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天津会师地金汤桥两岸建成的会师公园，是市民深入了解革命历史的另一去处。纪念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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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天津：从胜利走向幸福】“近代中国看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红色旅游资源丰富。“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中，天津有两条线路入选，分别是“平津战役·走向胜利”和“生态蓟州·田园如诗”精品线路。走进其中，革命年代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解放战争前沿阵地的硝烟烽火、改革开放后乡村面貌的天翻地覆浮现眼前，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图景。

新天津从这里走来

“平津战役·走向胜利”线路包含天津市和平区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河北区金汤桥会师公园（平津战役胜利会师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这条线路囊括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场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天津人民开展艰苦卓绝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历程。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为里巷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中的一个院落。它曾是中共中央北方局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在天津的办公驻地，也是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居住过的地方。纪念馆展览内容主要包括图片展、实物陈列和复原两部分。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是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建立的第一个领导机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诞生地。纪念馆共3层6个展室，400余件历史照片和文物生动翔实地展示了天津地方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并逐渐发展壮大的革命成长史，真实记录了五四运动前到改革开放后，天津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天津富强所做的牺牲、努力及所取得的成绩。该馆也是天津市唯一的地方党史展馆。

在解放天津会师地金汤桥两岸建成的会师公园，是市民深入了解革命历史的另一去处。放射状的绿地以金汤桥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汇聚。草坪上安放着“会师”题材的解放军雕塑以及坦克、野战炮实物，让人联想到战火硝烟的前线。

建成于1906年的金汤桥是天津现存最早的大型铁桥之一，桥名金汤取“固若金汤”之意。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面对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系统，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组建东西两个突击集团，同时向金汤桥挺进。天津市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处赵风俊介绍说，这金汤桥就是“拦腰斩断”中的“腰”。

1949年1月15日凌晨2时左右，解放军东线部队突破到金汤桥附近。凌晨5时30分，解放军西线部队全面攻占金汤桥西侧，并与东线部队在金汤桥上胜利会师。从此，金汤桥成为天津解放的标志性建筑。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平津道的平津战役纪念馆，详细介绍了这段历史。今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全面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在7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改陈后的平津战役纪念馆基本陈列由序厅、战役决策、战役实施、人民支前、英烈业绩和伟大胜利6部分组成。展陈面积、展线长度和文物陈列数量较之前都有大幅度增加。“此次改陈，平津战役纪念馆馆藏珍贵文物几乎倾囊展出，展厅内文物陈列数量多达3500件，比之前增加近千件。”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王培军介绍，“文物展示也由原来的平铺摆设改为立体展示，便于观众多方位、多角度参观展品。”开馆20多年来，该馆共接待中外游客2500多万人次，成为人们了解平津战役历史的重要窗口。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天津水上公园风景区，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国家一级博物馆。主展厅内有周恩来生平展“人民总理周恩来”、邓颖超专题展“邓颖超——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西花厅专题陈列厅设有复原陈列和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专机陈列厅陈列着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伊尔—14型678号专机，为国家二级文物。

“两山理论”的基层实践

“生态蓟州·田园如诗”线路完整展示了蓟州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沿线常州村、毛家峪村、小穿芳峪村等一村一景，乡野情趣浓厚。位于线路终点的芳峪镇东水厂村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冀东军区的后方根据地，红色资源丰富，革命烈士包森和冀东抗日军队伤员曾在此养伤。游客沿此路线游览，不仅可欣赏到蓟州原汁原味的乡野美景，还能在红色遗迹间感悟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搞乡村旅游，既是为了保护环境，也是因为咱老百姓‘穷则思变’。”蓟州区下营镇常州村村支书王宝义回忆。下营镇是抗战时期冀热辽军区所在地，位于天津最北端的常州村，村名就来源于抗战时期八路军电台的呼号。20多年前，有几位老八路想回来看看，没想到这个乡镇竟然连住宿都安排不了。“没办法，乡亲们都太穷了。”万般无奈，镇里安排了七床新棉被，打扫干净一间旧庙，请老人们将就了一宿。“那时候就想着有没有可能让村民自己干个歇脚的地方。”王宝义说。1994年，王宝义请来专家对常州村能否发展旅游业进行调研，村民高翠莲二话没说，背上100多斤重的水和干粮就跟着上山了。“专家们夸咱这九山顶风景好，我就琢磨着自己能干点儿啥。现在回过头看，真应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当年“五一”，九山顶风景区正式开业。看到景区附近没有住宿的地方，高翠莲萌生了创办农家院的想法。顶着压力，高翠莲东家西家借来3000元钱，改造了家里的五间瓦房，买桌椅、做被褥、改厕所，整整忙活了一个月。“当时穷成那样，也没想着多豪华，就想着别太寒碜，添置点东西能接待客人吧。”1994年6月1日，高翠莲的农家院开张了，这也是天津的第一家农家院，大灶台、土炕，最多住12人，连吃带住一天25元钱。这一年，高翠莲家收入1万多元，“这可是过去家里六七年的收入。”

如今的常州村九山顶景区，村里建有冀东“抗日边区食堂”，向广大游客免费提供“山野八宝粥”，还经常组织“九山顶抗日根据地故事会”“抗日歌咏比赛”“推碾子、轧公粮比赛”“推车担担、牵羊送公粮比赛”等红色旅游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

自1994年首个农家院开业以来，蓟州区乡村旅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目前已发展到15个重点旅游乡镇，拥有2008户农家院、上百家民宿，接待床位近6万张，乡村旅游直接从业人员达2万人，旅游市场火爆。2019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了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蓟州区郭家沟、西井峪、小穿芳峪等12个村入选。近年来，蓟州区的农家院和民宿每到双休日或节假日都一房难求，很多都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

岁月荏苒，转瞬百年，两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天津的过去与现在，向八方来客讲述着动人的天津故事。https://t.cn/A6Ilc4Da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