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收到耶鲁朋友的消息，才知道 Jonathan Spence 去世了，的确是非常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新一届的唐奖获得者，假若结果的确如此的话，那真是可惜了，因为他完全 deserve 这个奖。我只见过 Spence 两次，有一次是他陪夫人来普林斯顿讲座，结束后我参加了晚餐聚会。但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1990 年夏天，我待在南加州 Monrovia 家中，当时准备申请普大和哈佛，Monrovia 镇虽不大，却有一个很不错的镇图书馆，我在南加州的一年半都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看，凡是我有兴趣读的都读了，包括 Renou 的印度哲学，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还有就是 Spence 新出的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是我通读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现代史的英文书，巨厚的一本书，当时却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比如讲到三十年代左翼青年投奔延安，让我觉得 Spence 富有历史的温情，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最后一章是仓促写成，也就是面对突然的变化历史学家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让我觉得再好的叙事史也会有摆脱不了的困境，尤其像 Seaech for Modern China 这类大叙事更难避免线性的结构，不然没法讲大故事，但历史本身绝非线性。我当时还没进普大读史，这一切只是感觉，并没成为自觉的观念，后来则成为我的信念。进入普大随余师读史，余氏经常提到的就是 Spence。余师和他在耶鲁是惺惺相惜，甚为融洽。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余先生是 Spence 最钦佩的学人，恐怕没有之一。第一年秋季学期上余先生课，余先生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 Spence 曹寅一书，说这是 Spence 真正下过功夫的，当然也是他的成名作。如果不是这本书，Spence 不会在 Yale，不在 Yale，他后来的著作也不大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余先生是很赞赏 Jonathan Spence 的史学书写的，尤其是英文原文。按理说以余先生这样级别的中国文史巨人，是很容易从 Spence 书里挑出毛病的，但余先生从来是看人长处。他一再提醒我们 Spence 对史料的重点有很高的悟性，之所以是悟性，是因为他的古典汉语并不好，需要靠人帮助才能读通难度高的史料，余先生和余师母就帮过他很多忙。但他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和构成历史图景的能力的确一时无两。我很喜欢他的 English prose和对场景的捕捉，只是很难模仿。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条叙事史的道路上走得成功，和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了最好的英国人文教育有关。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刘世锦：中国经济结构性潜力很大
12月11日，在第十七届中国钢铁产业链市场峰会暨兰格钢铁网2021年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就“宏观经济走势与数字、绿色新动能”发表了精彩演讲。
刘世锦表示，“十四五”期间或者今后十年，在基建、房地产、出口逐步走弱以后，甚至增长潜能已经不大的情况之下，新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这是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
刘世锦提出了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所谓“1”就是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打开物理上和经济动能上的空间。我国改革开放多年，城市化已经近40年了，但是不同阶段内容不一样，最近的四五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很重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现在还有内地的城市，像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很快，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70%-80%新的增长动能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谓“3”就是补上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第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基础产业效率不高是指，现在物流、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效率没那么高，成本相对就比较高，导致不仅制造业、服务业，包括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成本都低不下去。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中国现在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我们目标是用今后10-15年时间翻一番，由4亿人到8-9亿人，这样中国所谓的消费包括投资才能上的去。第三，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我们现在被人卡脖子，是因为自己的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个瓶颈能不能打破？
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两只翅膀不仅中国是新的，全世界都是新的，我国和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新的增长动能是同时具有的，而且中国有一些长项，有自己的优势。所以，简单总结一下“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都是管用的。
刘世锦着重阐述了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概念。最近几年中央特别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不要发展数字经济，而是数字经济如何与传统的实体经济有效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钢铁企业在内，中国下一步要变成数字化实体经济，最近数字化实体经济形态发展非常快，一般有这样一些特点，数字技术领先，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等，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如何发展数字化实体经济，刘世锦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应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因为这么些年数字化主要是零售，主要是东西造出来以后往出卖的时候数字化，所谓电商的发展。下一步不是产品造出来以后数字化，而是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前两年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只是虚拟，生产领域数字化才是重头戏或者主战场，这个潜力更大，市场空间也更大，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第二，数字化重心要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比喻，互联网相当于是道路，5G实际上是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人工智能才是真正的用数据生产数据，包括电商实际上都是在产生、运送或者储存连接数据，并没有真正的加工数据，真正搞加工的是人工智能。下一步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生产过程中将会大量应用，现在讲工业4.0等等，和这些内容应该都是相关的。
第三，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本公共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技术路线不要过多干预，干预过多的话，往往很尴尬，因为政府自己提的技术路线最后事实证明是错的太多了，关键超脱一点，把环境秩序维持好，另外，监管也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市场与创新的关系。
关于绿色发展，刘世锦表示，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以后，确实对我们还是很严峻的挑战，有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一方面碳不能排得太多，再一个还要高增长或者较高增长，双重约束之下，只能采取低碳或者零碳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
这是逼出来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中国还是有很大优势，刘世锦提到五条优势：第一，我国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候开始绿色转型，转型成本比较低。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有5%、6%，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所以，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好的双赢模式更容易成功。
第三，中国绿色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一定积累，不像过去遇到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候在后边追赶，目前有些地方比较落后，有些地方已经并驾齐驱，有些领域已经局部领先了，我们可以换道超车，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四，数字经济中国具有优势的，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是互为支撑的，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来推动绿色发展。
第五，制度和政策优势。我们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目标提出以后，政府执行能力相对比较强，并且是自己从自己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讲必须要转型，将推动我们的技术和产业更好的发展。
那么中国绿色发展到底怎么搞？刘世锦讲到，现在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中央的指示叫做顶层设计，剩下的很大空间到底怎么做符合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还是要调动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包括每个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多一些自选动作，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这样才能找到适合的办法，使各方面的增长动力能够充分释放出来，推动相关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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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在第十七届中国钢铁产业链市场峰会暨兰格钢铁网2021年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就“宏观经济走势与数字、绿色新动能”发表了精彩演讲。
刘世锦表示，“十四五”期间或者今后十年，在基建、房地产、出口逐步走弱以后，甚至增长潜能已经不大的情况之下，新的结构性潜能是什么？这是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
刘世锦提出了一个“1+3+2”结构性潜能框架。所谓“1”就是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高质量发展打开物理上和经济动能上的空间。我国改革开放多年，城市化已经近40年了，但是不同阶段内容不一样，最近的四五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很重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现在还有内地的城市，像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发展很快，中国经济今后相当长的时间，70%-80%新的增长动能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谓“3”就是补上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第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基础产业效率不高是指，现在物流、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行政性垄断，效率没那么高，成本相对就比较高，导致不仅制造业、服务业，包括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成本都低不下去。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中国现在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我们目标是用今后10-15年时间翻一番，由4亿人到8-9亿人，这样中国所谓的消费包括投资才能上的去。第三，基础研发能力不强，我们现在被人卡脖子，是因为自己的基础研发能力不强，这个瓶颈能不能打破？
所谓“2”就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两只翅膀不仅中国是新的，全世界都是新的，我国和发达经济体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新的增长动能是同时具有的，而且中国有一些长项，有自己的优势。所以，简单总结一下“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都是管用的。
刘世锦着重阐述了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数字化的实体经济概念。最近几年中央特别强调发展实体经济，不是不要发展数字经济，而是数字经济如何与传统的实体经济有效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钢铁企业在内，中国下一步要变成数字化实体经济，最近数字化实体经济形态发展非常快，一般有这样一些特点，数字技术领先，直接介入实体经济过程，重资产、就业人数多、供应链优化布局等等，显著提高了生产率，形成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如何发展数字化实体经济，刘世锦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应由消费到生产、由流通到制造，因为这么些年数字化主要是零售，主要是东西造出来以后往出卖的时候数字化，所谓电商的发展。下一步不是产品造出来以后数字化，而是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前两年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只是虚拟，生产领域数字化才是重头戏或者主战场，这个潜力更大，市场空间也更大，这样才能实质性的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
第二，数字化重心要逐步转向人工智能。打一个比喻，互联网相当于是道路，5G实际上是高铁，大数据是原材料，云平台相当于仓储，人工智能才是真正的用数据生产数据，包括电商实际上都是在产生、运送或者储存连接数据，并没有真正的加工数据，真正搞加工的是人工智能。下一步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生产过程中将会大量应用，现在讲工业4.0等等，和这些内容应该都是相关的。
第三，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摆正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本公共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技术路线不要过多干预，干预过多的话，往往很尴尬，因为政府自己提的技术路线最后事实证明是错的太多了，关键超脱一点，把环境秩序维持好，另外，监管也要跟上数字技术发展的步伐，平衡好市场与创新的关系。
关于绿色发展，刘世锦表示，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以后，确实对我们还是很严峻的挑战，有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一方面碳不能排得太多，再一个还要高增长或者较高增长，双重约束之下，只能采取低碳或者零碳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力争减碳和增长双赢。
这是逼出来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中国还是有很大优势，刘世锦提到五条优势：第一，我国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候开始绿色转型，转型成本比较低。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有5%、6%，比其他发达国家都高，所以，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技术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有好的双赢模式更容易成功。
第三，中国绿色技术和产业领域已经有一定积累，不像过去遇到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候在后边追赶，目前有些地方比较落后，有些地方已经并驾齐驱，有些领域已经局部领先了，我们可以换道超车，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四，数字经济中国具有优势的，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是互为支撑的，利用数字经济的优势来推动绿色发展。
第五，制度和政策优势。我们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发展理念，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目标提出以后，政府执行能力相对比较强，并且是自己从自己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来讲必须要转型，将推动我们的技术和产业更好的发展。
那么中国绿色发展到底怎么搞？刘世锦讲到，现在还得摸着石头过河，中央的指示叫做顶层设计，剩下的很大空间到底怎么做符合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还是要调动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包括每个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多一些自选动作，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这样才能找到适合的办法，使各方面的增长动力能够充分释放出来，推动相关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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