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
【穿越烽火线送同胞回家！《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克兰大行动】3月28日上午，第20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临时航班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安全抵达福州，这标志着中国撤离在乌克兰公民的工作告一段落。#环球时报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全景记录中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乌克兰紧张局势急剧升级以来，中国外交部迅速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组织、引导、协调中国公民避险并撤离。在过去一个月，多路《环球时报》记者不间断追踪乌克兰撤侨工作的进展，先后联系我驻乌克兰、罗马尼亚、波兰等多国使领馆，并采访多名亲身经历这场撤离行动的华人华侨、中资机构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尝试以全景式的方式记录这场堪称奇迹的大行动的方方面面。
透过他们的讲述，我们看到了不放弃每一个同胞的大使，看到了在口岸驻守8天8夜的外交官，看到了不惧艰险护送孩子们离境的华侨，看到了挺身而出照顾他人的学生党员，看到了不同部门之间的爱心接力……这场大行动中的一个个身影，共同拼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力”，也描绘出一幅中华儿女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人画卷。
创下“五个之最”，方案如何出炉？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乌克兰局势恶化之前，在乌中国公民共有6000多人，不仅人数多，而且还分布在许多不同地方。除自行撤离人员外，中国驻乌使领馆共组织、指导、协调撤离了5000余人。这一庞大的撤离行动也创下了“五个之最”——“环境最复杂”“形势最危险”“撤离难度最大”“撤离群体最令人牵挂和揪心”“参与撤离行动的使领馆数量最多”。
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2月24日开始。当天清晨，基辅上空响起爆炸声后一个小时，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迅速发布第一个安全提醒，并立即启动应急方案。与此同时，为方便群众，大使馆火速把平时1部领保协助电话增至3部，24小时不间断接听在乌留学生和其他中国公民的电话，为他们提供安全指导。
“那几天，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个电话打进来。”一名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面临着巨大而复杂的考验：既要紧盯形势，又要传递正确信息，还要引导同胞们不要慌乱，开导并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情况下安全撤离。”
随着乌克兰境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大规模的撤离计划正式启动。然而，面对军事冲突双方的激烈炮火和因此导致的安全风险，“怎么撤”成为摆在我驻乌克兰外交人员面前的难题，执行方案必须以安全为首要目标。
我大使馆研究过多种撤离方案，比如包机撤离。按照中国的实力，包机当然没问题，但激烈的战事已让安全飞行的条件不再具备。万一飞机空中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从海上撤离，这意味着接下来还需要中转，而且需要把分布在乌克兰各地的同胞统一集中到敖德萨，这意味着风险平白多了几分。而且，要找到合适的船只也需要很长时间，越等越不安全。如果从陆路撤离，那要打通几条通道？什么交通工具最安全？没有申根签证的中国公民能否顺利进入邻国？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多次协调、反复确认。
除了“稳”，“快”也是摆在中国驻乌外交官面前的重要挑战。他们表示，乌克兰形势瞬息万变，比如一些道路，今天还是通的，明天就因为交火而不通了，甚至上午还通，下午就不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变化，找到安全通道，也是一个很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经过仔细研判，我驻乌克兰使领馆最终决定采取如下撤离计划：用大巴和火车把待撤离人员从基辅、哈尔科夫、苏梅等城市运出，通过邻近乌边境的利沃夫和敖德萨两大通道进行分流，把大家疏散至波兰、摩尔多瓦、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周边国家，再安排临时航班回国。
在使领馆的统一协调下，2月28日晚，两批中国留学生分别从基辅和敖德萨向西撤离。尽管撤离车队得到了当地军警的护送，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危险。一名当晚护送88名学生乘大巴前往摩尔多瓦的领保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车不到一个小时，车子的右前方就发生了3次炸弹爆炸。一路上，大家经历了至少15道关卡，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士兵。
打开撤离通道，大使竟一路找到乌克兰副总理
事实上，从基辅和敖德萨出发的两条路线已经算是“相对安全”了，处在两军交火中心的哈尔科夫和苏梅的撤离行动，才是真正的难题。据了解，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时，哈尔科夫和苏梅两个城市分别有超过100名中国留学生。
“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好多人生第一次，第一次遭受炮火，第一次躲入防空洞，第一次经历战争，第一次克服千难万险撤离。”苏梅国立师范大学文化与艺术学院留学生董浩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道，“滞留那几天，每当枪炮响起，我和同学们就不得不躲在狭小的防空洞里。大家坐在漆黑脏乱的地上，不能吃喝也不能睡觉，没有厕所，也没有网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呆呆地望着昏暗的天花板，祈祷战争快点结束。”
由于地处乌克兰东北部并和俄罗斯接壤，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苏梅就成了俄乌军队争夺的地方。董浩回忆说，由于战事瞬息万变，苏梅地区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撤离计划也经历了重重波折。
学生们最初的想法是撤离到距离苏梅最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那里距离苏梅只有70公里，但大使馆很快否定了这一计划，因为在战争中撤往其中一个当事国实在不妥，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大家又商议了很多方案，但都无法百分之百保证安全，也都没有成行。
“3月6日，我们收到一个好消息：中午12点集合，准备撤离！得知这个消息后，所有人一下子都激动万分。”董浩告诉记者，“但在战火之中，一切注定不会那么容易。由于俄乌双方未能就人道主义通道达成一致，当天的撤离计划搁浅了。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睡着。第二天，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再次在我们头上响起，不到一分钟，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宿舍所在的大街上，当烟尘升起的那一刻，我们以为，短期内可能真的走不了了。”
没想到在使领馆的不懈努力下，事情峰回路转。俄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3月8日开启苏梅地区人道主义通道。“在大使馆的安排下，我们当天一早就第一批撤离。幸亏如此，因为下午第二批人员就因战火重燃而无法撤离。”董浩说。
“后来我们才得知，为了让我们安全撤离，范先荣大使和大使馆其他外交官们不眠不休地工作了4天4夜，甚至一路找到乌副总理，为我们协调撤离通道。他们真的没有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董浩充满感情地告诉《环球时报》，“当在利沃夫，范先荣大使站在小板凳上对我们说，‘孩子们，同学们，你们现在安全了’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据我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对《环球时报》介绍，从苏梅撤离的这批留学生是最后一批从乌危险地区大规模撤离的中国公民。“在他们前往斯洛伐克的大巴上，每一辆车我们都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既是押车保护，也是为了安抚大家焦灼的心情。他们的安全撤离也标志着乌克兰境内集中撤离行动的圆满结束。”
外交官们在口岸驻守8天8夜
满载中国公民的车辆驶出乌克兰，马上就迎来我驻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邻近国家使领馆的“接棒”。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撤侨行动开始后，我驻乌克兰邻近国家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紧急部署，全馆动员，确定了工作方案。
在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安排下，协调组、口岸组、信息组、机场组、后勤保障组，一个个工作小组迅速建立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运转；我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更亲自上阵，第一时间联系到罗外交部、内务部、警察局、边防、民航等一个又一个部门，得到了罗方在撤离人员出入境、航班审批、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大力支持，给刚刚离开战火、还惊魂未定的人们吃下“定心丸”。
2月的罗马尼亚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然而，为快速打通撤离通道，我大使馆工作人员连夜顶风冒雪，兵分两路奔赴距离首都布加勒斯特数百公里的加拉茨口岸和斯库莱尼口岸驻守，只为确保抵罗的同胞们入关后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大使馆人员，能放下一路以来焦急、惶恐的心。
3月1日，518名中国同胞通过两个口岸入境罗马尼亚，并乘坐使馆安排的大巴顺利抵达布加勒斯特，这标志着我自乌转移人员抵罗通道顺利打开，安全顺畅运转。从那一天开始，到3月20日，约3500名中国公民从乌克兰直接或经摩尔多瓦入境罗马尼亚，其中仅3月1日至3日入境人员就超过2400人。 #环球时报全景记录我国公民撤离乌大行动#
【独家披露！#美军南海军事活动急剧增加#】27日，由“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撰写的《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发布。数据显示，相较于2020年，美军2021年在南海的大部分军事行动明显增强，大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他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军事行动，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和频繁的军事活动。而自2009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美国一方面提升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一方面炮制所谓“印太战略”，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其中搅浑南海。
同时必须看到，美军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造成美军一线官兵专业程度下降，同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必须警惕。
真相：美军活动的常态化和政治化
记者：五角大楼是否因中美高层密切交流而停止挑衅活动？3月17日，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前后发生了什么？
胡波：首先要明确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军始终在中国周边海域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保持着常态化的强大力量存在：
军机方面，在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大型美军侦察机每年有2000架次左右。加上其他的加油机和战斗机，各式飞机约有4000至5000架次；
水面舰艇方面，美军水面力量存在大约为1500至1600个舰日，也就是每天有5艘左右军舰在南海、东海或黄海活动。此外，2021年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撞上海山，说明美军潜艇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人们感觉美军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事实上，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军不但加大了行动力度，还刻意进行炒作。
以往，美军无论是穿越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活动”，一般较为低调。从军事上讲，此类行动本身并不至于给中国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解放军通常保持全程海空一体化监控。但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行动越来越政治化，加强媒体曝光度，还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放大其军事活动，这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值得警惕。
3月17日，美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3月18日中美元首云会晤；3月19日，美军通过媒体报道出美舰过航的消息，这就向外界传递了负面的信息。
从这一系列操作上我们能够看出两点：第一，美国并不真的关心台湾命运，他们强调的是同大陆竞争，并传递威胁信号。第二，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很强的延续性，无论白宫表面上如何表态、官员如何调整都不会改变，更何况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要客观适度地来理解拜登的“四不一无”承诺，不要抱有过多期望。
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中国周边海域活动不降反增
记者：南海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缩影。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南海如何体现？
胡波：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美军此前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有些“例行公事”成分的话，2009年以后美军活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已大幅度提升。
据我们观测，包括但不限于：美军抵近侦察次数较2009年翻了一倍，水面力量存在增长了百分之六七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增长了30%至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
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可以说，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
所谓“印太战略”，从军事上讲对中国的威胁有几个方面：
第一，“印太战略”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烙印，其框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军将致力于强化在东海、南海、台海与中国的竞争。
第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会增加，军事活动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可能不足以遏制中国海上崛起，还要协调日、韩、澳、英，甚至诱导东南亚国家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搅浑南海。
事实上，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主导地位。
日澳两条腿，为美军活动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美国的军事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南海域外国家，在南海活动的状况如何？他们的介入使南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胡波：除了美军之外，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比较频繁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基本上“寸步难行”。
美军主要的前进港口和前沿基地，80%是日本提供的。美军每天到东海、南海抵近侦察，90%的飞机是从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的。另外，《美日安保条约》为美国军事行动从资金到各种物质提供了支撑。美日同盟对美军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但现在，五角大楼认为一个日本还不够，因此找来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美军很多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等。下一步，在AUKUS框架下，美军应该很快就会将核潜艇部署到澳大利亚。就AUKUS来讲，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但美国的核潜艇很快会来。美国人说白了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办自己的事”。
除日本、澳大利亚外，英、法、德等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刷存在感”，军事上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不过这些国家通过不定期的军事活动，也会对地区安全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军过度部署过度疲劳，导致冲突风险增大
记者：3月28日，美国和菲律宾将进行规模超大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美国的军事行为是否已构成冲突风险？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胡波：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部署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通过加强前沿存在、增加各种活动的频次来威慑中国。
其次，美军近期的演习越来越有针对性，其航母打击群的活动也越来越有“实战”意味。从2015年开始，美国已非常严肃地考虑“跟中国在南海发生海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军开始进行一系列作战概念的创新，提出分布式作战、多域战等各式各样的概念，并开始实地模拟推演。因此我们看到轰炸机、军舰、航母打击群以和过往不同的形态前往南海，进行实战演习，假想敌就是中国。
第三，美国也清楚，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美军虽然在为各种各样的冲突做准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与中国进行危机管控。拜登上台之后，这三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从战略上讲，美军加大对中国的威慑，对我们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周边保持如此强大规模的军力存在和活动，很难讲是出于和平目的的，这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从战术上讲，美军活动频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强度越来越高，中国军队当然要进行监视跟踪。带来的结果就是，中美发生海空相遇的概率和风险上升。现在双方每天大约都有十余次海空相遇事件，虽然大部分都较为专业，也有部分离得非常近。
必须说明的是，从2016年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频繁地发生撞船或者撞机事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而导致的过度反应。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过度疲劳、过度部署会导致美军一线官兵的专业程度下降，专业程度下降就会发生很多意外的情况，这是恶性循环。比如去年美军“海狼”级核潜艇事件，很显然有人为失误的因素。事后美军已经把舰长、副舰长和水手长这三个船上最大的官全撤了。
中国力量越强大，美军为遏制中国要付出的精力就越大，美军在目标跟能力之间，必然出现越来越脱节的状况。除非美国改变在西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标，否则这种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现象会愈发加剧，而这正成为中美两军间愈发凸显的风险源。#美国是世界动荡的幕后黑手#（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 李如意 斯基 刘晓琰）
日前，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负责人胡波，他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在中国周边的海空军事行动，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和频繁的军事活动。而自2009年以来，美军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美国一方面提升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军事部署，一方面炮制所谓“印太战略”，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参与其中搅浑南海。
同时必须看到，美军近年来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造成美军一线官兵专业程度下降，同中国军队发生摩擦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必须警惕。
真相：美军活动的常态化和政治化
记者：五角大楼是否因中美高层密切交流而停止挑衅活动？3月17日，美舰穿越台湾海峡前后发生了什么？
胡波：首先要明确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军始终在中国周边海域包括台湾海峡、南海、东海，保持着常态化的强大力量存在：
军机方面，在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的大型美军侦察机每年有2000架次左右。加上其他的加油机和战斗机，各式飞机约有4000至5000架次；
水面舰艇方面，美军水面力量存在大约为1500至1600个舰日，也就是每天有5艘左右军舰在南海、东海或黄海活动。此外，2021年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撞上海山，说明美军潜艇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人们感觉美军活动越来越频繁了？事实上，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军不但加大了行动力度，还刻意进行炒作。
以往，美军无论是穿越台湾海峡还是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活动”，一般较为低调。从军事上讲，此类行动本身并不至于给中国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解放军通常保持全程海空一体化监控。但近年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行动越来越政治化，加强媒体曝光度，还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放大其军事活动，这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值得警惕。
3月17日，美军“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3月18日中美元首云会晤；3月19日，美军通过媒体报道出美舰过航的消息，这就向外界传递了负面的信息。
从这一系列操作上我们能够看出两点：第一，美国并不真的关心台湾命运，他们强调的是同大陆竞争，并传递威胁信号。第二，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很强的延续性，无论白宫表面上如何表态、官员如何调整都不会改变，更何况美国已经明确“中国是最大的海上竞争对手”，因此我们要客观适度地来理解拜登的“四不一无”承诺，不要抱有过多期望。
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中国周边海域活动不降反增
记者：南海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的竞争缩影。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南海如何体现？
胡波：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说美军此前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有些“例行公事”成分的话，2009年以后美军活动的频次、烈度和针对性已大幅度提升。
据我们观测，包括但不限于：美军抵近侦察次数较2009年翻了一倍，水面力量存在增长了百分之六七十，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增长了30%至4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
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可以说，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
所谓“印太战略”，从军事上讲对中国的威胁有几个方面：
第一，“印太战略”有很强的地缘政治烙印，其框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军将致力于强化在东海、南海、台海与中国的竞争。
第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会增加，军事活动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可能不足以遏制中国海上崛起，还要协调日、韩、澳、英，甚至诱导东南亚国家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投入，搅浑南海。
事实上，美国整个“印太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主导地位。
日澳两条腿，为美军活动提供重要支撑
记者：美国的军事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南海域外国家，在南海活动的状况如何？他们的介入使南海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胡波：除了美军之外，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比较频繁的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事实上，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基本上“寸步难行”。
美军主要的前进港口和前沿基地，80%是日本提供的。美军每天到东海、南海抵近侦察，90%的飞机是从日本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的。另外，《美日安保条约》为美国军事行动从资金到各种物质提供了支撑。美日同盟对美军在该地区的活动起到了支柱性作用。
但现在，五角大楼认为一个日本还不够，因此找来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有美军很多的军事存在，包括轰炸机、海军陆战队等。下一步，在AUKUS框架下，美军应该很快就会将核潜艇部署到澳大利亚。就AUKUS来讲，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但美国的核潜艇很快会来。美国人说白了就是“用澳大利亚的钱办自己的事”。
除日本、澳大利亚外，英、法、德等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刷存在感”，军事上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不过这些国家通过不定期的军事活动，也会对地区安全局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军过度部署过度疲劳，导致冲突风险增大
记者：3月28日，美国和菲律宾将进行规模超大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美国的军事行为是否已构成冲突风险？中美在南海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有多大？
胡波：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事部署的思路非常清晰。首先，通过加强前沿存在、增加各种活动的频次来威慑中国。
其次，美军近期的演习越来越有针对性，其航母打击群的活动也越来越有“实战”意味。从2015年开始，美国已非常严肃地考虑“跟中国在南海发生海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美军开始进行一系列作战概念的创新，提出分布式作战、多域战等各式各样的概念，并开始实地模拟推演。因此我们看到轰炸机、军舰、航母打击群以和过往不同的形态前往南海，进行实战演习，假想敌就是中国。
第三，美国也清楚，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美军虽然在为各种各样的冲突做准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与中国进行危机管控。拜登上台之后，这三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从战略上讲，美军加大对中国的威慑，对我们来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周边保持如此强大规模的军力存在和活动，很难讲是出于和平目的的，这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从战术上讲，美军活动频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强度越来越高，中国军队当然要进行监视跟踪。带来的结果就是，中美发生海空相遇的概率和风险上升。现在双方每天大约都有十余次海空相遇事件，虽然大部分都较为专业，也有部分离得非常近。
必须说明的是，从2016年以来，美军在西太平洋状况频发，频繁地发生撞船或者撞机事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强调所谓“中国威胁”而导致的过度反应。
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兵力部署，已处于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状态。过度疲劳、过度部署会导致美军一线官兵的专业程度下降，专业程度下降就会发生很多意外的情况，这是恶性循环。比如去年美军“海狼”级核潜艇事件，很显然有人为失误的因素。事后美军已经把舰长、副舰长和水手长这三个船上最大的官全撤了。
中国力量越强大，美军为遏制中国要付出的精力就越大，美军在目标跟能力之间，必然出现越来越脱节的状况。除非美国改变在西太地区遏制中国的目标，否则这种过度部署、过度疲劳的现象会愈发加剧，而这正成为中美两军间愈发凸显的风险源。#美国是世界动荡的幕后黑手#（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记者 李如意 斯基 刘晓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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