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印光大师：伟大的念佛法门
来源：文钞正编（《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
念佛法门，其来尚矣。以吾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常恒不变；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1]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致其报之苦乐迥异；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固已天渊悬殊矣。
譬如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而其显现障蔽之相，固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如来以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2]，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3]，从心想生。夫随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
念佛一法，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即此万德洪名，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如蜾蠃之祝螟蛉[4]，久则化之。即生作佛，转凡成圣；其功能力用，超过一代时教一切法门之上。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得了生脱死。
念佛法门，自力、佛力，二皆具足，故得已断惑业者，速证法身；具足惑业者，带业往生。其法极其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得其利益；而复极其玄妙，纵等觉菩萨，不能出其范围。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不修此法，欲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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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又名小乘，其行人速则三生，迟则六十劫间，修空法，终于闻如来声教，悟四谛之理，断见思惑，可证阿罗汉果；缘觉乘又名中乘，其行人速则四生，迟则百劫间，破无明，终于悟十二因缘之理，可证辟支佛果；菩萨乘又名大乘，其行人于无数劫间，修六度行，更于百劫间，植三十二相福因，可证无上佛果
2、三十二相：又名三十二大人相，一足安平，二足千辐轮，三手指纤长，四手足柔软，五手足缦网，六足跟圆满，七足趺高好，八腨如鹿王，九手长过膝，十马阴藏，十一身纵广，十二毛孔青色，十三身毛上靡，十四身金光，十五常光一丈，十六皮肤细滑，十七七处平满，十八两腋满，十九身如师子，二十身端正，二十一肩圆满，二十二口四十齿，二十三齿白齐密，二十四四牙白净，二十五颊车如师子，二十六咽中津液得上味，二十七广长舌，二十八梵音清远，二十九眼色绀青，三十睫如牛王，三十一眉间白毫，三十二顶成肉髻。
3、正遍知海：正遍知，为佛十号之一，意谓佛真正遍知一切法，此“知”如海之深广无边不可测量，故以海比喻之。《观无量寿经》说：“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
4、蜾蠃：guǒ luǒ 一种寄生蜂，属胡蜂的统称。《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蜾蠃用泥土在墙上或树枝上作窝。捕螟蛉产卵其体内，以作为幼虫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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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
念佛法门，由来久远。因为我们一念心性，如虚空一样，长久不变。虽然长久不变，但又念念随缘。不随佛界的缘，便随九界的缘；不随三乘的缘，便随六道的缘；不随人天的缘，便随三途的缘。因为这缘有染缘和净缘的不同，致使得到的苦乐报应也完全不同。虽然对于本体来说，并无一点改变，但是表现在外面的事相上面，就有天壤之别了。
譬如虚空，太阳直照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乌云聚集了，就会遮住阳光，世界就会变得一片灰暗。虽然虚空的本体，不会因为乌云和太阳有所增减；但它显现障蔽的外相，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如来就是用这个意思，让一切众生结念佛的缘，因此经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还告诉我们，诸佛如来，是法界的身，可以进入一切众生心想之中。因此你们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此心作佛，此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都从心想生。因此如果随佛界的缘，就是此心作佛，此心是佛了。如果随众生各界的缘，那么此心作众生，此心是众生了。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念佛的人，是从来没有的。
念佛一法，是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这个万德洪名，是如来果地所证的无上觉道。因为念佛人以如来果地的觉悟，作为他因地修行的心，所以就能够以因涵容于果海，果通达于因的源头。如身上染香的人，就有香气；如蜾蠃祝愿螟蛉生出小蜂，时间久了就真的化出小蜂一样。念佛往生，一生成佛，转凡成圣，它的功能力用，超过一代时教中的一切法门。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依靠自力，断惑证真，才能了生脱死。
而念佛法门，自力和佛力两者都具足了，所以能够使已经断除惑业的人，速证法身，还有惑业的人，带业往生。这个法门极其平常，即使是愚夫愚妇，也能得到它的利益；可这个法门又极其玄妙，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因此，没有一人不值得修，也没有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快。实在是如来一代时教中的特别法门，绝对不可以用一般的教理来作评判。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如果不修此法，想要依靠自力断惑证真，来解脱生死轮回，则万难万难啊！
来源：文钞正编（《栖真常住长年念佛》序）
念佛法门，其来尚矣。以吾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常恒不变；虽常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乘[1]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致其报之苦乐迥异；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固已天渊悬殊矣。
譬如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而其显现障蔽之相，固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如来以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又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2]，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3]，从心想生。夫随佛界之缘，则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矣；若随众生各界之缘，则是心作众生，是心是众生矣。了此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
念佛一法，乃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即此万德洪名，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如蜾蠃之祝螟蛉[4]，久则化之。即生作佛，转凡成圣；其功能力用，超过一代时教一切法门之上。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得了生脱死。
念佛法门，自力、佛力，二皆具足，故得已断惑业者，速证法身；具足惑业者，带业往生。其法极其平常，虽愚夫愚妇，亦能得其利益；而复极其玄妙，纵等觉菩萨，不能出其范围。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实为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固不可以通途教理而为论判也。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不修此法，欲仗自力断惑证真，以了生死，则万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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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又名小乘，其行人速则三生，迟则六十劫间，修空法，终于闻如来声教，悟四谛之理，断见思惑，可证阿罗汉果；缘觉乘又名中乘，其行人速则四生，迟则百劫间，破无明，终于悟十二因缘之理，可证辟支佛果；菩萨乘又名大乘，其行人于无数劫间，修六度行，更于百劫间，植三十二相福因，可证无上佛果
2、三十二相：又名三十二大人相，一足安平，二足千辐轮，三手指纤长，四手足柔软，五手足缦网，六足跟圆满，七足趺高好，八腨如鹿王，九手长过膝，十马阴藏，十一身纵广，十二毛孔青色，十三身毛上靡，十四身金光，十五常光一丈，十六皮肤细滑，十七七处平满，十八两腋满，十九身如师子，二十身端正，二十一肩圆满，二十二口四十齿，二十三齿白齐密，二十四四牙白净，二十五颊车如师子，二十六咽中津液得上味，二十七广长舌，二十八梵音清远，二十九眼色绀青，三十睫如牛王，三十一眉间白毫，三十二顶成肉髻。
3、正遍知海：正遍知，为佛十号之一，意谓佛真正遍知一切法，此“知”如海之深广无边不可测量，故以海比喻之。《观无量寿经》说：“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
4、蜾蠃：guǒ luǒ 一种寄生蜂，属胡蜂的统称。《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蜾蠃用泥土在墙上或树枝上作窝。捕螟蛉产卵其体内，以作为幼虫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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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
念佛法门，由来久远。因为我们一念心性，如虚空一样，长久不变。虽然长久不变，但又念念随缘。不随佛界的缘，便随九界的缘；不随三乘的缘，便随六道的缘；不随人天的缘，便随三途的缘。因为这缘有染缘和净缘的不同，致使得到的苦乐报应也完全不同。虽然对于本体来说，并无一点改变，但是表现在外面的事相上面，就有天壤之别了。
譬如虚空，太阳直照就会一片光明，如果乌云聚集了，就会遮住阳光，世界就会变得一片灰暗。虽然虚空的本体，不会因为乌云和太阳有所增减；但它显现障蔽的外相，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如来就是用这个意思，让一切众生结念佛的缘，因此经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
还告诉我们，诸佛如来，是法界的身，可以进入一切众生心想之中。因此你们心想佛时，此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此心作佛，此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都从心想生。因此如果随佛界的缘，就是此心作佛，此心是佛了。如果随众生各界的缘，那么此心作众生，此心是众生了。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念佛的人，是从来没有的。
念佛一法，是以如来万德洪名为缘。这个万德洪名，是如来果地所证的无上觉道。因为念佛人以如来果地的觉悟，作为他因地修行的心，所以就能够以因涵容于果海，果通达于因的源头。如身上染香的人，就有香气；如蜾蠃祝愿螟蛉生出小蜂，时间久了就真的化出小蜂一样。念佛往生，一生成佛，转凡成圣，它的功能力用，超过一代时教中的一切法门。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依靠自力，断惑证真，才能了生脱死。
而念佛法门，自力和佛力两者都具足了，所以能够使已经断除惑业的人，速证法身，还有惑业的人，带业往生。这个法门极其平常，即使是愚夫愚妇，也能得到它的利益；可这个法门又极其玄妙，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因此，没有一人不值得修，也没有一人不能修；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快。实在是如来一代时教中的特别法门，绝对不可以用一般的教理来作评判。末法众生，福薄慧浅，障厚业深，如果不修此法，想要依靠自力断惑证真，来解脱生死轮回，则万难万难啊！
【168】-解析思索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①。’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②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① 见于《启问道通书》“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篇。
② 辛壬：辛巳年（1521年）与壬午年（1522年）。
欧阳崇一来信说，我读了老师您写的《启问道通书》，您说《易经·系辞》中的“何思何虑”，指所思虑的只是天理，此外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空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想。心的本体即是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千思万虑应该是从一个根上发出来的，这根就是天理落到心之本体上，也就是从良知发出来的。所有努力只是要恢复良知本体，若去安排思索，也就是师心自用了。
“安排思索”的“安排”在这里的意思是“谓施以心思人力。与纯任自然、不加干预相对而言。”陆澄修心学，“求圣心切”，把成圣这事儿看得太功利了，结果欲速而不达，这就是一种安排思索。
明朝刘元卿《贤奕编·应谐》有一则寓言，说的就是“安排思索”：
有盲子道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堕深渊矣。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人不信，握楯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即实地，何久自苦耶！”（译文：有盲人经过一条干涸的小溪。在桥上失足坠落，两手攀住桥栏杆，战战兢兢抓紧，自认为一旦失手必定堕入深渊的。经过的人告诉他说：“不要怕，尽管放手下来，下面是实地。”盲人不信，抓着栏杆不听地哭号，时间久了，盲人筋疲力尽，失手掉到地面上。便自嘲道：“呵！早知道是实地，何必这么久苦自己呢？”）
“师心自用”这句出自《颜氏家训·勉学》，意思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现在的学者有两个弊病，要么“沉空守寂”，要么“安排思索”。
“沉空守寂”是佛家用语，和“沉空滞寂”意思相同，此病属南宋禅宗高僧宗杲禅师所批判的“默病”中最典型的一种，又称之为“枯木禅”。《六祖坛经》中提到的大通禅师，犯的就是此病。该禅病的特征就是，沉溺于空心静坐，闭目塞听，一切不管，以不见一法、不知一法的虚无之境为究竟。禅宗是最贴近我们文化的佛家宗派，是中国化后的佛教，其他的宗派相对要远一些。
欧阳崇一信最后说，这两个弊病，我也经历过，在辛已到壬午期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
思索只要是从良知发用的，应该就算是符合天理的，那么和安排思索有什么区别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被迷惑了还不知道，特意请教一下先生您。
“思曰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① 《尚书·洪范》：“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② 语出《孟子·告子上》原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曰睿，睿作圣”出自《尚书·洪范》，按照伊川先生的解释“思虑久后，睿自然生”，“思曰睿”是说人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久了，明睿自然就出来了，人是以思而灵，但不要忘记，人也以思而妄，所以一定要善于思考，不要胡思乱想，要勤于思考，而且方法要好、要对；“睿作圣”，“作”的本意是ト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引申为创造、创作的意思，也就是明睿久了，就自然而然成为圣人了。
“思”的重点是要心有敬畏，不要抱定一个“我以为”，而是要去查证检验一下这个“我以为”对不对。同时一定要随时去观察，随时去思考，随时去验证，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思考上。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心有思考的功能，思考就会有所得到。
伊川先生说：“致思如掘井”，意思是说我们致力于思考的时候，就好像在挖井一样。挖井，刚开始的时候，水一定都是非常地浑浊，随着工作时间的延伸，挖得越来越深了，慢慢，清水就引出来了。开始思考的时候，一定会很浑浊，很乱，但是，思考久了，自然而然就明快了，这就像挖井一样，挖得还不够深的时候，当然都是浊水，挖到泉眼的时候，清水一出来，就明快了。
阳明先生说，思考是不能没有的。“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都是“自私用智”的结果，也就是基于私欲的“师心自用”。这两点在丧失良知之用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良知是天理落在心之本体上的昭明灵觉，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就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从良知上生发出来的，也不过是天理，必然是明白简易的；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劳扰，良知也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究竟“思”是出自良知，还是出自私欲，自己都是知道的。会出现“认贼作子”的事情，根本原因是对致良知不真的明白，更不知道从良知上体认。
阳明心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致良知”，将合于道的“良知”通过人践行，践行包括心的一涌动直到落实出来，就是一个“致”的过程，“致”的本意是“送，到”，既要“送”，也要“到”，才算是“致”。“良知”人人具有，但能时时保证“良知”能被“送到”才是“致良知”的功夫。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①。’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②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① 见于《启问道通书》“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篇。
② 辛壬：辛巳年（1521年）与壬午年（1522年）。
欧阳崇一来信说，我读了老师您写的《启问道通书》，您说《易经·系辞》中的“何思何虑”，指所思虑的只是天理，此外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空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想。心的本体即是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千思万虑应该是从一个根上发出来的，这根就是天理落到心之本体上，也就是从良知发出来的。所有努力只是要恢复良知本体，若去安排思索，也就是师心自用了。
“安排思索”的“安排”在这里的意思是“谓施以心思人力。与纯任自然、不加干预相对而言。”陆澄修心学，“求圣心切”，把成圣这事儿看得太功利了，结果欲速而不达，这就是一种安排思索。
明朝刘元卿《贤奕编·应谐》有一则寓言，说的就是“安排思索”：
有盲子道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堕深渊矣。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人不信，握楯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即实地，何久自苦耶！”（译文：有盲人经过一条干涸的小溪。在桥上失足坠落，两手攀住桥栏杆，战战兢兢抓紧，自认为一旦失手必定堕入深渊的。经过的人告诉他说：“不要怕，尽管放手下来，下面是实地。”盲人不信，抓着栏杆不听地哭号，时间久了，盲人筋疲力尽，失手掉到地面上。便自嘲道：“呵！早知道是实地，何必这么久苦自己呢？”）
“师心自用”这句出自《颜氏家训·勉学》，意思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现在的学者有两个弊病，要么“沉空守寂”，要么“安排思索”。
“沉空守寂”是佛家用语，和“沉空滞寂”意思相同，此病属南宋禅宗高僧宗杲禅师所批判的“默病”中最典型的一种，又称之为“枯木禅”。《六祖坛经》中提到的大通禅师，犯的就是此病。该禅病的特征就是，沉溺于空心静坐，闭目塞听，一切不管，以不见一法、不知一法的虚无之境为究竟。禅宗是最贴近我们文化的佛家宗派，是中国化后的佛教，其他的宗派相对要远一些。
欧阳崇一信最后说，这两个弊病，我也经历过，在辛已到壬午期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
思索只要是从良知发用的，应该就算是符合天理的，那么和安排思索有什么区别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被迷惑了还不知道，特意请教一下先生您。
“思曰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① 《尚书·洪范》：“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② 语出《孟子·告子上》原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曰睿，睿作圣”出自《尚书·洪范》，按照伊川先生的解释“思虑久后，睿自然生”，“思曰睿”是说人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久了，明睿自然就出来了，人是以思而灵，但不要忘记，人也以思而妄，所以一定要善于思考，不要胡思乱想，要勤于思考，而且方法要好、要对；“睿作圣”，“作”的本意是ト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引申为创造、创作的意思，也就是明睿久了，就自然而然成为圣人了。
“思”的重点是要心有敬畏，不要抱定一个“我以为”，而是要去查证检验一下这个“我以为”对不对。同时一定要随时去观察，随时去思考，随时去验证，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思考上。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心有思考的功能，思考就会有所得到。
伊川先生说：“致思如掘井”，意思是说我们致力于思考的时候，就好像在挖井一样。挖井，刚开始的时候，水一定都是非常地浑浊，随着工作时间的延伸，挖得越来越深了，慢慢，清水就引出来了。开始思考的时候，一定会很浑浊，很乱，但是，思考久了，自然而然就明快了，这就像挖井一样，挖得还不够深的时候，当然都是浊水，挖到泉眼的时候，清水一出来，就明快了。
阳明先生说，思考是不能没有的。“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都是“自私用智”的结果，也就是基于私欲的“师心自用”。这两点在丧失良知之用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良知是天理落在心之本体上的昭明灵觉，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就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从良知上生发出来的，也不过是天理，必然是明白简易的；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劳扰，良知也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究竟“思”是出自良知，还是出自私欲，自己都是知道的。会出现“认贼作子”的事情，根本原因是对致良知不真的明白，更不知道从良知上体认。
阳明心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致良知”，将合于道的“良知”通过人践行，践行包括心的一涌动直到落实出来，就是一个“致”的过程，“致”的本意是“送，到”，既要“送”，也要“到”，才算是“致”。“良知”人人具有，但能时时保证“良知”能被“送到”才是“致良知”的功夫。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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