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50周年访谈丨孙延勋：我与《暖通空调》征文——尚能记得起的一些往事
撰稿：孙延勋（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暖通空调专业退休人员）
为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 《暖通空调》正在征文，作为该杂志全程的老读者，也想趁着以前的一些记录和残存的一点记忆，写出以下不一定准确的文字，算是凑凑热闹吧，文中写得不对的地方，请看到此文的读者多多包涵。
声明一句:本文当需要提到某人时，都将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一）
我同《暖通空调》的结缘是从这本杂志的前身开始的，这就是196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月刊《建筑译丛▪采暖通风和电气设备》（以下简称《建筑译丛》）。该建筑译丛的文章均系翻译或编译自国外暖通空调制冷方面的杂志，主要是英文，例如美国的《供暖、管道与空气调节》（Heating Piping and Air Conditioning），例如俄文的《给水与卫生工程》（Водоснабжение и Санитарная Техника）等，很少有其他语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即东德和西德）尚未统一，但从当时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披露的有限信息中已经知道西德的科技比较发达，产品比较精良，因此就很注意《建筑译丛》中是否会有译自德语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出现。说来也算凑巧，1972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的吴元炜讲师(以下简称吴老师)有机会返回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同期在《建筑译丛》编辑部兼职，当时的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非常器重他的高校专业背景和良好的外语功底，致使他不久就成了《建筑译丛》的事实上的负责人，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
到了1975年，杂志升格为《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以下简称《暖通空调》），在浏览《暖通空调》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位名叫李宏谋的人懂德语，并且在1975年第1期暖通空调中看到了1篇摘译自西德杂志《供暖通风空调与房屋建造技术》（Heizung Lüfting Klimatechnik Haustechnik）的文章，译者恰恰就是已经入职原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暖通室任德文翻译的李宏谋。出于对德国在HVAC专业科技和产品的关注，我很希望认识这位李先生并向他请教。不久，我在出差北京时就通过吴老师的介绍认识了这位李宏谋。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很年轻，是在部队中做德文翻译的退役军人。出于我对德文暖通空调专业文献的兴趣和他对暖通空调专业名词术语恰当翻译的追求，我们俩很快成了书信朋友，在通信中一起交流、探讨双方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这期间一有出差北京的机会，我必定会去车公庄大街19号拜访他。
但世事难料、生命无常，现实不幸应了“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没有几年的工夫，他就突发重症迅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扼腕！2020年6月12日吴老师也走了，天国没有病痛，更没有死亡，愿他们在那里永享安乐时光！
（二）
杂志办刊的过程中，个人觉得有些时间节点可以提一提，有些往事可以说一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亲历的、能记得的、少量的，但远非全部。
我们现在所说的50周年，是从1971年创刊的《建筑技术通讯》算起的，到了1975年， 《建筑技术通讯》开始按建筑结构、施工技术、建筑设计、给水排水和暖通空调等5个专业分开出刊，于是诞生了《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分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逐渐深入，很多杂志，主要是和电子计算机相关的杂志，开始摸索着是否可以参照国外杂志刊登广告的做法大胆地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发现并没有受到上级的批评和警告，更谈不到处罚，而读者却因为额外得到了若干产品的免费信息大为满意，于是这些率先趟出一条路的杂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刊登广告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由于我当时正在进行计算机编程工作，很关心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杂志，于是也就顺便看到了这些杂志上的广告信息，觉得我们的杂志也可以效仿一下，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当时的杂志负责人郑远非(《暖通空调》当前的名誉主编王曙明的前任)，并且给她寄了几本有关的杂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我们的杂志也终于开始刊登广告了，这应该是1980年的事，我个人也因为作出这点小小的贡献而暗暗高兴了一阵子。
1985年9月，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这个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竟然看到了我们的《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杂志，这让我感到惊讶和兴奋，高兴之余，当即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郑远非，并且建议她在每一篇文章中加上英文译名和英文摘要以利于国际交流。可惜因为一些原因，这个事情被拖了下来，直到1995年才得以实现并一直持续至今(注：原期刊目次上有文章标题的英译，后来增加了英文摘要)。
为了将杂志办得更有权威、更有档次、更有代表性，撰稿、审稿、改稿的质量更高，《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希望邀请国内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办刊工作，以便随时得到他们的学术指导、把握办刊方向、及时报导行业的最新成果，于是决定建立编审委员会。第1届编委会会议于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城区文兴东街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国谊宾馆)召开，这是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值得在我们的刊物发展史中写上一笔，也应该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件事。由于是首届，编辑部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是一匹唐三彩的骏马，被我视为珍品转送给我属马并做暖通空调设计工作的儿子，至今一直摆放在他家的显眼位置上。1991年，《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更名为《暖通空调》， 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模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截至2018年，编委会已经召开了14届，编委会的构成和组成人员的层级及代表性，与第1届编委会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完整版请关注公众号：hvac1971）
撰稿：孙延勋（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暖通空调专业退休人员）
为庆祝杂志创刊50周年， 《暖通空调》正在征文，作为该杂志全程的老读者，也想趁着以前的一些记录和残存的一点记忆，写出以下不一定准确的文字，算是凑凑热闹吧，文中写得不对的地方，请看到此文的读者多多包涵。
声明一句:本文当需要提到某人时，都将直呼其名，并无不恭之意。
（一）
我同《暖通空调》的结缘是从这本杂志的前身开始的，这就是196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月刊《建筑译丛▪采暖通风和电气设备》（以下简称《建筑译丛》）。该建筑译丛的文章均系翻译或编译自国外暖通空调制冷方面的杂志，主要是英文，例如美国的《供暖、管道与空气调节》（Heating Piping and Air Conditioning），例如俄文的《给水与卫生工程》（Водоснабжение и Санитарная Техника）等，很少有其他语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德（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即东德和西德）尚未统一，但从当时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披露的有限信息中已经知道西德的科技比较发达，产品比较精良，因此就很注意《建筑译丛》中是否会有译自德语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出现。说来也算凑巧，1972年，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任教的吴元炜讲师(以下简称吴老师)有机会返回北京照顾生病的母亲，同期在《建筑译丛》编辑部兼职，当时的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非常器重他的高校专业背景和良好的外语功底，致使他不久就成了《建筑译丛》的事实上的负责人，并且一做就是很多年。
到了1975年，杂志升格为《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以下简称《暖通空调》），在浏览《暖通空调》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位名叫李宏谋的人懂德语，并且在1975年第1期暖通空调中看到了1篇摘译自西德杂志《供暖通风空调与房屋建造技术》（Heizung Lüfting Klimatechnik Haustechnik）的文章，译者恰恰就是已经入职原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暖通室任德文翻译的李宏谋。出于对德国在HVAC专业科技和产品的关注，我很希望认识这位李先生并向他请教。不久，我在出差北京时就通过吴老师的介绍认识了这位李宏谋。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很年轻，是在部队中做德文翻译的退役军人。出于我对德文暖通空调专业文献的兴趣和他对暖通空调专业名词术语恰当翻译的追求，我们俩很快成了书信朋友，在通信中一起交流、探讨双方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这期间一有出差北京的机会，我必定会去车公庄大街19号拜访他。
但世事难料、生命无常，现实不幸应了“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没有几年的工夫，他就突发重症迅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扼腕！2020年6月12日吴老师也走了，天国没有病痛，更没有死亡，愿他们在那里永享安乐时光！
（二）
杂志办刊的过程中，个人觉得有些时间节点可以提一提，有些往事可以说一说，当然这些都是我亲历的、能记得的、少量的，但远非全部。
我们现在所说的50周年，是从1971年创刊的《建筑技术通讯》算起的，到了1975年， 《建筑技术通讯》开始按建筑结构、施工技术、建筑设计、给水排水和暖通空调等5个专业分开出刊，于是诞生了《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分册。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和逐渐深入，很多杂志，主要是和电子计算机相关的杂志，开始摸索着是否可以参照国外杂志刊登广告的做法大胆地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发现并没有受到上级的批评和警告，更谈不到处罚，而读者却因为额外得到了若干产品的免费信息大为满意，于是这些率先趟出一条路的杂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刊登广告并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由于我当时正在进行计算机编程工作，很关心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杂志，于是也就顺便看到了这些杂志上的广告信息，觉得我们的杂志也可以效仿一下，于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当时的杂志负责人郑远非(《暖通空调》当前的名誉主编王曙明的前任)，并且给她寄了几本有关的杂志，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观察，我们的杂志也终于开始刊登广告了，这应该是1980年的事，我个人也因为作出这点小小的贡献而暗暗高兴了一阵子。
1985年9月，我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国家标准局(NBS)建筑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在这个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里竟然看到了我们的《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杂志，这让我感到惊讶和兴奋，高兴之余，当即将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郑远非，并且建议她在每一篇文章中加上英文译名和英文摘要以利于国际交流。可惜因为一些原因，这个事情被拖了下来，直到1995年才得以实现并一直持续至今(注：原期刊目次上有文章标题的英译，后来增加了英文摘要)。
为了将杂志办得更有权威、更有档次、更有代表性，撰稿、审稿、改稿的质量更高，《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希望邀请国内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办刊工作，以便随时得到他们的学术指导、把握办刊方向、及时报导行业的最新成果，于是决定建立编审委员会。第1届编委会会议于1986年12月在北京西城区文兴东街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即现在的国谊宾馆)召开，这是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值得在我们的刊物发展史中写上一笔，也应该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一件事。由于是首届，编辑部还特意给大家准备了纪念品，是一匹唐三彩的骏马，被我视为珍品转送给我属马并做暖通空调设计工作的儿子，至今一直摆放在他家的显眼位置上。1991年，《建筑技术通讯▪暖通空调》更名为《暖通空调》， 但编审委员会的工作模式却一直延续下来。截至2018年，编委会已经召开了14届，编委会的构成和组成人员的层级及代表性，与第1届编委会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完整版请关注公众号：hvac1971）
诗人朗费罗
朗费罗在世时诗歌在英美极为畅销，其崇高的声誉使得朗费罗的半身像被放置在英国西敏市的诗人角—成为第一个位列于此的美国诗人(奥登是第二位)。惠特曼在一生中都没有达到朗费罗的上述两项成就，尽管惠特曼在创新程度和重要性上被认为更高。鉴于诗歌出版的巨大成功，朗费罗从哈佛大学退休并专职从事诗歌创作，其代表性诗歌包括人生颂、夜吟、伊凡吉林、海华沙之歌、路畔旅舍故事、候鸟、天涯海角等。
朗费罗的大部分作品都被归类为抒情诗。然而，朗费罗尝试多种形式的诗歌创作，包括六音步(hexameter)和自由诗。 朗费罗发表的诗歌显示出极大的多功能性，使用简洁形式、素体诗、英雄对联、民谣和十四行诗。 在一般情况下，朗费罗会仔细考虑其诗歌思想的主题，然后决定合适的韵律形式。 朗费罗的大部分诗歌作品以其悠扬的音乐性而闻名，而惠特曼的诗歌以呈现具有联想的画面文明。 正如朗费罗本人所说：作者对读者的要求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聆听。
作为一个注重隐私的诗人，朗费罗并不经常在诗歌中加入自传元素。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纪念其家人的去世。 辞职这首诗歌是为回应他的女儿范妮于1848年去世而写的；它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而是一首概括的哀悼诗。 正如传记作者查尔斯·卡尔霍恩所写，朗费罗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丝的去世深深地影响朗费罗个人，但似乎没有触及他的诗歌，至少没有直接触及。 朗费罗为纪念她而创作十四行诗在生前并未发表。
朗费罗在诗歌中经常包含说教的成分但晚年较少关注它。朗费罗在大部分诗歌中都传达文化和道德价值观。NY记事报曾买下朗费罗的一首诗歌The Hanging of The Crane，价格为4000多美元，相当于如今的8万美元。尽管如此，朗费罗特别关注精神生活、而不仅是物质追求。朗费罗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寓言(allegory)，他在诗歌中使用的许多隐喻来自传说、神话和文学。 例如，朗费罗的灵感来自北欧神话中的盔甲和芬兰传说中的海华沙之歌。 朗费罗很少写时事，这似乎与当代人关注的对象脱节。 尽管如此，朗费罗呼吁发展高质量的美国文学，这一时期的许多其它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在朗费罗创作的长诗海华沙之歌中，其中一个角色阐述：我们要创作与山水相称的民族文学…我们创作一部与国家大小相适应的民族史诗…我们要创作一部民族戏剧，在其中赋予巨大的思想和无与伦比的空间...总之，我们想要创作一部完全自由、未经修剪的民族文学，它会震撼大地，就像一群野牛在大草原上轰鸣。
朗费罗不仅是一位灵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创新者。一些人认为朗费罗把六音步带入英语韵律的尝试使浪漫主义在新大陆的复活，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爱这首诗歌中使用它是对长诗伊凡吉林(Evangeline)的改进。朗费罗想扩展诗歌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当然他获得巨大成功。除非比较是相对的，因为朗费罗没有把诗歌拆掉并重新建立起来。朗费罗既没有像惠特曼或艾米丽·迪金森那样把语言推向极端，又没有像同龄人波德莱尔和德·内瓦尔那样把主题扩展到禁止和令人惊奇的领域。
作为一名高质量的翻译家，朗费罗在英语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朗费罗对但丁的史诗神曲的翻译成为想具备高雅文化的人的必需品。 朗费罗鼓励和支持其他翻译者。1845年，朗费罗出版800页的欧洲诗人与诗歌，该书收录欧洲大陆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朋友科尼利厄斯·费尔顿的许多作品。1874年，朗费罗总编一部名为大地之歌的31卷选集，包括欧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诗歌。艾默生曾为此失望地告诉朗费罗：世界期待你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你正在浪费应被赋予原创诗歌的时间。然而，朗费罗认为诗歌创作与诗歌的翻译是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任务，对新大陆嗷嗷待哺的诗人和普通大众尤为重要。为纪念朗费罗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哈佛大学于1994年成立朗费罗研究所，专门研究在美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
多年来，朗费罗的个性已经成为其声誉的一部分。朗费罗被描绘成一个温柔平静的诗意灵魂，他的兄弟塞缪尔·朗费罗延续这个形象，他写一本特别强调这些要点的早期传记。 正如詹姆斯·洛厄尔所说：朗费罗有一种绝对的甜蜜、简单和谦虚。 爱默生称朗费罗有一个甜蜜而美丽的灵魂。 事实上，朗费罗的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接连失去两位挚爱的妻子，导致他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他身体持续疼痛且视力也很差。朗费罗写信给查尔斯·萨姆纳：我不相信一个有头脑和心脏的人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由于朗费罗在诗歌创作中的想象力、音乐性及深广程度，朗费罗在生前受到英美乃至全世界的瞩目，甚至中国外交官董恂送给郎费罗一把印有人生颂诗歌的中译文的扇子，这把扇子现保存在朗费罗故居的纪念馆。朗费罗在新大陆的受欢迎程度在20世纪开始下降，因为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惠特曼、埃德温·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身上。克米特·范德比尔特指出：敢于嘲笑朗费罗流行押韵艺术的学者越来越少。朗费罗的诗歌在青少年受到持续的关注、成为他们的必读诗歌，如同李白的诗歌在中国青少年中的欢迎程度一样。
朗费罗在世时诗歌在英美极为畅销，其崇高的声誉使得朗费罗的半身像被放置在英国西敏市的诗人角—成为第一个位列于此的美国诗人(奥登是第二位)。惠特曼在一生中都没有达到朗费罗的上述两项成就，尽管惠特曼在创新程度和重要性上被认为更高。鉴于诗歌出版的巨大成功，朗费罗从哈佛大学退休并专职从事诗歌创作，其代表性诗歌包括人生颂、夜吟、伊凡吉林、海华沙之歌、路畔旅舍故事、候鸟、天涯海角等。
朗费罗的大部分作品都被归类为抒情诗。然而，朗费罗尝试多种形式的诗歌创作，包括六音步(hexameter)和自由诗。 朗费罗发表的诗歌显示出极大的多功能性，使用简洁形式、素体诗、英雄对联、民谣和十四行诗。 在一般情况下，朗费罗会仔细考虑其诗歌思想的主题，然后决定合适的韵律形式。 朗费罗的大部分诗歌作品以其悠扬的音乐性而闻名，而惠特曼的诗歌以呈现具有联想的画面文明。 正如朗费罗本人所说：作者对读者的要求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聆听。
作为一个注重隐私的诗人，朗费罗并不经常在诗歌中加入自传元素。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纪念其家人的去世。 辞职这首诗歌是为回应他的女儿范妮于1848年去世而写的；它不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而是一首概括的哀悼诗。 正如传记作者查尔斯·卡尔霍恩所写，朗费罗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丝的去世深深地影响朗费罗个人，但似乎没有触及他的诗歌，至少没有直接触及。 朗费罗为纪念她而创作十四行诗在生前并未发表。
朗费罗在诗歌中经常包含说教的成分但晚年较少关注它。朗费罗在大部分诗歌中都传达文化和道德价值观。NY记事报曾买下朗费罗的一首诗歌The Hanging of The Crane，价格为4000多美元，相当于如今的8万美元。尽管如此，朗费罗特别关注精神生活、而不仅是物质追求。朗费罗在作品中经常使用寓言(allegory)，他在诗歌中使用的许多隐喻来自传说、神话和文学。 例如，朗费罗的灵感来自北欧神话中的盔甲和芬兰传说中的海华沙之歌。 朗费罗很少写时事，这似乎与当代人关注的对象脱节。 尽管如此，朗费罗呼吁发展高质量的美国文学，这一时期的许多其它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在朗费罗创作的长诗海华沙之歌中，其中一个角色阐述：我们要创作与山水相称的民族文学…我们创作一部与国家大小相适应的民族史诗…我们要创作一部民族戏剧，在其中赋予巨大的思想和无与伦比的空间...总之，我们想要创作一部完全自由、未经修剪的民族文学，它会震撼大地，就像一群野牛在大草原上轰鸣。
朗费罗不仅是一位灵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创新者。一些人认为朗费罗把六音步带入英语韵律的尝试使浪漫主义在新大陆的复活，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爱这首诗歌中使用它是对长诗伊凡吉林(Evangeline)的改进。朗费罗想扩展诗歌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当然他获得巨大成功。除非比较是相对的，因为朗费罗没有把诗歌拆掉并重新建立起来。朗费罗既没有像惠特曼或艾米丽·迪金森那样把语言推向极端，又没有像同龄人波德莱尔和德·内瓦尔那样把主题扩展到禁止和令人惊奇的领域。
作为一名高质量的翻译家，朗费罗在英语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朗费罗对但丁的史诗神曲的翻译成为想具备高雅文化的人的必需品。 朗费罗鼓励和支持其他翻译者。1845年，朗费罗出版800页的欧洲诗人与诗歌，该书收录欧洲大陆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朋友科尼利厄斯·费尔顿的许多作品。1874年，朗费罗总编一部名为大地之歌的31卷选集，包括欧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性诗歌。艾默生曾为此失望地告诉朗费罗：世界期待你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你正在浪费应被赋予原创诗歌的时间。然而，朗费罗认为诗歌创作与诗歌的翻译是并行不悖的两个重要任务，对新大陆嗷嗷待哺的诗人和普通大众尤为重要。为纪念朗费罗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哈佛大学于1994年成立朗费罗研究所，专门研究在美用英语以外的语言撰写的文学作品。
多年来，朗费罗的个性已经成为其声誉的一部分。朗费罗被描绘成一个温柔平静的诗意灵魂，他的兄弟塞缪尔·朗费罗延续这个形象，他写一本特别强调这些要点的早期传记。 正如詹姆斯·洛厄尔所说：朗费罗有一种绝对的甜蜜、简单和谦虚。 爱默生称朗费罗有一个甜蜜而美丽的灵魂。 事实上，朗费罗的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接连失去两位挚爱的妻子，导致他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他身体持续疼痛且视力也很差。朗费罗写信给查尔斯·萨姆纳：我不相信一个有头脑和心脏的人能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
由于朗费罗在诗歌创作中的想象力、音乐性及深广程度，朗费罗在生前受到英美乃至全世界的瞩目，甚至中国外交官董恂送给郎费罗一把印有人生颂诗歌的中译文的扇子，这把扇子现保存在朗费罗故居的纪念馆。朗费罗在新大陆的受欢迎程度在20世纪开始下降，因为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惠特曼、埃德温·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身上。克米特·范德比尔特指出：敢于嘲笑朗费罗流行押韵艺术的学者越来越少。朗费罗的诗歌在青少年受到持续的关注、成为他们的必读诗歌，如同李白的诗歌在中国青少年中的欢迎程度一样。
【#年轻人还应该做理想主义者吗#理想主义者梁卫星，依然没有与现实和解】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梁卫星提出来的。”北大教授、学者兼精神界的战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钱理群说。当年他用一句“北大的学生大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整个中国刮起风暴，当头棒喝有之，汹汹反驳有之，然而这个词语最初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一个叫梁卫星的中学语文老师的自印书《勉为其难的抒写》。
大概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处于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前景倍感困惑之中的北大教授钱理群，突然收到一个叫梁卫星的人寄来的一本自己私下写的集子。在这封寄到北大中文系的信里，唐突的作者介绍自己是湖北仙桃市下辖彭场镇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看完集子里的内容后，钱理群非常吃惊，“一个中学老师，怎么会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
梁卫星属于这样老师中的一员：他们高喊“不跪着教书”，“不相信来自行政部门的评价就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他们正大光明的宣称，“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用自编的读本，开办“青春读书课”，培育未来的“读书种子”；他们带着学生集体旅行，感知对土地、对虫鸟万物的热爱；他们最看重作文，但不是因为分数的重量，不去教授“总分总”的万金油法宝，而是告诉学生，所想即所写，言说己意是每个人的权利；他们所有的所想，都是出于恐惧，恐惧下一代的孩子将被套上不自知的枷锁，期望通过阅读和思考，还学生自由。
他给学生讲索尔贝娄、加缪、卡夫卡，讲文学史，也讲哲学和美学。他让学生自己制定班规，无论好学生坏学生都要轮流当班干部，他声称哪有学生上课不开小差，不看课外书，将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每周规定读完一本课外书，武侠言情皆可，周末再一起交流讨论。他一厢情愿地觉得学生变得温和、理性、深思了，直到一位学生举报了他，将他的课堂言论满满写了十三页，如冷水浇头。
他被认定既不能带高三，也不能当班主任。那时他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了，唯一的爱好成了打麻将，一到寒暑假，几天几夜不下桌，喷吐的香烟在房间里盘成厚厚的云团。然而新世纪来临，网络兴起，在那个互联网的古早时代，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找到了表达的出口。他写起文学评论、时评、杂感，竟然都薄有微名，后来，朋友们说他还可以写小说。
就这样，梁卫星的小说《成人之美兮》问世了。在这本书里，形态各异的老师纷然登场，有掌握权力的教研组长，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者，喜欢将“既然不能反抗，那就享受”挂在嘴边，最后身败名裂；有以清高自居的一校名师，刚才还激情批判世道人心，转脸又振振有词收取学生的资料费；有收藏黄段子如机器猫一般的男老师，下了课便插科打诨；还有当了一辈子老师的老实人，最会“五哄”：在家里，哄老婆；在学校，上哄校长，下哄同事；在教室，哄学生；在外面，哄家长。笑意堆积得如同早晨吃的花卷。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一位姓海，名无言的中年教师。 海老师是办公室中的另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任何有关教学的讨论不发一言，他奉行“不作为”主义：不参与学校的评优，不当班主任。除了几节课，办公室里的日常敷衍，他独来独往，用消极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座孤岛。
但这同时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先是劝年轻的老师们认清现实，宁愿他们随波逐流，但又将关于这份职业最黑暗的部分告诉他们，让年轻人自己选择；他总是说自己只想求一份生活，早就不在乎什么，最后却毅然离开了学校，宁愿去摆路边摊；他还说教育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要想得那么天真又浪漫，但在课堂上，他又总想说些多余的话，他说从最基本的语词，也能抵达真实的人生，布置的作业是让学生去思考词语被遮蔽的含义。
书出版后得到了不错的声名，梁卫星在学校的地位原本被以为能得到提升，没想到却适得其反。当时的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觉得这书是以他们为原型，把他从普通班调去给体育班上课。没有人明确说调动属于惩罚的一种。只是调去体育班的老师，要么临近退休，要么就像另一位老师，调去的时候被传言“精神有点状况”。
“这个书写了后，同事里面，有对号入座的，但没有对号入座里面好老师的，说哎呀，这人写得这么牛逼，那是我，没有。有的是，这人被黑成这样，那是我。
有一个老师，算是我最好的读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对这个书绝对是刻骨铭心，他自己对号入座，觉得我是污蔑他诽谤他，他疯到什么地步，每一句话，他觉得我在写谁，一句句找出来，标明这个是写你，那个是写他，然后给学校里这些老师一个个发，给校长也发，标出我写他们的地方。”
后来，体育班也停掉了，不再给他排课，梁卫星只能领基本工资，没事可做。某种程度上，梁卫星获得了他想要的自由，不会再有人通知他去开会，不会再有人给他记考勤，既不会再有家长追着要给他送礼（他将这视为一种侮辱），也不会再有家长去告状，怕他教坏学生。如今，他连学校都不用去了。
梁卫星说自己一生愧疚的事很多，最愧疚的就是对自己的女儿。
“年轻时候不懂事，对孩子的教育全是理想主义，我没让她补过一次课，没有学过任何一种特长，有时间都让她休息。我没条件让她出国，但走国内这条路，我又没按规矩来，怎么可能考得过人家小孩从小学一直补到高中？所以她成绩不好，我怎么开解她都没用，我给她传播很多东西，没用。教室里面自有一套评判机制。
大学以后，我慢慢和她沟通，才知道教育对她伤害太深了，其实就是自卑嘛，自卑之后就彻底对自己没有信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彻底没信心的人是很卑怯的。女儿说她怪过我。希望我没有那么特立独行。我非常内疚，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对不起女儿，这辈子我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这就是梁卫星的故事，许多事上他都失败了，他是老师但不再能上课，他是小说家但不再有小说问世，他有过民间思想者的称号，但当下的公共场域早已遗忘了他，如今，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曾经相信的东西似乎都辜负了他。在十年的漫长日子里，梁卫星被生活悬置，动弹不得，他一次次确信曾经的选择，又一次次怀疑曾经的自己，他是怯懦的但并非没有勇气，他是愚蠢的但并非不够天真，他只是失败了。当痛苦降临，一切变得混沌不清，模糊难理，他就逃向玄幻小说。
曾经有一个寂寂的夜晚，梁卫星从床上爬起来，他没有再自欺欺人，沉溺玄幻小说，而是打开灯，细细读起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我坐在窗前》，他喜欢这首：
我忠诚于这二流的时代，
并骄傲的承认，我最好的想法
也属二流，但愿未来将它们视作
我挣脱窒息的纪念。
#洞见计划#阅读梁卫星的完整故事请点击：https://t.cn/A6MpN3KI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