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完本月最后一个航班，对我而言这个月就结束了~
平时给家里人买礼物挺随意的，一般也不会专门挑日再买，然鹅本月父亲节家属的暗箱操作，怎么有种被内卷的感觉
妹妹吱吱呀呀学语晃晃悠悠学走路的样子有在认真记录
下午飞回来赖在沙发上，妹妹扶着沙发走过来我以为她在示意我她在吃蓝莓，我表示知道了她还在举着碗里最后一颗嗯嗯朝我，我才反应过来她想给我吃，我起身吃了她小手指捏住的蓝莓，她拍了拍手冲我笑！艾玛我瞬间化了..女鹅的可爱贴心已经开始了吗，我还没有准备好诶！[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平时给家里人买礼物挺随意的，一般也不会专门挑日再买，然鹅本月父亲节家属的暗箱操作，怎么有种被内卷的感觉
妹妹吱吱呀呀学语晃晃悠悠学走路的样子有在认真记录
下午飞回来赖在沙发上，妹妹扶着沙发走过来我以为她在示意我她在吃蓝莓，我表示知道了她还在举着碗里最后一颗嗯嗯朝我，我才反应过来她想给我吃，我起身吃了她小手指捏住的蓝莓，她拍了拍手冲我笑！艾玛我瞬间化了..女鹅的可爱贴心已经开始了吗，我还没有准备好诶！[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上里古镇，南顾北望里的不老声色】在我想来，一座城市的名字能让人在千城一面的时代里眼前一亮，大多是一种巧合。一座城的名字能够名副其实，与内在的特质一致，当属凤毛麟角了。
雅安就是这样的地方。于我来说，那里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都是诗画。那么那些山水里的光阴又以哪一种速度流淌呢？
我一时读不透雅安那么多诗画之地，也无法在短时间里全部感受雅女雅雨的风情，更遑论那长达两百公里的“蜀身毒道”。可走进那传说中的财源聚宝之地——上里古镇，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我的印象里，古镇都是远离城市的净土。青山、田畴、流水，饱经沧桑的四合院，阳光里安详的老人，还有牌坊、拱桥、老树……都是一个个优美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凿开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时空隧道。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上里古镇，都可轻易地调整好姿态。
阳光刚露了头，我的脚步就踏进了古镇。还没有走上几步，一下就惊呆了。这是哪里，怎么户户还枕着水声睡？
陇西、雅龙二水把古镇呵护在怀里。古镇还没有醒，水声刚刚为古镇做好了梳妆的前奏。一道清溪，一条街道，就丰满起了一座古镇底蕴。
清水溪，是一个纯朴的名称。主街沿河畔，自下而上，层层石级延伸不久，再侧伸出两条横街。清一色的吊脚楼，逐水而生。“井”字布局，源于取之不竭的含义。沿水次第散开的老式铺面，在水声里悄悄撩开了面纱。置身巷中，两旁青瓦相对，那些瓦当想把阳光盛起来留在檐上，可阳光还是从墙壁上偷偷溜下。
高低错落的木制建筑，与城市的钢筋水泥故意唱着反调。用千百年来的传承，与现代文明一较高下。木屋青瓦、小桥流水……把我的手抓得牢牢的。我的方向只有一个，向着历史深处。
阳光下，巷中的青石板由暗转亮，将我的古镇情怀一下晾了起来。木屋挑檐上的灯笼，精神了一个夜晚，仍然抖擞着。我总是疑惑，这样的风景里，喧嚷和拥趸会不会与江南古镇一致？
太阳又高了一点。接二连三地的起床声，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夹杂在流水声里，像是替一首小夜曲圈着休止符。溪流与街道，老屋与人，成了可用铅笔勾勒的线条。没有对白，简洁而自然。一天才真正开始，这里的节奏似乎就慢了半拍。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唐突了，古镇醒来说不定就与我的脚步有关。
古镇最容易打开怀旧的闸门。
绕过一个大风车，趟过最窄处只有两米多的街道，就到了小镇中心——古戏台。而今已是茶铺。阳光四处绕着，寻觅落下的通道。站在戏台前，明暗或现。人生如戏，既是演员又是看客。咕噜咕噜的煮茶声里，历史里的沧桑从茶壶边，到木制的桌子上，再到竹制的藤椅里被慢慢撵走。古镇的诱人，在于自然却又无处不在的恬静。这恬静就停在溪边，悬在屋檐，落在壁上。
阳光从天井与街道上洒下，古镇完全醒了。不到一个时辰，再走进院子，感觉别有洞天。妇人的笑脸，孩子的嚷饿声，老人念报声，是最常见的风景。
这里曾是一处重要驿站，从临邛古道进入的客商，打马歇脚之后，又精力充沛地踏上征程。边茶关隘和茶马司的建筑已湮灭在岁月的灰尘里。可古镇，河流却一直在着。现在还有叫“茶马古道驿站”的旅馆，它恰似一扇通向历史的大门。注视这个招牌久了，好像就可走入千百年前的客栈。还有一个叫“藏茶博物馆”的院子，陈列一些与川茶输藏有关的介绍和实物。这些有关茶马古道遗迹的院落有些冷清，只有烟火为柱子染着墨色，阳光再时常来光顾一下。
古镇犹如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彩画。它只有在过了早晨，才散发出历史的厚重和朦胧的美感，展现出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走过这里，自己好像被过滤了一遍。不须敛声静息，也会发觉自己沉进了风景。
山雀的歌声此起彼伏。我的脚步逐着阳光下的影子，一步一步踩过去，老街的尽头就到了。算不得古的大树，浓荫匝地。薄雾缠绕起远处的青山，似刚出浴的少女，素装淡抹，给人一种神秘却又安静的感觉。
河水来到古镇，敛去了野性，像一首吟诵千年的诗词，从激情澎湃降为低声细语。阳光照着古桥，于水中倒映，同远处的景物构成一幅意境悠远的风光图。
镇西的水磨坊，是陇西河留给上里人缅怀的纪念，更是为过客的我，留下一个可以任意转动的想象空间。
于古镇来说，清水从连片的红石板上流去，从未在意外部的世界。桥是挂在颈上的玉环，必不可少的，否则简约的风景就不协调了。
二仙桥远一点的地方，高而陡的石拱凌空而起。一条老得快欲散架的木船泊于桥孔下，不为等待也不为载客，只给人一个虚拟的方向。桥边有一座石碑，告诉人这座桥的前世今生。石桥古老而历尽沧桑，不能不让人感慨。上里的八座古桥，说不出有多少个年头了，只冲着它们斑驳的纹路，遍生的蓬蒿藤蔓，已知有些根本了。
芸芸众生，由此来往，不仅是韩家银子、杨家顶子、陈家谷子、张家棍子、许家女子的众生相，官场、情场、生意场、田园都关联起来了。整个社会都与这些古桥有撇不清的关系。各有千秋的家史，耐人寻味的故事，由桥一一拾起。
与繁华的江南古镇相比，上里多少透些土气，不像周庄的水过于妩媚，不像丽江的水会忧郁，只在一派川西民居风格的寂静中流淌着。文化多了，杂念也就多了，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了。在山水掩映中的田园里出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里，很轻易的。
一吻千百年的石雕，令人拍案叫绝。矗立于沃野之上的“双节坊”，抬起头来，顶着蓝天。于它来说，一个日子，一百个日子都这样，总是与沉默有关。褒扬也好，挣门面也罢，个中荣耀与苦涩，只有当事者与后辈们才会真实感知。在上里，这样的建筑还有多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寄托的事物却是有生命的。它把鲜活的生命与真实的人生记录下来，常让无数人陷入史海沉钩的忙碌里。
十八座孤立于西岸的圆形山丘，坐落于阡陌田畴里，面对“观音峰”。阳光斜斜地照着。“十八罗汉拜观音”因而得名。它是上里最庄严神圣的自然景观。大概在任何一个地方，山水人物的信仰都需要寄托的。
一个转身似乎跨了千年。阳光过了头顶，我去了镇东北的白马泉。它隐于一条沟谷之中，不显山露水的。泉池可见串串珍珠般的气泡逸出，像马蹄轻微的哒哒声，仿佛时光就是在这些声音里走散的。
老屋掩隐在古柏下，古柏又走进了夕阳下面的山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断断续续的关门声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响亮，接二连三的灯火又开始软起了夜的筋骨。在河水的吟唱声中，古镇开始打起了哈欠。
夜色卷起画卷，先睡了。漏了的水声在外面叮咚着。它一定是在洗着白天剩下的红尘。
文字：黄爱华（江苏） 图片：戴国宏
雅安就是这样的地方。于我来说，那里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都是诗画。那么那些山水里的光阴又以哪一种速度流淌呢？
我一时读不透雅安那么多诗画之地，也无法在短时间里全部感受雅女雅雨的风情，更遑论那长达两百公里的“蜀身毒道”。可走进那传说中的财源聚宝之地——上里古镇，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我的印象里，古镇都是远离城市的净土。青山、田畴、流水，饱经沧桑的四合院，阳光里安详的老人，还有牌坊、拱桥、老树……都是一个个优美的画面。所有这一切，凿开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时空隧道。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上里古镇，都可轻易地调整好姿态。
阳光刚露了头，我的脚步就踏进了古镇。还没有走上几步，一下就惊呆了。这是哪里，怎么户户还枕着水声睡？
陇西、雅龙二水把古镇呵护在怀里。古镇还没有醒，水声刚刚为古镇做好了梳妆的前奏。一道清溪，一条街道，就丰满起了一座古镇底蕴。
清水溪，是一个纯朴的名称。主街沿河畔，自下而上，层层石级延伸不久，再侧伸出两条横街。清一色的吊脚楼，逐水而生。“井”字布局，源于取之不竭的含义。沿水次第散开的老式铺面，在水声里悄悄撩开了面纱。置身巷中，两旁青瓦相对，那些瓦当想把阳光盛起来留在檐上，可阳光还是从墙壁上偷偷溜下。
高低错落的木制建筑，与城市的钢筋水泥故意唱着反调。用千百年来的传承，与现代文明一较高下。木屋青瓦、小桥流水……把我的手抓得牢牢的。我的方向只有一个，向着历史深处。
阳光下，巷中的青石板由暗转亮，将我的古镇情怀一下晾了起来。木屋挑檐上的灯笼，精神了一个夜晚，仍然抖擞着。我总是疑惑，这样的风景里，喧嚷和拥趸会不会与江南古镇一致？
太阳又高了一点。接二连三地的起床声，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夹杂在流水声里，像是替一首小夜曲圈着休止符。溪流与街道，老屋与人，成了可用铅笔勾勒的线条。没有对白，简洁而自然。一天才真正开始，这里的节奏似乎就慢了半拍。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唐突了，古镇醒来说不定就与我的脚步有关。
古镇最容易打开怀旧的闸门。
绕过一个大风车，趟过最窄处只有两米多的街道，就到了小镇中心——古戏台。而今已是茶铺。阳光四处绕着，寻觅落下的通道。站在戏台前，明暗或现。人生如戏，既是演员又是看客。咕噜咕噜的煮茶声里，历史里的沧桑从茶壶边，到木制的桌子上，再到竹制的藤椅里被慢慢撵走。古镇的诱人，在于自然却又无处不在的恬静。这恬静就停在溪边，悬在屋檐，落在壁上。
阳光从天井与街道上洒下，古镇完全醒了。不到一个时辰，再走进院子，感觉别有洞天。妇人的笑脸，孩子的嚷饿声，老人念报声，是最常见的风景。
这里曾是一处重要驿站，从临邛古道进入的客商，打马歇脚之后，又精力充沛地踏上征程。边茶关隘和茶马司的建筑已湮灭在岁月的灰尘里。可古镇，河流却一直在着。现在还有叫“茶马古道驿站”的旅馆，它恰似一扇通向历史的大门。注视这个招牌久了，好像就可走入千百年前的客栈。还有一个叫“藏茶博物馆”的院子，陈列一些与川茶输藏有关的介绍和实物。这些有关茶马古道遗迹的院落有些冷清，只有烟火为柱子染着墨色，阳光再时常来光顾一下。
古镇犹如一幅墨迹未干的水彩画。它只有在过了早晨，才散发出历史的厚重和朦胧的美感，展现出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走过这里，自己好像被过滤了一遍。不须敛声静息，也会发觉自己沉进了风景。
山雀的歌声此起彼伏。我的脚步逐着阳光下的影子，一步一步踩过去，老街的尽头就到了。算不得古的大树，浓荫匝地。薄雾缠绕起远处的青山，似刚出浴的少女，素装淡抹，给人一种神秘却又安静的感觉。
河水来到古镇，敛去了野性，像一首吟诵千年的诗词，从激情澎湃降为低声细语。阳光照着古桥，于水中倒映，同远处的景物构成一幅意境悠远的风光图。
镇西的水磨坊，是陇西河留给上里人缅怀的纪念，更是为过客的我，留下一个可以任意转动的想象空间。
于古镇来说，清水从连片的红石板上流去，从未在意外部的世界。桥是挂在颈上的玉环，必不可少的，否则简约的风景就不协调了。
二仙桥远一点的地方，高而陡的石拱凌空而起。一条老得快欲散架的木船泊于桥孔下，不为等待也不为载客，只给人一个虚拟的方向。桥边有一座石碑，告诉人这座桥的前世今生。石桥古老而历尽沧桑，不能不让人感慨。上里的八座古桥，说不出有多少个年头了，只冲着它们斑驳的纹路，遍生的蓬蒿藤蔓，已知有些根本了。
芸芸众生，由此来往，不仅是韩家银子、杨家顶子、陈家谷子、张家棍子、许家女子的众生相，官场、情场、生意场、田园都关联起来了。整个社会都与这些古桥有撇不清的关系。各有千秋的家史，耐人寻味的故事，由桥一一拾起。
与繁华的江南古镇相比，上里多少透些土气，不像周庄的水过于妩媚，不像丽江的水会忧郁，只在一派川西民居风格的寂静中流淌着。文化多了，杂念也就多了，简单的事情也会变得复杂了。在山水掩映中的田园里出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里，很轻易的。
一吻千百年的石雕，令人拍案叫绝。矗立于沃野之上的“双节坊”，抬起头来，顶着蓝天。于它来说，一个日子，一百个日子都这样，总是与沉默有关。褒扬也好，挣门面也罢，个中荣耀与苦涩，只有当事者与后辈们才会真实感知。在上里，这样的建筑还有多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寄托的事物却是有生命的。它把鲜活的生命与真实的人生记录下来，常让无数人陷入史海沉钩的忙碌里。
十八座孤立于西岸的圆形山丘，坐落于阡陌田畴里，面对“观音峰”。阳光斜斜地照着。“十八罗汉拜观音”因而得名。它是上里最庄严神圣的自然景观。大概在任何一个地方，山水人物的信仰都需要寄托的。
一个转身似乎跨了千年。阳光过了头顶，我去了镇东北的白马泉。它隐于一条沟谷之中，不显山露水的。泉池可见串串珍珠般的气泡逸出，像马蹄轻微的哒哒声，仿佛时光就是在这些声音里走散的。
老屋掩隐在古柏下，古柏又走进了夕阳下面的山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断断续续的关门声在夕阳的余晖里格外响亮，接二连三的灯火又开始软起了夜的筋骨。在河水的吟唱声中，古镇开始打起了哈欠。
夜色卷起画卷，先睡了。漏了的水声在外面叮咚着。它一定是在洗着白天剩下的红尘。
文字：黄爱华（江苏） 图片：戴国宏
【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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