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近30家房企年报集体“失约”，延期“交卷”会有哪些影响？
每年3月下旬到5月初，是上市房企年报的密集发布期。对港股房企来说，3月31日是“交卷”的最后期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却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多家房企的2021年度报告延期，包括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世茂集团、新力控股、祥生控股等。未准时“交卷”，也导致十余家房企停牌。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若交不出年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信任危机，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困难，压缩其流动性空间。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多家房企的年报延期。图片来源/IC photo
现 象
近30家房企公告2021年财报延期
按照惯例，每年3月下旬到5月初，是上市房企年报的密集发布期。对港股房企而言，3月31日是“交作业”的最后期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却意外情况频出。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近30家房企的年报延期，包括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世茂集团、新力控股、祥生控股、佳兆业集团、融信中国、富力地产、中国奥园、宝龙地产、阳光100中国、当代置业、花样年、三盛控股等。
其中，最早披露无法按期刊发业绩的是新力控股。3月18日，新力控股发布公告称，集团若干主要雇员（尤其是财务报告单位的雇员）近期离职，导致其财务报告事宜延缓。目前，集团虽已尽力招聘替代人员，但因集团财务报告单位人员短缺，以致财务报告单位无法正常有效运作。因而，新力控股在3月31日前无法刊发经审核年度业绩。
随后，多家房企相继宣布延迟刊发2021年经审核业绩。比如，3月21日，融信中国、融信服务均发布公告称，由于核数师变更以及疫情限制集团及时收集必要文件的能力，公司预期无法完成必要程序，以令公司能于3月31日之前落实2021年度的经审核合并财务报表。同一天，世茂集团及世茂服务发布公告，对于延迟发布业绩的原因其表示，是因为审计程序受到以下情况的影响：其一，集团的若干管理层及雇员在最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中被安排接受检疫隔离；其二，从第三方取得若干外部确认函以进行审计工作有所延迟。
再比如，3月22日，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均发布公告称，由于自去年下半年起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核数师于该年度增加了大量额外的审计程序，再加上疫情的相关影响，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资料，公司无法按期完成审计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港交所规定，发行人必须在有关会计年度（如2021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刊登有关业绩，且有关初步公告须以发行人该年度经与核数师协议同意的财务报表为基准。如未能按期公布初步业绩，则必须在该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发出公告。
追 因
受疫情因素影响外，难掩业绩不及预期尴尬
多家房企年报集体“失约”，原因何在？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分析称， 此次多家房企年报暂停发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疫情带来了冲击和干扰，造成审计工作难以推进。而多数房企也明确了先发布未经审核的报告，后补上经审核的报告，这也说明投资者对于此类事件不必多虑，和企业经营情况关系小，更多的是疫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总体上，当前投资者对于房企不发年报会比较敏感，但作为企业来说，主动和坦诚做沟通，以专业的视角，而非简单公关的视角去理解此类事件，反而可以平息投资者顾虑，更好解决此类风波和问题。”严跃进如是说。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多家房企年报延期，也与其业绩差强人意密切相关。“财报延迟，除了疫情，很多也还跟企业业绩不理想有关。大部分企业不仅没有完成2021年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三道红线’进一步恶化，以及业绩亏损、资金链紧张、债务到期等一系列问题。”同策研究院分析师宋雪梅如是说。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研究总监陆骑麟也认为，从已公布2021年度财报的房企来看，一半以上的房企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因此，利润不及预期或是部分房企延迟公布年报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雪梅表示，由于监管加强，让审计师们愈发谨慎，审计要求也更加严格，以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的问题今年都难以过关，特别是对于使用表外债务等不透明的披露做法，在审核上异常严格，这令审计程序及审计工作量更加繁复庞杂，2021年报发布前，更换核数师的房企多达10家，这也是以往较少见的。由此，不少房企的年报审核时间明显拉长。
影 响
或导致股票停牌，更加剧企业融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有一些房企按往常的时间节点发布年报，如龙湖、远洋、招商蛇口等。而对年报延期的房企来说，无法按时发布年报将带来哪些后果？
公司股票停牌是未按时发布年报有可能造成的后果之一。4月1日早间，十余家房企发布公告称，由于无法按期在3月31日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业绩，公司股票停牌。其中包括融创中国、世茂集团、中国奥园、佳兆业集团、当代置业、阳光100中国、花样年、彩生活、富力地产、天山发展控股等房企。此外，中国恒大、恒大物业、新力控股因此前已停牌，目前处于继续停牌状态。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发行人必须在2022年3月31日前发布2021年全年业绩的初步公告，若有发行人未能按照《上市规则》规定如期发表定期的财务资料，交易所一般会要求该发行人的证券停牌，直至发行人公布所规定的财务资料为止。也就是说，上述房企既没有发布经审核的2021年财报，也没有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的初步业绩公告，所以按港交所要求而停牌。
而更为重要的影响，宋雪梅分析指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信任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困难，压缩其流动性空间。本来市场信心就不足，企业又拿不出来像样的成绩单；投资者信心动摇，二级市场股债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一级市场发行可能就更难。
宋雪梅指出，目前是比较关键的时间点，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手段来优化报表，但如果企业报表数据很好看，而马上到期的债务兑现不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信用。如果企业给出的报表数据比较难看，也可能会加剧债务的压力，债权人或将提前要求企业偿债，并且对后续的进一步融资有较大的影响。
在业内人士看来，年报延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难度。新京报资料图片
汇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表示，如果仅仅是年报没法出具，只是时间的原因，企业出具了年报和审计报告以后就可以复牌。但如果不仅仅是这一原因，还包括出现结构性违约和资产持续被处置，这对上市公司而言就会形成持续的“移动标靶”，若是出现这一情况，审计师是比较难出报告的。尤其是在全面违约的情况下，可能停牌的时间会较长，如果再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重组，令债权人赦免这一债务，公司就会永久停牌、退市。
每年3月下旬到5月初，是上市房企年报的密集发布期。对港股房企来说，3月31日是“交卷”的最后期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却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多家房企的2021年度报告延期，包括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世茂集团、新力控股、祥生控股等。未准时“交卷”，也导致十余家房企停牌。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若交不出年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信任危机，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困难，压缩其流动性空间。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多家房企的年报延期。图片来源/IC photo
现 象
近30家房企公告2021年财报延期
按照惯例，每年3月下旬到5月初，是上市房企年报的密集发布期。对港股房企而言，3月31日是“交作业”的最后期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却意外情况频出。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近30家房企的年报延期，包括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世茂集团、新力控股、祥生控股、佳兆业集团、融信中国、富力地产、中国奥园、宝龙地产、阳光100中国、当代置业、花样年、三盛控股等。
其中，最早披露无法按期刊发业绩的是新力控股。3月18日，新力控股发布公告称，集团若干主要雇员（尤其是财务报告单位的雇员）近期离职，导致其财务报告事宜延缓。目前，集团虽已尽力招聘替代人员，但因集团财务报告单位人员短缺，以致财务报告单位无法正常有效运作。因而，新力控股在3月31日前无法刊发经审核年度业绩。
随后，多家房企相继宣布延迟刊发2021年经审核业绩。比如，3月21日，融信中国、融信服务均发布公告称，由于核数师变更以及疫情限制集团及时收集必要文件的能力，公司预期无法完成必要程序，以令公司能于3月31日之前落实2021年度的经审核合并财务报表。同一天，世茂集团及世茂服务发布公告，对于延迟发布业绩的原因其表示，是因为审计程序受到以下情况的影响：其一，集团的若干管理层及雇员在最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中被安排接受检疫隔离；其二，从第三方取得若干外部确认函以进行审计工作有所延迟。
再比如，3月22日，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均发布公告称，由于自去年下半年起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核数师于该年度增加了大量额外的审计程序，再加上疫情的相关影响，根据公司目前掌握的资料，公司无法按期完成审计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港交所规定，发行人必须在有关会计年度（如2021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刊登有关业绩，且有关初步公告须以发行人该年度经与核数师协议同意的财务报表为基准。如未能按期公布初步业绩，则必须在该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发出公告。
追 因
受疫情因素影响外，难掩业绩不及预期尴尬
多家房企年报集体“失约”，原因何在？知名地产分析师严跃进分析称， 此次多家房企年报暂停发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疫情带来了冲击和干扰，造成审计工作难以推进。而多数房企也明确了先发布未经审核的报告，后补上经审核的报告，这也说明投资者对于此类事件不必多虑，和企业经营情况关系小，更多的是疫情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总体上，当前投资者对于房企不发年报会比较敏感，但作为企业来说，主动和坦诚做沟通，以专业的视角，而非简单公关的视角去理解此类事件，反而可以平息投资者顾虑，更好解决此类风波和问题。”严跃进如是说。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多家房企年报延期，也与其业绩差强人意密切相关。“财报延迟，除了疫情，很多也还跟企业业绩不理想有关。大部分企业不仅没有完成2021年的销售目标，还面临着‘三道红线’进一步恶化，以及业绩亏损、资金链紧张、债务到期等一系列问题。”同策研究院分析师宋雪梅如是说。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研究总监陆骑麟也认为，从已公布2021年度财报的房企来看，一半以上的房企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情况。因此，利润不及预期或是部分房企延迟公布年报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宋雪梅表示，由于监管加强，让审计师们愈发谨慎，审计要求也更加严格，以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的问题今年都难以过关，特别是对于使用表外债务等不透明的披露做法，在审核上异常严格，这令审计程序及审计工作量更加繁复庞杂，2021年报发布前，更换核数师的房企多达10家，这也是以往较少见的。由此，不少房企的年报审核时间明显拉长。
影 响
或导致股票停牌，更加剧企业融资难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有一些房企按往常的时间节点发布年报，如龙湖、远洋、招商蛇口等。而对年报延期的房企来说，无法按时发布年报将带来哪些后果？
公司股票停牌是未按时发布年报有可能造成的后果之一。4月1日早间，十余家房企发布公告称，由于无法按期在3月31日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业绩，公司股票停牌。其中包括融创中国、世茂集团、中国奥园、佳兆业集团、当代置业、阳光100中国、花样年、彩生活、富力地产、天山发展控股等房企。此外，中国恒大、恒大物业、新力控股因此前已停牌，目前处于继续停牌状态。
根据港交所上市规则，发行人必须在2022年3月31日前发布2021年全年业绩的初步公告，若有发行人未能按照《上市规则》规定如期发表定期的财务资料，交易所一般会要求该发行人的证券停牌，直至发行人公布所规定的财务资料为止。也就是说，上述房企既没有发布经审核的2021年财报，也没有刊发2021年未经审核的初步业绩公告，所以按港交所要求而停牌。
而更为重要的影响，宋雪梅分析指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信任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困难，压缩其流动性空间。本来市场信心就不足，企业又拿不出来像样的成绩单；投资者信心动摇，二级市场股债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一级市场发行可能就更难。
宋雪梅指出，目前是比较关键的时间点，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手段来优化报表，但如果企业报表数据很好看，而马上到期的债务兑现不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信用。如果企业给出的报表数据比较难看，也可能会加剧债务的压力，债权人或将提前要求企业偿债，并且对后续的进一步融资有较大的影响。
在业内人士看来，年报延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的融资难度。新京报资料图片
汇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表示，如果仅仅是年报没法出具，只是时间的原因，企业出具了年报和审计报告以后就可以复牌。但如果不仅仅是这一原因，还包括出现结构性违约和资产持续被处置，这对上市公司而言就会形成持续的“移动标靶”，若是出现这一情况，审计师是比较难出报告的。尤其是在全面违约的情况下，可能停牌的时间会较长，如果再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重组，令债权人赦免这一债务，公司就会永久停牌、退市。
#上海疫情谣言曝光台#【疫情中的谣言受害者：一条谣言，让我和怀孕的妻子饱受谩骂与质疑】
近日，一条传言在微信群间不胫而走：浦东新区“唐镇昨晚（27日）超市抢货，目前超市老板已确诊，检测报告是滞后的”，且有“360名去过超市的人等待疾控中心处置”。对话未提及是唐镇哪家超市，但“超市抢货”的描述以及精确的数字让网友半信半疑。上海辟谣平台通过多方求证获知，该传言不属实（详情见《浦东唐镇有超市老板确诊，夜晚营业连累顾客？假的》https://t.cn/A66N1R3y）。
可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解。28日深夜，超市经营者向上海辟谣平台留言求助，表示自己和妻子因为这条谣言遭受网暴。以下为当事人自述：
7年前，父母在浦东唐镇一个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我跟着一起经营。近几个月，妻子因怀孕在家休养，父亲回乡种地，只有我和母亲在店里照料。我进货，母亲卖货，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5小时。
3月27日凌晨，批发市场的人说当天生鲜菜品太抢手，原本要去进货的我就没去批发市场，而是回家睡了个回笼觉，一觉就睡到下午两点左右。
吃完饭，居委送来了抗原检测试剂盒，家里人赶忙按照操作提示开展自测。自测结果显示，我跟妻子都是阳性，立马就向居委汇报。居委会也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唐镇城管，对我们的商铺进行了封控，拉设警戒线并安排小区保安值守，叫大家不要靠近。下午6点左右，“大白”上门给我们做了核酸检测，还在家门口拉起了警戒线，我们再也没有出过门。
28日中午，我跟妻子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确认两人核酸检测阳性，要求在家等待转运。期间，不少老顾客、朋友都来询问我的情况。为了回应大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我和媳妇已确诊，信息我就不一一回了，很感谢关心，等120来。”本来是希望能够提醒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做好防护、尽量减少流动，可事后看，正是这条朋友圈，成了传言的开端。
“超市老板确诊”“超市老板确诊还营业，传播给了360多个人……”在家等待转运期间，朋友圈传来的消息越发离谱，仔细看每个细节都是真的，可拼凑到一起，反而成了另一个故事。“我当天连超市都没去，哪来的刻意传播啊？”让我更没想到的是，这条拼凑出来的不实传言，居然让我和妻子遭到了那么多恶意揣测。
28日下午没来得及转运，怀孕5个月的妻子因为紧张和焦虑，出现了发烧症状，我也焦虑万分，在短视频平台寻求帮助。其实，居委、街道、居民朋友都很帮助我们，四处联系，最终成功确定28日晚对我们进行转运，我这才安下心。
可就在这时，我留意到短视频评论区开始出现指责我们的话：“要钱不要命”“自己确诊了还营业，传染给其他人，活该”……紧接着，类似的留言通过评论、手机短信逐渐传到我们眼中、耳中。
看到这些消息后，还在发烧的妻子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明明没有做坏事。”可能是在孕期，妻子的情绪波动特别大，我跟母亲好言相劝了许久才安抚下来。为了避免再刺激她，我赶快删除了评论下方恶意中伤的留言。可一边删，一边还是生气：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恶意？事实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不敢给自己打上“好人”的标签，但扪心自问，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也时刻秉承着“行善积德”的理念，谨言慎行。3月20日，小区因多日封闭，物资短缺，我响应居委号召给小区捐赠了不少蔬菜；连日来也是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为周边封控小区配送菜品。27日那天，我及时发朋友圈，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做好防护。可经过一些有心人的以讹传讹，事实变了样，传播的人赚取了流量、博得了眼球，可无辜的我们受到漫天的指责，这该找谁说理？
疫情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对确诊患者的恶意中伤，“人肉”“网暴”并不罕见。我可以理解大家对于病毒的恐惧，可是意外感染上病毒的患者也是不幸者，也应该受到关怀。所以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希望不要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但我还是想说，我还是幸运的，这个世界并不都是寒冷，来自社区的温暖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昨天晚上，小区里很多居民纷纷通过微信向我们表达慰问，有的阿姨还留言叮嘱我们要带哪些东西，还有好几位老顾客直接捐款给我们，但我没有收，他们的情意我记在心里了。在这里，我真心地向他们说声谢谢。
希望这个寒冬早日过去，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播没有经过确认的消息，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像我们小区的居民那样，有正义感也有爱心的。
【记者手记】
【“不信谣、不传谣”不能只是口号】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涉疫谣言层出不穷。上海辟谣平台在核实中发现，除了有人为了骗取流量、博得眼球而编造的谣言外，也有一部分谣言来自以讹传讹。
以此案例为例，谣言中有部分内容是真实的，但拼凑在一起却与真相背道而驰。就像“传声筒”游戏一样，每个人听到几个关键词后，融入自己的合理想象，把事实传播得面目全非。这一次，超市经营者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理，其实就是给公众提了醒：手指轻点屏幕不经意的一次转发，很可能成为他人身上的无尽压力，刻下磨灭不去的伤痕。
遏制谣言传播，既要严惩造谣者，也需要权威部门、媒体及时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让权威、准确、清晰、专业的声音跑赢谣言。与此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们保持审慎态度，不轻易转发未经确认的消息，切莫做了谣言传播的“帮凶”，使“不信谣、不传谣”成为空谈。
（#上海网络辟谣#）
近日，一条传言在微信群间不胫而走：浦东新区“唐镇昨晚（27日）超市抢货，目前超市老板已确诊，检测报告是滞后的”，且有“360名去过超市的人等待疾控中心处置”。对话未提及是唐镇哪家超市，但“超市抢货”的描述以及精确的数字让网友半信半疑。上海辟谣平台通过多方求证获知，该传言不属实（详情见《浦东唐镇有超市老板确诊，夜晚营业连累顾客？假的》https://t.cn/A66N1R3y）。
可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解。28日深夜，超市经营者向上海辟谣平台留言求助，表示自己和妻子因为这条谣言遭受网暴。以下为当事人自述：
7年前，父母在浦东唐镇一个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我跟着一起经营。近几个月，妻子因怀孕在家休养，父亲回乡种地，只有我和母亲在店里照料。我进货，母亲卖货，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休息时间不超过5小时。
3月27日凌晨，批发市场的人说当天生鲜菜品太抢手，原本要去进货的我就没去批发市场，而是回家睡了个回笼觉，一觉就睡到下午两点左右。
吃完饭，居委送来了抗原检测试剂盒，家里人赶忙按照操作提示开展自测。自测结果显示，我跟妻子都是阳性，立马就向居委汇报。居委会也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唐镇城管，对我们的商铺进行了封控，拉设警戒线并安排小区保安值守，叫大家不要靠近。下午6点左右，“大白”上门给我们做了核酸检测，还在家门口拉起了警戒线，我们再也没有出过门。
28日中午，我跟妻子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确认两人核酸检测阳性，要求在家等待转运。期间，不少老顾客、朋友都来询问我的情况。为了回应大家，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我和媳妇已确诊，信息我就不一一回了，很感谢关心，等120来。”本来是希望能够提醒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做好防护、尽量减少流动，可事后看，正是这条朋友圈，成了传言的开端。
“超市老板确诊”“超市老板确诊还营业，传播给了360多个人……”在家等待转运期间，朋友圈传来的消息越发离谱，仔细看每个细节都是真的，可拼凑到一起，反而成了另一个故事。“我当天连超市都没去，哪来的刻意传播啊？”让我更没想到的是，这条拼凑出来的不实传言，居然让我和妻子遭到了那么多恶意揣测。
28日下午没来得及转运，怀孕5个月的妻子因为紧张和焦虑，出现了发烧症状，我也焦虑万分，在短视频平台寻求帮助。其实，居委、街道、居民朋友都很帮助我们，四处联系，最终成功确定28日晚对我们进行转运，我这才安下心。
可就在这时，我留意到短视频评论区开始出现指责我们的话：“要钱不要命”“自己确诊了还营业，传染给其他人，活该”……紧接着，类似的留言通过评论、手机短信逐渐传到我们眼中、耳中。
看到这些消息后，还在发烧的妻子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明明没有做坏事。”可能是在孕期，妻子的情绪波动特别大，我跟母亲好言相劝了许久才安抚下来。为了避免再刺激她，我赶快删除了评论下方恶意中伤的留言。可一边删，一边还是生气：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恶意？事实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不敢给自己打上“好人”的标签，但扪心自问，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也时刻秉承着“行善积德”的理念，谨言慎行。3月20日，小区因多日封闭，物资短缺，我响应居委号召给小区捐赠了不少蔬菜；连日来也是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为周边封控小区配送菜品。27日那天，我及时发朋友圈，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做好防护。可经过一些有心人的以讹传讹，事实变了样，传播的人赚取了流量、博得了眼球，可无辜的我们受到漫天的指责，这该找谁说理？
疫情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对确诊患者的恶意中伤，“人肉”“网暴”并不罕见。我可以理解大家对于病毒的恐惧，可是意外感染上病毒的患者也是不幸者，也应该受到关怀。所以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希望不要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但我还是想说，我还是幸运的，这个世界并不都是寒冷，来自社区的温暖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昨天晚上，小区里很多居民纷纷通过微信向我们表达慰问，有的阿姨还留言叮嘱我们要带哪些东西，还有好几位老顾客直接捐款给我们，但我没有收，他们的情意我记在心里了。在这里，我真心地向他们说声谢谢。
希望这个寒冬早日过去，也希望大家不要再传播没有经过确认的消息，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像我们小区的居民那样，有正义感也有爱心的。
【记者手记】
【“不信谣、不传谣”不能只是口号】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涉疫谣言层出不穷。上海辟谣平台在核实中发现，除了有人为了骗取流量、博得眼球而编造的谣言外，也有一部分谣言来自以讹传讹。
以此案例为例，谣言中有部分内容是真实的，但拼凑在一起却与真相背道而驰。就像“传声筒”游戏一样，每个人听到几个关键词后，融入自己的合理想象，把事实传播得面目全非。这一次，超市经营者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理，其实就是给公众提了醒：手指轻点屏幕不经意的一次转发，很可能成为他人身上的无尽压力，刻下磨灭不去的伤痕。
遏制谣言传播，既要严惩造谣者，也需要权威部门、媒体及时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让权威、准确、清晰、专业的声音跑赢谣言。与此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们保持审慎态度，不轻易转发未经确认的消息，切莫做了谣言传播的“帮凶”，使“不信谣、不传谣”成为空谈。
（#上海网络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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