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保时捷车位这个事,还有后续呢。
刚开始我们坚持不挪车,第二天中午物业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占用别人车位了,我说哪个?她说就是xxxxx(保时捷那个),我说可是我已经给你们物业打过电话确认了,没人租也没卖出去。她说是业主直接和开发商租的。我说那你们什么意思?如果她真的租下来了,你们物业就挂牌啊。物业说,正在收集资料了,准备挂牌。

我就让酱爸挪车了。后面保时捷车主还在群里加酱爸,连加三次,很着急的样子(ps保时捷没敢在群里说他直接和开发商租车位),我让酱爸别加她,神经病

后面保时捷在那停了几天吧,一直没挂牌,我就问我们楼管,我说这车位要挂牌了吗?楼管说还没,是和开发商租赁的。我说可是我查了,你们的开发商和物业都是你们自己啊,再说了,车位不是都归属物业管理的吗?

然后楼管好久没回我,我又追问,最后她说,物业已经让保时捷出具凭证了,现在车位号已经上锁了。过了2天,我还是没见上牌,我又追问楼管怎么还没上牌?

楼管说,噢这个车位是要锁上的,我这几天太忙了,过两天去锁
[哼][哼][哼][哼]

物业现在已经把车位锁上了,保时捷停在其他车位上,被贴牌了[笑哈哈][笑哈哈][笑哈哈]

我真的是被这位东北大姐笑到,怎么是开发商后tai不够硬?禁不住两次追问就给上锁了

本轮感染者破10万,上海救护车事件视频流出:除了愤怒,我们该反思什么?

这两天,上海的一位老人去世的新闻,引起很大争论。

事情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3月30日,老人突然哮喘发作,状况危急。

家人赶紧打了120和110,邻居和防疫工作人员也都来帮忙救治。

十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到楼下。

但那是二楼邻居叫的,按照规定,不能擅自改接老人。

所以,虽然二楼邻居状况不算紧急,也同意把救护车让给老人,但救援的医生还是坚持带二楼病人走。

老人的家人再三恳求,说老人情况危重,已经没有呼吸了,急需救命。

救援人员不为所动,而且拒绝把救护车上的除颤仪借给老人。

在求助者绝望的嘶吼里,医生关上了车窗,走了。

等属于老人的救护车赶来,已经无力回天。

视频被传到网上,激怒了很多人。

人们大骂医生没有人性。

官方很快做出回应:

这名医生当时虽有紧急救治任务在身,但如此处置实属不当,已经停职。

这个处理又引起了很多不满。

有网友说,120的医生有严格规定,让接谁就得接谁,不能擅自行动。如果需要抢救别人,要急救中心指派才可以。

而且因为救护车本来要接的二楼病人是口头承诺同意先接老人的,如果他出了意外,是有理由起诉医生不按制度接诊的。

还有就是,除颤仪其实也救不了哮喘老人。

的确也有道理。

但是,道理很有理,现实却很荒谬:

一个老人生命垂危,急需抢救。

救护车正好来了。

却不能救助老人,而是把另一个不太着急的病人拉走了。

这显然不合情理。

问题出在哪里?

官方说这次的医生处置不当,那怎么才算得当?

这是一道必答题。

希望有关部门能仔细研究,给出解决方案。

如果这一次不探讨,不解决,事情就很可能再次发生,就还会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还会有医生或者工作人员,因为遵守规定,反而成为众矢之的。

我个人觉得,需要讨论的有两点。

第一,制度上,能不能给具体执行的工作人员一点灵活性,允许他们根据情况做出紧急决定。如果他们做了符合情理的行为,万一出了状况,可不可以不担责。

第二,执行上,具体干事儿的人,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力和同情心,而不是僵化冷漠地只求自保。

一个文明的社会,第一要有制度保障,第二要有温度托底。

二者缺一不可。

最近疫情严重,意外状况频繁发生。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完全想不到的。

3月中旬,深圳一个年轻妈妈,趁孩子睡觉时出去买东西。

不想,回来的时候,小区封了。

按照规定,她不能再进去。

可是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啊。

她不回去,孩子怎么办?

年轻妈妈很崩溃,在小区门口歇斯底里地大叫。

但防疫人员坚决表示“没办法,现在是临时管控,进不去”。

按规定执行任务,本来也没错。

但是对于显然不合情理的情况,能不能“特事特办”?

妈妈后来进去了。和上面救护车案例一样,这需要制度给执行人员一点空间,也需要执行人员有基本的人情味。

还有一个货车司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也觉得挺值得关注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查得严,只要行程码带星,就不让通过。

可是货车司机们全国送货,几千公里行程,途经多个城市,难免路过有疫情的地区,行程码很容易就被挂了星。

而因为这个星,他们就可能辛辛苦苦跑到目的地,却被直接劝返,要求“哪来的回哪去”。

他们拉着一车货,一路上辛苦不说,光油钱和过路费就花了几千,就这样被要求开回去,情何以堪。

关键这些人大多不算中高风险地区的人,也都有核酸阴性证明。

很多货车司机为了行程码不出问题,就拿着俩手机换着用,隐瞒行程。

结果被查出来,又遭到严惩。

和那位120医生一样,货车司机好像也面临无解的命题。

不出车,没饭吃。

出来送货,可能根本送不到地方。

现在很多人都陷入了这种困境,他们应该被看到。

新冠病毒的疯狂袭击,使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麻烦层出不穷。

疫情求助帖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有人腰椎骨折,只能卧床,无法自理,但小区封闭禁止出入,没法就医。

有人刚做了手术,满腿钢钉,需要护理,但找不到大医院治疗。

有人网购了必须吃的药,但快递点停了,快递不给送,他没有药吃,身体渐渐扛不住。

有外地人滞留疫情地区,家里老人去世,没办法回去奔丧。

有女孩身上没钱,又一个人隔离14天,精神状况出现异常。

有老人独居,又不会网购菜,群里接龙也接不上,天天吃不上菜。

很多货车司机为了行程码不出问题,就拿着俩手机换着用,隐瞒行程。

结果被查出来,又遭到严惩。

和那位120医生一样,货车司机好像也面临无解的命题。

不出车,没饭吃。

出来送货,可能根本送不到地方。

现在很多人都陷入了这种困境,他们应该被看到。

新冠病毒的疯狂袭击,使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麻烦层出不穷。

疫情求助帖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有人腰椎骨折,只能卧床,无法自理,但小区封闭禁止出入,没法就医。

有人刚做了手术,满腿钢钉,需要护理,但找不到大医院治疗。

有人网购了必须吃的药,但快递点停了,快递不给送,他没有药吃,身体渐渐扛不住。

有外地人滞留疫情地区,家里老人去世,没办法回去奔丧。

有女孩身上没钱,又一个人隔离14天,精神状况出现异常。

有老人独居,又不会网购菜,群里接龙也接不上,天天吃不上菜。

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现在网上有很多骂声,骂某个城市,骂某些政策,骂防疫人员……

心情我非常理解,但其实抱怨和大骂都没什么用。

而且现在我们也应该明白了,没有哪个城市是完美的。

当疫情大规模爆发,无论上海、长春,还是武汉、西安,都会犯错,会力不从心,会手忙脚乱。

与其大加批判,不如想想如何改变。

我们最该做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疫情里,一个又一个求助里,总结经验,想想下次如何避免。

疫情短时间显然不会过去,那么在下个城市爆发的时候,能尽量避免再出现这些问题,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不能只经历教训,不增长经验。

所以我想,一个城市在经历一波大疫情之后,能不能细致地复盘一次。

都遇到了什么问题,每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在下一次做得更好。

而且就算是一个普通人,是不是也可以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比如你曾经被封控,遇到很多麻烦,也有很多思考。

那就可以说说,你认为封控策略如何调整会更合理,居委会如何服务会更高效。

大家各抒己见。

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但有价值的讨论,肯定比破口大骂有意义。

整个3月,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超过了10万例,波及29个省份。

前几天,国家卫健委还说,上海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已经报告的感染者超过3.6万例,近期还会增加。

现在看,奥密克戎的传播是真的厉害。

跟原始的新冠毒株,简直不像一个品种。

上海的几番尝试也表明,一旦流传开来,小范围的防控很难搞定,最好用的清零手段,还是“大面积封控”。

最近新闻说,奥密克戎又出现了升级版“XE”,传播力更强。

所以我们短期内肯定还摆脱不了疫情,封控在所难免。

可一个“封”字,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就会出现上面的种种问题。

我们眼下最务实的做法,是尽量让封控的安排更合理,代价更小。

不能因为孕妇核酸证明过期4小时,而无法入院,导致流产。

不能因为隔离的老人不会团购不会接龙,就吃不上菜。

其实城市管理者应该有个最基本的认识:

疫情期间,社会不得不制定一些应急措施。

而临时性的政策,大多不完美,一定会有极端的情况出现,比如妈妈出来买个菜就被封在外面了。

这种时候,还是要有“特事特办”的灵活性,不能两手一摊眼睛一瞪,用一句“要遵守规定”处理所有的情况。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

人应该有人情味,有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

前两天有个新闻,很触动我。

湖北黄冈,一位老人去世了。

儿子媳妇匆匆忙忙从上海赶回去,却必须要在酒店隔离,不能送葬。

老人火化当天,灵车特意绕行到隔离酒店。

儿子儿媳穿着防护服,跪在路边送别。

这场景让人泪目,也让人感慨。

其实按照规定,隔离人员是不能离开酒店房间的。

但工作人员允许夫妻俩穿着防护服,出来跟老父亲告别。

既保证了防疫,也考虑了隔离者的需求。

这就是人情味。

灵车特意绕行到酒店,让他们可以拜别。

这也是人情味。

病毒冷酷,但人应该有温度。

3月29日,吉林有一个不起眼的新闻。

防疫点,几个志愿者在工作。

一位车主特意把车停在他们附近,还在后车窗上贴了一张纸条:

车未锁,志愿者可进车休息!最起码挡风!

防疫人员们看到,都觉得很暖心,也真的进去睡了一觉。

我特别想给这个车主点赞。

疫情当下,社会亟需帮助。

有感染者需要救治,有辛苦的工作人员需要休息。

有隔离的孩子需要照顾,有买不到菜的老人需要帮助……

有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不是仅靠制度就能解决的。

在制度没有到达、或者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人性的温度。

确切地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地提供做力所能及的帮助。

面对疫情,我们所有同胞都是一个整体。

我们都是局中人,都应该善意地去参与,力所能及地给困境之下的同胞以温暖和便利。

疫情的寒冬也许很久都不会过去,这就格外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小暖阳。

专家有智慧,领导有担当,执行者有善意,老百姓有素质。

如此,我们才能在这寒冬里,感受到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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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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