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谁主香港？ |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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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限制，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QMGo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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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香港局势依然牵动人心。郑永年先生认为，事已至此，其实并不令人震惊。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他指出，在缺乏一个有效的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而外部势力则一直虎视眈眈。他认为，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和秩序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成为香港变革的最有效阻力。这不是说不要法治，而是也要回答：谁主“法治”？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在于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点值得香港深思。而值得中国内地深思的则是，面对今非昔比的香港，我们该如何完成第二次“回归”？文章转自“IPP评论”，原载《联合早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香港的根本问题
对香港观察者来说，香港的局势发展到今天，其实也并不是那么令人震惊。这么多年来，香港的抗议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难计算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出自不同背景、具有不同目标的抗议活动。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实际上，抗议趋向于具有人们所说的“死磕”性质，抗议活动已经“日常生活化”了。有人说，香港是名副其实的“抗议之都”，这说法并不为过。
人们感到震惊的是抗议活动的暴力化。香港是一个富裕城市，中产阶级居多，较理性，较之其它地方，抗议相对平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暴力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扭转的大趋势。而这也不难理解，任何社会抗议，如果各方得不到妥协，必然以暴力终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必然的结果。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必须选择支持哪一边。但如果面向未来，人们必须花很大的精力来理解“何从何去”的问题。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不可收场的地步？
这座城市的未来在哪里？
说穿了，香港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那么，是中国在治理香港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行“一国两制”，中国只享受主权，没有治权，“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如此，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而在大多数领域只享有“名誉主权”。即使是驻军也只具有象征意义。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并不在中国的主权之内。
在维持“一国两制”上，中国内地并没有像西方所说的那样，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即使有介入的想法，也受“一国两制”这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实际的情形是，为了维持“一国两制”，内地把大量的好处向香港输送，以期维持其繁荣，至少是经济上的。有关方面也的确想做一些能够促成实质性主权的事情，但想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做成过，例如早些时候的“23条”和这次的“送中条例”。社会、经济和民间层面的交流和来往大大增加，但这些可以对香港的经济发生影响，但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和能力则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图片转自“IPP评论”）
▍特首与政党无有机联系
是香港政府在治理这个城市吗？也不是。这里涉及诸多制度设计因素。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哪些权力在香港行政当局？
立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权力可以说属于行政当局，并且这一半权力还是通过“建制派”而达成。
行政当局对司法则完全没有权力，整个司法系统几乎仍然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
即使是行政系统，除了特首，也仍然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就政治权力的来源来说，问题更大，因为香港基本上“无政党政治”，即特首的产生和政党之间没有必然的有机联系。在实践层面，特首不得不把“公务员”体系当作政党使用。在运作过程中，这使得行政中立成为不可能。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不得不政治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且这种政治化更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系统很多人公开向特区政府施加压力，分歧表露无遗。
因为没有坚实的政治（政党）支持，这些年来，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试问特区政府通过了几项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即使是具有善意、实际上也能改善香港状况的政策，也很难有好的结果。首任特首董建华的住房政策的流产，就是很好的案例。
是香港人民在治理香港吗？也显然不是。香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因为各方面的较量，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应当指出“双普选”也只是一个理想的“设想”，因为也有太多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了“普选”，也并不见得会出现有效的治理。）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的达成，这个过程本身具有很大的问题。其一，“众口难调”，不能达成妥协，人们产生了“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在争取过程中，抗议者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实现他们的诉求，但因为没有妥协，所有机会都付之东流。其二，抗议演变成暴力，发展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的社会运动，或者运动型社会。如此，就形成了抗议者“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造成了政府和抗议者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
▍外国势力一直都在
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要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是国际化的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东方信息中心，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有强大势力的存在。但只要香港是开放的，外国势力一定会在，并且也会努力地去影响香港的发展。这是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所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来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就外国势力来说，这里尤其要强调英国的角色，因为香港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就英国对香港的影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无疑，“法治”的确是香港的制度本质，是香港秩序的基础。但也是这个“法治”系统，俨然成为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仅如此，因为是“间接殖民地”，英国或者其他外国势力只坐收渔翁之利，而不用负任何责任。
今天，这套“法治”体系已经演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最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变化的最有效阻力。
不过，这绝对不意味着这套“法治”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这里的问题也是“谁主”“法治”？比较一下二战之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不同作为，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如何处理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制度遗产了。
战后，在反殖民地统治胜利，取得独立之后，一些国家完全保留了原来殖民地的制度，并且跟着殖民地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没有很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但也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去殖民地化”。不过，因为“去殖民地化”方式不同，结果有好有坏。一些国家简单粗暴，废除了所有制度遗产，而新的制度（尤其是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又建立不起来，不仅影响了和西方的关系，也制约了本地各方面的发展。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但在另一些国家，也进行了“反殖民地化”，但不仅能够保留一些积极的殖民地遗产，促进本地的发展，也能够和西方搞好关系。新加坡最为典型。在独立之后，对原来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去殖民地化，在保留了积极的遗产的同时，去除了其消极面。就“法治”而言，没有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体系，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很大程度上说，香港的“法治”能够有效保护原来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难增进香港本身的利益。
▍治权不在香港人手里
自然，这套“法治”的维持也和香港本身的既得利益有关。这里的问题是，香港是这些既得利益在统治吗？可能也不是。很显然，他们理论上是香港的统治精英，并且香港的发展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同样是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致，这个既得利益阶层只追求利益，但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这些年来，往往出现既得利益者“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的局面。“法治”对既得利益而言具有同样的逻辑，即“法治”是保护他们利益免受损失的最有效武器。考虑到现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是在港英当局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
对所有这些情况，中国内地并非不了解，也因此急着加以改变。但现实主义地看，因为是实行“一国两制”，内地很难改变往日香港的殖民地遗产，只有香港本身才有这个能力。不过，现实似乎刚好相反。如上所述，因为各种制度因素，治权并不在香港人手里，也不在特区政府或者香港社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香港人把这种局面归咎于中央政府，也因此把矛头对准了中央政府。在实际层面，回归之后，殖民地式的教育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从前的民主运动还有些“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了反祖国大陆。国家认同完全走向了反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年来抗议者的主体便是九七回归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也是现在“港独”力量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本来是一体的“一国”和“两制”便分离开来，内地方面强调“一国”，香港方面则强调“两制”，而特区政府夹在中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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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媒：入籍已变得不再纯粹，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虎扑7月18日讯 针对近期中国足坛的“归化”潮，《北京青年报》发文指出，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但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北京青年报》写道：
2019年2月23日，中国足协超级杯下半时，已经改名为侯永永的约翰·侯·塞特以中国足坛首位“入籍球员”的身份替补登场。此时，同样擅长弹钢琴的他才强烈感知到只有中国足球才能带给自己家族如此的“荣光”。
已经被失败打击得有些无所适从的中国足球从那一刻起，终于发现了一条迅速提升水平的捷径——归化。
几个月后，当早被中国球迷们熟悉的埃尔克森可能改名艾克森，阿洛伊西奥可能更名洛国富并极有可能于近期完成入籍手续时，“归化潮”已经在中国足坛掀起巨浪滔天。现在，中超的顶级球队依然在寻找他们的“洛国富”。但是，尚难预料，未来等这股巨浪退去，一直被名与利包裹着的中国足球是光彩照人，还是一地鸡毛？
试吃螃蟹，中赫国安成功推开归化大门
提到归化或者“入籍球员”，时针可以拨回到去年12月20日。当天在上海绿地万豪酒店举行的2018赛季中超、中甲联赛总结会的收官阶段，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未来中国足协将出台关于归化球员的实施政策，协助俱乐部试点归化具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外籍球员参加中超联赛。”
去年12月20日前大约半个月，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刚刚对媒体公开表示，国安的确正在试图归化两名外籍华裔球员，但一切还要等中国足协的具体政策落地。
其实，早在一年前，李明和同事们就已经踏上了华裔归化球员的寻找之旅。但因为我国法律对于国籍的严格规定，包括李明在内的所有人同样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这种忐忑和小心，甚至一直维系到了侯永永在今年2月中旬拿到自己中国身份证的那一刻，在他的身份证件被网络曝光后，中赫国安俱乐部对媒体选择了低调，甚至是不回应。因为归化这件事实在有点微妙。
国安对于归化的小心翼翼，直到今年5月底，另一位归化球员李可成为首位入选国足的入籍国脚才变成了一份值得宣传的“骄傲”。李可在国足的表现可圈可点，连主教练里皮都一再表示，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遍布世界，像李可这样的国脚归化是可以多进行一些尝试。
李可打开了一扇门，中国球迷则看到了孱弱国足振兴的一丝曙光，多些归化国脚的呼声在球迷当中一浪高过一浪。
为国效力，中超球队瞄准可归化国脚
中国足球归化的想法始于国足，舆论同样希望国足因此振兴，于是足球名利场中的资源率先倾斜给了国足。
在国内职业足坛，最善于把握各类政策风向的也非中赫国安。从以往俱乐部应对规则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中超七连冠得主恒大更长于“闻风、把脉”。他们在引进入籍球员方面自然也不甘落后，所以即便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布朗宁入籍手续未能办理完毕，恒大也毫不犹豫地将他作为外援注册到本俱乐部一线队。
在讲求“唯快不破”的今天，如果在竞争中没能抢了先，那么也许把事儿做大、做厚重也能赚足眼球。眼瞅着李可由中超新人一天天成长，逼近国足大门，恒大在“造福中国足球”方面也开始快马加鞭。
想想3年多前，恒大以超过1800万欧元的价格将埃尔克森售出，再想想今夏他们不惜重金签回已至而立之年且状态不及当年的“小熊”，就不能怪有球迷往“歪”处想——旨在抢回中超王冠的恒大理应升级“外援”，而不是降格。这样一笔非同寻常的转会自然而然地和有关国足有望征调埃尔克森的传闻合上了拍。
不得不说，在事实不充分的前提下，一切怀疑甚至阴谋论都是立不住脚的。无论埃尔克森是不是已经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已办理了“入籍证明”，他愿意为国足踢球的强烈愿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足球。”
对于引进入籍球员，可能有些人出于民族情感难以接受，但如果个别优质归化球员能够帮助中国足球圆梦世界杯，那么这样的试水不乏积极意义。
争先恐后，场外竞争掀起归化外援潮
中超场外的竞争同样不乏精彩。
3月28日，中国足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通过研读规定细则不难发现，这份规定适用于正在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籍手续或已经完成入籍手续的球员。换言之，这项规定适用的对象是那些已经完成申请入籍程序的球员。但对于那些被中超、中甲俱乐部相中，却还没有启动申请程序的入籍球员候选者而言，规定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足球引进入籍球员的工作似乎突然变得不那么纯粹。确切地说，部分俱乐部在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已经令外界品出些许“跟风”甚至“投机”。
近日，有媒体人列出一份球员清单，除埃尔克森、高拉特、布朗宁、萧初、阿洛伊西奥、费尔南多6名潜在入籍球员候选者（或已入籍球员）外，保利尼奥、塔利斯卡、朴志洙也在列。再加上外租的J马、阿兰、古德利，恒大如果坐拥这样一套阵容，在亚洲赛场恐怕都所向披靡。
在6名潜在候选球员当中，确认符合“变更国际足联会籍”，也就是能立刻代表国足出战的，只有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两人。
由于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明年6月就结束，国足能否晋级12强赛前途未卜，因此高拉特、费尔南多等是否能够入籍，至少对国足来说短期内没有现实意义。
剑走偏锋，德尔加多引来舆论讨伐声
比起恒大在归化方面的低调或者说小心翼翼，作为中超传统豪门之一的鲁能俱乐部的风格则是直来直去。在今年夏季转会窗口开启前，俱乐部就公开宣布，22岁的原葡萄牙籍球员德尔加多正式作为入籍球员加盟本俱乐部。和李可、埃尔克森不同，没有任何华裔血统的德尔加多曾经代表葡萄牙代表队参加过世青赛，意味着他的新身份仅限于“中国大陆籍、U23本土球员”，对国家队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说李可作为具有华裔血统的球员入籍并因为入选国足而受到欢迎的话，那么德尔加多的到来，显然只是满足鲁能基于中超俱乐部层面的竞争考虑。从职业足球属性来说此举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效果来说，德尔加多不啻为一名外援。引进这样的入籍球员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引进优质外援，那么这样的转会性价比高低，不言自明。
德尔加多的入籍符合法律，也不存在违规。这意味着俱乐部只要有需求、不差钱儿，就可以“砸”下优质入籍球员，甚至批量引进那些不具备华裔血统、“形式土将、内容外援”的归化球员。对于由此可能引发的“入籍球员引进泛滥”及由此造成的联赛竞争不公、对足球人才培养的打击，球迷担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联赛参与者们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
德尔加多这样的非华裔血统球员入籍，并出现在中超赛场，令舆论一片哗然。如果说，归化的初衷是振兴国足，那么此时归化的轨道已经出现偏差。
亡羊补牢，中国足协纠偏只求“加速度”
6月10日，当国足在广州备战与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时，中国足协在香河基地举行中超、中甲联赛阶段总结会。关于入籍球员的管理，特别是事关入籍球员资格的话题成为当天下午分组谈论过程中，总经理讨论组的重要议题。会后不久，就有部分媒体人从相识的俱乐部负责人那里品出些许“端倪”——与会者透出口风称，未来中国足协将对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报名入籍球员的工作加以名额限制，以打击由此产生的“入籍球员蜂拥而至破坏联赛秩序”行为。
不过会后，最新的“调控政策”没有立即出台。有业内人士解读认为，足协有关入籍球员管理办法3月下旬刚刚出台，其中并没有具体限额规定，如果时隔不足3个月就出台新规，那么当初规则的制定自然会显得不细致、不严谨，朝令夕改亦会将舆论风口引向足协自身。加之作为协会新任主席候选人的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源，身份刚刚转变，因此从现实条件与逻辑来看，中国足协也不宜草率出台新规。
但随着40强赛抽签日益临近，国足也需要在8月5日之前提交40强赛初选大名单，而由于每队参加40强赛每场比赛的23名球员都出自大名单之列，因此国足教练组要不要招入或者能不能招入埃尔克森甚至布朗宁？这需要注册部门快马加鞭“凿实”，足协同时还要尽可能排除各种杂音，为国足营造相对安静的备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外界各类有关“入籍球员问题”的疑问甚至非议，闻听广大俱乐部、球迷有关维护公平竞争、拒绝破坏青训的呼声，中国足协客观上需要对规则加以补充、细化。
于是，一份新的入籍球员管理实施意见便“箭在弦上”。据了解，旨在制约“归化乱象”的该实施意见已经处于“待批复”状态。
在参与讨论规则各方看来，引导、协助俱乐部做好入籍球员工作，首先要在规范入籍球员申请条件上做足功课。于是在规则出台前，中国足协确认与第三方携手成立优秀外籍球员推荐审核小组。而从准备在新规则中加入“不具备华裔血统球员申请入籍必须小于26岁、必须连续在中超、中甲效力4个赛季或在中国大陆长期居住5年、没有代表现国际足联会籍代表队参加各级国际正式比赛”等内容来看，类似德尔加多式的引进案例不会复现。中超、中甲俱乐部引进入籍球员必须满足“为中国足球谋福祉”“维护职业联赛公平竞争与人才培养健康可持续”的原则。
功过是非，中国足球只能且行且珍惜
从恒大官宣埃尔克森时未明确其国籍身份、英足总通过技术总监李德向中国足协和恒大反馈有关布朗宁此前代表英格兰4级U系列代表队出战全记录来看，两人的入籍手续很可能正在办理中或者已经办理完毕。恒大在此问题上保持低调，或许也是意识到，在信息渠道通达的今天，工作稍不留神就可能为质疑者所指摘。而同样谨慎的还有中国足协，毕竟“入籍球员”对中国足球来说仍属“新鲜事物”，在具体摸索过程中，规则不尽完善不足为奇，只是任何破坏规矩、挑战公众智商的行为都不会逃过球迷的眼睛。
既然绕不开“名与利”，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争论就不会因“实施意见”的出台戛然而止。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看，明年中超、中甲联赛对于入籍球员引进工作的调控会加码。比如，已有业内相关人士提议，将明年中超各队单场比赛外援＋入籍球员总上场人数控制在不超过5人，其中入籍球员最多2人，仅含1名非华裔血统球员。尽管具体提议还未审议通过，但不难判断中国足协对此问题坚决治理的态度，这也意味着那些旨在通过投机牟取私利的举动很可能是徒劳的。
“归化”一旦被打上了“投机”的标签，那么便会因对公平竞争和青训可能造成破坏而遭各方质疑甚至声讨。中国足协即将推出的“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正是在类似问题引发争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规则能否堵住“漏洞”有待核验，但“以国足之名”这个基本原则再度被强化。俱乐部无论是顺应时势，还是存有私心，实际上也都绕不开“名与利”，由此产生的头脑风暴和博弈或许也都在所难免。有关入籍球员话题的讨论及行业部门的调控也不会一成不变。
29年前，日本男足完成了对首位归化国脚、当时33岁的拉莫斯·琉伟的“归化”，并让这支球队从亚洲二流球队蜕变为世界二流球队。中国足球一直期待着类似于日本足球那样的成功，这次来势汹涌的“归化潮”会是一个起点吗？
中国发布第二份中美经贸磋商白皮书，有四大看点
侠客岛微信公号
今天（6月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还将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在全世界发表。
这是继去年9月24日《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后，中国发布的第二份白皮书。
两份白皮书时隔8个多月。第一份白皮书长达3.6万字，非常全面，侠客岛也有过解读。
而今天发布的这份白皮书字数减少了很多，8300多字，主题也更为集中，就是聚焦经贸磋商，表达中方立场。
看点一：时间点有意味
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正式的对外官方声明，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就在第二份白皮书发布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1日，中国对美新一轮反制措施正式生效：对原产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分别加征25%至5%不等的关税。
而有意思的是，中方宣布反制措施生效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却发布消息，将原定6月1日开始加征25%关税的期限，往后延了半个月。
也就是说，5月10日前从中国出口，6月15日前运抵美国港口的中国输美商品将继续维持10%的税率。
美方给出的理由是：此次延期，是经进一步考虑海关执法因素，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海上过境后做出的。
美方主动延期，是不是态度的缓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白皮书发布是在中美下一轮经贸磋商之前，尤其是日本大阪G20峰会之前发布的。
在这场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不会就经贸问题有会晤？怎么谈？会有去年阿根廷G20峰会的共识效果吗？
外界都在期待。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好几个外媒记者都问到了6月底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
所以，今天的白皮书，不妨看做是中方对下一轮经贸磋商，甚至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立场表白。
看点二：以美之矛攻美之盾
这份白皮书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大量引用了美官方、商会、智库和WTO等国际组织的说法和数据来反驳美方的不实指责。
比如，美方在宣传上鼓吹加征对华进口关税，就会缩小两国贸易逆差，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事实正好相反。
白皮书中举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19》：
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2018年，美国34个州对华出口下降，中西部农业州受损最为严重。
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同比减少33.1%，其中大豆降幅近50%，美国业界担心从此失去培育了近40年的中国市场。
美国商会和荣鼎集团2019年3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及未来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每年减少640亿至91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0.3%－0.5%。
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未来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减少1万亿美元。
美国智库“贸易伙伴”的研究报告显示，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01%，就业岗位将减少216万个，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将增加2294美元。
其实，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是美国通胀率长期保持低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征关税后，这些成本最终会由广大美国消费者承担。
但美国政府为什么还是一意孤行要搞贸易战？很简单，国内改革动不了利益集团，那就找个“外国替罪羊”，告诉选民，是中国偷了美国技术、偷了美国就业岗位、偷了美国的钱。这是一套“选举修辞术”。
看点三：磋商出问题，责任完全在美方
大家对一个月前的那场磋商还记忆犹新。在中方代表团赴美磋商之前，特朗普突然变脸，指责中国拖延谈判进程，威胁要立刻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
美方又在国际媒体上大量放出中国立场倒退、中国破坏谈判的消息，意图把磋商受挫的责任推给中方。
这次白皮书首次将一年多来美方三次“出尔反尔”的经过挂了出来，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言而无信。
第一次，2018年2月初，美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别代表团赴美进行经贸磋商。中国展示了极大诚意，先后与美国举行了数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
但是，2018年3月22日，美国政府抛出所谓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提出“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实指责，并基于此宣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
第二次，2018年5月19日，中美发布联合声明，达成了“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美国公开表示，暂停推进对华加征关税计划。
结果，2018年5月29日，美国政府在双方发布联合声明仅10天后就推翻磋商共识，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贸易政策横加指责，宣布将继续推进加征关税计划。
第三次，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双边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
此后90天里，中美工作团队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3轮高级别磋商，3月底至4月底，两国工作团队又进行3轮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针对遗留问题，中国政府提出，双方要互谅互让，共同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
然而，就在5月初，中方赴美开展第十一轮磋商之前，美方又突然搞极限施压，威胁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让世界大跌眼镜。
可见，这三番五次的变卦，责任完全在美方。
白皮书说，君子之国，先礼后兵。意思很明确，中国是礼仪之邦，凡事要论个理，但别欺人太甚，如果蛮不讲理，那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看点四：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
刘鹤在第十一轮经贸磋商后，曾首次对媒体披露了中国的三大核心关切，可以归纳为：
第一，如果要达成协议，所有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第二，提高贸易采购额度要照顾中国发展实际，不能漫天要价。
第三，坚持文本的平衡性，这事涉及主权和尊严。中国不会因为要达成协议，就顺从美方改变中国的制度和程序，这是干涉内政。
此次白皮书也说得很明确：中美双方都应看到并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既不能指望通过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也需要确保协议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实现协议的平衡性。
可以归纳为一点：“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磋商谈判就是两个平等实体间的博弈，基本立场就是要平等、互利、诚信，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哪有一方拼命开条件，另一方只能被动接受的道理？
这叫“城下之盟”，这叫“不平等条约”。这两个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是触动历史神经的，关乎民族尊严的。中国有过惨痛经历，也发誓绝不会让历史重演。
美方如果懂中国历史，就不应该在这问题上犯浑。
侠客岛微信公号
今天（6月2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还将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等8个语种在全世界发表。
这是继去年9月24日《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后，中国发布的第二份白皮书。
两份白皮书时隔8个多月。第一份白皮书长达3.6万字，非常全面，侠客岛也有过解读。
而今天发布的这份白皮书字数减少了很多，8300多字，主题也更为集中，就是聚焦经贸磋商，表达中方立场。
看点一：时间点有意味
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正式的对外官方声明，重要意义不可小觑。
就在第二份白皮书发布的前一天，也就是6月1日，中国对美新一轮反制措施正式生效：对原产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分别加征25%至5%不等的关税。
而有意思的是，中方宣布反制措施生效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却发布消息，将原定6月1日开始加征25%关税的期限，往后延了半个月。
也就是说，5月10日前从中国出口，6月15日前运抵美国港口的中国输美商品将继续维持10%的税率。
美方给出的理由是：此次延期，是经进一步考虑海关执法因素，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海上过境后做出的。
美方主动延期，是不是态度的缓和？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白皮书发布是在中美下一轮经贸磋商之前，尤其是日本大阪G20峰会之前发布的。
在这场峰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不会就经贸问题有会晤？怎么谈？会有去年阿根廷G20峰会的共识效果吗？
外界都在期待。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好几个外媒记者都问到了6月底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
所以，今天的白皮书，不妨看做是中方对下一轮经贸磋商，甚至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的立场表白。
看点二：以美之矛攻美之盾
这份白皮书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大量引用了美官方、商会、智库和WTO等国际组织的说法和数据来反驳美方的不实指责。
比如，美方在宣传上鼓吹加征对华进口关税，就会缩小两国贸易逆差，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事实正好相反。
白皮书中举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19》：
2009年至2018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2018年，美国34个州对华出口下降，中西部农业州受损最为严重。
美国农产品对华出口同比减少33.1%，其中大豆降幅近50%，美国业界担心从此失去培育了近40年的中国市场。
美国商会和荣鼎集团2019年3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2019年及未来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每年减少640亿至910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0.3%－0.5%。
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关税，未来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减少1万亿美元。
美国智库“贸易伙伴”的研究报告显示，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01%，就业岗位将减少216万个，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将增加2294美元。
其实，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是美国通胀率长期保持低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征关税后，这些成本最终会由广大美国消费者承担。
但美国政府为什么还是一意孤行要搞贸易战？很简单，国内改革动不了利益集团，那就找个“外国替罪羊”，告诉选民，是中国偷了美国技术、偷了美国就业岗位、偷了美国的钱。这是一套“选举修辞术”。
看点三：磋商出问题，责任完全在美方
大家对一个月前的那场磋商还记忆犹新。在中方代表团赴美磋商之前，特朗普突然变脸，指责中国拖延谈判进程，威胁要立刻对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
美方又在国际媒体上大量放出中国立场倒退、中国破坏谈判的消息，意图把磋商受挫的责任推给中方。
这次白皮书首次将一年多来美方三次“出尔反尔”的经过挂了出来，就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言而无信。
第一次，2018年2月初，美国政府提出希望中国派高级别代表团赴美进行经贸磋商。中国展示了极大诚意，先后与美国举行了数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
但是，2018年3月22日，美国政府抛出所谓对华“301调查”报告，对中国提出“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实指责，并基于此宣称将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
第二次，2018年5月19日，中美发布联合声明，达成了“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同意继续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美国公开表示，暂停推进对华加征关税计划。
结果，2018年5月29日，美国政府在双方发布联合声明仅10天后就推翻磋商共识，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贸易政策横加指责，宣布将继续推进加征关税计划。
第三次，2018年12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双边经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停止相互加征新的关税。
此后90天里，中美工作团队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3轮高级别磋商，3月底至4月底，两国工作团队又进行3轮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
两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针对遗留问题，中国政府提出，双方要互谅互让，共同寻找解决分歧的办法。
然而，就在5月初，中方赴美开展第十一轮磋商之前，美方又突然搞极限施压，威胁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让世界大跌眼镜。
可见，这三番五次的变卦，责任完全在美方。
白皮书说，君子之国，先礼后兵。意思很明确，中国是礼仪之邦，凡事要论个理，但别欺人太甚，如果蛮不讲理，那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看点四：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
刘鹤在第十一轮经贸磋商后，曾首次对媒体披露了中国的三大核心关切，可以归纳为：
第一，如果要达成协议，所有加征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第二，提高贸易采购额度要照顾中国发展实际，不能漫天要价。
第三，坚持文本的平衡性，这事涉及主权和尊严。中国不会因为要达成协议，就顺从美方改变中国的制度和程序，这是干涉内政。
此次白皮书也说得很明确：中美双方都应看到并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既不能指望通过一个协议解决所有的问题，也需要确保协议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实现协议的平衡性。
可以归纳为一点：“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磋商谈判就是两个平等实体间的博弈，基本立场就是要平等、互利、诚信，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哪有一方拼命开条件，另一方只能被动接受的道理？
这叫“城下之盟”，这叫“不平等条约”。这两个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是触动历史神经的，关乎民族尊严的。中国有过惨痛经历，也发誓绝不会让历史重演。
美方如果懂中国历史，就不应该在这问题上犯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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