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买百万亩农地成美“头号地主”！持有土地面积相当于香港】#比尔盖茨成美国最大农田私人所有者# 美联社报道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刚刚获得法律批准，允许他购买价值1350万美元的北达科他州21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农田。此前，比尔·盖茨购买农田一事，一度引发当地居民不满，并导致该州最高检察官介入此事。实际上，这并不是盖茨第一次在美国投资买地，他已经在美国十几个州购买近26.9万英亩、相当于163万亩的土地，几乎占全美农地的1%，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在全球高通胀、股市波动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环球时报》7月7日11版文章，作者冯黛梅 青木 辛斌）
相当于“1个香港”“3个柏林”
雅虎财经网6日报道称，刚刚从北达科他州购入2100英亩的良田，使得盖茨的土地版图再次扩大。据2021年《土地报告100强》发布的数据，盖茨在过去几年购置的农地遍布十几个州，包括24.2万英亩的农田、1234英亩休闲用地和 2.575万英亩的其他土地，正在从农田过渡到住宅和商业用途。北达科他州的收购将使其土地总持有量超过27万英亩，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香港那么大，抵得上3个柏林。
报道称，盖茨购买的农地包括路易斯安那（6.9万英亩）、阿肯色（4.8万英亩）、内布拉斯加（2万多英亩）、亚利桑那（2.5万多英亩）、密西西比、印第安纳、华盛顿州以及南部的佛罗里达等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称，这些遍布近20个州的土地包括种植胡萝卜、大豆和土豆等蔬菜的农田，其中一些最终成为麦当劳的炸薯条。
美国媒体报道称，虽然盖茨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者，但他并不是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另有其人——亿万富翁约翰·马龙，被称为“美国有线电视教父”，他在全美拥有220万英亩土地。
此外，人们熟知的亚马逊电商巨头杰夫·贝索斯也拥有42万英亩土地，除了耕地，还有大量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美国传媒巨头特德·特纳、以250亿美元财富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5名的美国商人托马斯·彼得菲，都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土地所有人。可以看出，大地主都是超级富翁。
欧洲富人也爱买地
在欧洲国家，买农田的“地主”也越来越多。波西尔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家家具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家族每年都会在周边地区买下10到20公顷（1公顷等于15亩）的土地进行投资，除了农地，还有森林。森林的木材用于他的企业，而农地则租给当地农民。
波西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他们买地每公顷不到1万欧元，10年后价格达1.5万欧元，现在已经超过3万欧元。这个价格在农业州下萨克森州还算是比较低的。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买下的地至今从不出售，一代一代继承下去。根据德国各地的规定，如果买地建工厂、公寓楼等，审批会比较严格。当波西尔与当地农民签订租赁合同时，会详细说明土地的用处和注意事项等。
“最近两年，德国出现买地热。”柏林土地和房地产投资顾问鲁迪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亿万富翁投资农业用地，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私人非农业买家相对容易获得美国的农田和森林。而在德国，投资者购买农业用地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当局希望避免农田成为投机对象，每年交易的农地不到1%。
但现在德国政府对土地买卖有所放宽，比如规定买农地可以建太阳能公园发电等。有的一个城市就有十多个太阳能公园项目。当然，更多人买地是用来建农场或出租。不过也有质疑称，富人有通过买地获得高额农业补贴的嫌疑。但鲁迪格说，如果购买者不生产，很难在欧盟内获得补贴。
德国《今日农业》杂志称，不仅德国农地价格大涨，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农地价格也在涨。比如，2020年农地最昂贵的荷兰，每公顷价格接近7万欧元。而在过去10年，荷兰土地价格上涨近40%。另一个国家罗马尼亚，土地价格在过去10年翻了5倍多，2020年达到每公顷7163欧元，价格甚至超过农业强国法国。
“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高回报，低风险”，德国经济新闻网这样概括富人买地投资的趋势。投资传奇人物沃伦·巴菲特曾表示，在多地买农田，这是“最古老、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总体而言，农地一直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投资农田的回报比其他绝大多数的投资都要好，甚至可以与股票相媲美。据美国《福布斯》报道，在过去29年间（1992-2020），美国农地的投资回报高于绝大部分资产。还有数据显示，自1972年以来，美国农田的年化回报率约为10%，而美国房地产仅为9%，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黄金每年仅增长约7%。尤其是近期食品价格暴涨，农地投资更具有潜力。鲁迪格认为，从大富翁的投资看，买地也是一只绩优股，需要长期投资为佳。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3.7亿公顷的农田，其中2/3为农民所有，1/3为大投资者所有。数据还显示，39%的农地地主自己不种地，而是将农地出租给农民。这些不种地的地主其中80%都是投资商。显然，租金带来的现金流是很多投资农地的一笔直接可观的收入。其次，作为农地，农作物收益也是其中一项主要回报，尤其对于真正种地的农场主来说。有的人购买农地除了作为一项相对稳定增值投资之外，同时把它用作度假、休闲的场所。有的人还会把农场打造成庆祝婚礼、生日以及其他庆祝活动的举办场所。
《环球时报》驻美国记者所在的美国东海岸虽然没有中西部广袤的农田，但是也会在郊区随处看到农场。很多农场以种植果树为主，比较大的农场每年会有一个采摘节。除了采摘水果，万圣节前，遍地的南瓜还供人们采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农场往往还有一个卖自家产品的食品杂货店，有的几乎就是一个大型食品超市。这样的农场杂货店很受当地人欢迎，甚至成为社区一个地标性场所。
美国农地一直以来就是很好的投资品种，但购买农地的前期成本很高，不太适合资金量小的普通投资者。最近几年美国农地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各种众筹平台的兴起，大大降低这一资产类别的投资门槛。Harvest Return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罗利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购买农场需要巨额资金，但如果把大量投资者聚集起来，就可以集中投资购买农地、林地或温室垂直农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环球时报》7月7日11版文章，作者冯黛梅 青木 辛斌）
【#历史冷知识# 你知道吗？贝多芬最牛的作品是耳疾之后创作的】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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