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云发布活动正式开启】今年的3月15日是第40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天，以“数字赋能 放心消费”为主题的2022年浙江“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云发布活动开启。活动以网络直播形式展开，现场发布了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加强消费环境建设的系列成果，上线了“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专业市场物防在线”等两项全新数字化应用系统。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21年度全省消费维权白皮书》，以及针对新兴文娱活动、医疗美容消费、免费提现等推广营销活动、线上家政服务等四个消费热点领域，与浙江省消保委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
2021年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围绕改革创新突破、推进共富全面发力，以数字化手段为引领，高质量推进放心消费建设，持续提升消费投诉举报处置效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坚持把数字化改革作为引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引擎”“金钥匙”，开发上线“浙冷链”、“浙食链”、“浙江公平在线”、“浙江外卖在线”、“浙江市场在线”等11大数字应用，聚焦日常消费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围绕冷链物防、食品安全、平台监管、外卖餐饮等热点领域推出安全可控、实用好用的数字化平台，创新完善监管手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转变。全年累计培育放心消费单位23.4万余家，其中无理由退货单位9.1万余家、放心工厂3.4万余家，创建放心消费商圈（街区）395个，各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全年共受理处置各类消费举报投诉149万余件，为消费者直接挽回经济损失逾3.67亿元。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为放心消费单位赋能，其中农信系统为放心消费单位提供“放心贷”等产品共计748亿，减免企业成本1.84亿元。全方位抓好疫情防控，筑牢冷链物防“四道防线”，完善集中监管等10 项制度，全年平稳处置阳性事件 118 起、排查涉疫物资1397 吨。加强防疫物资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非医用口罩抽查不合格率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浙食链”上链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5.4 万家，实现1619万批次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闭环管理。深入开展民生领域“铁拳”行动、“亮剑2021”系列综合执法行动，全年查处案件 82191 件、同比增长57.8%，各项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浙江连续第4 年在全国食品安全考核获得A级。
今年，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浙江省消保委以“数字赋能 放心消费”为主题，精心谋划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云发布活动。当天的活动现场，“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专业市场物防在线”两项数字化应用系统全新上线。“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聚焦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重点领域，通过数据集成、流程再造、业务优化，在实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件事”全程质控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特色服务。“专业市场物防在线”打造“1库1图1中心4场景”，针对专业市场进口商品，重塑事先申报、集中进仓、检测出仓、凭码入场、扫码销售、存码追溯等管控链条，严格全过程精密智控，构筑全覆盖、全闭环、全受控的专业市场物防数字化体系。“专业市场物防在线”数字化系统在试运行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市场举办方、经营户、从业人员的责任书全部网签。全省11个设区市市场监管局、90个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超过1000家专业市场、20余万家经营户及其从业人员已签订了疫情防控责任书。
当天，浙江省消保委从旅行和聚会、跨境电商购物、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购买、外卖点餐、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品储备和消费纠纷等多个消费场景和角度，倡导、提醒广大消费者该如何注意、防范风险，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固防线，维护好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如消费者在购买跨境电商后，收取包裹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和手套，并对包裹表面及包裹内物品进行消毒，外包装消毒后要及时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避免用手触摸口、眼、鼻。如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时可以分别通过扫“浙冷链”“浙食链”溯源码，查看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消杀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信息，仔细核对后再行购买。
活动现场，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重磅发布了《2021年度浙江省消费维权白皮书》，该《白皮书》具体通过汇集全省相关信息，借助大数据分析手段，对全省消费维权、投诉举报案件查处、网络消费监管及“放心消费在浙江”建设等工作具体分析，立体展现全省消费维权工作阶段性成果。针对新兴文娱活动、医疗美容消费、免费提现等推广营销活动、线上家政服务等四大热点消费领域，省消保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及时规避消费陷阱，增强维权意识。
记者从现场获悉，2022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入推进之年，是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举办之年。建设安全、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平安浙江建设意义重大。各级监管部门和消保委组织将以新作为新风貌，紧紧围绕共富场景，为提升消费品质、推动改革赋能、夯实消费根基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具体将推进以下举措：
——推动消费行动稳进提质。深入推进“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谋划推动放心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打造“放心消费在浙江”升级版，不断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深入贯彻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专利密集型和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持续深化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建立数据知识产权确权、用权、维权全链条保护机制。联动实施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战略。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推进产品召回与产业提升、民生计量管理及检验检测机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民生消费相关领域的集成改革。
——推动消费维权改革突破。运用数字化思维、手段和技术，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件事”改革为引擎，以“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上线为契机，全方位撬动和赋能消费者权益保障，通过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推进各类业务场景的贯通运用，实现实时在线全景展示、动态分析辅助决策、全面监测及时预警、消费指引和教育的全面协同。坚持以法治化为遵循，着力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建立完善平台经济信用体系，对平台企业运行状况进行动态跟踪、精准分析，开展精准画像，制定平台“体检报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设网络平台在线消费维权联络站，加强消费纠纷源头化解。迭代优化“浙江外卖在线”，实现“阳光厨房”、“外卖封签”基本全覆盖。聚力消费品安全领域数字化改革全面贯通、集成突破，加强“浙食链”、“浙冷链”整链、固链、增链、用链，运用食安码贯穿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推进“一码统管”，构建食品全链条数字化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以“浙品码”为核心的质量安全闭环追溯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治理场景。
——推进投诉举报处置提能提效。出台网络平台投诉举报处置工作指导意见，强化大型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提升消费纠纷源头处置能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作用，在重点行业、主要商圈、核心街区设立维权联络（服务）站（点）。探索建立联络（服务）站（点）星级化分类标准，分级分类抓好维权联络（服务）站（点）管理，推进消费纠纷不出商圈、不出街区、不出村。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加强社会第三方机构和大型企业的消费维权能力建设，拓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新渠道。
——持续引领“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继续推进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全年创建不少于500家异地异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大力推广实施省级乡村放心消费建设标准，在全省打造200个左右放心消费乡村，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1个放心消费乡村特色精品。建立健全一体化机制，完善长三角区域消费投诉举报协作平台和数据共享应用机制，策划组织长三角一体化消费维权联合行动。
——推动消费环境除险保安。全力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物防和商超、专业市场进口商品物防工作，落实专业市场、农批和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四个一律”“三个到位”的管控要求，严格抓好防疫产品、药械、疫苗等质量安全和市场价格秩序监管。切实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的民心工程，守好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加强重点行业和民生关切领域各项日常监管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夯实基层消费维权工作基础。建立健全重大活动安全保障机制，实行重点隐患整改销号，全力保障杭州亚运、亚残运会顺利召开。（记者：赵鹏、通讯员：市闻）
2021年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围绕改革创新突破、推进共富全面发力，以数字化手段为引领，高质量推进放心消费建设，持续提升消费投诉举报处置效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坚持把数字化改革作为引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引擎”“金钥匙”，开发上线“浙冷链”、“浙食链”、“浙江公平在线”、“浙江外卖在线”、“浙江市场在线”等11大数字应用，聚焦日常消费的重点难点和堵点问题，围绕冷链物防、食品安全、平台监管、外卖餐饮等热点领域推出安全可控、实用好用的数字化平台，创新完善监管手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转变。全年累计培育放心消费单位23.4万余家，其中无理由退货单位9.1万余家、放心工厂3.4万余家，创建放心消费商圈（街区）395个，各项指标走在全国前列。全年共受理处置各类消费举报投诉149万余件，为消费者直接挽回经济损失逾3.67亿元。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为放心消费单位赋能，其中农信系统为放心消费单位提供“放心贷”等产品共计748亿，减免企业成本1.84亿元。全方位抓好疫情防控，筑牢冷链物防“四道防线”，完善集中监管等10 项制度，全年平稳处置阳性事件 118 起、排查涉疫物资1397 吨。加强防疫物资等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非医用口罩抽查不合格率同比下降 11 个百分点。“浙食链”上链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5.4 万家，实现1619万批次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闭环管理。深入开展民生领域“铁拳”行动、“亮剑2021”系列综合执法行动，全年查处案件 82191 件、同比增长57.8%，各项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浙江连续第4 年在全国食品安全考核获得A级。
今年，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浙江省消保委以“数字赋能 放心消费”为主题，精心谋划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云发布活动。当天的活动现场，“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专业市场物防在线”两项数字化应用系统全新上线。“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聚焦消费维权、消费环境建设重点领域，通过数据集成、流程再造、业务优化，在实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件事”全程质控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多元化的特色服务。“专业市场物防在线”打造“1库1图1中心4场景”，针对专业市场进口商品，重塑事先申报、集中进仓、检测出仓、凭码入场、扫码销售、存码追溯等管控链条，严格全过程精密智控，构筑全覆盖、全闭环、全受控的专业市场物防数字化体系。“专业市场物防在线”数字化系统在试运行过程中，已经实现了专业市场举办方、经营户、从业人员的责任书全部网签。全省11个设区市市场监管局、90个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超过1000家专业市场、20余万家经营户及其从业人员已签订了疫情防控责任书。
当天，浙江省消保委从旅行和聚会、跨境电商购物、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购买、外卖点餐、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品储备和消费纠纷等多个消费场景和角度，倡导、提醒广大消费者该如何注意、防范风险，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固防线，维护好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如消费者在购买跨境电商后，收取包裹时应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和手套，并对包裹表面及包裹内物品进行消毒，外包装消毒后要及时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避免用手触摸口、眼、鼻。如购买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时可以分别通过扫“浙冷链”“浙食链”溯源码，查看进口冷链食品和进口水果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消杀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信息，仔细核对后再行购买。
活动现场，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重磅发布了《2021年度浙江省消费维权白皮书》，该《白皮书》具体通过汇集全省相关信息，借助大数据分析手段，对全省消费维权、投诉举报案件查处、网络消费监管及“放心消费在浙江”建设等工作具体分析，立体展现全省消费维权工作阶段性成果。针对新兴文娱活动、医疗美容消费、免费提现等推广营销活动、线上家政服务等四大热点消费领域，省消保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及时规避消费陷阱，增强维权意识。
记者从现场获悉，2022年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深入推进之年，是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举办之年。建设安全、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平安浙江建设意义重大。各级监管部门和消保委组织将以新作为新风貌，紧紧围绕共富场景，为提升消费品质、推动改革赋能、夯实消费根基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具体将推进以下举措：
——推动消费行动稳进提质。深入推进“放心消费在浙江”行动，谋划推动放心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打造“放心消费在浙江”升级版，不断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深入贯彻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专利密集型和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工程，持续深化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率先建立数据知识产权确权、用权、维权全链条保护机制。联动实施质量强省标准强省品牌强省战略。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推进产品召回与产业提升、民生计量管理及检验检测机构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民生消费相关领域的集成改革。
——推动消费维权改革突破。运用数字化思维、手段和技术，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一件事”改革为引擎，以“浙江消保在线”、“消费宝”上线为契机，全方位撬动和赋能消费者权益保障，通过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推进各类业务场景的贯通运用，实现实时在线全景展示、动态分析辅助决策、全面监测及时预警、消费指引和教育的全面协同。坚持以法治化为遵循，着力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建立完善平台经济信用体系，对平台企业运行状况进行动态跟踪、精准分析，开展精准画像，制定平台“体检报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设网络平台在线消费维权联络站，加强消费纠纷源头化解。迭代优化“浙江外卖在线”，实现“阳光厨房”、“外卖封签”基本全覆盖。聚力消费品安全领域数字化改革全面贯通、集成突破，加强“浙食链”、“浙冷链”整链、固链、增链、用链，运用食安码贯穿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推进“一码统管”，构建食品全链条数字化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以“浙品码”为核心的质量安全闭环追溯体系，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治理场景。
——推进投诉举报处置提能提效。出台网络平台投诉举报处置工作指导意见，强化大型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提升消费纠纷源头处置能力。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作用，在重点行业、主要商圈、核心街区设立维权联络（服务）站（点）。探索建立联络（服务）站（点）星级化分类标准，分级分类抓好维权联络（服务）站（点）管理，推进消费纠纷不出商圈、不出街区、不出村。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加强社会第三方机构和大型企业的消费维权能力建设，拓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新渠道。
——持续引领“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继续推进异地异店无理由退换货，全年创建不少于500家异地异店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大力推广实施省级乡村放心消费建设标准，在全省打造200个左右放心消费乡村，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1个放心消费乡村特色精品。建立健全一体化机制，完善长三角区域消费投诉举报协作平台和数据共享应用机制，策划组织长三角一体化消费维权联合行动。
——推动消费环境除险保安。全力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物防和商超、专业市场进口商品物防工作，落实专业市场、农批和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四个一律”“三个到位”的管控要求，严格抓好防疫产品、药械、疫苗等质量安全和市场价格秩序监管。切实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的民心工程，守好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加强重点行业和民生关切领域各项日常监管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夯实基层消费维权工作基础。建立健全重大活动安全保障机制，实行重点隐患整改销号，全力保障杭州亚运、亚残运会顺利召开。（记者：赵鹏、通讯员：市闻）
2022年1月4日18：00（星期二），由我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以下简称“JETRO”）携手日本名门酒会于小山日本料理（新天地店）举办的主题为[羞嗒嗒]“烧酎百味·探索烧酎配餐的魅力”的讲座暨品鉴会在阵阵好评中完美收官！
本次活动，由专业讲座和试饮试吃环节组成，并有⚡富士山日料、⚡炉匠、⚡上海无敌家等14家日料餐厅负责人莅临现场，更加荣幸的是，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宮本领事以及JETRO上海事务所高岛部长也亲临品鉴会现场。
专业讲座将烧酒市场、分类、原料、酿造、搭配等干货知识向各位嘉宾娓娓道来，呈现了一系列惊喜连连的味蕾与文化之旅[微笑趣泡]。试饮试吃环节则针对芋烧酒（五代、云海木挽黑曲）、荞麦烧酒（那由多之刻、爷爷的细语）、大麦烧酒（挚友、绫本格烧酒）这6款酒品都专门开发了佐酒配菜，每一道都精致可口、匠心独运，充分展现了日本烧酒的魅力。
活动最后，来宾们在现场互换意见，意犹未尽，部分日料店代表也有意向将烧酒引入自家酒水单中，让广大食客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与接触烧酒。[求关注]JETRO在今后也会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日本铭柄，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加油][加油][加油]
#日本[超话]##酒##日本酒##烧酒##美食#
本次活动，由专业讲座和试饮试吃环节组成，并有⚡富士山日料、⚡炉匠、⚡上海无敌家等14家日料餐厅负责人莅临现场，更加荣幸的是，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宮本领事以及JETRO上海事务所高岛部长也亲临品鉴会现场。
专业讲座将烧酒市场、分类、原料、酿造、搭配等干货知识向各位嘉宾娓娓道来，呈现了一系列惊喜连连的味蕾与文化之旅[微笑趣泡]。试饮试吃环节则针对芋烧酒（五代、云海木挽黑曲）、荞麦烧酒（那由多之刻、爷爷的细语）、大麦烧酒（挚友、绫本格烧酒）这6款酒品都专门开发了佐酒配菜，每一道都精致可口、匠心独运，充分展现了日本烧酒的魅力。
活动最后，来宾们在现场互换意见，意犹未尽，部分日料店代表也有意向将烧酒引入自家酒水单中，让广大食客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与接触烧酒。[求关注]JETRO在今后也会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日本铭柄，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加油][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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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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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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