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沙东公司有一句名言——医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
1992年，中国曾经有1.2亿的乙肝病人，当时在1岁到59岁的中国人中，病毒阳性率足足达到了9.75%。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因生活所逼，卖血成风，加上各地医疗的不规范，造成了乙肝病毒的迅速传播，同时这些感染者又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给了下一代。于是从1970年开始，短短22年内，中国的乙肝患者增加了8千万。当时研发乙肝病毒的疫苗已经刻不容缓。
最终，一家叫默沙东（也有译作默克）的美国公司，比中国人更早研发出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安全疫苗。当时这家美国公司已经可以发一大笔横财了。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的新生儿的数量，每年需要购买大约6千万只疫苗，总计费用是20亿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家默沙东公司的老板罗伊・瓦杰洛斯，很快就将成为世界首富。不过最终罗伊・瓦杰洛斯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把疫苗技术贱卖给中国。
其实早在1973年开始，中国就有一批科学家在研发疫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陶其敏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一个乙肝疫苗。
1986年，陶其敏团队的乙肝疫苗批准上市。不过陶其敏的疫苗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产量有限。因为她的疫苗是靠着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清跟血浆纯化灭活之后制成的，所以产量十分有限，同时还有交叉感染其他疾病的问题跟价格昂贵的问题。
当时陶其敏的疫苗需要80元一支，而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收入大部分才30元一个月。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不吃不喝，也需要3个月才可以打上一只疫苗。当时乙肝病毒在中国疯狂肆虐，情况已经是刻不容缓。陶其敏的团队的疫苗虽然研发出来了，但是却陷入了困境。
同一年，罗伊・瓦杰洛斯带领默沙东公司也研发出了一种乙肝疫苗，他们使用的是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这个技术非常先进，成本更低，而且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全球都饱受乙肝病毒之苦。除了中国外，全球还有上亿的乙肝患者。
最初美国要求医药公司研发疫苗，不过许多公司都放弃了，因为美国官方给出的采购价格非常低，即使疫苗研发出来也赚不到什么钱。不过罗伊・瓦杰洛斯却认为这是默沙东公司的使命。罗伊・瓦杰洛斯最终在这一年成功研发出了这种疫苗。

当时中国知道之后，马上派人跟罗伊・瓦杰洛斯联系，希望从默沙东公司采购疫苗。
最初罗伊・瓦杰洛斯也给出了一个跟美国同样的采购价格，3支疫苗100美元。不过这个价格让谈判陷入了僵局，100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几乎是天价。中国每年有2千万的新生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每年给默沙东公司支付20亿美元。
1986年中国总收税不过才2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急需这个疫苗，但是却没有这么多钱买。这让当时负责谈判的官员都非常为难。罗伊・瓦杰洛斯也知道中国人的难处，他后来说，他知道即使自己如何降价，中国人都很难拿得出钱来买。罗伊・瓦杰洛斯几次降低了价格，但是中国人依然无法接受。
罗伊・瓦杰洛斯说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24小时之内接种这个疫苗。当时中国每天就有几万新生儿出生。谈判每耽搁一天，就有几万儿童遭受乙肝病毒的侵害。
罗伊・瓦杰洛斯最后拿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把这个疫苗研发跟生产的技术，直接就卖给了中国，售价是区区700万美元。一个可以每年营收20亿美元的生意，让罗伊・瓦杰洛斯以700万美元给卖掉了。罗伊・瓦杰洛斯几乎是在贱卖这个技术，因为700万美元还不足这个技术的研发费用，甚至不及后来罗伊・瓦杰洛帮助中国培训人员跟建立生产线花的钱。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罗伊・瓦杰洛斯做出了一个缺乏思考的决定。
不过直到今天，罗伊・瓦杰洛依然认为这是他人生做到最好的决定。
把技术卖给中国之后，罗伊・瓦杰洛斯把中国科研人员带到美国培训，并且派出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指导。罗伊・瓦杰洛说这个技术卖给中国之后，中国有望在50年之内彻底消灭乙肝。罗伊・瓦杰洛卖给中国的技术是一次性卖断的，从此以后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
1992年中国新生儿只有30%接种了乙肝疫苗，到了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0%。中国可以自己生产疫苗之后，成本大大降低，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给孩子注射疫苗了。说起为何这么做的原因，罗伊・瓦杰洛斯只说了一句：“中国需要它，我是一个医生。”
其实这不是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第一次这么做了。当年日本的肺结核非常流行，而且日本人根本没办法对付。默沙东公司之后向日本免除了链霉素专利权，并且传授了链霉素的生产技术，最终帮助日本成功遏制了肺结核。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即使在今天，罗伊・瓦杰洛斯贱卖给中国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依然给中国贡献了65%的疫苗。30年来，罗伊・瓦杰洛斯少赚了中国人600亿美元，成功救了无数中国人。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
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直到2017年12月21日，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记者才在纽约专访了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并写了篇专题报道。文章最后写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谨以这篇文章，向罗伊・瓦杰洛斯致敬！”
只是，有多少中国人看过这篇文章？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中国人真的欠这个美国老头一声谢谢。
1992年，中国曾经有1.2亿的乙肝病人，当时在1岁到59岁的中国人中，病毒阳性率足足达到了9.75%。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因生活所逼，卖血成风，加上各地医疗的不规范，造成了乙肝病毒的迅速传播，同时这些感染者又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给了下一代。于是从1970年开始，短短22年内，中国的乙肝患者增加了8千万。当时研发乙肝病毒的疫苗已经刻不容缓。
最终，一家叫默沙东（也有译作默克）的美国公司，比中国人更早研发出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安全疫苗。当时这家美国公司已经可以发一大笔横财了。因为按照当时中国的新生儿的数量，每年需要购买大约6千万只疫苗，总计费用是20亿美元。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家默沙东公司的老板罗伊・瓦杰洛斯，很快就将成为世界首富。不过最终罗伊・瓦杰洛斯却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把疫苗技术贱卖给中国。
其实早在1973年开始，中国就有一批科学家在研发疫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陶其敏。陶其敏带领团队成功研发出一个乙肝疫苗。
1986年，陶其敏团队的乙肝疫苗批准上市。不过陶其敏的疫苗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产量有限。因为她的疫苗是靠着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血清跟血浆纯化灭活之后制成的，所以产量十分有限，同时还有交叉感染其他疾病的问题跟价格昂贵的问题。
当时陶其敏的疫苗需要80元一支，而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收入大部分才30元一个月。也就是说一个老百姓不吃不喝，也需要3个月才可以打上一只疫苗。当时乙肝病毒在中国疯狂肆虐，情况已经是刻不容缓。陶其敏的团队的疫苗虽然研发出来了，但是却陷入了困境。
同一年，罗伊・瓦杰洛斯带领默沙东公司也研发出了一种乙肝疫苗，他们使用的是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这个技术非常先进，成本更低，而且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当时不仅仅是中国，全球都饱受乙肝病毒之苦。除了中国外，全球还有上亿的乙肝患者。
最初美国要求医药公司研发疫苗，不过许多公司都放弃了，因为美国官方给出的采购价格非常低，即使疫苗研发出来也赚不到什么钱。不过罗伊・瓦杰洛斯却认为这是默沙东公司的使命。罗伊・瓦杰洛斯最终在这一年成功研发出了这种疫苗。

当时中国知道之后，马上派人跟罗伊・瓦杰洛斯联系，希望从默沙东公司采购疫苗。
最初罗伊・瓦杰洛斯也给出了一个跟美国同样的采购价格，3支疫苗100美元。不过这个价格让谈判陷入了僵局，100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几乎是天价。中国每年有2千万的新生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每年给默沙东公司支付20亿美元。
1986年中国总收税不过才2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急需这个疫苗，但是却没有这么多钱买。这让当时负责谈判的官员都非常为难。罗伊・瓦杰洛斯也知道中国人的难处，他后来说，他知道即使自己如何降价，中国人都很难拿得出钱来买。罗伊・瓦杰洛斯几次降低了价格，但是中国人依然无法接受。
罗伊・瓦杰洛斯说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24小时之内接种这个疫苗。当时中国每天就有几万新生儿出生。谈判每耽搁一天，就有几万儿童遭受乙肝病毒的侵害。
罗伊・瓦杰洛斯最后拿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把这个疫苗研发跟生产的技术，直接就卖给了中国，售价是区区700万美元。一个可以每年营收20亿美元的生意，让罗伊・瓦杰洛斯以700万美元给卖掉了。罗伊・瓦杰洛斯几乎是在贱卖这个技术，因为700万美元还不足这个技术的研发费用，甚至不及后来罗伊・瓦杰洛帮助中国培训人员跟建立生产线花的钱。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罗伊・瓦杰洛斯做出了一个缺乏思考的决定。
不过直到今天，罗伊・瓦杰洛依然认为这是他人生做到最好的决定。
把技术卖给中国之后，罗伊・瓦杰洛斯把中国科研人员带到美国培训，并且派出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指导。罗伊・瓦杰洛说这个技术卖给中国之后，中国有望在50年之内彻底消灭乙肝。罗伊・瓦杰洛卖给中国的技术是一次性卖断的，从此以后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
1992年中国新生儿只有30%接种了乙肝疫苗，到了200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90%。中国可以自己生产疫苗之后，成本大大降低，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给孩子注射疫苗了。说起为何这么做的原因，罗伊・瓦杰洛斯只说了一句：“中国需要它，我是一个医生。”
其实这不是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第一次这么做了。当年日本的肺结核非常流行，而且日本人根本没办法对付。默沙东公司之后向日本免除了链霉素专利权，并且传授了链霉素的生产技术，最终帮助日本成功遏制了肺结核。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即使在今天，罗伊・瓦杰洛斯贱卖给中国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依然给中国贡献了65%的疫苗。30年来，罗伊・瓦杰洛斯少赚了中国人600亿美元，成功救了无数中国人。可惜的是，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罗伊・瓦杰洛斯跟默沙东公司。
这一事实从未出现在中国的公共媒体上。直到2017年12月21日，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记者才在纽约专访了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并写了篇专题报道。文章最后写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转让中国三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知识分子》谨以这篇文章，向罗伊・瓦杰洛斯致敬！”
只是，有多少中国人看过这篇文章？又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中国人真的欠这个美国老头一声谢谢。
【国际航协：疫情改变全球连通性城市排名，上海北京广州居前三】11月27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上海位居中国四大最佳连通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之首；纽约（连通性下降66％）、东京（下降65％）、曼谷（下降81％）、香港（下降81％）和首尔（下降69％）均已跌出前十。研究表明，如今拥有大量国内航线的城市占主导地位，亦凸显出国际航线的关闭程度。
#重点实验室巡礼# 【逐“智”多谋——走进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https://t.cn/A6bo0Swo
本世纪，人类理解自我的终极疆域在脑科学。
它不仅关乎着人类的健康与福祉，而且关乎着生命存在形态的巨大颠覆。所以，脑科学已经成为了大国的“必争之地”。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从蹒跚学步的“孩童”，成长为意气风发的“少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诞生在那关键的转折之中……
从“可遇”到“有求”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脑的10年”，在此之前，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为了探索人脑奥秘，攻克各种脑疾病，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欧美国家纷纷开始制订脑科学研究的长远战略计划，并宣布21世纪将是“脑科学时代”。
然而，神经科学在中国起步晚、体量小，成长之路颇为艰难。1999年，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蒲慕明回国创建了一个全新体制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神经所），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00~2005年是神经所的“起步期”。在这个阶段，研究所建立了7个高水平课题组。他们连续独立承担国家“973”计划的基础前沿项目，“神经发育与可塑性研究”团队还荣获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集体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杜久林表示，神经所在当时国内生物学研究领域起到了标杆性的作用。
接下来的十年，是神经所关键的“成长期”。2007年，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随之诞生，并与研究所同成长、互支撑。
有了神经所打下的基础，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很快确立了神经发育与可塑性领域的优势地位，并大幅度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组长，也由此拓展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杜久林介绍，目前，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半的科研力量聚焦在神经信息处理，另一个重要分支则是神经疾病机理。前者以研究脑功能的神经基础为主要任务，后者则为脑疾病诊断与治疗提供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的拓展，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一步步实现成为国际主要神经生物学研究基地之一的目标。
过去，基础科学的创新发现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验室要想获得更多重大突破，就必须“有求才可遇”。
“当年神经所最先把PI制带到国内，是因为中国的神经科学研究整体实力还很薄弱。一个个小而精的课题组自由探索、百花齐放，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在杜久林看来，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国内脑科学研究水平有了质的突破，“这时候，我们需要调整研究模式，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脑疾病研究外，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最新出口是类脑智能研究。神经科学与智能技术的交叉融合，将是人类社会未来几十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学科方向之一，也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点培育方向。
2012年起，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力量，承担了中科院首批启动的5个B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之一的“脑功能联结图谱”，并在此基础上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杜久林认为，正是这种“有求”的模式让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注重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通过聚集多个实验室、多学科的力量，以团队模式来攻克脑科学领域的重大难题。
从“小动物”到“非人灵长类”
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历程中，模式动物实验平台起着重要作用。
“不同于其他领域，脑科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模式动物的物种跨度极大，从线虫、果蝇、斑马鱼，到小鼠、大鼠，再到非人灵长类，包括狨猴、食蟹猴和恒河猴。”杜久林介绍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模式动物平台“应有尽有”，尤其是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平台十年磨一剑的努力，为实验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8年，神经所所长蒲慕明做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开展以非人灵长类为主要模式动物的研究。
一直以来，研发脑疾病药物用的是传统小鼠模型，但小鼠和人种间距离相差甚远。创建灵长类研究这一平台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生理和大脑结构都与人更接近的猕猴成为理想的模式动物。
不久之后，蒲慕明又提出要攻克克隆猴技术。体细胞克隆猴技术，即利用猴的体细胞复制出相同个体。只有产生了遗传基因完全一致的大批猴群，才能避免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的干扰。
蒲慕明认定，这一平台的打造会是中国脑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抢占领先地位的关键环节。
可是，灵长类实验的成本高得惊人。为了让这个没钱、没地、没人的“三无”平台得以起步，在没有任何国家项目支持的情况下，蒲慕明动用了当时几乎全部的所长基金来支持猴场建设。他还大胆起用了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大学讲师孙强来担任平台主任，负责灵长类动物生殖与发育和模式动物构建研究。
2009年，蒲慕明召集孙强与刚刚回国的仇子龙开始讨论用非人灵长类模型专门研究脑疾病，经过团队反复论证，他们确定了用MECP2转基因的方法建立第一个自闭症的非人灵长类模型。
仇子龙表示，此前，科学家虽然通过在小鼠中引入与人类自闭症相关的突变，在研究自闭症基因突变如何影响大脑发育方面已经有很多重要发现，但是，像自闭症这种复杂的精神疾病，用小鼠的类自闭症状模型能否模拟人类的自闭症情况仍令人困惑。因此，在非人灵长类中建立自闭症模型对脑科学与脑疾病的研究非常重要。
直到2016年，他们成功构建了世界首个在神经系统中特异性过表达MeCP2基因的转基因食蟹猴模型，并进行了长期的体征观察和大量行为学测试，发现转基因猴与MeCP2倍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表型非常相似。这为实验室此后深入研究自闭症病理及探索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科技部评选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2017年11月，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成功诞生，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而这一关键转折使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迎来了另一项重磅成果。
神经所研究员张洪钧长期从事生物节律与衰老疾病研究。2016年，团队通过敲除节律基因BMAL1，得到了5只生物节律紊乱的疾病猴。但由于它们睡眠紊乱、抑郁等症状严重程度不一，首批节律紊乱猴不适合作为成熟的动物模型用于疾病干预。随着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华华”的诞生，张洪钧与孙强第一时间启动了生物节律紊乱猴的克隆工作。
仅过了一年，他们便应用高难度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建立了世界首批遗传背景一致且无嵌合现象的生物节律紊乱体细胞克隆猴模型。
在蒲慕明看来，实现批量化、标准化创建疾病克隆猴模型，可以为脑认知功能研究、重大疾病早期诊断与干预及药物研发提供最为理想的动物模型。这也意味着，它将有助于实验室缩短攻克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研究进程。
从制度延续到“软环境”创新
2020年5月28日至31日，蒲慕明、杜久林等连着熬了4天的夜，从每晚9点到次日凌晨1点，进行跨4个时区的视频会议。参会的有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德国马普神经科学研究所、法兰西公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10位院士。这是研究组长接受的定期的国际学术评估。
这一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是2003年神经所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率先引入的。由国际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组成国际评估组，结合匿名同行通讯评审意见、研究组长现场汇报考评、研究生座谈等提出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针对每一位组长的进展，向神经所递交书面评审报告。对新晋的研究员4年评审一次，第一次为中期评审。通过两次评审后晋升为高级研究员，但仍需每6年评审一次。
对此，已是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仇子龙曾不由得感叹：“再好的实验条件和启动资金，都不抵评价机制能够给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自由。”
神经所党委书记王燕表示，神经所成立之初的目标，不仅仅是做一流的科研，还要做一块改革的“试验田”，要实施与国际接轨的运行管理机制，从而创造出不同于国内传统科研机构的制度环境与学术氛围。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也全面吸收了研究所的体制机制。除了国际评审制度，实验室还坚持研究生轮转制、年度考核制和双导师制等。
有延续，也有创新。
“在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的一系列青年人才培养政策中，2016年起专设的青年创新激励基金就在年轻人当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仇子龙介绍说。
对于实验室的助研、在站博士后或者在读研究生来说，个人项目6万~10万元/年，团队项目10万~20万元/年，连续两年，这样的支持力度已属于高级别的资助项目。而且，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和自由探索，申请的课题内容可以不在实验室原有方向之内。这在调动年轻科研人员的原创积极性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推出了颇具特色的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论坛。论坛邀请实验室和非实验室的青年科研人员，以主题报告或海报的形式展示自己的工作。为调动青年科研人员参与的积极性，论坛工作委员会从去年开始还建立了“理事会”制度，藉此丰富论坛活动的形式，培养理事人员的工作组织能力，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
该论坛的初衷是为了给成长中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软环境。“交叉合作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更是神经所的文化基因。”仇子龙笑言，“‘合作’这两个字，听了十几年，都快听出茧来了。”
从接受教诲到感同身受，“不合作就出不了好工作”已经成为神经所和实验室成员心中的学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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