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生活一个微笑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努力的理由,将岁月打磨成一把锋利的剑,把所有苦难刺穿。命运所有的遭遇,并不是要把谁推倒,生活本身需要找到解决困难的想法,或者说是一种蔑视困难的高度,不要因为烦恼而带给生活不愉快,烦恼本来就是一堂功课,一种内涵,烦恼本身也不是命运的一场悲剧,所以说,谁要哭泣,和自己的软弱有关,和面临的烦恼无关。

我独自坐在三里屯CICI酒吧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等待着那一束神奇光来临。我躲在黑暗里，等待着天使美丽的身影，在这千年之中，我遭受无数次的折磨，甚至想要在这一次，在天使未到之前先尝试堕落一次，让自己去蔑视现实生活中的无聊和放纵，从而舒缓自己孤寂的灵魂。
我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沉浸于烟草和放肆的暧昧气息里，看着酒吧里年轻女子因疫情后报复性的浓艳妩媚的脸和妖娆放荡的腰肢，我忽然感觉自己需要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快乐，但，这个邪恶的念头只是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在梦里，我依稀见到过天使哭泣和她流在我眼里的泪。我清楚那泪水的滋味。快乐时是甜的，孤独时是涩的，伤心时是苦的…
天使的眼泪是蓝色的，透明的，纯真而又神秘…在梦里我依稀记得，也试着问过，你说：男人只有在吃饭和工作的时候，才是最可爱的，才可以恢复出人性甜美和脆弱的一面。你问我：孤独吗？你的声音很低。
这一刻，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更像是两个飘荡在红尘与世俗里互不相干的灵魂，或者说，更像两条来不及适应季节的蛹，只能：蜗居在裂缝里，躲在泥土深处最黑暗、最潮湿的罅隙里，而我目睹着你娇好的容颜和彤红的躯体在时间里默默蜕变…
我仍然躲在CICI酒吧的角落里，等待…

非凡阅读闲话中囯人（中）
        面子是中国人社交中的＂通行证＂。有了面子，可逢山开路，化难为易，左右逢源，化险为夷。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不过，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子则是给别人看的。在原始社会，面子就是面具。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
        中国做人的规矩很多，但原则也很简单：第一要识相，第二要懂得事。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斤两，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事实上，中国人无论做人做事，都带着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岀来给别人看的。中国人在做人时，常常要做某状：父母面前做听话状，老婆师面前做勤勉状，长辈面前做恭敬状，领导面前做服从状，群众面前做谦虚状.….…总之是只要面对＂观众＂，就要进入＂角色＂。担任什么角色，就做什么状。
          中国的面子主义者，却总是忘记了这两条界限，一方面＂自欺＂而＂欺人＂，另方面又由＂有意＂而＂无意＂，结果只能是害人又害己。在中国人看来，让所有的人都有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于是，要面子而不惜文过饰非，也几乎成为中国人的群体＂文化无意识＂。人与人之间，本来在气质、性格、阅历、境遇各方面都有差异，要是想真正＂情投意合＂，让人们相互之间看着＂顺眼＂，原本就很难！做人既然是为别人而做，是做给别人看的，当然也免不了由着别人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然而，中国人一方面抱怨做人太难，另一方面却又有意无意地给做人增加困难，比如随便说人＂太不像话＂。正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这一谴责便可以广泛地运用于一切领域：武装干涉别国是＂太不像话＂，在连抢别人座位是＂太不像话＂……既无标准，也难量化；既不必负法律责任，又不会对薄公堂，顶多被回赠一句＂你才太不像话＂。
        中国人从小就被施以注意影响教育，懂得诸如不要授人口实、留为话柄、招来物议等人言可畏的道理，从而夹起尾巴，小心谨慎地做人。中国的＂观众＂委实不好打发！做人最好＂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鲁迅说一个人＂不通事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于事故＂也不是好话。＂如同脸皮，没有无耻，太厚也无耻，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国人做人实属不易！
        中国对世故和势利存有不同情感态度。对于尊重入情法则，利用人情法则为己牟利者，是一方面批判，另一方面有意无意暗中效仿；对于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违背人情法则，打小算盘而不要脸面之人，则只有批判，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每个人，都试图依附于某一群体，以其为＂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家做为最后的屏障和依赖，在中囯传统社会里，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背井离乡浪迹天涯。于是才有了在外闯荡的人的切身感受：在家靠父母，岀门靠朋友与＂单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