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草原,天气晴##蒙古草原天气晴##纪录片#
今天看了这部纪录片 可以说全程都是哭下来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触很深 感觉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着 根本喘不上气
看到开头普洁一家时 会不由的联想到自己的母亲 母亲也曾像普洁一样日夜操劳 六七岁就打点家事 承受了她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一切
普洁有着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成熟 她承受了太多
普洁父亲外出打工没有音信（大概率是已经走了）
母亲从马背摔下被踏 伤病去世
外公也相继去世
普洁因车祸也走了 第二天是她的小学毕业考
外婆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21年奶婆也走了
只留下了舅舅和弟弟巴萨

当我看这部纪录片是我就在想：造化弄人 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 这样善良朴实的一家人 命运为何这样 这同样也是那时游牧民族生活的缩影 普洁一家是众多这样家庭中的一部分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或许有比这还要令人痛心的故事 普洁的母亲大概也是众多蒙古母亲的缩影 她们生活虽然艰苦 但还是微笑面对 勇敢前行
而普洁只有在上课的时候 眼睛里才会褪去那原本不属于她这个年龄所该有的成熟 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
如果没有那场车祸 普洁现在一定是一位优秀可敬的人民教师 她用自己的知识带领着一批又一批牧羊孩子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又或是学会了日语 实现了她的理想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译员
可回到现实 天之骄女普洁还是没有走出草原
长天生偏爱她 将她永远的留在了这里
“人见面 见一面少一面”
“人即生墓始形”
大概就是如此

#每日一道# 晋代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极言》曰：“昔黄帝……相地理书青乌之说。”先哲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笺》记载《轩辕本纪》曰：“黄帝始画野分州，有青乌子，能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从青乌子开始，风水逐渐分成两大分支：即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

如何定义“风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常认为，“风水”一词的来源出自晋人郭璞先师著的《葬书》。风水较为学术性叫法称为堪舆，仅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堪舆一词的来源出自汉代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所著的《淮南子》。在第三卷《天文训》中，有曰：“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大意为宇宙天体的运行，导致月亮有圆缺的变化，既有冲克的时候，也有阴阳均衡的时候，通常前者是凶相，则后者就是吉相，所以堪舆的含义就是宇宙天体运行的道理。东汉许慎则说，“堪，天道；舆，地道”，在其《说文解字》中则说，“堪，地突也”，“舆，车舆也”。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篇），就提到了当时卜筮者有“堪舆家”的说法。东汉时，班固著的《汉书·艺文志》（前十篇）中，开始有堪舆理论专著–《堪舆金匮》十四卷，与言阴阳五行、时令日辰、灾应等诸书同列“五行家”类，为当时“数术”六种之一。

汉代时期，在有关“阴阳”、“地理”之勘察选址、规划营建城郭室舍及陵墓等论述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初具框架的风水理论体系。首次将“风水”与“气”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我国古代比较伟大的发现之一，“气”被视为天地万物的基本构成单位。《道德经》则谓之“气”的“理”为“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

后世对风水的定义其实都是继承了《道德经》里的这一理论。晋人郭璞先师《葬书》曰：“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葬书》中对风水的定义强调的是“气”的行与止，“聚之”、“行之”说“气”的动与静相对均衡，有机统一才能称为“生气”。至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吉凶，先师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也简明地概括了风水的选择原则：“来积上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金代兀钦仄注《青乌先生葬经》中，也有对“风水”的定义，曰：“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又称：“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像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明代乔项在《风水辨》对风水这样定义的：“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与无所谓地风者也。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曲屈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明代徐继善在其著作《地理人须知》中综述前人论说道：“地理家以风水二字喝其名者，即郭（郭璞）氏所谓葬着乘生气也。而生气何以察之？曰，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故曰要得水，要藏风。又曰：气乃水之母，有气斯有水；又曰噫气惟能散生气；又曰外气横形，内气止生；又曰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皆言风与水所以察生气之来与止聚云尔。总而言之，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此所以有风水之名。循名思义，风水之法无余蕴矣。”

英国著名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视中国风水为“准科学”，对风水定义的认同是：风“是使生者和死者所处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对风水的基本认知是：如果生者的居室与死者的墓地不置于恰当的地方，各种灾祸将殃及居者与墓中死者的子孙后代；反之，吉地将会带来福祉和各种好运。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地势，局部性制约着各种气，人们根据当地的地势和自己的需求，选择和调节位置，以期获得所向往的美好。不可见的气的力量与性质，时刻为天体的运行所左右，所以，一个地方的风水还应将天体方位考虑进去。此外，人工可以改善风水。

“风水”之典及释义，风水可以概括为：按照天道运行的方式去寻找合理范围内最好的自然条件，或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尽量调整改造到与自己最为和谐，以期待美好生活的到来。这种选择和改造环境并使之与自己需求相协调的方法，就是风水。

来源：道教之音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有哪些实物可以见证？这里列举一件

“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这是《周礼》中关于“权”的记载。大意是说周天子分封诸侯会发放相应的度量衡器。千百年来，从达权知变、应权变通、兼权尚计到比权量力、大权在握……，“权”从实用的衡器到地位的象征，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内涵丰富。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权堪称象征统一、标准、可以衡量天下的秦代文物。
河南省宝丰县城北12.5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古城村，村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战国时期，楚国大将曾在这里练兵，筑古城，名“讲武城”。1986年，村民在古城遗址发现一件沉甸甸的铁器，除去表面包裹着的泥土，器物上凸起的古拙符号让村民意识到，这并非寻常之物，便交县文化馆收藏，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这就是始皇廿六年诏书权。
我们把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如尺子；测定容积、体积的器皿称为量，如斛、斗、升；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如天平和各种秤。这件铁权是度量衡中的衡器，重量相当于秦制120斤，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成书于公元227-232年，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其中的《释器》记载“锤谓之权”，《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秦权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天平的砝码，或是现代称的秤砣。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形成较早。“度量衡”名词最早出现在《虞书》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记载。《史记》载夏禹时有“声为律，身为杜度，衡以出”，最初的度量衡可能就是用人类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手、足来计量。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不统一，度量衡器不相同，甚至一国之内单位量值也不统一，如齐国掌握实权的卿大夫曾创立五进位的“家量”新制，取代“公量”旧制。度量衡的混乱给民生、赋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带来不便，阻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秦国开始变法，并对统一度量衡制度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平斗桶、权衡、丈尺”。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用10年时间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秦35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为维护统治地位，秦始皇在诸多领域采取了巩固措施，而在政治、经济上的举措最为突出，如书同文、车同轨，而经济与民生领域应该非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莫属。
我国河南、陕西、山西、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甘肃等地均出土有秦权，分布地域广、数量多，而且上面均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文，有的还加刻秦二世的诏文。这些秦权的陆续出土，传达着强烈的政治信号——统一。就是要用统一的政令，实现全国各地度量衡和规章制度的标准化管理，保证商品流通、交流贸易、收缴赋税的便捷与公平，最终达到加强帝国中央集权的目的。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确立了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的单位进制。
秦推行度量衡统一的措施相当严格。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效律》记载，衡石不准确，误差十六两以上，相当于今天的256克，罚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128克到256克之间）罚一盾。为保证衡器的精准，秦朝还设立了定期检校度量衡的制度。《吕氏春秋》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可见人们甚至注意到气候、温度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影响，规定在寒暑适宜、昼夜均等的春分与秋分校验度量衡标准器。
河南博物院藏始皇廿六年诏书权用生铁铸成，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有圆拱形桥钮。高15.8厘米，直径25厘米，钮长15.5厘米，半球形一周自右向左铸有40字的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铭文为阳文篆体，共有20行，首行3字，末行1字，其余每行2字，字迹清晰可辨识，如“……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内容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诏书完全一致。大意是：二十六年，始皇兼并各诸侯国，统一全国，百姓安居乐业，立皇帝称号，下诏书令丞相隗状、王绾制定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将混乱的度量衡统一起来。铭文中的“廿六年”是指秦始皇嬴政执政秦国的第26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21年，说明秦统一中国后就立即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器的命令。
此权涉及了度量衡发展史、考古学关于六国地理位置的界定、书法与篆刻艺术、冶金技术发展及应用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这枚秦代铁权虽然并非科学考古发掘，但有明确出土地——河南省宝丰县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权上文字内容与秦统一度量衡法律文书完全相同，正是秦始皇廿六年诏书。诏书形式的40个文字是小篆体，字体清晰，书法风格自由，字体大小略有不同，笔画遒劲，随势生姿，疏密有致，为研究秦国文字和其他六国文字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说到科技价值，铁制品极易锈蚀腐烂，保存不易，但此权保存完整，器物表面光滑平整，未见有为调整重量而增减的痕迹，为研究秦代冶金技术提供了实证材料。
一权兼铭诏书是大秦帝国所独有，始皇帝推行新政的创举，在世界计量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始皇廿六年诏书权锈迹斑驳，静静地陈列在河南博物院，向每一位观众讲述大秦帝国辉煌的往昔，敦厚质朴的躯体和遒劲的诏书铭文彰显出衡器特有的威严。随着诸多现代衡器的普及，权作为衡器的实用性基本消失，但“权”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时刻警示我们统一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须严以用权。（作者：林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