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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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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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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