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教考院:目前没发现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勾结的证据】#甘肃教考院称未发现监考老师和作弊学生勾结证据# “法制日报”微信公众号8日消息,今年高考期间,甘肃一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社交群寻求解答一事引发社会高度关注。6月8日上午,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报称,经公安机关迅速侦查查明,系考中作弊,不存在考前泄题。
《法治日报》记者今天(8日)采访了多位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致认为,该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使用手机拍摄试卷、上传网络寻求解答,三个环节均未被及时发现且未受信号屏蔽,有悖常理。
受访专家表示,必须查清事实、严肃追责、堵住漏洞,加强考场监管、严肃考风考纪,不断完善考场纪律,让高考不负每一位考生,不负全社会的期待。
按照上述通报,考生系考中作弊。据公开报道,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目前涉事学生正按照相应事实进行认定,认定后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该考生数学成绩无效,同时将无法再参加后续高考考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本次认定为作弊事件符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生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违反了考试公平原则,应当认定为作弊行为。考生将试题传入聊天群,符合试图获取试题答案的情形认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分析。
周详告诉记者,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考场、考务、信息发布工作都有统一准备和安排,设立标准化考场,考生哪怕没有作弊行为,只是未按照规定存放手机或携带手机进入考场的,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是违纪行为。
“高考制度具有严肃性,违反考试公平将影响高考制度的权威性,也侵犯了其他考生的公平考试权和公平录取权,是对广义受教育权的侵犯。”周详进一步分析说,考生违反考场纪律,应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有作弊行为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情节严重的,可同时给予其停考1年至3年的处罚。
考生作弊自然会被严惩,但手机如何带进考场的、拍照为何没被发现、上传网络怎么没被屏蔽等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考生作弊手段“太高明”,还是存在里应外合的情况,如果是后者,不同主体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教育考试院也在结合相应的事实进行调查,认定事实后会对监考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目前没有发现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存在勾结的证据。
一位多次参与高考监考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按照监考流程,考生在进入考点时,都会有专人用安检扫描仪对学生进行扫描,检查学生是否携带了违规物品。进入考场教室前,监考老师会提醒学生把包和其他不需要的物品放在教室外专门的存包处。在考场内,会有一前一后两名监考老师,随时关注考生的情况。
“从考试纪律的角度来说,监考老师应当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禁止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如果监考老师非疏忽大意而是和考生合作,故意让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作弊,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说。
对于拍照后上传网络、信号没被屏蔽的问题,多位专家直言,需要进一步查明,是技术问题,还是人为原因。周详认为,屏蔽手机信号只是一种简单的防范措施,并不能防止所有的作弊行为,特别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作弊手段更难防范,且考生的作弊行为本身就具有隐秘性,不能因为出现了作弊行为就直接对工作人员进行处理,需要考察其职责范围和具体行为。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告诉记者,从《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规范(暂行)》等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来看,它规定了标准化的考场应当具有防范现代科技手段作弊的相关检查、检测设备或手段,以及对干扰考试正常进行的信号防范和阻断的设备的责任;规定了系统管理员应当接受相关技术培训和考核,熟练掌握无线信号屏蔽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方法,在考前做好设备检查调试安装工作,并确保稳定运行的责任;规定了监考员严格执行考试程序,维护考场秩序,在考生入场时进行违规物品拦截检查和检测的责任。上述三种责任的规定构成了一个针对违禁物品管理的完整闭环。
“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闭环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则考生几乎没有可能携带手机入场。而此次发生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的事件,说明当地在考场管理中存在漏洞,监考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难免有疏忽大意、未能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之嫌疑。”蔡海龙说。
实际上,在2021年高考期间,湖北也曾发生过类似学生作弊的情况。专家表示,在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等技术设备已普遍应用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利用手机进行作弊的行为,应当深入总结教训,摸清楚究竟是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提高技术防范水平,及时补上考场的安全漏洞。
据悉,甘肃考生作弊事件发生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已再次向各地教育考试机构提出要求,进一步加强后续考试的考场监管,严肃考风考纪,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对此,受访专家表示,教育部对本次事件的迅速调查和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也极为重要。目前高考仍在进行,及时将权威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有助于打消社会疑虑,安抚广大考生的情绪,维护考试秩序。
“调查结果出来后,追责是必须的。对监考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法律培训,让他们知道各种行为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考生管理方面,需要加强考生的诚信教育,将高考纳入社会诚信档案,实现信息全网联动。”姚金菊说。
周详说,监考人员需要认真履行监考工作职责,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立即停止监考工作,并由教育考试机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如果参与作弊,乃至有组织犯罪以及利用考试作弊牟利等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蔡海龙看来,“依法治考”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立法步伐,研究制定考试法。虽然教育法、刑法等都有包含教育考试的相关条款,但其内容主要针对是考试违规情况的处理,未能就教育考试的全部流程形成系统的法律规范。现代社会的考试活动涉及越来越多的关系、活动和人员。高科技、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应用,有组织作弊行为的出现,也在进一步增加考试组织和管理的难度。
为了提高国家教育考试的严肃性、规范性、权威性,确保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蔡海龙认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考试法,以法律的形式来对中央和地方各级考试机构的地位、作用及相关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从命题、报名、考试、录取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违规或腐败现象进行预先干预和防范并且规定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依法治考”。(观察者网)
《法治日报》记者今天(8日)采访了多位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致认为,该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使用手机拍摄试卷、上传网络寻求解答,三个环节均未被及时发现且未受信号屏蔽,有悖常理。
受访专家表示,必须查清事实、严肃追责、堵住漏洞,加强考场监管、严肃考风考纪,不断完善考场纪律,让高考不负每一位考生,不负全社会的期待。
按照上述通报,考生系考中作弊。据公开报道,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目前涉事学生正按照相应事实进行认定,认定后会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该考生数学成绩无效,同时将无法再参加后续高考考试。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本次认定为作弊事件符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考生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违反了考试公平原则,应当认定为作弊行为。考生将试题传入聊天群,符合试图获取试题答案的情形认定。”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周详分析。
周详告诉记者,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考场、考务、信息发布工作都有统一准备和安排,设立标准化考场,考生哪怕没有作弊行为,只是未按照规定存放手机或携带手机进入考场的,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是违纪行为。
“高考制度具有严肃性,违反考试公平将影响高考制度的权威性,也侵犯了其他考生的公平考试权和公平录取权,是对广义受教育权的侵犯。”周详进一步分析说,考生违反考场纪律,应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有作弊行为的,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情节严重的,可同时给予其停考1年至3年的处罚。
考生作弊自然会被严惩,但手机如何带进考场的、拍照为何没被发现、上传网络怎么没被屏蔽等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考生作弊手段“太高明”,还是存在里应外合的情况,如果是后者,不同主体又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教育考试院也在结合相应的事实进行调查,认定事实后会对监考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目前没有发现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存在勾结的证据。
一位多次参与高考监考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按照监考流程,考生在进入考点时,都会有专人用安检扫描仪对学生进行扫描,检查学生是否携带了违规物品。进入考场教室前,监考老师会提醒学生把包和其他不需要的物品放在教室外专门的存包处。在考场内,会有一前一后两名监考老师,随时关注考生的情况。
“从考试纪律的角度来说,监考老师应当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禁止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如果监考老师非疏忽大意而是和考生合作,故意让考生携带手机进入考场作弊,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说。
对于拍照后上传网络、信号没被屏蔽的问题,多位专家直言,需要进一步查明,是技术问题,还是人为原因。周详认为,屏蔽手机信号只是一种简单的防范措施,并不能防止所有的作弊行为,特别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作弊手段更难防范,且考生的作弊行为本身就具有隐秘性,不能因为出现了作弊行为就直接对工作人员进行处理,需要考察其职责范围和具体行为。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告诉记者,从《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规范(暂行)》等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来看,它规定了标准化的考场应当具有防范现代科技手段作弊的相关检查、检测设备或手段,以及对干扰考试正常进行的信号防范和阻断的设备的责任;规定了系统管理员应当接受相关技术培训和考核,熟练掌握无线信号屏蔽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故障排除方法,在考前做好设备检查调试安装工作,并确保稳定运行的责任;规定了监考员严格执行考试程序,维护考场秩序,在考生入场时进行违规物品拦截检查和检测的责任。上述三种责任的规定构成了一个针对违禁物品管理的完整闭环。
“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个闭环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则考生几乎没有可能携带手机入场。而此次发生考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的事件,说明当地在考场管理中存在漏洞,监考人员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难免有疏忽大意、未能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之嫌疑。”蔡海龙说。
实际上,在2021年高考期间,湖北也曾发生过类似学生作弊的情况。专家表示,在金属探测仪、信号屏蔽器等技术设备已普遍应用的情况下,依然发生了利用手机进行作弊的行为,应当深入总结教训,摸清楚究竟是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提高技术防范水平,及时补上考场的安全漏洞。
据悉,甘肃考生作弊事件发生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已再次向各地教育考试机构提出要求,进一步加强后续考试的考场监管,严肃考风考纪,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对此,受访专家表示,教育部对本次事件的迅速调查和及时回应值得肯定,也极为重要。目前高考仍在进行,及时将权威调查结果公之于众,有助于打消社会疑虑,安抚广大考生的情绪,维护考试秩序。
“调查结果出来后,追责是必须的。对监考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法律培训,让他们知道各种行为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考生管理方面,需要加强考生的诚信教育,将高考纳入社会诚信档案,实现信息全网联动。”姚金菊说。
周详说,监考人员需要认真履行监考工作职责,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将立即停止监考工作,并由教育考试机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如果参与作弊,乃至有组织犯罪以及利用考试作弊牟利等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蔡海龙看来,“依法治考”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立法步伐,研究制定考试法。虽然教育法、刑法等都有包含教育考试的相关条款,但其内容主要针对是考试违规情况的处理,未能就教育考试的全部流程形成系统的法律规范。现代社会的考试活动涉及越来越多的关系、活动和人员。高科技、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的应用,有组织作弊行为的出现,也在进一步增加考试组织和管理的难度。
为了提高国家教育考试的严肃性、规范性、权威性,确保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蔡海龙认为有必要制定专门的考试法,以法律的形式来对中央和地方各级考试机构的地位、作用及相关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从命题、报名、考试、录取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违规或腐败现象进行预先干预和防范并且规定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依法治考”。(观察者网)
【研究:2岁前尽量避免接触,过度屏幕暴露影响儿童认知发育】#儿童2岁前尽量避免接触屏幕# 据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网站6月7日消息,6日,国际权威期刊JAMA Pediatrics在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在线发布了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江帆教授团队关于屏幕暴露影响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成果,该学术期刊在全球儿童健康研究领域排名第一。
江帆教授团队长期从事生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覆盖10省市、超过22万名儿童的生活方式及健康发展研究队列(SCHEDULE队列)。本研究数据来源于SCHEDULE出生队列,该队列建立于2012年,参与者从母亲孕晚期开始进入研究,至今已经随访至儿童10岁。通过这些儿童的数据追踪,阐明了婴幼儿生命早期屏幕暴露不同轨迹对认知发育的影响规律。
随着电视以及手机、平板等各种电子设备全面进入千家万户,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现有指南不推荐18月龄以下年幼儿童接触屏幕,但项目研究组前期通过SCHEDULE学龄前队列数据研究,发现在上海有76%的孩子在2岁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屏幕,而24%的儿童在1岁以前就开始与家长一起被动看电视,同时很多家长也把手机作为哄孩子的工具,利用手机里面的动画片、游戏吸引逗引孩子。除了接触屏幕年龄越来越小以外,屏幕暴露的时间也令人堪忧,以刚进入幼儿园的3岁儿童为例,其每日平均屏幕时间已经高达2小时50分钟,78.6%的儿童屏幕时间超过了每天1小时的指南推荐标准。不仅在中国,屏幕暴露过多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同样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屏幕时间超标比例达到85%,而澳大利亚儿童也达到74%,可见屏幕暴露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过多和过早接触屏幕会对儿童早期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晰,使得这一问题的防控策略也难以完善。本研究从母孕晚期开始,对婴幼儿进行了长达持续6年以上的持续追踪研究,从儿童出生后6个月开始,分别在9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48月龄和72月龄评估儿童日均屏幕使用时间以及屏幕暴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定期对儿童认知发育、语言以及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定期评估。本研究是全球目前最为系统、在生命早期追踪密度最大的屏幕暴露研究,而且在基线测量和控制变量方面实施尤为严谨。
研究结果发现,6岁以内儿童的屏幕暴露随年龄增长主要有三种轨迹特征:有一组儿童是6岁以内屏幕暴露“持续较低”,另一组儿童表现为“早期增长”特征;还有一组表现为“后期增长”特征。对这三组儿童的发育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基线(刚出生后)时,三组婴儿无论是发育水平(贝利诊断性发育评估工具测量)还是气质类型都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之后不同的屏幕暴露轨迹影响下,三组儿童在6岁时的认知功能(韦氏智力量表测量)和心理行为问题出现了显著差异。以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作为参照标准,“早期增长组”总智商水平减少6.7分,而“后期增长组”减少8.2分;其中“后期增长组”的语言理解和知觉推理显著更低,而“早期增长组”的认知熟练分数更容易受到影响,可下降10.6分(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指数分别下降11.3分和8.0分)。而在心理行为方面,相较于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早期增长组”儿童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明显增加,尤其是多动与注意力不足方面受损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6岁以内每天屏幕暴露始终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其认知心理发展水平相对是最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早期就出现较多屏幕暴露,即使后来屏幕暴露有所下降,仍然可以对儿童产生显著不良影响。这是由于婴幼儿,尤其是三岁以内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真实世界丰富的环境刺激下,儿童对此的积极认知处理会使大脑前皮层和各脑区的功能进行迅速连接,从而形成认知控制所需的网络。但对于电视这类电子产品,儿童大脑所采取的策略是被动处理,长期暴露在这种屏幕刺激下,会导致认知控制网络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有研究发现即使是下载量较高的教育类软件,也充斥着大量分散注意力的广告和动画,而能模拟人际社交互动和提供良好认知刺激的却很少。因此在0-3岁期间过度屏幕暴露会影响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影响总智商水平以及注意力发展,并导致多动行为增多。而3岁以后屏幕暴露显著增高的儿童,其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知觉推理能力,这很可能是因为该组儿童在3-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日4小时的屏幕接触时间,这些屏幕活动占用了父母与儿童共同开展优质亲子活动(如阅读和玩耍)的时间。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电子设备渗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的走近了大脑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儿童。我们既要利用好新技术助力儿童发展与教育,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及过早暴露屏幕对儿童脑智发育的影响。结合现有的屏幕暴露指南,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的提示家长,应尽量避免让2岁前,尤其是18月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而2岁以后儿童屏幕暴露时间也应该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
江帆教授团队长期从事生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系列研究,建立了覆盖10省市、超过22万名儿童的生活方式及健康发展研究队列(SCHEDULE队列)。本研究数据来源于SCHEDULE出生队列,该队列建立于2012年,参与者从母亲孕晚期开始进入研究,至今已经随访至儿童10岁。通过这些儿童的数据追踪,阐明了婴幼儿生命早期屏幕暴露不同轨迹对认知发育的影响规律。
随着电视以及手机、平板等各种电子设备全面进入千家万户,儿童接触电子屏幕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尽管现有指南不推荐18月龄以下年幼儿童接触屏幕,但项目研究组前期通过SCHEDULE学龄前队列数据研究,发现在上海有76%的孩子在2岁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屏幕,而24%的儿童在1岁以前就开始与家长一起被动看电视,同时很多家长也把手机作为哄孩子的工具,利用手机里面的动画片、游戏吸引逗引孩子。除了接触屏幕年龄越来越小以外,屏幕暴露的时间也令人堪忧,以刚进入幼儿园的3岁儿童为例,其每日平均屏幕时间已经高达2小时50分钟,78.6%的儿童屏幕时间超过了每天1小时的指南推荐标准。不仅在中国,屏幕暴露过多在全球范围都是普遍现象,同样年龄段的加拿大儿童屏幕时间超标比例达到85%,而澳大利亚儿童也达到74%,可见屏幕暴露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过多和过早接触屏幕会对儿童早期发展究竟产生什么影响?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是非常清晰,使得这一问题的防控策略也难以完善。本研究从母孕晚期开始,对婴幼儿进行了长达持续6年以上的持续追踪研究,从儿童出生后6个月开始,分别在9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48月龄和72月龄评估儿童日均屏幕使用时间以及屏幕暴露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定期对儿童认知发育、语言以及心理行为问题进行定期评估。本研究是全球目前最为系统、在生命早期追踪密度最大的屏幕暴露研究,而且在基线测量和控制变量方面实施尤为严谨。
研究结果发现,6岁以内儿童的屏幕暴露随年龄增长主要有三种轨迹特征:有一组儿童是6岁以内屏幕暴露“持续较低”,另一组儿童表现为“早期增长”特征;还有一组表现为“后期增长”特征。对这三组儿童的发育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基线(刚出生后)时,三组婴儿无论是发育水平(贝利诊断性发育评估工具测量)还是气质类型都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之后不同的屏幕暴露轨迹影响下,三组儿童在6岁时的认知功能(韦氏智力量表测量)和心理行为问题出现了显著差异。以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作为参照标准,“早期增长组”总智商水平减少6.7分,而“后期增长组”减少8.2分;其中“后期增长组”的语言理解和知觉推理显著更低,而“早期增长组”的认知熟练分数更容易受到影响,可下降10.6分(工作记忆和加工速度指数分别下降11.3分和8.0分)。而在心理行为方面,相较于屏幕暴露“持续较低组”,“早期增长组”儿童的心理问题发生率明显增加,尤其是多动与注意力不足方面受损更加明显。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6岁以内每天屏幕暴露始终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其认知心理发展水平相对是最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早期就出现较多屏幕暴露,即使后来屏幕暴露有所下降,仍然可以对儿童产生显著不良影响。这是由于婴幼儿,尤其是三岁以内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阶段,这一时期在真实世界丰富的环境刺激下,儿童对此的积极认知处理会使大脑前皮层和各脑区的功能进行迅速连接,从而形成认知控制所需的网络。但对于电视这类电子产品,儿童大脑所采取的策略是被动处理,长期暴露在这种屏幕刺激下,会导致认知控制网络无法得到充分发展。有研究发现即使是下载量较高的教育类软件,也充斥着大量分散注意力的广告和动画,而能模拟人际社交互动和提供良好认知刺激的却很少。因此在0-3岁期间过度屏幕暴露会影响儿童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影响总智商水平以及注意力发展,并导致多动行为增多。而3岁以后屏幕暴露显著增高的儿童,其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和知觉推理能力,这很可能是因为该组儿童在3-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日4小时的屏幕接触时间,这些屏幕活动占用了父母与儿童共同开展优质亲子活动(如阅读和玩耍)的时间。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电子设备渗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可避免的走近了大脑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儿童。我们既要利用好新技术助力儿童发展与教育,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及过早暴露屏幕对儿童脑智发育的影响。结合现有的屏幕暴露指南,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的提示家长,应尽量避免让2岁前,尤其是18月龄前儿童接触电子屏幕,而2岁以后儿童屏幕暴露时间也应该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
#汽车情报局#【何小鹏、夏一平谈苹果新CarPlay:来解决非智能汽车的智能化】6月8日,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在社交媒体上谈及了对苹果新CarPlay系统的看法,而集度汽车CEO夏一平表示了赞同。
对iOS来说,是扩展生态体系,也为苹果汽车打前站;对iPhone用户来说,绝对是体验和场景的明显增强,部分车厂做手机也有类似的判断;对于智能汽车来说,CarPlay是智能座舱的子集,智能座舱是智能汽车交互系统的子集,智能汽车在自动驾驶向无人驾驶转变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高集成度和扩展想象力的硬件+软件变革,用原来的汽车集成研发模式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智能汽车的下一代想象力,这也可能是苹果想自己进入智能汽车时代的原因。所以说,CarPlay是在这一代汽车中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而下一代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需要更全面的全栈自研和生态建设。
对iOS来说,是扩展生态体系,也为苹果汽车打前站;对iPhone用户来说,绝对是体验和场景的明显增强,部分车厂做手机也有类似的判断;对于智能汽车来说,CarPlay是智能座舱的子集,智能座舱是智能汽车交互系统的子集,智能汽车在自动驾驶向无人驾驶转变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高集成度和扩展想象力的硬件+软件变革,用原来的汽车集成研发模式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智能汽车的下一代想象力,这也可能是苹果想自己进入智能汽车时代的原因。所以说,CarPlay是在这一代汽车中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而下一代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需要更全面的全栈自研和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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