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中介租房“跳单”未签合同仍须“买单”
法治日报 2021-03-22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泓
接受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服务后，委托人却绕过中介公司直接订立租赁合同，中介公司可以主张中介报酬吗？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公开审理了一起涉及“跳单”行为的二审民事案件，并当庭作出宣判，被告委托人应向中介公司支付房屋居间费27000余元。
2018年1月13日，某公司员工与某房屋中介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取得联系，以公司名义委托甲公司为即将成立的海淀分公司寻找符合办公条件的房源。甲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某公司领导和经办人看了包括某写字楼2502室、2503室、2505室房屋在内的房源，后者同意租赁这三套房子。
同年2月9日，某公司员工和甲公司员工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在群内讨论了房屋租赁的细节问题，包括三套房子的租期、租金、押金、水电费、物业费、违约金、开具发票等条款，以及其他需要中介公司与业主协调的问题。随后，甲公司员工将修改过的三个房屋的租赁合同发到微信群，并将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发送给了房屋业主。业主反馈后，甲公司将草拟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经纪机构居间成交版）》发给了业主和某公司。
然而，某公司最终未与甲公司签订居间合同，而是与另一家中介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签订了涉案三套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居间合同》。甲公司发现，某公司与业主、乙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除租期起算日期和房租支付日期与自己提供的合同模板相差两天外，重要的条款均一致。
于是，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公司的行为是一种“跳单”行为，要求某公司和涉案房屋的业主应支付其居间服务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甲公司虽未与某公司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甲公司已经为某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故某公司应支付甲公司居间服务费。按照房屋的面积，法院酌定某公司应支付房屋居间服务费27000余元。此外，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房屋业主设立了居间服务关系，故其要求业主给付居间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某公司给付甲公司27000余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主张其未与甲公司签订居间合同，不应支付其居间服务费，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北京一中院审理后认为，某公司已接受了甲公司的服务，而某公司、业主与乙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与甲公司向某公司提供的合同内容中的租金数额、免租期、租赁期限等重要条款基本一致，且上述合同内容系经过甲公司反复修改后得出的。某公司虽主张其在最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有自由选择居间方的权利，且其最终选择与乙公司订立居间合同，但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乙公司向其提供了何种居间服务。故认定某公司最终与业主达成的交易实际系接受并利用了甲公司提供的服务后，绕开甲公司转而选择费用较低的乙公司与业主订立合同。综上，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的规定，某公司应向甲公司支付报酬。最终，北京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跳单”行为，民法典有了明确规定
本案承办法官赵蕾介绍，“跳单”是个行业术语，是指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行为。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判断是否构成“跳单”，首先要看中介合同是否已生效，并且要看中介人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实践中，委托人就同一委托事项，可能仅委托一个中介人，也可能同时委托多个中介人。在有多个中介人的情形下，尤其要准确判断委托人是否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以及接受了哪个中介人的服务。第二，按照中介合同约定，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服务之后，委托人是否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这一服务而订立合同，则是判断是否构成“跳单”违约的关键。第三，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这种行为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直接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二是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通过其他中介人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如委托方通过某一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和媒介服务，合同已基本达成，委托人发现其他中介公司的报酬更低，继而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则构成“跳单”违约；三是委托人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以亲朋好友的名义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以达到绕开中介人的目的。
北京一中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磊认为，“跳单”行为不仅会让中介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也会增加房产交易的风险，如房屋产权问题、资金安全、物业纠纷等隐患。在民法典实施前，对于“跳单”行为，法院主要根据合同法及双方合同约定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对“跳单”行为进行认定，并判决违约方承担责任。民法典颁布后，对于“跳单”行为有了明确的规定，首次将“跳单”行为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不仅保障了中介人权益，且对于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促使委托人与中介人在签订合同后诚实履约、信守承诺，以促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金燕)
法治日报 2021-03-22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雪泓
接受房屋租赁中介公司服务后，委托人却绕过中介公司直接订立租赁合同，中介公司可以主张中介报酬吗？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公开审理了一起涉及“跳单”行为的二审民事案件，并当庭作出宣判，被告委托人应向中介公司支付房屋居间费27000余元。
2018年1月13日，某公司员工与某房屋中介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取得联系，以公司名义委托甲公司为即将成立的海淀分公司寻找符合办公条件的房源。甲公司的工作人员带着某公司领导和经办人看了包括某写字楼2502室、2503室、2505室房屋在内的房源，后者同意租赁这三套房子。
同年2月9日，某公司员工和甲公司员工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在群内讨论了房屋租赁的细节问题，包括三套房子的租期、租金、押金、水电费、物业费、违约金、开具发票等条款，以及其他需要中介公司与业主协调的问题。随后，甲公司员工将修改过的三个房屋的租赁合同发到微信群，并将修改后的租赁合同发送给了房屋业主。业主反馈后，甲公司将草拟的《北京市房屋租赁合同（经纪机构居间成交版）》发给了业主和某公司。
然而，某公司最终未与甲公司签订居间合同，而是与另一家中介公司（以下简称乙公司）签订了涉案三套房屋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居间合同》。甲公司发现，某公司与业主、乙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除租期起算日期和房租支付日期与自己提供的合同模板相差两天外，重要的条款均一致。
于是，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某公司的行为是一种“跳单”行为，要求某公司和涉案房屋的业主应支付其居间服务费。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本案实际情况，甲公司虽未与某公司签订书面的居间合同，但甲公司已经为某公司提供了居间服务，故某公司应支付甲公司居间服务费。按照房屋的面积，法院酌定某公司应支付房屋居间服务费27000余元。此外，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房屋业主设立了居间服务关系，故其要求业主给付居间服务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某公司给付甲公司27000余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一中院提起上诉，主张其未与甲公司签订居间合同，不应支付其居间服务费，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北京一中院审理后认为，某公司已接受了甲公司的服务，而某公司、业主与乙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内容与甲公司向某公司提供的合同内容中的租金数额、免租期、租赁期限等重要条款基本一致，且上述合同内容系经过甲公司反复修改后得出的。某公司虽主张其在最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前有自由选择居间方的权利，且其最终选择与乙公司订立居间合同，但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乙公司向其提供了何种居间服务。故认定某公司最终与业主达成的交易实际系接受并利用了甲公司提供的服务后，绕开甲公司转而选择费用较低的乙公司与业主订立合同。综上，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的规定，某公司应向甲公司支付报酬。最终，北京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跳单”行为，民法典有了明确规定
本案承办法官赵蕾介绍，“跳单”是个行业术语，是指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行为。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判断是否构成“跳单”，首先要看中介合同是否已生效，并且要看中介人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实践中，委托人就同一委托事项，可能仅委托一个中介人，也可能同时委托多个中介人。在有多个中介人的情形下，尤其要准确判断委托人是否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以及接受了哪个中介人的服务。第二，按照中介合同约定，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服务之后，委托人是否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这一服务而订立合同，则是判断是否构成“跳单”违约的关键。第三，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这种行为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直接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二是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通过其他中介人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如委托方通过某一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和媒介服务，合同已基本达成，委托人发现其他中介公司的报酬更低，继而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则构成“跳单”违约；三是委托人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以亲朋好友的名义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以达到绕开中介人的目的。
北京一中院民一庭副庭长张磊认为，“跳单”行为不仅会让中介人的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也会增加房产交易的风险，如房屋产权问题、资金安全、物业纠纷等隐患。在民法典实施前，对于“跳单”行为，法院主要根据合同法及双方合同约定并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对“跳单”行为进行认定，并判决违约方承担责任。民法典颁布后，对于“跳单”行为有了明确的规定，首次将“跳单”行为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不仅保障了中介人权益，且对于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促使委托人与中介人在签订合同后诚实履约、信守承诺，以促进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金燕)
“套路贷”类案件背后猫腻:假民间借贷之名攫取他人财产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1-14
千万本金“利滚利”得手8.7亿余元 广东高院对张远锋涉恶案二审宣判
假民间借贷之名攫取他人财产
● “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 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段虽然与以往典型“套路贷”有些区别,外表的“合法性”更强,规避打击的防护更“智慧”,但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本质并未改变。该案对“套路贷”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广东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帮助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套路贷”监管整治力度,建立健全打击“套路贷”长效常治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乱象,防范和化解“套路贷”风险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章宁旦
14年间,用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本金,通过“利滚利”等套路贷手段,实现了高达8.7亿元的犯罪金额,让河源、惠州两地十数名开发商深陷重重噩梦,部分企业因此破产,导致十几个楼盘被迫停工烂尾。
2020年12月2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远锋涉恶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张远锋,终因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面临无期徒刑,并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也随之被铲除干净。
“套路贷”背后到底存在哪些作案手法?《法治日报》记者顺着张远锋的犯罪脉络,探寻“套路贷”类案件背后的猫腻,剖析“套路贷”的社会危害性及应对策略。
披上合法经营外衣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张远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高中没毕业就跟着父亲在惠州做生意,先后经营过餐馆、木器厂,也炒卖过土地。因为是长子,张远峰逐渐掌控了家族资产,其妻子、弟弟、弟媳等家族成员都听从其指挥和安排。
2000年初,惠州、河源等地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一些房地产商因为摊子铺得大,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张远锋等人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不过,他瞄准的不是房地产,而是那些因资金紧缺而“病急乱投医”的开发商。
为了掩人耳目,张远锋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名义,先后成立惠州市大湖溪协和木器厂等10多家公司,安排家人在公司担任法人、股东或财务等。这些公司并没有实际运作,只是用来开立账户、签订合同、申请银行贷款、转账走账、提起诉讼、雇用人员以及吞并其他公司的物业、地皮后方便挂靠。就这样,张远锋给自己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披上了公司合法经营的外衣。而且,通常他都是以自己或家人个人的名义出借资金,制造出民间借贷的假象。
据张远峰的同案犯、他的家庭成员张某、刘某等人供述,张远锋贷款给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利息,而是为了侵吞借款人的物业。签订借款合同时,张远锋和借款人约定“阴阳合同”,一份是书面协议,一份是口头约定,书面协议里面约定的利息是合法的,而口头约定的利息会比书面协议高很多。
签完协议后,张远锋会提前扣除几个月的利息,并且要借款人写借据,将扣除的利息写成现金。到了约定期限未还款,张远锋就会把未还款的利息转化成本金,重新签订一份借款协议,重复计算利息。就这样“利滚利”,本金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等借款人一时无法偿还时,张远锋就会向法院起诉借款人,查封对方的物业,搞垮对方的公司,最终达到侵吞对方物业的目的。
在证人林某提供的一段对话录音中,张远锋大言不惭地介绍了自己的上述“先进经验”。
2004年8月,恒某公司所承建的项目到了封顶阶段,急需一笔资金来完善外墙和结算工程款。经人介绍,公司的法人代表周某华找到了张远锋,双方商定借款600万元,月利率3.5%。但借款协议中只写明月利率为2.5%,同时,恒某公司被要求将所承建项目中的23个铺位、12套住宅预售登记在张远锋名下作为担保。周某华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张远锋600万元,其中转账561万元、现金39万元。”但在放款时,张远锋直接扣除了“砍头息”(即一次性全额收取的综合服务费以及借贷期限内产生的所有利息)39万元,恒某公司实际只收到561万元。
此后,张远锋又多次通过这种操作借款给周某华。
据最后统计,张远锋实际只使用本金1027.5万元,通过“利滚利”等“套路贷”手段,在短时间内将借款本金虚增至约2009万元,并用各种方式非法占有周某华的财物约1466万元,扣减实际支付的本金,诈骗既遂约438.5万元。
2004年8月至2018年6月,张远锋先后通过这种手段对河源、惠州两地的13家公司及相关个人实施诈骗和敲诈勒索,攫取巨额的非法收益。截至案发,张远锋犯罪团伙名下共有土地6宗,共5.8万平方米,房产329套(栋),共7.2万平方米,另有银行存款约1.68亿元。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套路贷”的犯罪模式可以总结为: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诱骗被害人接受不平等合同条款,伪造虚假的银行流水,扣押被害人物权登记证书及钥匙,单方面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通过转单平账方式恶意垒高被害人借款金额,软硬兼施向被害人索要超过债权债务范围的高额费用,甚至据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获取非法利益。
审查甄别证据材料
抽丝剥茧厘清真相
由于张远锋犯罪团伙作案时间持续14年,犯罪金额高达8.7亿余元,殃及两地10多家企业,并导致部分企业因此破产,9个建设项目无法正常施工、销售和交付,数百名业主因不能如期接收物业,到处上访、维权,中央将该案作为全国扫黑除恶重点案件进行督办。
“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光书证就多达600多卷,大部分是张远锋等人与被害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抵押合同以及银行转账流水等。”负责该案一审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宋坤鹤说。
法庭上,张远锋及其团伙辩称,借款均是双方自愿,自己并未采用欺诈、诈骗等手段,借款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张远锋的辩护律师也认为,张远锋没有实施诈骗行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主要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借贷行为和金额是真实的。而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为了查明张远锋等人的行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套路贷”,宋坤鹤对证据材料逐一进行了审查、甄别。
为解决证据出示问题,法庭专门安排一周时间,让被告人在辩护人见证下查阅了相关证据。
在仔细查阅并确认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以及张远锋等人的手写账本、对话录音、资金流水、虚假收据等证据材料后,宋坤鹤认为,张远锋等人的犯罪手法完全符合“套路贷”的构成要件。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张远锋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长达924页、50多万字的判决书逐项罗列了张远锋等人的犯罪事实、证据材料,详细阐述了法院的判决理由。
张远锋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他的辩护律师也提交了160多页的二审辩护意见书。
二审法院合议庭认真查阅了案件的全部材料,并会见了辩护人,当面听取了辩护意见。经过多次合议、反复研究,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段虽然与以往典型‘套路贷’有些区别,外表的‘合法性’更强,规避打击的防护更‘智慧’,但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本质并未改变。该案对‘套路贷’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广东刑法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邵维国评价说。
有专家建议,如果怀疑自己遇上“套路贷”,首先要咨询法律或司法实务界的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士,最好是精通民间借贷的专业律师,判断案件性质,分清借款性质是高利贷还是“套路贷”。如果发现是“套路贷”,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已经陷入“套路贷”里面,也就是“套路贷”经营者已经通过生效的民事法律诉讼判决确定借款人需要偿还“套路贷”债务,也无需慌张,可以向法院申请重审。
全面排查精准打击
建立健全防范机制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广东法院共审结涉“套路贷”案件212件1205人,涉案资产近6.2亿元。不少涉黑恶犯罪组织都有利用“套路贷”手段攫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给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金融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
“‘套路贷’”案件带有明显的智能性、有组织性和牟利性,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制造成民间借贷的假象,伪造完整的‘证据链’,利用虚假诉讼达到非法目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强。”广东高院刑一庭庭长、扫黑除恶办公室主任陈小飞说,“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对这类案件进行甄别,就很容易让他们得逞,也会给司法公信力造成损害。”
为避免审理“套路贷”案件出现疏漏,广东法院建立对该类案件立案、审理、再审、执行等环节全流程甄别和处置机制,加大把关和排查力度。
法院在立案时,对民间借贷案件以及关联案件实行强制检索,对于同一原告出现3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情况加以标识,对存在或可能存在套路贷情形的案件进行预警。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则上要求进行法庭调查或开庭审理,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再审审查期间,发现确属“套路贷”违法活动的,依法裁定提审,或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予以纠正。案件执行阶段,利用执行信息化系统,加强对执行案件尤其是同一申请主体民间借贷系列案件的检索排查。
广东法院还建立了涉“套路贷”线索处理机制和“套路贷”案件台账。
据陈小飞介绍,广州中院金融法庭在审理一宗民间借贷案件时,通过传唤原告本人到庭等方式,发现该案原告系涉嫌“套路贷”团伙后,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捣毁该团伙的作案窝点并抓获10多名犯罪嫌疑人。佛山中院通过移送线索,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广东省首个“套路贷”特大犯罪团伙“8·10”专案。
在对现有案件进行甄别、排查的基础上,广东法院还拓宽线索来源渠道,要求全省法院对2015年以来办理的近5万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梳理,全面排查疑似“套路贷”违法犯罪线索。
“甄别排查、防止遗漏、精准打击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防范机制。”陈小飞说。
广东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先后发出148条相关司法建议,发挥审判机关在防范“套路贷”问题的积极作用,帮助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套路贷”监管整治力度,建立健全打击“套路贷”长效常治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乱象,防范和化解“套路贷”风险。
如何预防“套路贷”发生?有专家就此支招:首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贪图享乐去借款。其次,真的有资金需要时,尽量找合法的机构借贷,确需通过民间借贷,也要在借款前了解必要的融资知识,这是预防“被套路”的法宝。再次,民间借贷时,要谨防“砍头息”和“阴阳合同”。尤为重要的是,在借款时,千万不能在“空白委托合同”上签字,因为“套路贷”放贷人会要求受害人在全权委托房屋租赁、产权过户等空白合同上签字,只要受害人失去还款能力,他们就会启动诉讼程序,占有受害人的财产。
（责任编辑：杨奕)
法治日报——法制网 2021-01-14
千万本金“利滚利”得手8.7亿余元 广东高院对张远锋涉恶案二审宣判
假民间借贷之名攫取他人财产
● “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 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段虽然与以往典型“套路贷”有些区别,外表的“合法性”更强,规避打击的防护更“智慧”,但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本质并未改变。该案对“套路贷”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广东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帮助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套路贷”监管整治力度,建立健全打击“套路贷”长效常治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乱象,防范和化解“套路贷”风险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章宁旦
14年间,用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本金,通过“利滚利”等套路贷手段,实现了高达8.7亿元的犯罪金额,让河源、惠州两地十数名开发商深陷重重噩梦,部分企业因此破产,导致十几个楼盘被迫停工烂尾。
2020年12月2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远锋涉恶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此,作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张远锋,终因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面临无期徒刑,并被没收全部个人财产。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也随之被铲除干净。
“套路贷”背后到底存在哪些作案手法?《法治日报》记者顺着张远锋的犯罪脉络,探寻“套路贷”类案件背后的猫腻,剖析“套路贷”的社会危害性及应对策略。
披上合法经营外衣
制造民间借贷假象
张远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高中没毕业就跟着父亲在惠州做生意,先后经营过餐馆、木器厂,也炒卖过土地。因为是长子,张远峰逐渐掌控了家族资产,其妻子、弟弟、弟媳等家族成员都听从其指挥和安排。
2000年初,惠州、河源等地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一些房地产商因为摊子铺得大,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张远锋等人也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不过,他瞄准的不是房地产,而是那些因资金紧缺而“病急乱投医”的开发商。
为了掩人耳目,张远锋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名义,先后成立惠州市大湖溪协和木器厂等10多家公司,安排家人在公司担任法人、股东或财务等。这些公司并没有实际运作,只是用来开立账户、签订合同、申请银行贷款、转账走账、提起诉讼、雇用人员以及吞并其他公司的物业、地皮后方便挂靠。就这样,张远锋给自己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披上了公司合法经营的外衣。而且,通常他都是以自己或家人个人的名义出借资金,制造出民间借贷的假象。
据张远峰的同案犯、他的家庭成员张某、刘某等人供述,张远锋贷款给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赚利息,而是为了侵吞借款人的物业。签订借款合同时,张远锋和借款人约定“阴阳合同”,一份是书面协议,一份是口头约定,书面协议里面约定的利息是合法的,而口头约定的利息会比书面协议高很多。
签完协议后,张远锋会提前扣除几个月的利息,并且要借款人写借据,将扣除的利息写成现金。到了约定期限未还款,张远锋就会把未还款的利息转化成本金,重新签订一份借款协议,重复计算利息。就这样“利滚利”,本金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等借款人一时无法偿还时,张远锋就会向法院起诉借款人,查封对方的物业,搞垮对方的公司,最终达到侵吞对方物业的目的。
在证人林某提供的一段对话录音中,张远锋大言不惭地介绍了自己的上述“先进经验”。
2004年8月,恒某公司所承建的项目到了封顶阶段,急需一笔资金来完善外墙和结算工程款。经人介绍,公司的法人代表周某华找到了张远锋,双方商定借款600万元,月利率3.5%。但借款协议中只写明月利率为2.5%,同时,恒某公司被要求将所承建项目中的23个铺位、12套住宅预售登记在张远锋名下作为担保。周某华出具的收据载明“收到张远锋600万元,其中转账561万元、现金39万元。”但在放款时,张远锋直接扣除了“砍头息”(即一次性全额收取的综合服务费以及借贷期限内产生的所有利息)39万元,恒某公司实际只收到561万元。
此后,张远锋又多次通过这种操作借款给周某华。
据最后统计,张远锋实际只使用本金1027.5万元,通过“利滚利”等“套路贷”手段,在短时间内将借款本金虚增至约2009万元,并用各种方式非法占有周某华的财物约1466万元,扣减实际支付的本金,诈骗既遂约438.5万元。
2004年8月至2018年6月,张远锋先后通过这种手段对河源、惠州两地的13家公司及相关个人实施诈骗和敲诈勒索,攫取巨额的非法收益。截至案发,张远锋犯罪团伙名下共有土地6宗,共5.8万平方米,房产329套(栋),共7.2万平方米,另有银行存款约1.68亿元。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套路贷”的犯罪模式可以总结为:制造民间借贷假象,诱骗被害人接受不平等合同条款,伪造虚假的银行流水,扣押被害人物权登记证书及钥匙,单方面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通过转单平账方式恶意垒高被害人借款金额,软硬兼施向被害人索要超过债权债务范围的高额费用,甚至据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获取非法利益。
审查甄别证据材料
抽丝剥茧厘清真相
由于张远锋犯罪团伙作案时间持续14年,犯罪金额高达8.7亿余元,殃及两地10多家企业,并导致部分企业因此破产,9个建设项目无法正常施工、销售和交付,数百名业主因不能如期接收物业,到处上访、维权,中央将该案作为全国扫黑除恶重点案件进行督办。
“移送到法院的案卷材料中,光书证就多达600多卷,大部分是张远锋等人与被害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抵押合同以及银行转账流水等。”负责该案一审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宋坤鹤说。
法庭上,张远锋及其团伙辩称,借款均是双方自愿,自己并未采用欺诈、诈骗等手段,借款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张远锋的辩护律师也认为,张远锋没有实施诈骗行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民间借贷的出借人主要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借贷行为和金额是真实的。而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套路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
为了查明张远锋等人的行为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还是“套路贷”,宋坤鹤对证据材料逐一进行了审查、甄别。
为解决证据出示问题,法庭专门安排一周时间,让被告人在辩护人见证下查阅了相关证据。
在仔细查阅并确认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以及张远锋等人的手写账本、对话录音、资金流水、虚假收据等证据材料后,宋坤鹤认为,张远锋等人的犯罪手法完全符合“套路贷”的构成要件。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张远锋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高利转贷罪、骗取贷款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长达924页、50多万字的判决书逐项罗列了张远锋等人的犯罪事实、证据材料,详细阐述了法院的判决理由。
张远锋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他的辩护律师也提交了160多页的二审辩护意见书。
二审法院合议庭认真查阅了案件的全部材料,并会见了辩护人,当面听取了辩护意见。经过多次合议、反复研究,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
“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段虽然与以往典型‘套路贷’有些区别,外表的‘合法性’更强,规避打击的防护更‘智慧’,但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本质并未改变。该案对‘套路贷’案件的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广东刑法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邵维国评价说。
有专家建议,如果怀疑自己遇上“套路贷”,首先要咨询法律或司法实务界的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士,最好是精通民间借贷的专业律师,判断案件性质,分清借款性质是高利贷还是“套路贷”。如果发现是“套路贷”,要在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已经陷入“套路贷”里面,也就是“套路贷”经营者已经通过生效的民事法律诉讼判决确定借款人需要偿还“套路贷”债务,也无需慌张,可以向法院申请重审。
全面排查精准打击
建立健全防范机制
据了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广东法院共审结涉“套路贷”案件212件1205人,涉案资产近6.2亿元。不少涉黑恶犯罪组织都有利用“套路贷”手段攫取非法利益的行为,给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金融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
“‘套路贷’”案件带有明显的智能性、有组织性和牟利性,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制造成民间借贷的假象,伪造完整的‘证据链’,利用虚假诉讼达到非法目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强。”广东高院刑一庭庭长、扫黑除恶办公室主任陈小飞说,“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对这类案件进行甄别,就很容易让他们得逞,也会给司法公信力造成损害。”
为避免审理“套路贷”案件出现疏漏,广东法院建立对该类案件立案、审理、再审、执行等环节全流程甄别和处置机制,加大把关和排查力度。
法院在立案时,对民间借贷案件以及关联案件实行强制检索,对于同一原告出现3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情况加以标识,对存在或可能存在套路贷情形的案件进行预警。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则上要求进行法庭调查或开庭审理,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到庭接受法庭询问。再审审查期间,发现确属“套路贷”违法活动的,依法裁定提审,或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予以纠正。案件执行阶段,利用执行信息化系统,加强对执行案件尤其是同一申请主体民间借贷系列案件的检索排查。
广东法院还建立了涉“套路贷”线索处理机制和“套路贷”案件台账。
据陈小飞介绍,广州中院金融法庭在审理一宗民间借贷案件时,通过传唤原告本人到庭等方式,发现该案原告系涉嫌“套路贷”团伙后,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捣毁该团伙的作案窝点并抓获10多名犯罪嫌疑人。佛山中院通过移送线索,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广东省首个“套路贷”特大犯罪团伙“8·10”专案。
在对现有案件进行甄别、排查的基础上,广东法院还拓宽线索来源渠道,要求全省法院对2015年以来办理的近5万宗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梳理,全面排查疑似“套路贷”违法犯罪线索。
“甄别排查、防止遗漏、精准打击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防范机制。”陈小飞说。
广东法院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进一步延伸审判职能,先后发出148条相关司法建议,发挥审判机关在防范“套路贷”问题的积极作用,帮助行业监管部门加大对“套路贷”监管整治力度,建立健全打击“套路贷”长效常治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乱象,防范和化解“套路贷”风险。
如何预防“套路贷”发生?有专家就此支招:首先,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贪图享乐去借款。其次,真的有资金需要时,尽量找合法的机构借贷,确需通过民间借贷,也要在借款前了解必要的融资知识,这是预防“被套路”的法宝。再次,民间借贷时,要谨防“砍头息”和“阴阳合同”。尤为重要的是,在借款时,千万不能在“空白委托合同”上签字,因为“套路贷”放贷人会要求受害人在全权委托房屋租赁、产权过户等空白合同上签字,只要受害人失去还款能力,他们就会启动诉讼程序,占有受害人的财产。
（责任编辑：杨奕)
12月17日贵州日报19版头条关注安顺市政法信访系统全面开展大走访工作“走得勤访得实”：架起干群“连心桥” 开通民意“直通车”
“领导，我们村地方偏远，见警率低，能不能帮我们协调点警务摩托车给我们的义务巡逻队使用？”12月3日，安顺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潘勇带队到关岭自治县龙潭街道北口村走访时，村干部管天美提出的问题让走访人员印象深刻。
“好，我们马上研判解决。”群众事无小事，提高见警率就是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走访人员当场回复，随后立即联合关岭县公安局进行研判解决问题。
“北口村距离关索派出所大约6公里，由于关索派出所辖区为主城区，要负责关索、龙潭、百合几个街道办，人口多，警务人员少，导致北口村群众见警率低。但为村义务巡逻队配备警务摩托车有严格要求，近期难以实现，群众的期盼等不得。”关岭自治县政法委副书记丰瑞洋说，为了能尽快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回应北口村民的期待，“我们最终联合研判决定由关索派出所组织警务力量加大对北口村巡逻，每天保证1-2次。”
走访中，除了群众主动提问题，走访干部还主动帮助走访对象发现问题。12月8日，紫云自治县公安局网络安全大队大队长文红彪来到紫云自治县猫营镇宏泰化工公司，还未走进公司，文红彪就发现了问题。
“该公司处于安紫公路旁，原本车流量就比较大，加上他们公司拉原材料车辆进出频繁，以及路段有弯道，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文红彪介绍。
随后在与公司开展走访座谈交流中，该公司的担忧与文红彪的预判不谋而合，但如何解决呢？
“我们将公司的担忧报给局走访办汇总，接下来将联合涉及到的单位，准备协商为他们安置减速带。”文红彪说。
自11月30日，安顺市政法信访系统“入村寨进社区走企业访群众”大走访活动动员部署暨培训会召开以来，安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本强对大走访工作提出“认真统筹谋划、强化组织领导、搞好工作对接、抓实督促检查、注重宣传引导”等指导要求的同时，率先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
12月9日上午，在绵绵冬雨中，张本强步行来到岩腊乡龙潭村实地查看“村社合一”合作社规范运作及农业产业发展情况。每到一处，张本强都留下了签有自己姓名的联系卡和宣传手册，并分别与泉塘居委会人大代表杜华、致富带头人王国学、网格长张清云、驻村第一书记全学敏、贫困户严宪忠等人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周边治安、雪亮工程、校园周边安全等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张本强指出，大走访活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政法信访工作各环节，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警民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要注重架起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开通社情民意的“直通车”,搭建解决问题的“新平台”,塑造政法信访系统良好形象。重点围绕脱贫攻坚、政法信访工作等5个方面开展大走访活动，真正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调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和问题线索“报告员”。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和现实困难，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情况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政法信访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支持度，激发人民参与平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何确保大走访工作走得勤访得实？安顺市既强调工作方法也强化监督检查。
12月11日，记者跟随安顺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来到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对该街道开展大走访工作进行督查。
“你们是如何开展大走访工作的，请把相关资料给我看一下。”
“我们专门建立了工作群，召开培训会，接洽各部门，县局10个科室部门及派出所民警辅警等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对全县所辖村寨、社区和重点企业开展了走访……”在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检查完各项资料后，督查人员随后来到玉秀社区进行实地查看走访情况。
走进普定县玉秀社区，记者看到开展大走访的工作人员正穿梭在各住户之间，详细登记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做好相关工作的解疑答惑。
“我们强化督促检查，目的就是帮助各地很好的开展此项工作，让大走访工作走实走勤走深，让访有所应、访有所成。”安顺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安顺市大走访活动集中走访从11月开展至2021年1月底，将重点走访社区和村“两委”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代表一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重点企业等，做到了解民情、听取意见，检视查找政法信访工作、政法信访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边访边改、立行立改，对大走访收集到的问题、建议筹及时汇总梳理、移交办理，解决问题。同时在集中大走访基础上，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部署要求，梳理总结集中大走访阶段的有益做法、成功经验，形成大走访长效机制，将大走访活动贯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过程，持续推动，全面拓展，力争遍访全市所有家庭，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顺奠定良好基础。
截至12月15日，安顺市政法信访系统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动全体干部全员参与深入走访，共派出走访人员1722人次走访318个村寨、52个社区，走访4122户村(居)民户、56家重点企业，收集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307条，化解矛盾纠纷139个。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赛
编辑 向淳
编审 胡丽华 袁国彬
“领导，我们村地方偏远，见警率低，能不能帮我们协调点警务摩托车给我们的义务巡逻队使用？”12月3日，安顺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潘勇带队到关岭自治县龙潭街道北口村走访时，村干部管天美提出的问题让走访人员印象深刻。
“好，我们马上研判解决。”群众事无小事，提高见警率就是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走访人员当场回复，随后立即联合关岭县公安局进行研判解决问题。
“北口村距离关索派出所大约6公里，由于关索派出所辖区为主城区，要负责关索、龙潭、百合几个街道办，人口多，警务人员少，导致北口村群众见警率低。但为村义务巡逻队配备警务摩托车有严格要求，近期难以实现，群众的期盼等不得。”关岭自治县政法委副书记丰瑞洋说，为了能尽快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回应北口村民的期待，“我们最终联合研判决定由关索派出所组织警务力量加大对北口村巡逻，每天保证1-2次。”
走访中，除了群众主动提问题，走访干部还主动帮助走访对象发现问题。12月8日，紫云自治县公安局网络安全大队大队长文红彪来到紫云自治县猫营镇宏泰化工公司，还未走进公司，文红彪就发现了问题。
“该公司处于安紫公路旁，原本车流量就比较大，加上他们公司拉原材料车辆进出频繁，以及路段有弯道，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文红彪介绍。
随后在与公司开展走访座谈交流中，该公司的担忧与文红彪的预判不谋而合，但如何解决呢？
“我们将公司的担忧报给局走访办汇总，接下来将联合涉及到的单位，准备协商为他们安置减速带。”文红彪说。
自11月30日，安顺市政法信访系统“入村寨进社区走企业访群众”大走访活动动员部署暨培训会召开以来，安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张本强对大走访工作提出“认真统筹谋划、强化组织领导、搞好工作对接、抓实督促检查、注重宣传引导”等指导要求的同时，率先带头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
12月9日上午，在绵绵冬雨中，张本强步行来到岩腊乡龙潭村实地查看“村社合一”合作社规范运作及农业产业发展情况。每到一处，张本强都留下了签有自己姓名的联系卡和宣传手册，并分别与泉塘居委会人大代表杜华、致富带头人王国学、网格长张清云、驻村第一书记全学敏、贫困户严宪忠等人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生活、周边治安、雪亮工程、校园周边安全等情况，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张本强指出，大走访活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政法信访工作各环节，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警民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要注重架起干群关系的“连心桥”,开通社情民意的“直通车”,搭建解决问题的“新平台”,塑造政法信访系统良好形象。重点围绕脱贫攻坚、政法信访工作等5个方面开展大走访活动，真正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调查员”、矛盾纠纷“调解员”和问题线索“报告员”。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和现实困难，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情况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答复，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政法信访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支持度，激发人民参与平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何确保大走访工作走得勤访得实？安顺市既强调工作方法也强化监督检查。
12月11日，记者跟随安顺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来到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对该街道开展大走访工作进行督查。
“你们是如何开展大走访工作的，请把相关资料给我看一下。”
“我们专门建立了工作群，召开培训会，接洽各部门，县局10个科室部门及派出所民警辅警等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对全县所辖村寨、社区和重点企业开展了走访……”在普定县定南街道办事处检查完各项资料后，督查人员随后来到玉秀社区进行实地查看走访情况。
走进普定县玉秀社区，记者看到开展大走访的工作人员正穿梭在各住户之间，详细登记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做好相关工作的解疑答惑。
“我们强化督促检查，目的就是帮助各地很好的开展此项工作，让大走访工作走实走勤走深，让访有所应、访有所成。”安顺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安顺市大走访活动集中走访从11月开展至2021年1月底，将重点走访社区和村“两委”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代表一委员、人民监督员以及重点企业等，做到了解民情、听取意见，检视查找政法信访工作、政法信访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边访边改、立行立改，对大走访收集到的问题、建议筹及时汇总梳理、移交办理，解决问题。同时在集中大走访基础上，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部署要求，梳理总结集中大走访阶段的有益做法、成功经验，形成大走访长效机制，将大走访活动贯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全过程，持续推动，全面拓展，力争遍访全市所有家庭，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安顺奠定良好基础。
截至12月15日，安顺市政法信访系统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动全体干部全员参与深入走访，共派出走访人员1722人次走访318个村寨、52个社区，走访4122户村(居)民户、56家重点企业，收集问题线索或意见建议307条，化解矛盾纠纷139个。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赛
编辑 向淳
编审 胡丽华 袁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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