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身边事##香港新闻#【確診者困在家 政府「零支援」】

疫情大爆發導致公立醫院牀位不足，不少確診者須留家自行服藥，但部分基層市民因未有預先購入藥物及快速檢測劑傍身，染疫後不欲外出購買傳染他人，加上沒有親友施援，唯有要求當局派員送藥上門，沒料當局不聞不問，當中有單親媽媽與兒子確診後出現病徵，連日求救無門下無藥治療，幸好病徵較為輕微，及至昨日病徵消退，經快速測試證實轉回陰性，批評特區政府發放中央援港藥物的方式錯誤，令最需要藥物的居家確診者無藥治療，「之前擔心一家三口病情惡化，在家『等死』，幸好命不該絕！」

任職清潔工人、居於屯門大興邨公屋單位的單親媽媽C女士，因工作需要定期進行快速檢測，本月三日晚在家檢測時證實染疫，十六歲就讀中學的兒子同晚檢測亦確診，另二十二歲大學生的兒子則未有染疫，翌日一家三口均有不適，C女士有咳嗽和喉嚨乾痛症狀，次子也有咳嗽兼流鼻水，長子與次子病徵一樣，但他們苦無藥物服用，連日求救無門。

熱綫打不通 未敢外出

　　C女士本周日透過視像電話接受本報專訪時透露，由於長子已出現病徵，加上寓所狹小，沒有獨立房間分隔，睡房與大廳僅有趟門分開，擔心他已經染疫，只是處於潛伏期，尚未在快速測試中顯示確診，故此不敢外出購藥，她和幼子亦不敢違反防疫規定外出，只好由長子代為在網上申報確診，但衞生署未有人員聯絡他們，多番致電醫管局熱綫亦沒法接通，唯有向大興邨的社區主任求助，對方隨即派員上門，將六支快速檢測劑放在門外，但沒法提供藥物，親戚則因遠在四川沒法施援，也沒有本港朋友和同事可提供幫助，擔心病情惡化也沒法入院接受治療，「好似自生自滅一樣。」

　　被問及為何沒有預先購買藥物「看門口」，C女士說以為政府會及時派員上門派發藥物予居家確診者，加上收入有限，沒有多餘錢財購藥，故此沒有準備退燒藥和中成藥，想不到特區政府接收中央援港物資後，亦沒有派發藥物給她，「搵政府都係無咩用」。昨她和兩名兒子病徵陸續消退，於是再次進行快速測試，結果證實均呈陰性，令她放下心頭大石，「好彩病徵輕微，如果病重無藥醫就大件事。」

獨居司機申報七日始獲物資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表示，社協成立了三支義工隊，向居於油尖旺、深水埗的基層人士派發物資，受惠人士包括不少居家確診者，例如上星期曾上門送贈藥物及快速檢測劑予從事清潔的五十八歲單親媽媽及其兒子，「母子都確診，至今未收到政府任何物資。」

　　吳衛東續稱，一名長租賓館房間獨居的五十八歲職業司機，雖然接獲衞生署來電，但僅被告知確診編號及要求居家隔離，連日未獲當局任何援助，其義工隊接獲求助後上門送贈一批快速檢測劑予他及有密切接觸的鄰居，當局直至七日後才派員送上食物及快測劑。

　　雖然社協致力援助基層人士和居家確診者，吳衛東承認能力有限，「我們有聯絡的六千戶劏房居民，有約五百戶與確診個案有關，例如前往一間有確診者居住的板間房派發物資，里面住客通常都有十多人，每人需要至少七支快測劑，上門一次已派了上百支」，他希望當局、民間團體和善心人士可捐助物資予社協，也盼望其他團體和義工在不同地區上門派發物資，「希望全民自救之餘，政府也做好統籌，更快、更精準派發藥物等物資給有需要的市民！」

商經局：各種物資已陸續抵港

　　據悉，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統籌的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早前公布稱已迅速將內地供應的醫療物資分發予前綫人員、接受治療和有需要人士使用，醫管局亦有負責派發物資予未能入院確診者的工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表示，由該局負責統籌的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一直與內地專班緊密對接，統籌各抗疫部門和單位的醫療物資需求，確保物資能盡快供港作防疫抗疫之用。各種醫療物資包括中成藥、快速抗原測試包、個人保護裝備等已陸續分批運抵本港，並持續透過衞生署、民政事務總署、各政府部門，以及熱心社團分發予前綫抗疫防疫人員、確診病人、居家抗疫人士、染疫風險較高人士如被圍封強檢、污水樣本呈陽性區域的居民、部分物資會預留於「全民強制檢測」時使用。

　　發言人續稱，由國家捐贈的部分抗疫中成藥分發給在醫院管理局轄下十八間中醫診所接受治療的人士，以及在隔離設施的確診患者，部分則透過民政事務局及經「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及其他熱心社團在社區派發。#香港新聞#

【#超九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僵尸状态# 】近年来，互联网医院被寄予厚望，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受益于互联网医院的患者有很多。不过，就整体而言，互联网医院的潜力没有充分被挖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1.3万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建成互联网医院的仅约为1700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超9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僵尸状态”。
定价，令公立性互联网医院陷入重重困境。
首先是医事服务费普遍定价低。比如山东省，互联网医院复诊一次仅收6元挂号费。定价太低，无法覆盖成本，医院负担重，医生积极性受挫。在某第三方平台上，记者看到，某三甲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一次15分钟电话问诊定价499元。业内人士称，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完全可以“用脚投票”。
据现有规定，互联网医院只有两种类型：实体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院；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
无论哪一种，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企业参与互联网医院建设只能作为技术供应方。比如，一些互联网企业依托基层一级医疗机构获得互联网医院执业许可证后，主导了互联网医院的建设运营管理，试图把医院变成“企业”，甚至借助互联网医院资质开展“先开药后补方”、以咨询名义变相进行互联网首诊、处方垄断加价等违法行为。
专家认为，互联网医院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走出“建不起来”和“建而不用”的困境。（科技日报）https://t.cn/A6JGARlJ

#爱尔眼科三年手术回扣明细被曝#

真正有需求的小伙伴不如多关注一下辽宁的何氏眼科。

我们简单对比一下两个眼科的基本情况。

何氏眼科的创始人何伟是被国家教育部公派到日本九州大学攻读的眼科博士，本身一位资深眼科专家。

爱尔眼科的创始人陈邦是一个商人，不懂医学。资本市场上对陈老师“一个不懂眼科技术的“外行人”凭借开眼科医院登陆创业板富豪榜”的故事津津乐道。

何伟在留学阶段，多次回国为群众百姓义诊，深感到仅靠几次义诊解决不了贫困患者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本问题。为此，他毅然回国创业，建一所眼科医院，让贫困患者也能享受到国际眼科技术。

陈邦则是东拼西凑3万元，采用“院中院”的形式，在公立医院承包门诊，利用公立医院的公信力为自己背书，3年间就赚了个盆满钵满。2000年，国家开始整治公立医院“院中院”，陈邦属于被整治对象，搬出医院后，北上沈阳开设专科医院。

在专业技术方面。

何伟博士活跃于眼科医疗技术前沿，担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第十二届委员会病理学组组长。相应的，何氏眼科在医师团队、技术和临床经验方面积淀深厚，被国家卫健委评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同时公司组建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视网膜疾病与眼外伤等十余个亚专科组，分不同方向攻克眼科疑难杂症。其中沈阳何氏眼科医院先后成为国家卫健委防盲治盲培训基地，和国际眼科理事会（ICO）等国际眼科非政府组织的中国培训基地。

相比较之下，爱尔眼科的荣誉主要集中在慈善领域，顺便还可以为公司抵税。

在服务模式方面。

何氏眼科的子公司沈阳何氏取得了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的以沈阳何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互联网医院作为第二名称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公司布局“互联网+健康医疗”新服务模式。

相比较之下，爱尔眼科主要集中在线下医院的扩张上，对网上的新服务模式探索较少。

但在商业模式方面。

爱尔不是自己收购医院，而是利用并购基金建立医院或者进行收购。虽然这些医院还没有正式贵爱尔眼科医院所有，但是可以使用爱尔的品牌，并在日常运营中接受爱尔的指导。这种创新商业模式，大大加快了爱尔开拓市场的速度，随着医院数量的增多，不仅实现了规模经济，也增加了业绩增长的确定性。

相比较何氏眼科，由于采用的是完全自己开设医院的模式，主要精力放在医疗技术领域，因此开设医院的速度相对较慢。

综上，这两家眼科医院，何氏眼科在核心技术上有优势，而爱尔眼科则在商业模式上存在先发优势。

你要是患者的话，你知道该去哪家医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