茶好壶,犹似红花绿叶但其内在的缘由则是二者本性的相融。用紫砂壶泡茶,茶香固然浓郁持久,而几百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一个紫砂壶最好只泡一种茶叶,方能更好地发挥茶性!当然这是紫砂本身极强的吸附作用使然,好的茶叶需要上等的紫砂壶来配,而越是上等的紫砂壶越是需要上等好茶叶来滋养。长时间用一把壶泡一款茶,壶本身会留有一种茶叶的芬芳,而与其他的茶混泡的话,则会互相影响茶性。所以,也常有茶客称“紫砂且是个专一的物种呢”!
直到今天,这样的饮茶文化仍然被许多茶客所重视。喝茶有讲究,除了讲究体质、时令、性别、年龄外,冲泡之法也是十分讲究的。不同的茶具适合不同品种的茶,而不同品种的茶在冲泡时的讲究也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茶才适合紫砂呢?
在茶界历来有“老茶壶泡”之说。茶界里的名望先贤对“老茶壶泡”的解释,总是集中在保持热量和礼敬之上。较粗老的老叶,一般用壶冲泡,一则可保持热量,有利于茶的水浸出物溶解于茶汤,提高茶汤中的可利用部分;二则较粗老茶叶缺乏观赏价值，用来敬客,不大雅观,用壶泡,可避免失礼之嫌。这老茶,多指红茶。宜兴乾红早春茶中乾红、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黑茶中的普洱都是上佳之选。如今,在宜兴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中国陶都陶醉中国宜兴乾红宜泡而红”的传世民谣。
紫砂与茶,是一种始于根脉、惺惺相惜的关系,是一种达于信仰、文化互补的默契。吃茶的人,更希望在茶与壶的泡养之间、在汤色的转换之间、在茶香的入喉之间,紫砂与茶之间那种无与伦比的匹配之美,然后将这种美悄悄地浸入生活。
紫砂因茶而生,由茶乃盛,最终携茶而美。修身养性,天地虽大,然皆在这一茶一壶间也。这茶壶的前世情缘也在文人骚客的品茗中、书笔下延续着,此刻看来,应是“再难分离”了。
壶茶天成,这是造化。
宜兴的紫砂可以发真茶之色香味,可醒诗魂,解酒困,添画韵,增书香。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可以把人生煎熬到本质的精髓。所以,这都是茶与壶赐给中国文人的独特抚慰。
紫砂既在宜兴发扬光大,自然也离不开当地饮茶风尚的流行,而古时宜兴也是中国享盛名的古茶区之一。当地的阳羡茶自古便在历代文人笔下极富盛誉。
《蠡河涛声》顾绍培题名，由周轶，欧咏，顾涛，周钧林，吴永宽，吴永明，卢宁钢，张国良，胡春福，范小君，开四海共同集体创作完成！
宜兴紫砂贵为天下瑰宝,寸泥存金,自是惹入喜爱,人皆向往之。而人们这般对其趋之若鹜,究其根本,则是因为饮茶所需。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与茶之间的“夫妻”情缘皆是因茶而起,紫砂壶的出现也是顺了茶及茶文化的发展所以,这段情,恐怕还是得从“茶”说起。
中国人喜欢饮茶,中国茶有六多年的历史。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中国。英国学者艾伦·麦克法兰在他的著作《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说道“只有茶叶成功地征服了全世界。”
其实,茶在中国,最初为药用。三皇五帝时代便有神衣以茶解毒的故事。《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反映的就是古代发现茶可治病的起源。西汉后期到三国时代,茶发展成为宫廷的“高级饮料”,后又从上流社会的稀有饮物逐渐演绎为寻常普通百姓的饮料。久而久之,人们开始不可一日无茶,吟诗作画招待宾客,渴了闲了,累了困了,都要冲泡一壶茶,以应对各种所需。茶成为汉人离不开的一种饮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符号。
茶文化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人们对于茶本身的不断认识以及人们对茶的需求不断丰富,它的属性一直在变化着,而所调的制茶方式与饮用方式也在这种轨迹中不
断地更新,这种改变直接带来的便是饮茶器具的不断创新。作为茶酒缺一不可的文人墨客
与士大夫们,当他们开始茗茶吟诗之时,茶已经与上层文化有了紧密的联系,饮茶也成了一种文化形式而被广泛传播。他们对于功能、审美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变化也对各个阶
段的茶具有了更加具体、更加个性化、更加不可替代的要求。
不难想象,茗茶紫瓯,诗词人间,清香飘远,历史铭记,无论是一首诗,还是一段词都书写着紫砂的文人气质,何其悠哉!所以说,紫砂茶壶各种样式的出现正是顺应了饮茶文化的大背景,是中国茶文化大环境治下的突出成果,同时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变革的必然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茶文化的发展就难有紫砂今天的兴盛。茶文化带动了紫砂壶的发展,壶主导、影响、兴旺了整个紫砂行业。壶在客观上不但应顺了茶文化的某些需要,也显现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既依赖于茶而游离于茶,又发展了茶文化。
所以,壶与茶,正如一对鸳鸯,谁也不能改变谁,谁也不能放弃谁,谁也不能离开谁他们二者的“情深意切”还离不开一些“媒人”也是后来将壶文化、茶文化进行有效融合与传播的文人雅士们。他们不仅将茶文化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而且还亲自设计紫砂壶,由艺人按图制作,自己再题刻书画,运用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追求紫砂壶的外在鉴赏价值。文人对紫砂壶的创作和参与,促进了茶文化与文学的交流,扩大了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紫砂与茶处处相连,所以既是造化,亦是情缘。因为性能优良,紫砂知道茶,了解茶,所以才能够与茶相得益彰;因为工艺精进,紫砂亲近茶,爱茶,所以给予茶很好的呵护；因为文化底蕴深厚,紫砂懂茶,理解茶,所以配得上茶的韵味与香气。
然而,这紫砂并非适用于所有茶,而且非常“挑剔”。要说这其中的因由,莫过于二者之间“一夫一妻制”似的讲究。自古以来,比较讲究品茶艺术的茶人,注重品茶韵味，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艺价值”,认为好茶好壶,犹似红花绿叶但其内在的缘由则是二者本性的相融。用紫砂壶泡茶,茶香固然浓郁持久,而几百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一个紫砂壶最好只泡一种茶叶,方能更好地发挥茶性!当然这是紫砂本身极强的吸附作用使然,好的茶叶需要上等的紫砂壶来配,而越是上等的紫砂壶越是需要上等好茶叶来滋养。长时间用一把壶泡一款茶,壶本身会留有一种茶叶的芬芳,而与其他的茶混泡的话,则会互相影响茶性。所以,也常有茶客称“紫砂且是个专一的物种呢”!
直到今天,这样的饮茶文化仍然被许多茶客所重视。喝茶有讲究,除了讲究体质、时令、性别、年龄外,冲泡之法也是十分讲究的。不同的茶具适合不同品种的茶,而不同品种的茶在冲泡时的讲究也各不相同。那么,什么样的茶才适合紫砂呢?
在茶界历来有“老茶壶泡”之说。茶界里的名望先贤对“老茶壶泡”的解释,总是集中在保持热量和礼敬之上。较粗老的老叶,一般用壶冲泡,一则可保持热量,有利于茶的水浸出物溶解于茶汤,提高茶汤中的可利用部分;二则较粗老茶叶缺乏观赏价值，用来敬客,不大雅观,用壶泡,可避免失礼之嫌。这老茶,多指红茶。宜兴乾红早春茶中乾红、乌龙茶中的铁观音、黑茶中的普洱都是上佳之选。如今,在宜兴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中国陶都陶醉中国宜兴乾红宜泡而红”的传世民谣。
紫砂与茶,是一种始于根脉、惺惺相惜的关系,是一种达于信仰、文化互补的默契。吃茶的人,更希望在茶与壶的泡养之间、在汤色的转换之间、在茶香的入喉之间,紫砂与茶之间那种无与伦比的匹配之美,然后将这种美悄悄地浸入生活。
紫砂因茶而生,由茶乃盛,最终携茶而美。修身养性,天地虽大,然皆在这一茶一壶间也。这茶壶的前世情缘也在文人骚客的品茗中、书笔下延续着,此刻看来,应是“再难分离”了。
#微博道教# 【道教究竟是发现了什么秘密，竟敢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今生过的不好，都是前世造孽，根据因果承负，今生就应该过贫苦的生活，逐渐就认“命”了；还有部分人认为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仅凭人力是无法改变，所以今生不管再怎么奋斗都不会变好，于是就自暴自弃，等待命运安排。
甚至连孔圣人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的生死、贫穷富贵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人力是不可挽回的。那么道教凭什么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凭什么觉得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不是说因果承负吗？
底气一：趋吉避凶
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古代，在古代人均寿命很低，经常常有人因为不知名的疾病死去。在加上由于历史原因，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局面，在今天四五十的壮年人父母大多健在，身边朋友绝大多数都活得健健康康，但在古代一个壮年父母多已不在，身边的朋友也有不少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绝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几乎为零，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多很迷茫，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道教站出来说“人可以趋吉避凶”。
在我们道教有很多诸如“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劝诫，希望大家远离危险！类似的思想在《道德经》中也有讲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意思是远离大家都害怕的事，就是简单的避凶。
此外，道教术法之奇门遁甲、周易义理都可以教人如何趋吉避凶，非常灵验。这就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一个底气：趋吉避凶！
底气二：养生导引
在远离危险后，针对当时人缺乏卫生知识，道教整理出版了很多养生书，发布了很多关于养生的文章。如明代的《养生导引秘籍》中就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用近乎痛骂的语气说：“不爱惜身体的人都是蠢人，如果他们知道爱惜身体，知道养生就能远离疾病，寿命也可以延长好多！”
这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二个底气：只要践行养生之法就能远离疾病，如此自然延长寿命。
底气三：道法
养生术只能延缓机体的衰老，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因机体老化所引起的疾病，即所谓的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不论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以及其它养生术都无法彻底消灭身体疾病的原因。
道教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先天之气所生化，气散则亡。于是修行人力求激发人体先天之气，当先天气壮大后会逐渐排除人体内所有的疾患，包括遗传性痼疾均可彻底清除。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最后三华聚顶，五气朝元，丹成飞升，可以万劫不侵，就达到逆天改命的目的。没错，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三个底气是：道法。
底气四：灵性
道教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根基在于灵性。灵性是道教修行的基础，《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中直言“仙道云何，灵性所至。”这种观念甚至影响了神魔小说《西游记》，书中有一段说的是“他本是天蓬元帅临凡，只因错投了胎，嘴脸象一个野猪模样，其实性灵尚存”。正因猪八戒虽是猪的外貌，但因为依然有神的灵性，所以猪八戒才能行法术，修正果。
这是因为天地万物都有灵性，道教认为人身难得，中土难生！能得人身就是万物灵长，是最有灵性的。在道教来看，一样东西如果没有灵性，便没有自主命运的能力。灵性，便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四个底气。这灵性是什么？《龙门心法》中说灵性和慧命意思相近。知道趋吉避凶也好，掌握养生延寿也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具有智慧！
人最大的神通就是我们超出飞禽走兽的智慧灵性。如果我们善用这份灵性！就算不会神通，在修行路上也是一路通畅。
正确认识命运
道教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劝人不要听天由命，同时也是劝大家要知命，但不认命。同时也没有否定因果承负，因为因果承负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它自身的局限。
我们如果善用灵性，趋吉避凶、养生导引之后，通过修行提升自我就会改善运势，就能让命的河流走向我们想走的方向，但同样这也有局限。简单来说，普通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命，继而改变命，成就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不可能完全不受命的影响，除非得道证仙。
当然，命运有强制之意，不可改变的事情决定了命的上限，如我们的父母、基因等种种无法选择的事。这些事宛如规则，道教修行要求明智、明心、明己，人到了明己这步就可以看到这些规则，从而在命运规则的框架下活得更自在。
知道了什么是命以及如何改变命运之后，我们还要正确的去看待命运。这里，希望大家怀着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命运，因为命运本来就是由无数个平常事组成，也本是通过平常时的行为改变命运。
最重要的是，想活成什么样这个关乎于自身幸福的问题，更是需要一颗平常心去看，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答案，也只有这个答案才最适合自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今生过的不好，都是前世造孽，根据因果承负，今生就应该过贫苦的生活，逐渐就认“命”了；还有部分人认为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早已注定，仅凭人力是无法改变，所以今生不管再怎么奋斗都不会变好，于是就自暴自弃，等待命运安排。
甚至连孔圣人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的生死、贫穷富贵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人力是不可挽回的。那么道教凭什么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凭什么觉得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不是说因果承负吗？
底气一：趋吉避凶
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到古代，在古代人均寿命很低，经常常有人因为不知名的疾病死去。在加上由于历史原因，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局面，在今天四五十的壮年人父母大多健在，身边朋友绝大多数都活得健健康康，但在古代一个壮年父母多已不在，身边的朋友也有不少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为绝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几乎为零，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多很迷茫，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道教站出来说“人可以趋吉避凶”。
在我们道教有很多诸如“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劝诫，希望大家远离危险！类似的思想在《道德经》中也有讲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意思是远离大家都害怕的事，就是简单的避凶。
此外，道教术法之奇门遁甲、周易义理都可以教人如何趋吉避凶，非常灵验。这就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一个底气：趋吉避凶！
底气二：养生导引
在远离危险后，针对当时人缺乏卫生知识，道教整理出版了很多养生书，发布了很多关于养生的文章。如明代的《养生导引秘籍》中就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用近乎痛骂的语气说：“不爱惜身体的人都是蠢人，如果他们知道爱惜身体，知道养生就能远离疾病，寿命也可以延长好多！”
这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二个底气：只要践行养生之法就能远离疾病，如此自然延长寿命。
底气三：道法
养生术只能延缓机体的衰老，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因机体老化所引起的疾病，即所谓的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不论吃药打针还是做手术以及其它养生术都无法彻底消灭身体疾病的原因。
道教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先天之气所生化，气散则亡。于是修行人力求激发人体先天之气，当先天气壮大后会逐渐排除人体内所有的疾患，包括遗传性痼疾均可彻底清除。
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最后三华聚顶，五气朝元，丹成飞升，可以万劫不侵，就达到逆天改命的目的。没错，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三个底气是：道法。
底气四：灵性
道教认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根基在于灵性。灵性是道教修行的基础，《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中直言“仙道云何，灵性所至。”这种观念甚至影响了神魔小说《西游记》，书中有一段说的是“他本是天蓬元帅临凡，只因错投了胎，嘴脸象一个野猪模样，其实性灵尚存”。正因猪八戒虽是猪的外貌，但因为依然有神的灵性，所以猪八戒才能行法术，修正果。
这是因为天地万物都有灵性，道教认为人身难得，中土难生！能得人身就是万物灵长，是最有灵性的。在道教来看，一样东西如果没有灵性，便没有自主命运的能力。灵性，便是道教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第四个底气。这灵性是什么？《龙门心法》中说灵性和慧命意思相近。知道趋吉避凶也好，掌握养生延寿也罢，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具有智慧！
人最大的神通就是我们超出飞禽走兽的智慧灵性。如果我们善用这份灵性！就算不会神通，在修行路上也是一路通畅。
正确认识命运
道教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劝人不要听天由命，同时也是劝大家要知命，但不认命。同时也没有否定因果承负，因为因果承负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它自身的局限。
我们如果善用灵性，趋吉避凶、养生导引之后，通过修行提升自我就会改善运势，就能让命的河流走向我们想走的方向，但同样这也有局限。简单来说，普通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命，继而改变命，成就我命由我不由天，但不可能完全不受命的影响，除非得道证仙。
当然，命运有强制之意，不可改变的事情决定了命的上限，如我们的父母、基因等种种无法选择的事。这些事宛如规则，道教修行要求明智、明心、明己，人到了明己这步就可以看到这些规则，从而在命运规则的框架下活得更自在。
知道了什么是命以及如何改变命运之后，我们还要正确的去看待命运。这里，希望大家怀着一颗平常心去看待命运，因为命运本来就是由无数个平常事组成，也本是通过平常时的行为改变命运。
最重要的是，想活成什么样这个关乎于自身幸福的问题，更是需要一颗平常心去看，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答案，也只有这个答案才最适合自己。
【钩沉】百万庄：新中国第一住宅区的前世今生by 陈瞰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来源于：《中华遗产》杂志2016年第10期
（图1、从空中看，百万庄独特的肌理，在杂乱的城市环境中辨识度非常高。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分列四周，申区和公共设施则位列正中。整个百万庄气象严整，如同一座微缩的城市）
60年前，百万庄从京郊农村摇身一变成为“新中国第一住宅区”，这不仅是由我国著名设计大师张开济先生主持设计的国家第一批大型公务员居住区，也是西方“邻里单位”的住宅理念在中国的先行实践。
1953年3月22日，张开济开会回来了。他胳膊肘下夹着一张大白图，神采飞扬，旁人一看就知道——重要的任务来了。
张开济是当时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鼎鼎有名的“大拿”——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先后执业于上海、成都、重庆、南京等地，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开始参与建设新政权下百废待兴的共和国首都。此前，张开济正带队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设计新的办公场所，人称“四部一会”办公群。这是国内第一个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建设的方式建造的大规模政府办公楼群。
（图2、张开济先生与“四部一会”大楼）
1950年2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议，在北京西郊月坛和公主坟之间，设置新的中央行政区，容纳新政府所需的主要行政功能和配套设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提案，意欲在北京的西郊再造一座带有中轴仪式感的新城。虽然在当时不具有完全实施的可能性，但却给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思路。
1952年，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在西郊三里河地区，建立“四部一会”以及其他一系列部委机关。而张开济接到的新任务，就是给这些政府办公组群修建配套的干部职工住宅区。
（图3、“梁陈方案”示意图）
【邻里单位】
1953年的北京，出了阜成门再往西走，满眼尽是空旷的农田。位于八里庄塔路与五号门路之间的百万庄，只是这稀稀拉拉的村落当中不起眼的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老大爷，刚刚从村干部口中得知，这一片要被国家收购了。他心里盘算的是，家里的房子和那两亩地，政府究竟能给赔多少钱？他万万想不到，“百万庄”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京郊农村的名字，即将被写入新中国的建筑史。
身为工程总设计师的张开济，当时手中可以参详的资料并不多。解放初期，国内的住宅大多分散各处零星建造，集中成片的只是兵营式的机械排布，未形成有组织、有秩序并能将生活福利建筑妥善安置其中的建筑群体。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虽然堪称居住聚落的典范，但它们只是单层“平房”，而当时需要的则是能容纳楼房及各种配套功能的“住宅区”。
（图4、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总图）
难道真的无例可循？当然不是。解放前，在上海，张开济就听说过的一个新名词——“邻里单位”。这是从国外传入的一种西方居住理念。首倡者中有位叫佩里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总结出“邻里单位”的完整体系，即在不被汽车干道穿越的街区单元之内，通过合适的步行距离，组织起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既安全，又方便。
面对北京西郊百万庄这片356.2亩的方正完整的地块，张开济感到，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他将有机会完整地实践“邻里单位”理论，亲手规划一个现代化居住区的样板。（图5）
【秩序！秩序！】
秩序！秩序！这个词在张开济脑中一直萦绕。国家的秩序，社会的秩序，单位的秩序，居住的秩序，这些抽象的“秩序”概念，都得被妥善地安排到一个善美的形式秩序中来。
在总图规划上，最容易体现秩序的方式，就是划分“格网”，形成区块，继而填充功能。张开济铺开图纸，在东西横向画了三根线，大概四等分；南北画了两根线，大概三等分。这些纵横的线条，是将来社区内的道路。这样就分成了井井有条的十二个区块，一种清晰的空间结构跃然纸上。
（图6、百万庄里的普通干部住宅，以60平米的两居室为主，也有少部分配置了带客厅的三居）
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可作为普通干部的住宅，容纳了大部分的居住功能。中间的四个区块，对于方正的格网进行了错动。既丰富了空间形态，也使社区道路不是一通到底，有利于降低车速。
最北侧的区块内，沿街布置了一栋办公楼，形成门面和屏障。办公楼南面则规划为高级干部的居所，被四周拱卫。
再往下一个区块，是整个百万庄的中心。张开济向左右各扩张了一片，分别安置了商业和小学，二者之间则为一大片公共绿地。绿地、小学、商业，都是辐射整个社区的重要公共设施，安置在正中央，从社区内哪一点去都很方便。住区的核心是居民的公共活动，这也符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图7、百万庄住宅区设计模型）
中心区域最南面两个区块，主要作为后续建设的储备用地。以绿化相隔，区块北侧是拟建的人民文化宫，南侧沿街预先考虑了建设高层建筑的可能。
经过设计部的日夜奋战，一张秩序井然的规划图终于出现在了图桌上。张开济别出心裁地给每个区块都起了名字——以地支为名，自左上角开始，逆时针分别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中间的部长住宅则为申区——方正的区块，对称的布局，严谨的轴线——秩序！秩序！
（图8、百万庄住宅区建成外景）
区划格网完成了，每一项功能也都被妥善安置在了特定区块内。接下来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形态呢？
有两种类型可选：一种是“行列式”。所有楼栋都一排排平行布置，清一色的南北朝向。好处是日照通风俱佳，坏处是整体形态过于死板。
另一种是“周边式”。建筑沿基地周边围合，形成院落。这样一来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东西朝向的户型，舒适性上会比南北朝向的户型差很多。
不过，周边式布局也有诸多好处。它提高了建筑密度，节约用地；围合院落利于促进居民交往；同时也避免了行列式的单调感。
（图9、申区住宅建成外景）
张开济最终坚定地了采用周边式布局。在百万庄这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样板项目里，他渴望达到一种严谨而富于美感的秩序。他时常翻看案头那本1951年出版的俄文译著《苏联工人住宅区设计》。书中的例图，那种周边式的布局特别具有一种严谨宏大的秩序美感。
于是，在后来报给都市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图纸上，我们看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个区的普通干部住宅，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沿区块周边镶了一圈，又延伸进区块内部再绕一圈。这种“双周边”的模式，对于场地的利用更为充分。
只有被拱卫的高级干部住宅区——申区，采用了二层联排坡顶小楼的形式。这一小规模的行列式，被藏在了小区中间，并不影响整体的规划结构。北侧为入口，南侧为花园，住宅全部呈南北向。意在以这种更高规格的居住形式，与其他区块区别开来，形成级别的差异性。（图10）
【不断生长】
1955至1956年，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先后住了进来。他们是首都的新移民，被从全中国抽调到北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组成了新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通了暖气的宽敞明亮的两居室，东北红松木做的大窗户，家具是公家统一配给的。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人均居住面积只有不到五平米的时代，足以令无数人羡慕。
（图11、百万庄东西靠外侧的八个区，清一色为三层坡顶小楼，它们大多曾是新中国成立后部委普通干部职工的住宅）
再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唐山大地震后的结构加固，百万庄中里小区的建设，北侧原先的办公小楼，变成了如同一面高墙的核建大厦，周围三个批发市场的建立，带来大量生意人涌入，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拆迁风云……六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改变数不胜数，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百万庄的大结构一直没有变，所有的变化，都被限制在张开济当年规划的区块网格之中，只是换了局部“填充”，而没有伤到整体“骨架”。
（图12、中国重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被纷纷抽调到北京，成为百万庄住宅区的第一代居民）
百万庄是中国近代住宅规划设计史上，在初始时期做出的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探索和实践，有人称它是“新中国第一住宅区”。所言不虚。作为西方“邻里单位”理论在中国的早期实践，百万庄在一个社区里完整地安置了居民所需的各项功能，如同一个小小的城市。现如今各种时髦小区的噱头越来越多，但是在浮夸的外表下，一个居住区所应固有的内核，反而越来越缺失。
百万庄作为一个宏大的居住实验的活样本，由其衍生的建筑智慧，早已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的课题——我们该如何对待身边这些承载了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珍贵遗产？我们该如何重新建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的居住社区的内核？
（图13、原来荒凉的北京西郊，已经逐渐被辐射扩散的城市包了进去，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地段。百万庄周围的建筑，也是一派现代化的气象。唯独百万庄小区，仍像一个城市中的异质物，一片高楼群落中的“洼地”，保留住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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