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各区（市、县）积极应对雨雪凝冻天气】12月26日，贵阳市迎来今年冬季第一场雪。为应对雨雪凝冻天气带来的影响，贵阳市各区（市、县）提前安排部署、主动作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启动应急预案，切实做好抗凝冻、保民生、保畅通、保安全工作。
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人机混合作战”保畅通
12月26日，记者从云岩区了解到，针对本次低温雨雪凝冻天气，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早谋划，通过组建应急队伍、储备抗凝防冻物资、“人机混合作战”等方式，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及市民通行安全。
为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抗凝冻应急预案，整合市政、环卫、执法大队、市场化公司等力量，组建11支抗凝冻应急队伍共计700余人，准备9台撒盐车、8台应急抢险车辆，储备工业盐12吨和融雪剂172吨，专门负责抗凝冻期间的突发性应急抢险。
12月25日至26日凌晨，该局出动应急队伍211人、车辆28辆，逐一对云岩区重点路段、各主次干道、易结冰路段以及桥梁、隧道、通道口、人行天桥等进行巡查。同时，采取“人机混合作战”方式，对北二环、西二环、北京东路、东山路、偏坡特大桥、黔春立交、三桥立交、蛮坡立交、新添立交等易凝冻区域的路面、护栏提前布撒融雪剂，预防道路结冰。
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小组24小时待命
面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自12月26日以来，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多管齐下做好应对工作，全力以赴抗凝冻、保民生、保畅通。
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相关工作应急预案，成立领导小组，就“抗凝冻、保民生”相关工作进行统筹调度，对应急队伍人员配置、物资储备、重点布控区域等具体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同时，做好物资储备，目前共储备工业盐 70 吨、应急车辆11辆；加强应急值班值守，要求应急小组人员24小时待命；加强联动，确保信息及时畅通，实时接收气象变化信息，并及时通知到各责任部门落实工作。
抗凝冻工作开展以来，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对全区道路桥梁、人行天桥、隧道出入口、地势较高路段等易结冰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提前对可能出现凝冻的道路、桥梁、人行天桥等进行预防性撒盐。目前，全局共出动巡查人员 349 人次，巡查车辆90 台次，撒盐 6.4 吨。
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600余名工作人员上路除冰
近日，贵阳市出现持续低温雨雪天气，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扎实做好抗凝冻保畅通服务民生各项工作。
12月26日，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主动出击，打响了“抗凝冻、保民生”之战，共出动73车次、230余人次，对长岭路、观山东路、阳关大道等道路，以及观山大桥、兴黔路1号桥和2号桥、兴筑路大桥等桥梁开展巡查管控。
12月27日凌晨4点，观山湖区城管系统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区桥梁、隧道和人口密集区域进行重点排查，出动600余名工作人员对结冰路段开展撒布融雪剂除冰工作，安排融雪撒布车6辆、应急车（巡逻车）29辆，撒布融雪剂4吨，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下一步，观山湖区综合执法局将继续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严格压实责任，及时做好统筹调度工作，组织执法人员加大巡查、服务力度，扎实做好市政设施损坏排查、危险路段巡查排查、危险标识设置、易冻路段撒布融雪剂除冰等方面工作，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清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强化”保障交通运输安全
12月26日以来，清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开展低温降雪路检路查工作，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为强化路面执勤，确保道路畅通，该大队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台次，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低温雨雪天气执法巡查，督促提醒过往客运司机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为强化各客运企业监管，该大队加强对客运车站、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等的安全检查，要求相关单位根据天气情况做好客运车辆运营情况报备，加强从业人员冬季恶劣天气下安全行驶、疫情防控等知识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为强化隐患排查，该大队加强对重点路段、码头、船舶的巡逻管控，进一步抓好隐患排查治理，对重点水域的船舶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水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县乡公路执法巡查，严厉打击超限运输行为，确保县乡公路的安全畅通。
白云区：启动应急预案 应对凝冻天气
12月25日至26日，我省出现大范围雪凝天气，白云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
据了解，为应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白云区于12月23日发布相关通知，提前部署低温雨雪凝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24日上午，白云区减灾办组织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举行工作安排会，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及时应对低温雨雪凝冻。
25日晚，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运局以及各乡镇、街道对包保道路、桥梁等易凝冻路段进行巡查，撒盐防止道路结冰，对地势较高的牛场乡云雾山等做好应急准备，对白云客车站、各公交车站等站点加强调配管理。白云区各相关部门还联合供水、供电、电信等职能部门持续开展低温雨雪凝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市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外，白云区各乡镇、街道所属路段应急物资全部准备就绪，共储备工业盐563.35吨。组建14支应急救援队伍共950余人，包括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队伍、民兵队伍等，随时待命出动。
花溪区：多部门协调联动防范灾害
12月26日，花溪区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
在接到低温雨雪凝冻气象预报后，花溪区立即召开应急工作调度会，就气象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措施、值班值守等进行部署，确保安全保障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花溪区应急局加强与各部门联动协作，在保民生、保交通、保供电、保供水、保通信、保安全上及时落实各项措施，科学有效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凝冻灾害；收集全区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和应急队伍情况，确保第一时间做到迅速响应。区交通运输局加强对重要路段的巡查力度，在临水、临崖、陡坡等事故多发路段设置警示标牌，加大除冰除雪应急物资的储备量，增加应急值班值守人员，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畅通。
同时，全区各乡镇（街道）积极行动，做好抗凝冻保民生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对易结冰路段进行全方位巡查，查看供水、供电以及道路通行等情况，并入户调查困难群众冬季生产生活物资储备、受低温影响农作物加盖薄膜保温网等情况。
截至目前，花溪区已储备工业盐150余吨、发电机80余台、防滑链290余副、救灾帐篷90余顶、铁铲580余把，组织应急队伍共1600余人。
贵阳高新区：应急工作队全天候巡查重点路段
12月26日，贵阳高新区扎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从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人员队伍建设、加强信息传导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物资、人员、措施三到位，全力保障企业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道路畅通。
根据应急预案，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应急管理服务保障中心与市政管理处、城市综合执法大队紧密配合，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储备135吨工业盐、5辆清扫车、1辆撒盐车，以及防寒服、铁铲、手套等物资；成立由150名环卫工人和141名各部门党员干部职工组成的两支应急工作队，环卫工作队全天候不间断对辖区重点路段进行全方位巡查，应急工作队严阵以待，调度物资和清扫车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全面开展清雪除冰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降雪对园区生产生活造成的不便。
此外，应急工作队加强气象预警信息传导，提醒各部门、各企业注意防范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及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
南明区商务局：全力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
连日来，为应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对市场供应造成的不利影响，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南明区商务局积极引导各大生鲜超市、农贸市场加强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为确保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部署到位，南明区商务局提前部署，分别于12月20日、21日，召集干部职工、全区大型连锁超市、惠民生鲜超市安排部署保供稳价相关工作，提醒告诫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坚决禁止趁机哄抬粮油、肉蛋、蔬菜价格的行为，并加强走访调查，详细了解是否存在借机恶意囤货、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
为加大储备力度，区商务局将各大生鲜超市、农贸市场作为供应肉类市场的主要载体，督促各企业建立重点供应联系制度，加强与批发商衔接，积极拓展进货渠道、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增加库存规模，并加大市场投放，做到有备无患、不断档、不脱销；指导惠民生鲜超市及农贸市场加大其他肉类、禽类、水产商品采购保供力度，确保供应渠道稳定安全，市场肉类供应充足。同时，加强市场监测、运行分析和预测预警，发现相关价格、供应问题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问题及时妥善处置。
截至目前，全区49家大型超市门店大米、食用油、水果、蔬菜、猪肉、蛋类、方便食品等重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人机混合作战”保畅通
12月26日，记者从云岩区了解到，针对本次低温雨雪凝冻天气，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早谋划，通过组建应急队伍、储备抗凝防冻物资、“人机混合作战”等方式，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及市民通行安全。
为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的防范应对工作，云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抗凝冻应急预案，整合市政、环卫、执法大队、市场化公司等力量，组建11支抗凝冻应急队伍共计700余人，准备9台撒盐车、8台应急抢险车辆，储备工业盐12吨和融雪剂172吨，专门负责抗凝冻期间的突发性应急抢险。
12月25日至26日凌晨，该局出动应急队伍211人、车辆28辆，逐一对云岩区重点路段、各主次干道、易结冰路段以及桥梁、隧道、通道口、人行天桥等进行巡查。同时，采取“人机混合作战”方式，对北二环、西二环、北京东路、东山路、偏坡特大桥、黔春立交、三桥立交、蛮坡立交、新添立交等易凝冻区域的路面、护栏提前布撒融雪剂，预防道路结冰。
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小组24小时待命
面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自12月26日以来，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多管齐下做好应对工作，全力以赴抗凝冻、保民生、保畅通。
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相关工作应急预案，成立领导小组，就“抗凝冻、保民生”相关工作进行统筹调度，对应急队伍人员配置、物资储备、重点布控区域等具体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同时，做好物资储备，目前共储备工业盐 70 吨、应急车辆11辆；加强应急值班值守，要求应急小组人员24小时待命；加强联动，确保信息及时畅通，实时接收气象变化信息，并及时通知到各责任部门落实工作。
抗凝冻工作开展以来，乌当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对全区道路桥梁、人行天桥、隧道出入口、地势较高路段等易结冰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提前对可能出现凝冻的道路、桥梁、人行天桥等进行预防性撒盐。目前，全局共出动巡查人员 349 人次，巡查车辆90 台次，撒盐 6.4 吨。
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600余名工作人员上路除冰
近日，贵阳市出现持续低温雨雪天气，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扎实做好抗凝冻保畅通服务民生各项工作。
12月26日，观山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时间主动出击，打响了“抗凝冻、保民生”之战，共出动73车次、230余人次，对长岭路、观山东路、阳关大道等道路，以及观山大桥、兴黔路1号桥和2号桥、兴筑路大桥等桥梁开展巡查管控。
12月27日凌晨4点，观山湖区城管系统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区桥梁、隧道和人口密集区域进行重点排查，出动600余名工作人员对结冰路段开展撒布融雪剂除冰工作，安排融雪撒布车6辆、应急车（巡逻车）29辆，撒布融雪剂4吨，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下一步，观山湖区综合执法局将继续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严格压实责任，及时做好统筹调度工作，组织执法人员加大巡查、服务力度，扎实做好市政设施损坏排查、危险路段巡查排查、危险标识设置、易冻路段撒布融雪剂除冰等方面工作，确保群众生产生活正常有序。
清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强化”保障交通运输安全
12月26日以来，清镇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开展低温降雪路检路查工作，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为强化路面执勤，确保道路畅通，该大队出动执法人员20人次、执法车辆4台次，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低温雨雪天气执法巡查，督促提醒过往客运司机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为强化各客运企业监管，该大队加强对客运车站、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等的安全检查，要求相关单位根据天气情况做好客运车辆运营情况报备，加强从业人员冬季恶劣天气下安全行驶、疫情防控等知识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为强化隐患排查，该大队加强对重点路段、码头、船舶的巡逻管控，进一步抓好隐患排查治理，对重点水域的船舶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水运企业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加强县乡公路执法巡查，严厉打击超限运输行为，确保县乡公路的安全畅通。
白云区：启动应急预案 应对凝冻天气
12月25日至26日，我省出现大范围雪凝天气，白云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
据了解，为应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白云区于12月23日发布相关通知，提前部署低温雨雪凝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24日上午，白云区减灾办组织各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举行工作安排会，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及时应对低温雨雪凝冻。
25日晚，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交运局以及各乡镇、街道对包保道路、桥梁等易凝冻路段进行巡查，撒盐防止道路结冰，对地势较高的牛场乡云雾山等做好应急准备，对白云客车站、各公交车站等站点加强调配管理。白云区各相关部门还联合供水、供电、电信等职能部门持续开展低温雨雪凝冻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市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外，白云区各乡镇、街道所属路段应急物资全部准备就绪，共储备工业盐563.35吨。组建14支应急救援队伍共950余人，包括综合救援队伍、专业队伍、民兵队伍等，随时待命出动。
花溪区：多部门协调联动防范灾害
12月26日，花溪区启动应急预案，多措并举切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
在接到低温雨雪凝冻气象预报后，花溪区立即召开应急工作调度会，就气象预警、物资储备、应急措施、值班值守等进行部署，确保安全保障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花溪区应急局加强与各部门联动协作，在保民生、保交通、保供电、保供水、保通信、保安全上及时落实各项措施，科学有效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凝冻灾害；收集全区应急物资储备清单和应急队伍情况，确保第一时间做到迅速响应。区交通运输局加强对重要路段的巡查力度，在临水、临崖、陡坡等事故多发路段设置警示标牌，加大除冰除雪应急物资的储备量，增加应急值班值守人员，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畅通。
同时，全区各乡镇（街道）积极行动，做好抗凝冻保民生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对易结冰路段进行全方位巡查，查看供水、供电以及道路通行等情况，并入户调查困难群众冬季生产生活物资储备、受低温影响农作物加盖薄膜保温网等情况。
截至目前，花溪区已储备工业盐150余吨、发电机80余台、防滑链290余副、救灾帐篷90余顶、铁铲580余把，组织应急队伍共1600余人。
贵阳高新区：应急工作队全天候巡查重点路段
12月26日，贵阳高新区扎实做好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应对工作，从应急救援物资储备、人员队伍建设、加强信息传导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物资、人员、措施三到位，全力保障企业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道路畅通。
根据应急预案，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应急管理服务保障中心与市政管理处、城市综合执法大队紧密配合，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储备135吨工业盐、5辆清扫车、1辆撒盐车，以及防寒服、铁铲、手套等物资；成立由150名环卫工人和141名各部门党员干部职工组成的两支应急工作队，环卫工作队全天候不间断对辖区重点路段进行全方位巡查，应急工作队严阵以待，调度物资和清扫车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全面开展清雪除冰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降雪对园区生产生活造成的不便。
此外，应急工作队加强气象预警信息传导，提醒各部门、各企业注意防范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及时发现险情、及时上报、及时处置。
南明区商务局：全力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
连日来，为应对低温雨雪凝冻天气对市场供应造成的不利影响，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南明区商务局积极引导各大生鲜超市、农贸市场加强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为确保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部署到位，南明区商务局提前部署，分别于12月20日、21日，召集干部职工、全区大型连锁超市、惠民生鲜超市安排部署保供稳价相关工作，提醒告诫经营者自觉守法经营，坚决禁止趁机哄抬粮油、肉蛋、蔬菜价格的行为，并加强走访调查，详细了解是否存在借机恶意囤货、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
为加大储备力度，区商务局将各大生鲜超市、农贸市场作为供应肉类市场的主要载体，督促各企业建立重点供应联系制度，加强与批发商衔接，积极拓展进货渠道、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增加库存规模，并加大市场投放，做到有备无患、不断档、不脱销；指导惠民生鲜超市及农贸市场加大其他肉类、禽类、水产商品采购保供力度，确保供应渠道稳定安全，市场肉类供应充足。同时，加强市场监测、运行分析和预测预警，发现相关价格、供应问题第一时间发出预警并启动应急预案，确保问题及时妥善处置。
截至目前，全区49家大型超市门店大米、食用油、水果、蔬菜、猪肉、蛋类、方便食品等重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共舞长江经济带·探源千年文脉# 【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 彝族先民的智慧】在彝州大地上，至今还保留着一种鲜为人知的古老历法——彝族十月太阳历。它渊源于远古伏羲氏时代，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它广泛地运用于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并与中国儒、道、阴阳学说有深厚的渊源关系，至今还有许多“密码”等待破译和研究。
为了弘扬这一悠久的历法，建设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它以彝族十月太阳历法为标志，集中展示彝族历史文化、建筑风格、民族风情，是目前我国颇具历史文化价值和较高知名度的彝族文化主题公园。
据园内讲解员介绍，太阳历文化园以彝族十月太阳历法为标志，集中展示彝族历史文化、建筑风格、民族风情。它始建于1998年，是99昆明世博会分会场，2016年3月进行了提升改造，总占地面积由527亩扩展到926亩。改造后的文化园成为了国内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彝族历法主题文化园。
太阳历文化公园共有4道大门，分别是东门虎门，西门龙门，南门葫芦门，北门鹰门，均是彝族人民图腾崇拜的缩影。
广场上最具特色的建筑要属观象台，它是一座大型的圆形祭坛，也是一座精准的节令观测台，是彝族古老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观象台呈圆形，占地7.83亩，共分为三台，从上到下依次寓意着天、人、地，代表天、人、地合一。观象台顶部广场矗立着十根图腾神柱，用红色赭沙石雕刻而成，红柱的高、矮、粗、细和摆放的位置非常讲究，是按照“毕摩”立杆观测太阳以定季节的原理并通过天文学家的测定设计的，观测效果十分精确。位居中央的是巨大的“祖先神柱”，直径3.5米，顶端是“三女托太阳”不锈钢雕塑，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闪烁在北斗星的正下方。(专题采写/摄影：云上融媒记者 贾翔)
为了弘扬这一悠久的历法，建设了“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它以彝族十月太阳历法为标志，集中展示彝族历史文化、建筑风格、民族风情，是目前我国颇具历史文化价值和较高知名度的彝族文化主题公园。
据园内讲解员介绍，太阳历文化园以彝族十月太阳历法为标志，集中展示彝族历史文化、建筑风格、民族风情。它始建于1998年，是99昆明世博会分会场，2016年3月进行了提升改造，总占地面积由527亩扩展到926亩。改造后的文化园成为了国内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彝族历法主题文化园。
太阳历文化公园共有4道大门，分别是东门虎门，西门龙门，南门葫芦门，北门鹰门，均是彝族人民图腾崇拜的缩影。
广场上最具特色的建筑要属观象台，它是一座大型的圆形祭坛，也是一座精准的节令观测台，是彝族古老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观象台呈圆形，占地7.83亩，共分为三台，从上到下依次寓意着天、人、地，代表天、人、地合一。观象台顶部广场矗立着十根图腾神柱，用红色赭沙石雕刻而成，红柱的高、矮、粗、细和摆放的位置非常讲究，是按照“毕摩”立杆观测太阳以定季节的原理并通过天文学家的测定设计的，观测效果十分精确。位居中央的是巨大的“祖先神柱”，直径3.5米，顶端是“三女托太阳”不锈钢雕塑，像一颗璀璨的星星闪烁在北斗星的正下方。(专题采写/摄影：云上融媒记者 贾翔)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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