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十年，我还是好爱柯南。
柯南里前前后后男神那么多，我还是最爱新一。
新一说到底还是个17岁的少年，被人夸了嘴角会飞上天，看见喜欢的女孩的泳装会脸红，加上身体变成了小孩，被大人当真正的小孩对待，时不时出去和少年侦探团野餐冒险，新一的心理也跟着小孩子了起来，可爱了起来。
相比于推理和足球，我看柯南更擅长的应该是萌混过关和装蒜，哈哈哈哈，因为有一把可爱的奶音和一张卡哇伊的小脸，破案时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关键线索。
新一这个人，优点太多，我随口就来，智商高情商也高，有钱啦，长得帅啦，会踢足球啦，会拉小提琴啦，有绝对音感啦，会驾驶各种交通工具啦，富有正义感啦，对待感情专一啦等等等等。不过最让我爱的一点是，新一的性格是那么生动鲜活，真实有趣。
诚实医生的死让他明白，用推理逼死犯人，那么侦探和杀人犯也没有区别。
小兰在伦敦救下了打算杀人的人，小兰觉得自己做错了，是自己救下了杀人犯才害得别人死了，新一就安慰小兰，这有什么错呢？救人是下意识的举动，救人本身没有错。
绷带怪人的凶手忏悔时，说自己是复仇的正义使者，柯南就生气地说：屡次三番要杀无辜之人小兰的人，有什么脸自称正义使者，不过是一个害怕罪行暴露的丑陋的杀人魔罢了。
新一告诉服部平次，排除掉了所有不可能，那么剩下的那个，就算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也只能是凶手了。后来新一却因为自己喜欢的足球偶像而乱了心绪，这样的新一我觉得特别真实，又很心疼，偶像有时是信仰，但有一天他却成了杀人犯，这样的事情，换作谁都不能马上接受吧。我们新一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软肋。
对了，我最喜欢新一的一点是：永远尊重生命。鲁邦vs柯南的那个剧场版，在飞机上，犯人穷凶极恶地拿起机枪朝柯南和鲁邦扫射，却没想到窗户破了，犯人自己飞了出去。柯南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想抓住那个人，鲁邦及时地抓住了柯南，说，放弃吧，那个人已经没救了。
放在别人身上，大概有人要说圣母了。但我从来不会觉得柯南这样做有什么可议论的。那是这个侦探骨子里的正直和温柔，因为他足够善良正直，所以他能在各种案子面前意志坚定。
我喜欢新一，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不完美，五音不全，有时还幼稚，就是这样，才鲜活啊。
柯南里前前后后男神那么多，我还是最爱新一。
新一说到底还是个17岁的少年，被人夸了嘴角会飞上天，看见喜欢的女孩的泳装会脸红，加上身体变成了小孩，被大人当真正的小孩对待，时不时出去和少年侦探团野餐冒险，新一的心理也跟着小孩子了起来，可爱了起来。
相比于推理和足球，我看柯南更擅长的应该是萌混过关和装蒜，哈哈哈哈，因为有一把可爱的奶音和一张卡哇伊的小脸，破案时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关键线索。
新一这个人，优点太多，我随口就来，智商高情商也高，有钱啦，长得帅啦，会踢足球啦，会拉小提琴啦，有绝对音感啦，会驾驶各种交通工具啦，富有正义感啦，对待感情专一啦等等等等。不过最让我爱的一点是，新一的性格是那么生动鲜活，真实有趣。
诚实医生的死让他明白，用推理逼死犯人，那么侦探和杀人犯也没有区别。
小兰在伦敦救下了打算杀人的人，小兰觉得自己做错了，是自己救下了杀人犯才害得别人死了，新一就安慰小兰，这有什么错呢？救人是下意识的举动，救人本身没有错。
绷带怪人的凶手忏悔时，说自己是复仇的正义使者，柯南就生气地说：屡次三番要杀无辜之人小兰的人，有什么脸自称正义使者，不过是一个害怕罪行暴露的丑陋的杀人魔罢了。
新一告诉服部平次，排除掉了所有不可能，那么剩下的那个，就算再怎么不愿意相信，也只能是凶手了。后来新一却因为自己喜欢的足球偶像而乱了心绪，这样的新一我觉得特别真实，又很心疼，偶像有时是信仰，但有一天他却成了杀人犯，这样的事情，换作谁都不能马上接受吧。我们新一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软肋。
对了，我最喜欢新一的一点是：永远尊重生命。鲁邦vs柯南的那个剧场版，在飞机上，犯人穷凶极恶地拿起机枪朝柯南和鲁邦扫射，却没想到窗户破了，犯人自己飞了出去。柯南几乎是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想抓住那个人，鲁邦及时地抓住了柯南，说，放弃吧，那个人已经没救了。
放在别人身上，大概有人要说圣母了。但我从来不会觉得柯南这样做有什么可议论的。那是这个侦探骨子里的正直和温柔，因为他足够善良正直，所以他能在各种案子面前意志坚定。
我喜欢新一，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不完美，五音不全，有时还幼稚，就是这样，才鲜活啊。
【瘟疫之年的牛顿：“苹果神话”是真的吗[吃瓜]】
1665~1666年，英国伦敦暴发鼠疫，波及剑桥。剑桥学生牛顿因此回到老家伍尔索普庄园，“居家隔离”了一年半左右。传说正是在此期间，牛顿被自家院子里的一颗苹果砸中了脑袋，引发了他的思考，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著名的“苹果神话”。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4月16日，在“人文清华云讲坛”直播中，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 “苹果神话”是牛顿本人说的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那是从牛顿家的苹果树嫁接过来的；在1860年落成的牛津自然博物馆里，牛顿雕像脚下也有一个苹果。可见，“苹果神话”并不是街头小报的八卦，而是当时学界共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故事最初是出自谁人之口呢？
“苹果神话”的来源，目前来看有四个：
第一个来源是老年牛顿在18世纪20年代自己说的。他在去世之前的七八年间写了一份东西，跟人说1665年、1666年这两年是他一辈子发明最旺盛的时期，其中有一项发明就是他思考了重力延伸到月球轨道这个问题。但这份手稿里并没有提到苹果。
来源之二，是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版主编彭伯顿在1728年的一本书里写到的，他提到万有引力定律是来自1666年牛顿逃避大瘟疫时的思考。
来源之三，是启蒙运动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那本著名的《牛顿哲学原理》。他在1736年出版的这本书里提到，牛顿的外甥女告诉他说，牛顿在乡下看到苹果落地陷入沉思，引发了对万有引力定律的思考。
来源之四，是牛顿的同乡也是他的传记作者斯图克利。他在1752年曾经写了一本书回忆他跟牛顿的故事，提到1726年，即牛顿去世前的那一年，4月15日晚饭之后他俩出去散步，牛顿亲口对他说，当年就是在相同的情景下，苹果落地引发了他对重力的思考。
细究这四个来源，其实都来自于牛顿本人。也就是说，“苹果神话”是牛顿本人说的，当然也有些他的传记作者的添油加醋。
▲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一波三折
来自牛顿本人之口的“苹果神话”，家喻户晓，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绝对不是牛顿在瘟疫期间坐在苹果树下被一个苹果砸中脑袋之后就想出来的，它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且过程一波三折。
要追溯万有引力定律的起源，还要从西方天文学的演变说起。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宇宙是一个球状的东西，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镶嵌在一层层的天球上，每天围绕地球转动。后来，哥白尼和开普勒发展出日心天文学，使天球理论走向解体，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为基础的托勒密地心天文学被打破。
新的天文学呼唤着新的物理学来作解释。此时站上舞台中心的，是17世纪的超级天才、新物理学的鼻祖法国人笛卡尔。他提出涡旋宇宙说，指出宇宙由物质和运动构成，运动自我维持、数量守恒。
这个原理对于牛顿的“苹果神话”非常重要，因为“苹果神话”包含一个意思，即苹果和月球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个思想不是牛顿的首创，笛卡尔已经提出来了。
早期的牛顿深受笛卡尔影响，也相信涡旋理论，但他还在进一步思考重力问题。
从1665年的瘟疫之年至1669年，牛顿推导出了离心力公式和平方反比公式，但由于他所用的数据，包括地球的半径、月亮离地球的距离、月亮本身的运行周期等有误，导致他对地表重力的计算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牛顿似乎认为，笛卡尔式的涡旋还在起作用，引力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这段时间，牛顿将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入了炼金术实验，其次是圣经年代学研究。在此之余，他还做了光学实验和微积分的发明与完善。而在瘟疫期间思考过的重力问题，则被他搁置了十几年，一直没太关注。
不过，受炼金术思想影响，牛顿越来越相信作为超距作用的万有引力的存在。1682年，他把彗星纳入引力理论范围，这说明此时的他越来越相信大概用引力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天体现象。
1684年，哈雷拜访牛顿，询问行星轨道是何种曲线，这点燃了牛顿的热情。1684年8月~11月，牛顿严格证明了椭圆轨道需要平方反比引力。1686年~1687年，牛顿严格证明了球体引力公式，并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严格证明了不存在笛卡尔式的涡旋宇宙，并构造了新的天体体系。
到此为止，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才算大功告成，而不是瘟疫那两年。
此时的牛顿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了。英国著名诗人蒲柏写道：“自然和自然律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豁然开朗！”
▲ 牛顿为什么要制造“苹果神话”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牛顿在瘟疫之年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牛顿为什么要制造“苹果神话”呢？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牛顿一辈子跟别人打官司，优先权之争贯穿他的一生。除了就光学问题、万有引力定律问题跟胡克争论外，他还就微积分的发明问题与莱布尼茨争论，就月球的数据问题跟当时的皇家天文学家争论。所以他到了晚年之后想以这种方式一劳永逸地结束各种争论。
第二，这和牛顿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们不能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上伟大，人格就一定伟大。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牛顿的人格还是有一些缺陷的，他明显是一个自恋、自大，喜欢自我美化的人。晚年牛顿的自恋倾向更明显，最后十来年，他经常请人给自己画像，自我美化。制造“苹果神话”和他自我美化的倾向是统一的。
第三，牛顿大概希望通过“苹果神话”掩盖引力概念的炼金术起源。因为炼金术在当时属于半地下的工作，不能公开。
在1936年以前，牛顿的形象都是高大上的。直到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牛顿的后人手上买到了他的手稿，主要是他的炼金术手稿，研究后大吃一惊，他发现牛顿原来完全不是我们心目中那样的人。
凯恩斯后来在文章中写到，牛顿根本就不是理性时代的先师，而完全是最后的魔法师，他小心翼翼地掩盖他的炼金术活动和他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信仰。有意思的是，反对三位一体的牛顿，居然在剑桥三一学院待了35年，隐藏得非常深。
当然，无论牛顿有多么大的缺陷，我们都仍生活在牛顿为我们开辟的现代物理世界之中。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在他（牛顿）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本文根据“人文清华云讲坛”直播内容整理）
https://t.cn/A6AykoZo
1665~1666年，英国伦敦暴发鼠疫，波及剑桥。剑桥学生牛顿因此回到老家伍尔索普庄园，“居家隔离”了一年半左右。传说正是在此期间，牛顿被自家院子里的一颗苹果砸中了脑袋，引发了他的思考，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著名的“苹果神话”。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4月16日，在“人文清华云讲坛”直播中，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吴国盛讲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 “苹果神话”是牛顿本人说的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那是从牛顿家的苹果树嫁接过来的；在1860年落成的牛津自然博物馆里，牛顿雕像脚下也有一个苹果。可见，“苹果神话”并不是街头小报的八卦，而是当时学界共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故事最初是出自谁人之口呢？
“苹果神话”的来源，目前来看有四个：
第一个来源是老年牛顿在18世纪20年代自己说的。他在去世之前的七八年间写了一份东西，跟人说1665年、1666年这两年是他一辈子发明最旺盛的时期，其中有一项发明就是他思考了重力延伸到月球轨道这个问题。但这份手稿里并没有提到苹果。
来源之二，是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三版主编彭伯顿在1728年的一本书里写到的，他提到万有引力定律是来自1666年牛顿逃避大瘟疫时的思考。
来源之三，是启蒙运动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那本著名的《牛顿哲学原理》。他在1736年出版的这本书里提到，牛顿的外甥女告诉他说，牛顿在乡下看到苹果落地陷入沉思，引发了对万有引力定律的思考。
来源之四，是牛顿的同乡也是他的传记作者斯图克利。他在1752年曾经写了一本书回忆他跟牛顿的故事，提到1726年，即牛顿去世前的那一年，4月15日晚饭之后他俩出去散步，牛顿亲口对他说，当年就是在相同的情景下，苹果落地引发了他对重力的思考。
细究这四个来源，其实都来自于牛顿本人。也就是说，“苹果神话”是牛顿本人说的，当然也有些他的传记作者的添油加醋。
▲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一波三折
来自牛顿本人之口的“苹果神话”，家喻户晓，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绝对不是牛顿在瘟疫期间坐在苹果树下被一个苹果砸中脑袋之后就想出来的，它的发现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且过程一波三折。
要追溯万有引力定律的起源，还要从西方天文学的演变说起。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宇宙是一个球状的东西，所有的恒星和行星都镶嵌在一层层的天球上，每天围绕地球转动。后来，哥白尼和开普勒发展出日心天文学，使天球理论走向解体，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为基础的托勒密地心天文学被打破。
新的天文学呼唤着新的物理学来作解释。此时站上舞台中心的，是17世纪的超级天才、新物理学的鼻祖法国人笛卡尔。他提出涡旋宇宙说，指出宇宙由物质和运动构成，运动自我维持、数量守恒。
这个原理对于牛顿的“苹果神话”非常重要，因为“苹果神话”包含一个意思，即苹果和月球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个思想不是牛顿的首创，笛卡尔已经提出来了。
早期的牛顿深受笛卡尔影响，也相信涡旋理论，但他还在进一步思考重力问题。
从1665年的瘟疫之年至1669年，牛顿推导出了离心力公式和平方反比公式，但由于他所用的数据，包括地球的半径、月亮离地球的距离、月亮本身的运行周期等有误，导致他对地表重力的计算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牛顿似乎认为，笛卡尔式的涡旋还在起作用，引力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这段时间，牛顿将自己最主要的精力投入了炼金术实验，其次是圣经年代学研究。在此之余，他还做了光学实验和微积分的发明与完善。而在瘟疫期间思考过的重力问题，则被他搁置了十几年，一直没太关注。
不过，受炼金术思想影响，牛顿越来越相信作为超距作用的万有引力的存在。1682年，他把彗星纳入引力理论范围，这说明此时的他越来越相信大概用引力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天体现象。
1684年，哈雷拜访牛顿，询问行星轨道是何种曲线，这点燃了牛顿的热情。1684年8月~11月，牛顿严格证明了椭圆轨道需要平方反比引力。1686年~1687年，牛顿严格证明了球体引力公式，并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严格证明了不存在笛卡尔式的涡旋宇宙，并构造了新的天体体系。
到此为止，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才算大功告成，而不是瘟疫那两年。
此时的牛顿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了。英国著名诗人蒲柏写道：“自然和自然律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豁然开朗！”
▲ 牛顿为什么要制造“苹果神话”
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牛顿在瘟疫之年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牛顿为什么要制造“苹果神话”呢？现在有很多研究表明，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牛顿一辈子跟别人打官司，优先权之争贯穿他的一生。除了就光学问题、万有引力定律问题跟胡克争论外，他还就微积分的发明问题与莱布尼茨争论，就月球的数据问题跟当时的皇家天文学家争论。所以他到了晚年之后想以这种方式一劳永逸地结束各种争论。
第二，这和牛顿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们不能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上伟大，人格就一定伟大。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牛顿的人格还是有一些缺陷的，他明显是一个自恋、自大，喜欢自我美化的人。晚年牛顿的自恋倾向更明显，最后十来年，他经常请人给自己画像，自我美化。制造“苹果神话”和他自我美化的倾向是统一的。
第三，牛顿大概希望通过“苹果神话”掩盖引力概念的炼金术起源。因为炼金术在当时属于半地下的工作，不能公开。
在1936年以前，牛顿的形象都是高大上的。直到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牛顿的后人手上买到了他的手稿，主要是他的炼金术手稿，研究后大吃一惊，他发现牛顿原来完全不是我们心目中那样的人。
凯恩斯后来在文章中写到，牛顿根本就不是理性时代的先师，而完全是最后的魔法师，他小心翼翼地掩盖他的炼金术活动和他反对三位一体的异端信仰。有意思的是，反对三位一体的牛顿，居然在剑桥三一学院待了35年，隐藏得非常深。
当然，无论牛顿有多么大的缺陷，我们都仍生活在牛顿为我们开辟的现代物理世界之中。诚如爱因斯坦所说：“在他（牛顿）以前和以后，都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决定着西方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本文根据“人文清华云讲坛”直播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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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抢救敦煌文化 是我国学者历史上第一次自我文化觉醒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1909年5月，伯希和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委托，从河内又一次进入中国，先后到一些大城市南京、天津和北京收集与采购古籍。由于他事先知道，那批从藏经洞弄走的宝物已经安全地运抵巴黎，这次便放心大胆，随身带来一小箱遗书，送到北京的裱画店装裱。他本人住在苏州胡同。7月间，一位姓董的文人在伯希和的住处看到了这些东西，便告诉了我国的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罗振玉赶到苏州胡同一看，大为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珍罕的东西？
当罗振玉听伯希和说，莫高窟的藏经洞里还有上万件遗书，便风风火火、迫不及待地报告学部，要求学部即刻发令保护。以知识分子唱主角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明大抢救就此拉开大幕。
自从敦煌藏经洞文献被盗事发，罗振玉请求学部火速封闭藏经洞，中国学者就展开了一场文明大抢救。当时比较知名的学者包括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等几乎全都投入进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地展开。极具学术远见的陈寅恪，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感到一种新学科正在形成。他感到这学科的博大深厚，及其无限的潜力与前景。于是他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这就一下子把敦煌这个全新的学科推出来了。
然而，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对被瓜分的敦煌遗书的总体情况所知甚少。仅仅靠伯希和赠予的有限的一点照片，还远远不行。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奔赴到欧洲和日本，去抄录和研究那些流失的遗书。
最先到日本去做这件事的还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赴日参观“西陲古物展览会”上，与日本探险家橘瑞超见了面。他从橘瑞超那里获得被日本人弄走的那些敦煌遗书的目录和材料，迅速写成文章，在国内发表。
最先在欧洲做这一工作的是大诗人刘复（半农）。他在法留学期间，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世俗生活的写本全部照录下来，共计104件，然后送回国出版。书名叫《敦煌掇琐》，其内容非常广博，全书分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释、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宗教、历书、迷信、杂事和语言。单是这百余件写本，就大角度展开了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这更叫国内学者痛惜那些失去了的稀世之宝！
于是，从1934年起，学者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于道泉等等自觉背负起这文化抢救的使命，漂洋过海，去到万里之外的欧洲，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卷时，受到那里的一个叫小翟里斯的人种种刁难。他只能阅读很少一部分写本，但他还是看得非常仔细，并将每件写本都做了卡片，记下卷子的一切特征，还拍了照片。此后他转向法国，抄录了大量资料。1938年他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王重民于1934年到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这种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他们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那是怎样虔诚的敦煌情结和文化情结。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的大抢救，是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的文化觉醒。它义动当世，光耀千古，成为百年来中华学坛的一股飒爽、浩荡和堂堂正正的文化正气。
此时此刻，在大漠风沙中的荒芜又破败的莫高窟就像当年藏经洞等来了罗振玉那些学者一样，在等候它的保护神。
进入20世纪40年代，画家们开始远赴敦煌。最早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有王子云、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在这段时间里，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学者与艺术家，都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他就是张大千。
张大千是最早来到敦煌的画家之一。他于1941年5月携夫人杨宛君和次子张心智到达莫高窟。原打算在这里观摩3个月，但抵达这里的那天清晨，他提着马灯钻进洞窟，就在里边看了整整一天。等到他再从洞窟钻出来，已经改了主意。他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半年还不够！”
同来的人以为这是艺术家一时冲动，谁料他真的一呆7个月。
7个月后，他到兰州，将不多的一些临摹作品送到成都，举办一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引起了不小的负面的轰动。舆论上激烈地批评他，说他沾上民间的俗风匠气，开始步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去回答，手捋长髯，怡然自得。转年春天，他居然携带全家再度进入莫高窟。此行还邀来他的好友、画家和书画鉴定家谢稚柳，看来他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真正地深入这座“沙漠上最伟大的美术馆”了。
第二次进入莫高窟的张大千，全力展开临摹工作。
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同时，中华文化源头的活力，也就不断地涌入他的笔管。
临摹也是一种技法研究和历史研究。故而，他对敦煌的挚爱便自觉地进入珍惜和保护这些艺术珍品的层面。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西北视察。他听说了张大千住在莫高窟，便来参观。于右任的文化造诣颇高，工于诗词，写一手好字。他到了莫高窟一看，深为这里的艺术而震动，也为它如此的破败荒芜而叹息不已。当晚，于右任临时住在下寺——也就是当年王道士居住的地方。张大千抓住机会，和于右任谈了两个夜晚，所谈的全是关于敦煌的保护问题。张大千比任何人都深知这里的一切。几百个画窟，没人看管，风沙侵袭，岩石开裂，流水泻入，还有远道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住宿洞中，信手在壁画上涂抹漫题。莫高窟最晚的洞窟是元代，至少有700余年。很多壁画都已酥碱，起甲，霉变，剥落，已经沦为毁灭的边缘！他要求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这座中华文化与艺术最伟大的宝库，挽救莫高窟于危难之中。
对于莫高窟的保护，张大千应是历史上的第一功臣。
1935年秋天，巴黎到处是美丽的菊花，常书鸿穿过卢森堡公园，打算去卢浮宫看画。在途经塞纳河边旧书摊时，他偶然见到一大部盒装的画集，叫做《敦煌图录》，一套六册。这正是当年伯希和的探险队拍摄、由伯希和编著的。他好奇地打开这部陌生的画集，敦煌壁画第一次闯进他的眼睛。敦煌壁画使任何与它初见的人都受到强烈的震撼，尤其像他这样一位年轻而敏感的艺术家。他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1000多年前的古画，竟然如此遒劲有力，气魄雄伟，那是西方绘画——从古代的拜占庭绘画到当时的野兽派艺术都无可比拟的，他真的震惊至极了。卖旧书的人告诉他，还有不少中国古画的原作就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里。等他看到那些真迹，便彻底被征服。一幅7世纪的《父母恩重经》，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前驱乔托的作品早了700年，但艺术上更加辉煌和隽永。他过去一直拜倒于西方艺术，把希腊和罗马艺术看得至高无上。现在只有惭愧和忏悔，于是他决心离开巴黎，回归到自己民族的艺术中去。
1936年他回到中国。数年后，也就是1942年，于右任忽然请他去敦煌。这时，住在重庆的徐悲鸿和梁思成也全都鼓励常书鸿去。可是谁也不知道，6年前他就是因为看到了敦煌的艺术才决心回来的呵！
1942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任副主任，张大千等5人任委员。常书鸿到兰州进行具体筹办。经过半年筹备，大体就绪，他于1943年2月乘卡车经河西走廊到安西，再换骆驼去往敦煌。
那时，张大千还在这里，正要返回重庆去。张大千对他说：“我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可是一个长期——无期徒刑呀！”
这话既是玩笑，又十分认真。张大千在这里生活了3年，他知道如果一生都呆在这里是什么滋味。1943年元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相信自己不会倒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妻子从他身后逃掉了。他现在才算真正的体验到张大千所说的那个“无期徒刑”的滋味——无期徒刑的分量，还有无期徒刑的神圣。
常书鸿于1994年6月23日辞世。他的骨灰埋葬在中寺故居的小院里。但人们在莫高窟对面的大漠上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石是黑色的，在黄沙万里的背景下，沉静而醒目。好像永远伫立在那里，守候与保卫着敦煌。这黑色的墓碑又像是敦煌史的一块界碑。它严格地分清耻辱的过去与自尊的现在，黑暗的往昔与明媚的未来。人们崇敬以常书鸿为代表的敦煌的保护者们，尊称他和他们为：敦煌的保护神。
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通过罗振玉、蒋斧、董康、王仁俊、向达、王重民、刘复、于道泉、王庆菽、梁思成、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一直像圣火一样传递至今，照亮了中国的学术界和戈壁滩上灿烂的敦煌。可以说，近百年来我国知识界的所有重要人物，差不多全都介入了敦煌。
敦煌的文化抢救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我国学术界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以及一种浩荡的文化正气。同时，也表现出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始终具备的文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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