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最前线# 【33家境内外媒体走进广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以车间为“战场” 向前线送“弹药”】 南方日报讯 （记者/陈晓）
广州市黄埔区，“不停工”的中大达安基因公司车间里，每天可生产30万至50万人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距离达安基因车程约20分钟的蓝月亮集团内，一线员工已连续奋战25天，向湖北、向全国输送了超过1300万瓶消毒液、漂白水、抑菌洗手液……
2月19日，在广东省新闻办、省外办、省工信厅、省卫健委联合组织的“助力疫情防控 广东企业在行动”媒体采访活动中，33家境内外媒体共56名记者走进中大达安基因、蓝月亮两家广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感受广东复工复产“脉动”。
生产一线，也是战“疫”前线。随着复工复产加速“回暖”，越来越多广东企业正以车间为“战场”，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弹药”和“装备”。
达安基因▶▷
“我们不是复工，是从未停工”
洁净无尘的达安基因云康广州实验室内，“聚集”了来自广东各地的新冠肺炎病例样本。前处理室工作人员率先行动，完成前处理与分发；PCR实验室检验人员身着消毒后的工作服严阵以待，接到转运来的样本后，立刻开始病原体核酸检测。在这里，一天可检测约1万例病例样本。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早在疫情爆发之初，达安基因就为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1月12日，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短短1天后，达安基因对外发布公告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成为广东省首家、全国首批发布研制针对性核酸检测试剂的两个厂家之一。随后，公司进入国家药监局快速审批通道，1月28日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开始量产试剂盒。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常规产能是每天5万人份，1月28日获得注册证后，我们马上将日产能扩大到20万人份，现在每天能生产30万至50万人份。”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斌表示，已做好全力以赴满足市场需要的准备，只要市场需要，产能很快就能达到每天100万人份。
快速研发、扩充产能背后有何诀窍？“一是核心原材料和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全产业链贯通，在这个产业园里就能全部搞定。”张斌解释，达安基因核酸检测包含研发生产、核心原料、质控品、仪器研发生产、检测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在新冠核酸检测试剂产品系列中，获得注册证产品1款，科研产品3款，性能良好，广泛应用于各级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
同时，该公司自主研发攻克核酸检测产品主要核心原材料的技术瓶颈，主要核心原材料均是自主设计和生产，不依赖外部供应商，可在最短时间内供给产品研制及大规模生产所必须的逆转录酶、热启动酶等关键物料。目前，核心原料库存达200万人份。
“我们不是复工，是从未停工。”张斌说，公司600多人没有休假，轮班奋战。截至2月18日，已向全国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超过100万人份。
蓝月亮▶▷日产能超400吨 达历史同期3倍
员工统一着装、全员戴口罩、排队测体温、喷洒酒精消毒……在位于广州黄埔区的蓝月亮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每一名员工进门前都要经过多道“关”，一切严谨而有序。
车间生产紧锣密鼓，一瓶瓶84消毒液、漂白水、抑菌洗手液、衣物消毒液等产品沿着宽窄各异的传送带，从不同的加工窗口运出。从大年初二（1月26日）至今，这样的景象已持续25天。
“前方医务人员在‘打仗’，我们防疫物资也要跟上。”蓝月亮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玉玲告诉记者，公司除夕前夜就准备紧急复工，从大年初二开始，数百名一线工人、二线管理人员提前结束春节假期，陆续返岗。
2月2日，蓝月亮开始两班全力生产。“现在员工复工率已达80%，很快将全员复工。”徐玉玲说，目前，集团日产能已超过400吨，是历史同期的3倍。截至2月18日，共生产相关产品超过1300万支。
一线工人铆足劲开展生产，“后方”想尽办法拓渠道。春节期间，为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蓝月亮第一时间调集价值525.4万余元应急物资捐赠至湖北，包括抑菌洗手液、含氯漂白水等。“仓库库存不够，就从全国调配资源，找经销商、找一切能找的渠道，首先满足湖北的需求。”蓝月亮公司市场总监曾立群说，物流人员大年初一已到岗，走空运、走专送渠道，不计成本向湖北送去紧急物资。
广州黄埔93%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以车间为“战场”，广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争分夺秒，奋战在抗疫一线。为了让企业更专注生产，向一线送“弹药”，广东各级政府不断“出招”，提供政策支持。
以达安基因、蓝月亮所在的广州市黄埔区为例，2月3日，该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率先制定出台“暖企8条”；2月16日，又出台四个“黄金十条”产业政策2.0版，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黄埔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上线全区工业企业复工备案和防疫物资申购系统，共3968家工业和科技企业线上备案、已为企业代购口罩超100万个。联合阿里巴巴快速搭建“黄埔区企业防疫联控公共服务平台”，为复工企业提供员工健康监测、在线诊疗、防疫信息查询、物资“安心送”等暖企线上服务，平台已接入近800家复工企业、推送近百条防疫信息、收集15万条员工健康信息。联合云沃客平台、航天云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快速调动200余万家工业企业的供应链资源，为复工企业提供在线协同云工作、云采购、协同制造等免费服务。
“试剂盒走空运的运量很小，满足不了湖北的需求。政府听说后马上协调，专门开辟了冷链直通车，当天下午装车、次日上午就送到武汉。”张斌点赞道。
企业生产正加速回暖。截至2月18日，广州市黄埔区已复工（含未停工）企业4124家（包括工业、科技类企业），复工人员总数23万人。其中，62.7%的工业企业复工，93.2%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124家工业百强企业全部复工；世界500强工业企业复工90家，复工率达92.8%。
图为达安基因员工两班轮值开展病例样本检测，并保障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
南方日报记者 陈晓 摄
广州市黄埔区，“不停工”的中大达安基因公司车间里，每天可生产30万至50万人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距离达安基因车程约20分钟的蓝月亮集团内，一线员工已连续奋战25天，向湖北、向全国输送了超过1300万瓶消毒液、漂白水、抑菌洗手液……
2月19日，在广东省新闻办、省外办、省工信厅、省卫健委联合组织的“助力疫情防控 广东企业在行动”媒体采访活动中，33家境内外媒体共56名记者走进中大达安基因、蓝月亮两家广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感受广东复工复产“脉动”。
生产一线，也是战“疫”前线。随着复工复产加速“回暖”，越来越多广东企业正以车间为“战场”，源源不断向前线输送“弹药”和“装备”。
达安基因▶▷
“我们不是复工，是从未停工”
洁净无尘的达安基因云康广州实验室内，“聚集”了来自广东各地的新冠肺炎病例样本。前处理室工作人员率先行动，完成前处理与分发；PCR实验室检验人员身着消毒后的工作服严阵以待，接到转运来的样本后，立刻开始病原体核酸检测。在这里，一天可检测约1万例病例样本。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早在疫情爆发之初，达安基因就为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1月12日，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公布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短短1天后，达安基因对外发布公告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成为广东省首家、全国首批发布研制针对性核酸检测试剂的两个厂家之一。随后，公司进入国家药监局快速审批通道，1月28日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开始量产试剂盒。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常规产能是每天5万人份，1月28日获得注册证后，我们马上将日产能扩大到20万人份，现在每天能生产30万至50万人份。”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斌表示，已做好全力以赴满足市场需要的准备，只要市场需要，产能很快就能达到每天100万人份。
快速研发、扩充产能背后有何诀窍？“一是核心原材料和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全产业链贯通，在这个产业园里就能全部搞定。”张斌解释，达安基因核酸检测包含研发生产、核心原料、质控品、仪器研发生产、检测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在新冠核酸检测试剂产品系列中，获得注册证产品1款，科研产品3款，性能良好，广泛应用于各级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
同时，该公司自主研发攻克核酸检测产品主要核心原材料的技术瓶颈，主要核心原材料均是自主设计和生产，不依赖外部供应商，可在最短时间内供给产品研制及大规模生产所必须的逆转录酶、热启动酶等关键物料。目前，核心原料库存达200万人份。
“我们不是复工，是从未停工。”张斌说，公司600多人没有休假，轮班奋战。截至2月18日，已向全国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超过100万人份。
蓝月亮▶▷日产能超400吨 达历史同期3倍
员工统一着装、全员戴口罩、排队测体温、喷洒酒精消毒……在位于广州黄埔区的蓝月亮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每一名员工进门前都要经过多道“关”，一切严谨而有序。
车间生产紧锣密鼓，一瓶瓶84消毒液、漂白水、抑菌洗手液、衣物消毒液等产品沿着宽窄各异的传送带，从不同的加工窗口运出。从大年初二（1月26日）至今，这样的景象已持续25天。
“前方医务人员在‘打仗’，我们防疫物资也要跟上。”蓝月亮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玉玲告诉记者，公司除夕前夜就准备紧急复工，从大年初二开始，数百名一线工人、二线管理人员提前结束春节假期，陆续返岗。
2月2日，蓝月亮开始两班全力生产。“现在员工复工率已达80%，很快将全员复工。”徐玉玲说，目前，集团日产能已超过400吨，是历史同期的3倍。截至2月18日，共生产相关产品超过1300万支。
一线工人铆足劲开展生产，“后方”想尽办法拓渠道。春节期间，为支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蓝月亮第一时间调集价值525.4万余元应急物资捐赠至湖北，包括抑菌洗手液、含氯漂白水等。“仓库库存不够，就从全国调配资源，找经销商、找一切能找的渠道，首先满足湖北的需求。”蓝月亮公司市场总监曾立群说，物流人员大年初一已到岗，走空运、走专送渠道，不计成本向湖北送去紧急物资。
广州黄埔93%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以车间为“战场”，广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争分夺秒，奋战在抗疫一线。为了让企业更专注生产，向一线送“弹药”，广东各级政府不断“出招”，提供政策支持。
以达安基因、蓝月亮所在的广州市黄埔区为例，2月3日，该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率先制定出台“暖企8条”；2月16日，又出台四个“黄金十条”产业政策2.0版，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黄埔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上线全区工业企业复工备案和防疫物资申购系统，共3968家工业和科技企业线上备案、已为企业代购口罩超100万个。联合阿里巴巴快速搭建“黄埔区企业防疫联控公共服务平台”，为复工企业提供员工健康监测、在线诊疗、防疫信息查询、物资“安心送”等暖企线上服务，平台已接入近800家复工企业、推送近百条防疫信息、收集15万条员工健康信息。联合云沃客平台、航天云网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快速调动200余万家工业企业的供应链资源，为复工企业提供在线协同云工作、云采购、协同制造等免费服务。
“试剂盒走空运的运量很小，满足不了湖北的需求。政府听说后马上协调，专门开辟了冷链直通车，当天下午装车、次日上午就送到武汉。”张斌点赞道。
企业生产正加速回暖。截至2月18日，广州市黄埔区已复工（含未停工）企业4124家（包括工业、科技类企业），复工人员总数23万人。其中，62.7%的工业企业复工，93.2%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124家工业百强企业全部复工；世界500强工业企业复工90家，复工率达92.8%。
图为达安基因员工两班轮值开展病例样本检测，并保障核酸检测试剂盒生产。
南方日报记者 陈晓 摄
#澳亚【资讯】#【全球城市竞争力榜单发布：中国20城入围经济百强，深圳领跑】从1750年到2050年，世界将完全“进城”。
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本年度报告期内，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
同时，全球需要高度重视市政融资的严峻挑战及解决之道。根据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UN 2015B)，改善市政财政状况，是一项全球优先事项。
11月1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的第四部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在宁波正式发布。
按照惯例，本次报告对全球1006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测评排位。
其中，中国有20座城市入围经济竞争力百强，深圳以全球第四的成绩领跑;在可持续竞争力百强中，仅有9座中国城市上榜，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首次跻身前20名。
此外，本次报告还推出新的全球城市分级标准，采取层次聚类方法，对1006个样本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城市分成3层共2类、5组、10级。
第一等为全球城市(A);第二等是国际枢纽城市(B);第三等是国际门户城市(C);第四等是区域枢纽城市(D);第五等是区域门户城市(E)。
结果显示，作为全球城市的A+等级城市有3个，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显示全球城市体系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城市成为全球重要一极”。
经济竞争力
中国北部城市下降较多
什么是全球城市竞争力?
按照报告说法，它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的合作、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要素和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报告显示：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这也预示如果主要国家贸易战持续，不仅削弱各国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也会削弱全球城市竞争力。
2019年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二十强
二十强中，北美占9席，亚洲占8席，西欧占3席。总体看，全球前20名城市竞争激烈，位次变化显著，14个城市发生变化，最大变化4个名次。全球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总体提升，专业性城市和制造中心总体下降。
从中国城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看：总体排名升少降多，均值有所下降，具体排名马太效应显著。从指数看，总体水平下降，城市间差距缩小。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城市升多降少，其他城市降多升少。
根据报告，中国有5座城市跻身前20，分别是深圳第4、上海第10、香港第13、北京第17、广州第18。与去年比较，上海上升3名，北京上升2名，香港下降2名，广州下降4名，上海超越了香港。
有20座城市进入前100强，除上述5座城市外，还包括：
苏州(25)、南京(42)、武汉(43)、台北(44)、成都(54)、杭州(64)、无锡(65)、长沙(68)、青岛(76)、重庆(81)、天津(82)、佛山(84)、宁波(90)、郑州(94)和常州(99)。
与去年排名相比，宁波提升11名，杭州提升10名，青岛、佛山提升9名，常州提升8名，成都提升6名，郑州提升5名，南京、长沙提升3名，苏州、台北提升2名，而天津则下降40名。
放大至全球前200强，此番共有39座中国城市入围，泰州、西安、福州、东莞等城市排位大幅提升，而沈阳和大连分别下降30名、60名。
报告认为，从空间分布看，全球城市竞争力上升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经100°西侧的美国西海岸城市、东经20°的西欧城市以及东经110~140°的中日韩城市，且纬度集中在北纬25~55°之间，同时，“中国北部、欧洲东部城市下降较多，中国南部和印度总体上升较多”。
可持续竞争力
亚洲入围200强城市最多
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20强城市基本囊括当前世界主要城市和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其中美国有5个城市入选，欧洲国家占据9席，亚洲国家获得6席。
2019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二十强
报告认为，20强城市几乎代表了所在国家的特征与发展，“这些顶级的世界都市，已经可以看作整个国家发展与成就的象征”。
就前200强城市而言，亚洲城市最多，欧洲均值最高。
其中，亚洲有65个城市入围，说明亚洲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势，但同时也能看到，亚洲进入200强的城市均值较低，可持续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北美洲和欧洲则各有60座城市和58座城市进入200强，其中，欧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最高，城市发展质量值得肯定。
报告还针对全球十大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城市群实力突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群虽然规糢较大，但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群内城市较少，首尔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平均数全球第一。欧洲城市群中，莱茵-鲁尔城市群标准差最小，显示出老牌西欧国家城市发展的均衡。
于中国城市而言，报告认为，可持续竞争力在稳步提升，均值接近全球平均，均衡好于全球平均。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共有2座城市进入20强，其中香港位列全球第7，深圳居全球第19位。
此外，还有7座城市进入全球前100位：
台北(23)、上海(29)、北京(38)、苏州(58)、广州(67)、南京(83)、厦门(94)。
另有22座城市居于101~200之间：
无锡(103)、天津(108)、佛山(109)、台中(110)、东莞(121)、武汉(122)、高雄(124)、杭州(130)、成都(143)、青岛(144)、澳门(146)、中山(149)、宁波(154)、常州(158)、郑州(159)、台南(164)、长沙(165)、沈阳(182)、珠海(189)、大连(193)、西安(197)、合肥(199)。
城市可持续发展
住房负担、生产消费糢式是普遍短板
事实上，在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受到全球各界广泛关注。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
2015年7月，来自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与会代表经过谈判，就全球金融改革等问题达成一致，通过上述文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这项协议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提供了资助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框架。
有意思的是，本次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首次尝试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视角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施进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这一目标于2015年9月提出，旨在指导各成员国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内，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报告发现：几乎所有国家或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短板。
在南美洲，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气候行动方面的目标实现情况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亚洲城市，则在零饥饿、饮水及卫生、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方面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欧洲城市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水平远高于全球城市平均水平，但在气候行动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北美洲整体进展良好，但在气候行动与和平正义方面表现有待提升。
非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数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少数指标表现较好。
具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11项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对这一目标的监测结果显示：住房负担、社会公平、遗产保护、生产消费糢式、社会安全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短板。
报告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表示，应联合国要求，从今年开始，将每年从城市视角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以确定全球各国各城市完成联合国2030年目标的进展情况。
全球城市分级
北京跻身“全球城市” 成都南京表现抢眼
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级，则是本次报告的一大亮点。
“城市分级是全球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前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做研究，今年我们和联合国人居署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对全球1006个城市进行分级的评估。”倪鹏飞表示。
这次评估考虑了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其中，集聚度是指一个城市集聚的要素有多少;联系度则指一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全球城市分级指标体系
具体结果，作为全球城市：A+等级城市有3个，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
作为国际枢纽城市：B+等级城市的数量为3，包括首尔、上海、芝加哥;B等级有26个，主要包括：新加坡、香港、悉尼、都柏林、慕尼黑、多伦多、大阪等;
作为国际门户城市：C+等级城市数量为29，主要包括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华沙、哥本哈根等。
从不同等级城市的洲际分布来看，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南北差异明显，北部仍然有绝对优势;从不同等级城市的国家分布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表现也更好，不过，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目光回到中国来看。北京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围A类的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北京城市级别得分排位第4，其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5名和2名，北京在联系度上优势突出;其中，硬联系排名第2，软联系排名第4，硬联系方面北京表现格外突出。
再看上海。上海等级为B+，为国际枢纽城市。其城市级别得分排名第7，其中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9和8，不过它软联系和硬联系的发展并不均衡，排名分别为27和7，软联系方面比较“拖后腿”。
在C类城市中，共有22个中国城市入选。获得C+的有四座——广州(40)、深圳(42)、成都(59)和南京(60)，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在一众长三角城市中实现“突围”。
而另外18城市则获得C等级，其中杭州(66)、武汉(69)、天津(73)、重庆(76)、西安(77)和青岛(96)的城市级别得分均在全球前100。
“普遍来看，中国C+等级城市在软集聚方面更具有优势，C等级城市也大多在软集聚方面具有优势。”报告指出。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集聚度方面表现相对更好，而在联系度上则存在短板。根据报告，中国高联系度城市仅有北京，而中联系和低联系度城市数量分别为10和280，“在硬、软联系度方面，中国大多数城市还亟需提高”。
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本年度报告期内，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
同时，全球需要高度重视市政融资的严峻挑战及解决之道。根据联合国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UN 2015B)，改善市政财政状况，是一项全球优先事项。
11月1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的第四部研究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9-2020：跨入城市的世界300年变局》在宁波正式发布。
按照惯例，本次报告对全球1006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测评排位。
其中，中国有20座城市入围经济竞争力百强，深圳以全球第四的成绩领跑;在可持续竞争力百强中，仅有9座中国城市上榜，值得一提的是，深圳首次跻身前20名。
此外，本次报告还推出新的全球城市分级标准，采取层次聚类方法，对1006个样本城市的中心性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将样本城市分成3层共2类、5组、10级。
第一等为全球城市(A);第二等是国际枢纽城市(B);第三等是国际门户城市(C);第四等是区域枢纽城市(D);第五等是区域门户城市(E)。
结果显示，作为全球城市的A+等级城市有3个，分别是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显示全球城市体系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城市成为全球重要一极”。
经济竞争力
中国北部城市下降较多
什么是全球城市竞争力?
按照报告说法，它是指一个城市在全球的合作、竞争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要素和市场，更多、更快、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报告显示：受中美欧城市竞争力均值下滑影向，全球城市竞争力均值略微下降。这也预示如果主要国家贸易战持续，不仅削弱各国自身的城市竞争力，也会削弱全球城市竞争力。
2019年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二十强
二十强中，北美占9席，亚洲占8席，西欧占3席。总体看，全球前20名城市竞争激烈，位次变化显著，14个城市发生变化，最大变化4个名次。全球综合中心和科技中心总体提升，专业性城市和制造中心总体下降。
从中国城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看：总体排名升少降多，均值有所下降，具体排名马太效应显著。从指数看，总体水平下降，城市间差距缩小。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城市升多降少，其他城市降多升少。
根据报告，中国有5座城市跻身前20，分别是深圳第4、上海第10、香港第13、北京第17、广州第18。与去年比较，上海上升3名，北京上升2名，香港下降2名，广州下降4名，上海超越了香港。
有20座城市进入前100强，除上述5座城市外，还包括：
苏州(25)、南京(42)、武汉(43)、台北(44)、成都(54)、杭州(64)、无锡(65)、长沙(68)、青岛(76)、重庆(81)、天津(82)、佛山(84)、宁波(90)、郑州(94)和常州(99)。
与去年排名相比，宁波提升11名，杭州提升10名，青岛、佛山提升9名，常州提升8名，成都提升6名，郑州提升5名，南京、长沙提升3名，苏州、台北提升2名，而天津则下降40名。
放大至全球前200强，此番共有39座中国城市入围，泰州、西安、福州、东莞等城市排位大幅提升，而沈阳和大连分别下降30名、60名。
报告认为，从空间分布看，全球城市竞争力上升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经100°西侧的美国西海岸城市、东经20°的西欧城市以及东经110~140°的中日韩城市，且纬度集中在北纬25~55°之间，同时，“中国北部、欧洲东部城市下降较多，中国南部和印度总体上升较多”。
可持续竞争力
亚洲入围200强城市最多
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20强城市基本囊括当前世界主要城市和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其中美国有5个城市入选，欧洲国家占据9席，亚洲国家获得6席。
2019年全球可持续竞争力二十强
报告认为，20强城市几乎代表了所在国家的特征与发展，“这些顶级的世界都市，已经可以看作整个国家发展与成就的象征”。
就前200强城市而言，亚洲城市最多，欧洲均值最高。
其中，亚洲有65个城市入围，说明亚洲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具有强烈的上升趋势，但同时也能看到，亚洲进入200强的城市均值较低，可持续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北美洲和欧洲则各有60座城市和58座城市进入200强，其中，欧洲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最高，城市发展质量值得肯定。
报告还针对全球十大城市群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城市群实力突出，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城市群虽然规糢较大，但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群内城市较少，首尔城市群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平均数全球第一。欧洲城市群中，莱茵-鲁尔城市群标准差最小，显示出老牌西欧国家城市发展的均衡。
于中国城市而言，报告认为，可持续竞争力在稳步提升，均值接近全球平均，均衡好于全球平均。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共有2座城市进入20强，其中香港位列全球第7，深圳居全球第19位。
此外，还有7座城市进入全球前100位：
台北(23)、上海(29)、北京(38)、苏州(58)、广州(67)、南京(83)、厦门(94)。
另有22座城市居于101~200之间：
无锡(103)、天津(108)、佛山(109)、台中(110)、东莞(121)、武汉(122)、高雄(124)、杭州(130)、成都(143)、青岛(144)、澳门(146)、中山(149)、宁波(154)、常州(158)、郑州(159)、台南(164)、长沙(165)、沈阳(182)、珠海(189)、大连(193)、西安(197)、合肥(199)。
城市可持续发展
住房负担、生产消费糢式是普遍短板
事实上，在全球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受到全球各界广泛关注。
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就是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
2015年7月，来自193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与会代表经过谈判，就全球金融改革等问题达成一致，通过上述文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评价，这项协议是为所有人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提供了资助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框架。
有意思的是，本次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首次尝试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视角测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施进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致力于通过协同行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人类享有和平与繁荣。这一目标于2015年9月提出，旨在指导各成员国从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内，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报告发现：几乎所有国家或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短板。
在南美洲，清洁能源、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气候行动方面的目标实现情况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亚洲城市，则在零饥饿、饮水及卫生、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方面的表现好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余则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欧洲城市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水平远高于全球城市平均水平，但在气候行动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面面临重大挑战。
北美洲整体进展良好，但在气候行动与和平正义方面表现有待提升。
非洲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数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少数指标表现较好。
具体来看，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第11项提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对这一目标的监测结果显示：住房负担、社会公平、遗产保护、生产消费糢式、社会安全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普遍短板。
报告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首席城市经济学家倪鹏飞表示，应联合国要求，从今年开始，将每年从城市视角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进展进行评估，以确定全球各国各城市完成联合国2030年目标的进展情况。
全球城市分级
北京跻身“全球城市” 成都南京表现抢眼
对全球城市进行分级，则是本次报告的一大亮点。
“城市分级是全球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之前也有一些国际机构做研究，今年我们和联合国人居署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对全球1006个城市进行分级的评估。”倪鹏飞表示。
这次评估考虑了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其中，集聚度是指一个城市集聚的要素有多少;联系度则指一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与其他城市的关系。
全球城市分级指标体系
具体结果，作为全球城市：A+等级城市有3个，纽约、伦敦和东京;A等级有2个，北京和巴黎;
作为国际枢纽城市：B+等级城市的数量为3，包括首尔、上海、芝加哥;B等级有26个，主要包括：新加坡、香港、悉尼、都柏林、慕尼黑、多伦多、大阪等;
作为国际门户城市：C+等级城市数量为29，主要包括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迪拜、华沙、哥本哈根等。
从不同等级城市的洲际分布来看，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南北差异明显，北部仍然有绝对优势;从不同等级城市的国家分布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表现也更好，不过，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正在迅速崛起。
目光回到中国来看。北京是发展中国家唯一入围A类的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北京城市级别得分排位第4，其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5名和2名，北京在联系度上优势突出;其中，硬联系排名第2，软联系排名第4，硬联系方面北京表现格外突出。
再看上海。上海等级为B+，为国际枢纽城市。其城市级别得分排名第7，其中集聚度和联系度排名分别为9和8，不过它软联系和硬联系的发展并不均衡，排名分别为27和7，软联系方面比较“拖后腿”。
在C类城市中，共有22个中国城市入选。获得C+的有四座——广州(40)、深圳(42)、成都(59)和南京(60)，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在一众长三角城市中实现“突围”。
而另外18城市则获得C等级，其中杭州(66)、武汉(69)、天津(73)、重庆(76)、西安(77)和青岛(96)的城市级别得分均在全球前100。
“普遍来看，中国C+等级城市在软集聚方面更具有优势，C等级城市也大多在软集聚方面具有优势。”报告指出。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集聚度方面表现相对更好，而在联系度上则存在短板。根据报告，中国高联系度城市仅有北京，而中联系和低联系度城市数量分别为10和280，“在硬、软联系度方面，中国大多数城市还亟需提高”。
#宁报看点# 【滚钟口里寻访239岁的“宁夏第一槐”！】
“鸟道索行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中段的滚钟口，自西夏时期起就已闻名天下。这里怪石嶙峋，林木葱茏，峰壑叠嶂，清泉淙淙，气候凉爽，是贺兰山诸口之冠。这里曾是西夏国皇帝避暑的行宫所在地，经元、明、清、民国，至今近千年一直是宁夏的避暑旅游胜地，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在滚钟口风景区内，有一棵树龄高达239岁的国槐，它是银川市4棵古树中树龄最长的，号称“宁夏第一槐”。5月21日，记者终于见到了这棵“超长待机”的树中“大哥”。
两百多岁的古槐不“显老”
进入滚钟口风景区后，沿着笔直的道路前行不远就是“老君堂”，记者此次探访的古树正位于它的对面。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它的四周用一圈高约1米的六边形围栏围起，围栏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宁夏第一槐”五个大字，底下两行小字则标示了它“尊贵”的身份——栽植于1780年，银川市001号古树。如此算来，清朝乾隆四十五年，这棵国槐就已扎根于此，默默地见证了两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而年代久远并不是这棵古树唯一的特殊之处，和普通国槐只有一支笔直的主干相比，它从根部发出的四支主干才更令人惊奇。据银川市园林管理局1993年7月的调查显示，这四支主干的胸径分别为0.68米、0.54米、0.32米和0.42米，整株树高29米，东西冠径18米，南北冠径19米，胸径达4.1米。在询问了老君堂内的道长后得知，由于山里的风势凶猛，这棵国槐的树枝被刮折过多次，所以现在并不是它最繁茂的样子。但即使如此，站在树下仰视，仍能感受到它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树枝内蕴藏着的勃勃生机。
“长寿”“及第”是国槐美好的象征
国槐，又叫家槐、白槐、护房树，它最大的优点是抗旱，且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就算在盐碱地里栽种，也照样能长得根深叶茂。正因为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所以，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城市都有国槐的身影，四川、云南等地也广泛种植。
国槐是有名的“长寿树”。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千年松，万年柏，不如老槐歇一歇。”意思就是松柏虽然能活千年万年，却不及槐树歇一歇的功夫。这“歇一歇”源于槐树“休眠”的特性——当树龄太老发生生理退化或是生病时，国槐就会进行自我保护，进入休眠期，表面上看去如同枯死一般，其实它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重新萌发。因此，百岁以上的国槐十分常见。经专家鉴定，天津杨柳青古镇西咀村的一株古国槐树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树龄最长、最大的国槐，真可谓“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
在我国，关于国槐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山海经》中有“首山其木多槐，条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述，其后的《本草图经》中也写有：“槐，今处处有之。”和国槐有关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人们熟知的“南柯一梦”就是发生在一棵大槐树下的故事。
古时，槐树还被称为“三公树”，象征着科第吉兆，因此，常以“槐”指代科考，例如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明朝时期的“洪洞移民”有这样一首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所以槐树也是故乡的象征。
国槐是咱银川的“市树”
滚钟口风景区内并不只有“宁夏第一槐”这一棵百岁以上的古树。据景区志记载，除了这一棵239岁的国槐外，钟铃山北侧还有三棵栽植于1902年，如今已是117岁高龄的刺槐。
由于名字十分相近，人们很容易将“国槐”与“刺槐”混为一谈。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俩并不是“一家人”——国槐是蝶形花科槐属植物，我国的本土树种，而刺槐是豆科刺槐属植物，原生于北美洲，引进中国后又被称为“洋槐”。
要想将二者区分开来，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首先，它们的花期不同，刺槐在4-5月间开花，花色纯白，花香浓甜，可以食用，国槐则是在7-8月间开放，花色淡黄，香气较淡，可以入药或做染料；其次，它们的叶形不同，国槐叶子的先端是尖的，洋槐则是圆的；还有就是它们的果实不同，国槐的果实是念珠状的荚果，俗称“槐米”，是一种中药，而洋槐则是扁平的荚果。
国槐在银川市的栽种历史较为久远，其生长特性十分适合这里的气候、土壤，高成活率也使其占据了现有树木数量的优势，尤其是中山公园内的多棵国槐树龄均近百岁。如今，在解放街、新华街、湖滨街等街道也均有栽植，且数量不少。因其代表着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1984年，国槐被确定为银川市的“市树”。（记者 李晓睿 邱青春）
“鸟道索行下七盘，古藤苍木峡声寒。”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中段的滚钟口，自西夏时期起就已闻名天下。这里怪石嶙峋，林木葱茏，峰壑叠嶂，清泉淙淙，气候凉爽，是贺兰山诸口之冠。这里曾是西夏国皇帝避暑的行宫所在地，经元、明、清、民国，至今近千年一直是宁夏的避暑旅游胜地，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在滚钟口风景区内，有一棵树龄高达239岁的国槐，它是银川市4棵古树中树龄最长的，号称“宁夏第一槐”。5月21日，记者终于见到了这棵“超长待机”的树中“大哥”。
两百多岁的古槐不“显老”
进入滚钟口风景区后，沿着笔直的道路前行不远就是“老君堂”，记者此次探访的古树正位于它的对面。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树，它的四周用一圈高约1米的六边形围栏围起，围栏前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宁夏第一槐”五个大字，底下两行小字则标示了它“尊贵”的身份——栽植于1780年，银川市001号古树。如此算来，清朝乾隆四十五年，这棵国槐就已扎根于此，默默地见证了两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而年代久远并不是这棵古树唯一的特殊之处，和普通国槐只有一支笔直的主干相比，它从根部发出的四支主干才更令人惊奇。据银川市园林管理局1993年7月的调查显示，这四支主干的胸径分别为0.68米、0.54米、0.32米和0.42米，整株树高29米，东西冠径18米，南北冠径19米，胸径达4.1米。在询问了老君堂内的道长后得知，由于山里的风势凶猛，这棵国槐的树枝被刮折过多次，所以现在并不是它最繁茂的样子。但即使如此，站在树下仰视，仍能感受到它向四面八方伸展的树枝内蕴藏着的勃勃生机。
“长寿”“及第”是国槐美好的象征
国槐，又叫家槐、白槐、护房树，它最大的优点是抗旱，且对土壤要求不严格，就算在盐碱地里栽种，也照样能长得根深叶茂。正因为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所以，在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城市都有国槐的身影，四川、云南等地也广泛种植。
国槐是有名的“长寿树”。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千年松，万年柏，不如老槐歇一歇。”意思就是松柏虽然能活千年万年，却不及槐树歇一歇的功夫。这“歇一歇”源于槐树“休眠”的特性——当树龄太老发生生理退化或是生病时，国槐就会进行自我保护，进入休眠期，表面上看去如同枯死一般，其实它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重新萌发。因此，百岁以上的国槐十分常见。经专家鉴定，天津杨柳青古镇西咀村的一株古国槐树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树龄最长、最大的国槐，真可谓“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
在我国，关于国槐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山海经》中有“首山其木多槐，条谷之山，其木多槐”的记述，其后的《本草图经》中也写有：“槐，今处处有之。”和国槐有关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人们熟知的“南柯一梦”就是发生在一棵大槐树下的故事。
古时，槐树还被称为“三公树”，象征着科第吉兆，因此，常以“槐”指代科考，例如考试的年头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的月份称“槐黄”；明朝时期的“洪洞移民”有这样一首民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所以槐树也是故乡的象征。
国槐是咱银川的“市树”
滚钟口风景区内并不只有“宁夏第一槐”这一棵百岁以上的古树。据景区志记载，除了这一棵239岁的国槐外，钟铃山北侧还有三棵栽植于1902年，如今已是117岁高龄的刺槐。
由于名字十分相近，人们很容易将“国槐”与“刺槐”混为一谈。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俩并不是“一家人”——国槐是蝶形花科槐属植物，我国的本土树种，而刺槐是豆科刺槐属植物，原生于北美洲，引进中国后又被称为“洋槐”。
要想将二者区分开来，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首先，它们的花期不同，刺槐在4-5月间开花，花色纯白，花香浓甜，可以食用，国槐则是在7-8月间开放，花色淡黄，香气较淡，可以入药或做染料；其次，它们的叶形不同，国槐叶子的先端是尖的，洋槐则是圆的；还有就是它们的果实不同，国槐的果实是念珠状的荚果，俗称“槐米”，是一种中药，而洋槐则是扁平的荚果。
国槐在银川市的栽种历史较为久远，其生长特性十分适合这里的气候、土壤，高成活率也使其占据了现有树木数量的优势，尤其是中山公园内的多棵国槐树龄均近百岁。如今，在解放街、新华街、湖滨街等街道也均有栽植，且数量不少。因其代表着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1984年，国槐被确定为银川市的“市树”。（记者 李晓睿 邱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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