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丨考古知今·透过文物看河南之二 车驾里的河南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严济慈、蔡希陶旧居云南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民国 盘龙区蓝黑路132号，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院内。旧居系单体砖木结构西式平房，平面呈“L”形，坐西向东，三开间，南侧突出一间。严济慈和蔡希陶皆为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分别在物理学和植物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严济慈、蔡希陶旧居正是中国物理学、植物学发展历史的实物见证，有着较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https://t.cn/Ryhpwdq
民国 盘龙区蓝黑路132号，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院内。旧居系单体砖木结构西式平房，平面呈“L”形，坐西向东，三开间，南侧突出一间。严济慈和蔡希陶皆为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分别在物理学和植物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严济慈、蔡希陶旧居正是中国物理学、植物学发展历史的实物见证，有着较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https://t.cn/Ryhpwdq
【#专家谈# 马广奇：建设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中华五千年历史悠久，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经济发展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但现代“经济学”却是舶来品，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学如何发展或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如何创新和跟上，是一个急不得又慢不得的历史性战略性话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陕西作为高校聚集地一直是经济学教育重镇，被誉为"经济学家的摇篮”。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时代，陕西高校应该有所作为，打造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西部声音"，为中国特色经济学构建和中国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空间分布及陕西定位
从空间分布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学主要有两大中心。一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在京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代表，包括后来的北大光华、清华经管等共同构成的经济学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基于官方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雄厚基础和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需要为导向的经济学群体，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政策味”更浓一些。二是以上海、武汉等地，以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为主要代表，以引进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西方范式为蓝本，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所形成的经济学群体，也是一个中心，“学术味”更浓一些。无论是经济学研究成果，还是经济学大学教材来看，大体是这样的特点，呈现这样的空间格局。其他地方高校不同时期虽然也有亮点出现，但都没有形成集群，只能算是中国经济学版图里的“星星之光”。
陕西一直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名噪一时。表现在，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实力超群，以何炼成为代表的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科研和教学成就显赫一时，培养了张维迎、张曙光、刘世锦、栗树和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摇篮”。同期，原陕西财经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经金学院）的“应用经济学”实力不凡，以冯大麟、江其务、邢润雨等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影响很大，陕西财经学院1986年获批的“金融学”博士点，是西部最早的经济学类博士点，比西北大学还要早几年，培养的江小娟等一些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财经等主要经济行业的高层领导精英人才群星闪耀。不过，新世纪以来，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陕西区域经济实力不济，陕西高校的经济学实力也不断式微，风光不再。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排名A-，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排名A-，分别位于全国第9、第10名，不再领先，大体处于“第一方阵”的末尾。
二、新时代陕西经济学的发展出路
在新时代，陕西经济学如何定位布局，如何调整优化，如何特色发展，能不能保持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学派，或者成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是我们这一代在陕经济学人的角色与责任的历史拷问和担当。
下一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从国际全国的大视域里，宏观定位，把握方向，战略布局，扎实推进。这里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1、两个龙头，各自归队。以西北大学的“理论经济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为龙头，其他高校各自归队。这两个高校在全国排名虽然滑落，但还没有掉出“第一方阵”，依然具有传统优势，自然是“核心”和“龙头”。西北大学主要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面，尤其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方面有所作为；西安交通大学主要以“应用经济学”为主，在产业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其他在陕高校，可以以自己现有的学科、专业为基础，立足于各自优势，自觉归队，在区域经济学、特色经济学领域精耕细作，增光添彩，群星闪耀。
2、存量优化，增量调整。陕西高校学科门类齐全，涉及经济学教育的高校很多，经济学专业全面，存量很大。应该以存量优化为主，同时注意增量调整。具体来说，陕西经济学高校中，双一流院校提质增效，双非院校拾遗补缺，三本院校注重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总体上，各高校存量优化，增设应以“新兴”专业为主。
3、注重“交叉”，培育新的增长点。
（1）文科与理工的交叉。经济学的数学化促进了经济学的科学化，这依然是基础；经济学的工程化，促进了经济学的应用化，扩展了经济学的领域范围。好的经济学成果一定是经济学思想与数理工具的完美结合。所以，经济学作为文科的第一显学，与理工科的交叉势不可挡。陕西高校工科基础强大，应该注意发挥这一优势。
（2）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现代经济学250年，管理学大约100年，原来就没有管理学，管理学是经济学社会分工和市场竞争原理在现实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行应用中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而分立出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原本不分家，我国在80年代只有经济学大类，90年代末才增加了“管理学”大类。西安交通大学的“管理学”是中国现代管理学源头，多年来全国居冠。陕西经济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不要人为强调经管的界限和藩篱，旗帜鲜明在全国倡导经管合流。
（3）理论与实践的交叉。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长青”。西方经济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越来越解释不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现象。所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东方，尤其是转移到中国，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中国式经济学具有土壤，不是凭空捏造、胡思乱想，需要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思考，需要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陕西经济学人可以在这方面重点思考，有所作为，尤其是对后进国家或区域崛起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方面有所贡献。
4、注重优势与特色的发挥。陕西经济学高校较多，而且各高校的特色鲜明，除了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林经济管理，长安大学的交通运输经济，西安财经大学的统计学，陕西科技大学的丝路金融经济，西安科技大学的能源经济，地区高校的区域经济学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一定的强项，可以相对分工，继续强化，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陕西经济学教育“众星捧月、群星闪耀”的局面。
5、保留个性和“单打独斗”。强调整体、鼓励合作并不是不要发挥个性。文科并不像工科那样需要实验室，必须组建学术团队，需要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兵团作战；文科包括经济学是一种发散性的理性思维，需要的是灵光一闪，一支笔、一台电脑就够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经济学思想，有没有板斧，掌握不掌握数理工具，完全可以单打独斗，炸掉碉堡。刻意组建的所谓团队只能编写教材，或者完成课题，写不出有见解的论文，形不成独创性的专著，别指望出现有价值能够存世的科研成果。陕西学界人才济济，文化基因独特，又有不回头的愣劲和精益求精的韧劲的整体地方性格，就像文学界的陕军一样，都是个人独唱逐步形成合唱的文化群落崛起。所以，陕西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营造有利于个性发挥的氛围，在经费支持下，给与“科研特区”，板凳坐得十年冷，期待水落石出，等待大部头的存世成果的出现。
三、结论与展望
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应该崛起，也能够崛起。陕西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既要兵团作战，也要个性发挥；不能小家子气，需要一定气场气派；不能随波逐流，而要随波逐浪；通过整体规划和学术特区，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西部高地”，发出中国经济学的“西部声音”，为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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