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如何机智应对催婚# 《在催婚这件事上，父母们还是躺平吧》 文 | 静思
不知道现在过年还流不流行父母催婚、安排子女相亲这些节目。前几年，这些剧情在节假日、春节轮番上演，搞得各种版本、门派的《反催婚指南》问世，年轻人回家过年像渡劫一样。
我想，也许现在的父母每天被结婚率、生育率创新低，育儿成本高昂，家长辅导作业心梗，工作不好找、离婚不易这些新闻冲刷着，可能会对儿女一定要结婚这件事看得淡然一些？
我认识很多当父母的80后，对儿女结婚、生育这件事想得比较开。每每大家闲谈，聊起孩子的未来，他们态度出奇一致：教育嘛，尽我所能，以后别落孩子“慈母败儿”的埋怨就行；工作嘛，20年后还有几份职业是我知道的？想管心有余力不足；结婚生娃嘛，随他们便，反正我不催、我也不想带娃，现在多赚点钱，以后用钱换人身自由。
80后也许是吃尽了婚姻的苦头、也许是被孩子的成绩折磨的痛苦不堪、也许是亲眼目睹了父母帮忙带娃的辛劳，总之面对将来孩子的婚育问题——虽然多数人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或初中——就像闯荡江湖一番归来的侠客一样，极其潇洒地不在乎。
谁都知道，那潇洒背后是用身心俱疲、伤痕累累铸就的。
没有正式数据统计过，通过父母催促成功结婚的人有多少，反而年轻人的埋怨是满网满屏在飞舞。我想，在催婚这件事上，也许父母们改变一下策略，结局可能会大不同。
我是25岁结婚的。这个年纪虽不算早婚，但对于在省会城市长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略早了些。身边年龄相仿的人，当时要么单身、要么有了固定的男女朋友，还在过着周末睡到中午自然醒、半夜啤酒烧烤小龙虾的“浪荡”生活。而我，已经为国家的结婚率贡献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日常过着单位——家庭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
所以，当同事、朋友、同学听闻25岁的我已嫁为人妇时，无不惊讶。那惊讶中包含两层意思：1.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2.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这么早结婚？
对英年“早婚”这件事还真不是我“想不开”，一方面，是缘分来了挡不住；另一方面，也得多谢我爹妈的不催之恩，让我对结婚这事更能抱着淡然处之而非逆反的态度。
我家从小家教很严，属于那种和同学出去玩半天，也要向父母报备清楚who、what、when、where几要素，而且中途还会穿插一两次来自爹妈关怀的电话。如果到家的时间晚回来几分钟，父母难堪的脸色和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
可就是对我如此呵护有加的爹妈，等我上了大学后，他们瞬间改头换面，从过去对我的“严加看管”转变为完全的“不闻不问”。
大二暑假那年，我从外地回家过假期，和几位高中同学约了晚上的局，本以为晚上11点就能结束，结果一直闹到凌晨两点多才散场。晚上10点时，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几点回？我说还得一会儿。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好好玩，注意安全，我和你爸先睡了。”
凌晨两点多到了家门口，我用略颤抖的手打开大门，想象着第一次玩得这么迟，会不会被爹妈爆锤一顿？没想到，房里一片漆黑，在客厅里我听到从他们卧室传来如雷的鼾声，爹妈睡得极其安稳。
第二天，他们没提一句我晚归的事儿，就好像失忆了一样。那一瞬间我竟然没有为自己获得大尺度的自由感到雀跃，反而有点小失落：怎么回事，爹妈就这么不管我了？
他们的确不管我了，对所谓的一切“人生大事”都任由我来。毕业后，工作还是读研？随你。去哪个城市工作？随你。要不要找对象？随你。找什么样的人？随你？找到后要不要买房？随你。结婚后要不要生娃？随你。要不要追二胎？随你。
我25岁“早婚”，结婚后又和老公过了6年的二人世界后才要孩子，从恋爱到生娃，我从未听我爹妈催婚、催孕过一次。这两件对很多父母来说重如泰山的大事，在他们眼里轻若鸿毛。
去年看《脱口秀大会》时，童漠男讲过一个段子，说自己谈恋爱很难，因为他的母亲并不同意他谈恋爱，他说自己对婚姻最大的焦虑来源于他的妈妈。他妈妈对于生活就是非常消极，从来不催婚。在童妈妈眼中，只要不催婚，这个世界或许就少了一段蹩脚乏味的婚姻，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虽然是表演的段子，但背后的逻辑却也说得通，父母如果不催婚也许可以提高结婚率的，因为这是一种反向催婚，符合当代年轻人的逆反心理的，这反而激发了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渴望。如果广大父母拿出阻挠早恋时的劲头来阻挠婚姻，到时候结婚就会变成一件很叛逆、很酷的东西，年轻人也许就有兴趣了。
我相信我的父母不是用“反向催婚”这个路数来对付我，他们要么是真看得开、要么就是过于信任我——知道我能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如何，爹妈无心造就的这种自由的婚育观，反而让我在面对对结婚生子这些事时不会用“如临大敌”的心态去看待。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婚、育虽不易，但也不是人生中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人与人，合则来，不合则散，包括夫妻亦不过如此。
而且，我认为对儿女的婚育真能做到不催的父母是有大智慧的。老舍在小说《我这一辈子》里就借男主只口写过：“我早已有意无意的向老人们透了个口话：不娶倒没什么，要娶就得来个够样儿的。那时候，自然还不时兴自由婚，可是已有男女两造对相对看的办法。要结婚的话，我得自己去相看，不能马马虎虎就凭媒人的花言巧语。”要知道。那可是近百年前男人还在留辫子的年代啊，人家就争着要婚姻自主、自由了。
爹妈的催促不是灭霸的无限手套，打个响指就能摆平一切。自己的人生大事，还是放着本尊自己处理为好。父母们无妨躺平，一家子过个安心、祥和的春节吧。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不知道现在过年还流不流行父母催婚、安排子女相亲这些节目。前几年，这些剧情在节假日、春节轮番上演，搞得各种版本、门派的《反催婚指南》问世，年轻人回家过年像渡劫一样。
我想，也许现在的父母每天被结婚率、生育率创新低，育儿成本高昂，家长辅导作业心梗，工作不好找、离婚不易这些新闻冲刷着，可能会对儿女一定要结婚这件事看得淡然一些？
我认识很多当父母的80后，对儿女结婚、生育这件事想得比较开。每每大家闲谈，聊起孩子的未来，他们态度出奇一致：教育嘛，尽我所能，以后别落孩子“慈母败儿”的埋怨就行；工作嘛，20年后还有几份职业是我知道的？想管心有余力不足；结婚生娃嘛，随他们便，反正我不催、我也不想带娃，现在多赚点钱，以后用钱换人身自由。
80后也许是吃尽了婚姻的苦头、也许是被孩子的成绩折磨的痛苦不堪、也许是亲眼目睹了父母帮忙带娃的辛劳，总之面对将来孩子的婚育问题——虽然多数人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或初中——就像闯荡江湖一番归来的侠客一样，极其潇洒地不在乎。
谁都知道，那潇洒背后是用身心俱疲、伤痕累累铸就的。
没有正式数据统计过，通过父母催促成功结婚的人有多少，反而年轻人的埋怨是满网满屏在飞舞。我想，在催婚这件事上，也许父母们改变一下策略，结局可能会大不同。
我是25岁结婚的。这个年纪虽不算早婚，但对于在省会城市长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略早了些。身边年龄相仿的人，当时要么单身、要么有了固定的男女朋友，还在过着周末睡到中午自然醒、半夜啤酒烧烤小龙虾的“浪荡”生活。而我，已经为国家的结婚率贡献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日常过着单位——家庭两点一线的规律生活。
所以，当同事、朋友、同学听闻25岁的我已嫁为人妇时，无不惊讶。那惊讶中包含两层意思：1.你怎么这么早就结婚了！2.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这么早结婚？
对英年“早婚”这件事还真不是我“想不开”，一方面，是缘分来了挡不住；另一方面，也得多谢我爹妈的不催之恩，让我对结婚这事更能抱着淡然处之而非逆反的态度。
我家从小家教很严，属于那种和同学出去玩半天，也要向父母报备清楚who、what、when、where几要素，而且中途还会穿插一两次来自爹妈关怀的电话。如果到家的时间晚回来几分钟，父母难堪的脸色和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
可就是对我如此呵护有加的爹妈，等我上了大学后，他们瞬间改头换面，从过去对我的“严加看管”转变为完全的“不闻不问”。
大二暑假那年，我从外地回家过假期，和几位高中同学约了晚上的局，本以为晚上11点就能结束，结果一直闹到凌晨两点多才散场。晚上10点时，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几点回？我说还得一会儿。她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好好玩，注意安全，我和你爸先睡了。”
凌晨两点多到了家门口，我用略颤抖的手打开大门，想象着第一次玩得这么迟，会不会被爹妈爆锤一顿？没想到，房里一片漆黑，在客厅里我听到从他们卧室传来如雷的鼾声，爹妈睡得极其安稳。
第二天，他们没提一句我晚归的事儿，就好像失忆了一样。那一瞬间我竟然没有为自己获得大尺度的自由感到雀跃，反而有点小失落：怎么回事，爹妈就这么不管我了？
他们的确不管我了，对所谓的一切“人生大事”都任由我来。毕业后，工作还是读研？随你。去哪个城市工作？随你。要不要找对象？随你。找什么样的人？随你？找到后要不要买房？随你。结婚后要不要生娃？随你。要不要追二胎？随你。
我25岁“早婚”，结婚后又和老公过了6年的二人世界后才要孩子，从恋爱到生娃，我从未听我爹妈催婚、催孕过一次。这两件对很多父母来说重如泰山的大事，在他们眼里轻若鸿毛。
去年看《脱口秀大会》时，童漠男讲过一个段子，说自己谈恋爱很难，因为他的母亲并不同意他谈恋爱，他说自己对婚姻最大的焦虑来源于他的妈妈。他妈妈对于生活就是非常消极，从来不催婚。在童妈妈眼中，只要不催婚，这个世界或许就少了一段蹩脚乏味的婚姻，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虽然是表演的段子，但背后的逻辑却也说得通，父母如果不催婚也许可以提高结婚率的，因为这是一种反向催婚，符合当代年轻人的逆反心理的，这反而激发了当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渴望。如果广大父母拿出阻挠早恋时的劲头来阻挠婚姻，到时候结婚就会变成一件很叛逆、很酷的东西，年轻人也许就有兴趣了。
我相信我的父母不是用“反向催婚”这个路数来对付我，他们要么是真看得开、要么就是过于信任我——知道我能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如何，爹妈无心造就的这种自由的婚育观，反而让我在面对对结婚生子这些事时不会用“如临大敌”的心态去看待。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婚、育虽不易，但也不是人生中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人与人，合则来，不合则散，包括夫妻亦不过如此。
而且，我认为对儿女的婚育真能做到不催的父母是有大智慧的。老舍在小说《我这一辈子》里就借男主只口写过：“我早已有意无意的向老人们透了个口话：不娶倒没什么，要娶就得来个够样儿的。那时候，自然还不时兴自由婚，可是已有男女两造对相对看的办法。要结婚的话，我得自己去相看，不能马马虎虎就凭媒人的花言巧语。”要知道。那可是近百年前男人还在留辫子的年代啊，人家就争着要婚姻自主、自由了。
爹妈的催促不是灭霸的无限手套，打个响指就能摆平一切。自己的人生大事，还是放着本尊自己处理为好。父母们无妨躺平，一家子过个安心、祥和的春节吧。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历史冷知识##古人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澎湃：多地倡议春节就地过年 都准备了什么“大礼包”？】据澎湃新闻报道：2022年春节将至，眼下陕西、河南、天津等省份正遭遇新冠本土疫情，其中天津、安阳两市更是发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链。面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局势，多地时隔一年再度发出“就地过年”的倡议。
回顾去年，疫情背景下的“就地过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为留人就地过年，不少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或是直接奖励外来务工人员，或是鼓励当地企业引导员工留在当地，并予以补贴，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如今，各地又将拿出哪些留人就地过年的“大礼包”呢？
其中，浙江宁波，安徽合肥、芜湖等地宣布了直接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现金红包”的举措，部分地方还同时为留下外地员工的企业带来“福利组合拳”。
早在2021年12月14日晚，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就已出台《关于支持企业留工优工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部门通过稳定生产、留工稳岗、暖心行动、加强服务等系列政策“组合拳”，鼓励和支持企业春节期间留工优工促生产。
其中，宁波市对2022年1月26日至2月10日期间在宁波市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务业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重大项目施工企业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且2021年12月在甬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宁波市户籍员工给予专项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每人最高不超过500元。
2022年1月8日，合肥市发布《2022年春节期间稳岗留工专项行动计划》，宣布将开展“留肥红包”派送行动和开展“共享用工”余缺调剂行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莫过于1000元的“留肥红包”。
其中，合肥市向2022年1月26日至2022年2月9日期间留肥，在合肥市重点用工企业、重大建设项目企业、规上工业企业和规上服务业企业工作，且在肥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安徽省户籍员工发放“留肥红包”，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
2022年1月10日，芜湖市发布《芜湖市“百分之一工作法”2022年春节期间稳生产稳就业专项行动措施》，将开展“政策大礼包”发放行动，倡导和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在芜过春节、重大项目过年不停工，提供免费城市交通保障服务等。
其中，芜湖市对全部“一套表”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非芜湖市户籍留芜过春节的员工，按照200元/人的标准给予过节补贴，每户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20万元。
针对企业，合肥市鼓励企业开展共享用工余缺调剂，积极引导外地员工留肥，并为留肥外地员工提供合适工作岗位，鼓励自身缺乏工作岗位的企业通过“共享用工”模式，积极主动联系其他有岗位余缺的企业，进行员工输送。对春节期间开展共享用工7天及以上的输送企业，按每人700元标准，给予输送企业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补助上限为40万元。
而在浙江金华等地，则选择了为留在当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消费券。
2022年1月7日，金华新闻客户端发布消息称，为统筹疫情防控工作，鼓励非浙江籍在金就业人员留金过春节，金华市制定出台《金华市区留金人员暖心促消费方案》，拟在春节期间开展留金人员暖心消费活动，为其发放消费券。
此次消费券发放对象为在金华市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并在金华市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的非浙江户籍人员，不含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包括政府性质建设主体）员工，发放对象约10万人。根据方案，每人将发放16张50元面额共计800元电子消费券。
此外，杭州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于2021年12月31日研究制定了《杭州市关于春节外省务工人员留杭补助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对春节期间（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留杭的非浙江户籍务工人员，按每人600元标准，发放两种电子消费券：一种是每人发放总额为500元抵扣券，每满50元抵25元，允许叠加使用；另一种是按人均100元标准设置现金券，以抢红包形式发放，可直接抵用并允许叠加使用。
发放对象要求在杭缴纳社保（以2021年12月31日数据为准。包括税务登记注册在杭的企业，市场监管登记注册在杭的个体工商户，发证机关为市级或区、县【市】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社会组织员工），且不含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包括政府性质建设主体）员工。目前，该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截至2022年1月11日。
对于倡议“就地过年”，人民日报评论部官方微博2022年1月11日点评称，群众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各地也应积极采取举措，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让就地过年的群众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提倡就地过年，绝不是搞“一刀切”，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健康温馨的春节。以响应就地过年，换牵挂的人安心放心，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定能迎来更多温馨暖心的团聚时分。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也在此前表示，春节期间是不是就地过年的问题要基于风险研判，全国不能“一刀切”，要分类、分区考虑。他同时指出，精准平衡疫情防控和春节团圆的关系，也是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种治理能力的考验。https://t.cn/A6JG15lE（澎湃新闻客户端）
回顾去年，疫情背景下的“就地过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为留人就地过年，不少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或是直接奖励外来务工人员，或是鼓励当地企业引导员工留在当地，并予以补贴，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如今，各地又将拿出哪些留人就地过年的“大礼包”呢？
其中，浙江宁波，安徽合肥、芜湖等地宣布了直接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现金红包”的举措，部分地方还同时为留下外地员工的企业带来“福利组合拳”。
早在2021年12月14日晚，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就已出台《关于支持企业留工优工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及部门通过稳定生产、留工稳岗、暖心行动、加强服务等系列政策“组合拳”，鼓励和支持企业春节期间留工优工促生产。
其中，宁波市对2022年1月26日至2月10日期间在宁波市规上工业企业、限上服务业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重大项目施工企业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且2021年12月在甬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宁波市户籍员工给予专项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每人最高不超过500元。
2022年1月8日，合肥市发布《2022年春节期间稳岗留工专项行动计划》，宣布将开展“留肥红包”派送行动和开展“共享用工”余缺调剂行动。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莫过于1000元的“留肥红包”。
其中，合肥市向2022年1月26日至2022年2月9日期间留肥，在合肥市重点用工企业、重大建设项目企业、规上工业企业和规上服务业企业工作，且在肥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安徽省户籍员工发放“留肥红包”，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
2022年1月10日，芜湖市发布《芜湖市“百分之一工作法”2022年春节期间稳生产稳就业专项行动措施》，将开展“政策大礼包”发放行动，倡导和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在芜过春节、重大项目过年不停工，提供免费城市交通保障服务等。
其中，芜湖市对全部“一套表”单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商贸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非芜湖市户籍留芜过春节的员工，按照200元/人的标准给予过节补贴，每户企业补贴最高不超过20万元。
针对企业，合肥市鼓励企业开展共享用工余缺调剂，积极引导外地员工留肥，并为留肥外地员工提供合适工作岗位，鼓励自身缺乏工作岗位的企业通过“共享用工”模式，积极主动联系其他有岗位余缺的企业，进行员工输送。对春节期间开展共享用工7天及以上的输送企业，按每人700元标准，给予输送企业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补助上限为40万元。
而在浙江金华等地，则选择了为留在当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消费券。
2022年1月7日，金华新闻客户端发布消息称，为统筹疫情防控工作，鼓励非浙江籍在金就业人员留金过春节，金华市制定出台《金华市区留金人员暖心促消费方案》，拟在春节期间开展留金人员暖心消费活动，为其发放消费券。
此次消费券发放对象为在金华市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并在金华市区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费的非浙江户籍人员，不含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包括政府性质建设主体）员工，发放对象约10万人。根据方案，每人将发放16张50元面额共计800元电子消费券。
此外，杭州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于2021年12月31日研究制定了《杭州市关于春节外省务工人员留杭补助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对春节期间（2022年1月31日至2月6日）留杭的非浙江户籍务工人员，按每人600元标准，发放两种电子消费券：一种是每人发放总额为500元抵扣券，每满50元抵25元，允许叠加使用；另一种是按人均100元标准设置现金券，以抢红包形式发放，可直接抵用并允许叠加使用。
发放对象要求在杭缴纳社保（以2021年12月31日数据为准。包括税务登记注册在杭的企业，市场监管登记注册在杭的个体工商户，发证机关为市级或区、县【市】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社会组织员工），且不含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包括政府性质建设主体）员工。目前，该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截至2022年1月11日。
对于倡议“就地过年”，人民日报评论部官方微博2022年1月11日点评称，群众响应号召就地过年，各地也应积极采取举措，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让就地过年的群众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提倡就地过年，绝不是搞“一刀切”，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健康温馨的春节。以响应就地过年，换牵挂的人安心放心，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定能迎来更多温馨暖心的团聚时分。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也在此前表示，春节期间是不是就地过年的问题要基于风险研判，全国不能“一刀切”，要分类、分区考虑。他同时指出，精准平衡疫情防控和春节团圆的关系，也是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种治理能力的考验。https://t.cn/A6JG15lE（澎湃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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