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反对假爱国、高级黑、低级红，张学友加油】
我们中的一些人，假爱国，真高级黑低级红。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很LOW的那种ZZ表态，仿佛高喊了口号，那就是站在你这一边。只要你不表态，那就是不爱国，就不是自己人。就这么简单粗暴的判定，《潜伏》都白看了。
但实际上，高喊着口号又暗地毁这个国家的，相反不在少数。
可是，谁在意呢？
你去看忏悔纪录片里声泪俱下的那些人，去听下他们曾经信誓旦旦在会议上的讲话，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党声誉造成的破坏，无比深远和代价深厚。
你去看那些把资产都转移到国外，老婆孩子都在外铺好路的“云爱国”。
可很多人在生活中没有存在感，连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都买不起，甚至都不知道张是谁，但在网络上却可以凭心情放肆的指着张学友的鼻子骂。
这不是爱国，而是既蠢又坏。
可以随意对一个人在网络网暴，但却不需受到任何处罚，这就是网络规则现状。
这里面，夹杂着1450的故意，不明真相群众的盲从。
我们国家的香港地区和澳门，并不是大陆，它有着自己的生态，它需要改变，同时也需时日，拿这样粗暴的标准要求爱国，最后只能逼得人越来越反感。
在惠州遇到一位香港的年轻社团精英，他告诉我，香港700万人其实废青人数并不多，但破坏力惊人，中间的还是沉默大多数。
这些大多数人爱国，爱港，但并非是以极端的表现形势，在最困难和被威胁的时候，站出来表态的谭校长、成龙等人的确是中华精英，但沉默的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坚守住自己立场不怕威胁的，也是一种爱国。
就像唐山被网暴的那位老板娘，那天晚上身边没一个劝架的，却全TM是键盘侠。《053日子|很多人就那个德性》
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CCTV早前制作系列专题节目，张学友是节目访问的对象之一。他在访问中以粤语说：“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
张学友这一段简短说话，后来被一些大陆网民批评他不够爱国，原因是他说出了“香港加油”四个字。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修例抗争期间，“香港加油”曾多次被抗争者使用。
随着网络批评声浪持续不断，YS不久便将张学友这段讲话删除。不过，这并没有打消舆论对张学友立场的质疑。
我想问一下，到底在怕什么？
就因为“香港加油”四个字被用过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叫啥？
这四个中国汉字难道以后就不能用了？
越是废青用过的，我们就越要用最好的香港回击他们，这才是正道，一出所谓的“YQ”，也不管这到底有没有道理，一律回避，
请问，这些无脑网友重要还是张学友重要？
请问，光明为什么要让路黑暗，有理为什么要让路没理，香港加油做错什么了吗？
就这种类比逻辑？不吉利？
示范效应有多不好，影响有多坏？
我们看着美西方国家作秀一般把带有Z字母的字抠掉，是想做一样的事吗？
几百万人举着五星红旗喊“香港加油”一次，就能把这股歪风邪气改过来，干嘛要让道？
对此，张学友星期天发表声明回应。张学友首先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作为艺人不涉政治是我的基本原则。”张学友接着表示，他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也希望在香港老死。
他并说：“正因为我跟香港的缘分如此深，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而现在的香港实在是强差人意，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香港经历了黑暴，紧接著疫情，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香港正是须要努力加油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黑色”、“黄色”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过，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成为了“禁语”、“禁色”。
张学友也提到，他是经过香港受国家高速发展而获益的其中一员，更以身为中国人深感骄傲。希望“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是以理服人的，在世界人面前展现中国人的风范”。
张学友最后说：“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本人是否爱国爱港，自有公论。谢谢大家对本人（一蚁民）的言行的监督，本人会本着身为中国人在大家监督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歌手。”
这样的表态不够吗？一定要高喊口号才算爱国？
我觉得如果就这种对所谓“爱国”的理解，真的与我们的大国国民地位相差甚远。
你去看那运动里，小红人都是干着打着这旗号的事。
是真爱国吗？
相反，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身边这样的人，他们才可能是真正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这一次张学友，下一次周杰伦，仗还没开打，就让自己人成了炮灰。
一出点事，所有人都往后躲，这叫担当吗？是这样保护自己人吗？
你现在怎么做，台湾省就在那儿盯着看着呢。
这就是当下的真实情况，亲者痛仇者快。
想对张学友说一句，听你的歌长大的，也信任你的赤子之心，民族大义之下相信你能为香港的美好做更多事，同时替这些没有脑子的国人给你道个歉，别介意，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希望这个国家好，香港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香港加油！张学友加油！中国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作者：牧之野）
我们中的一些人，假爱国，真高级黑低级红。他们对别人的要求，是很LOW的那种ZZ表态，仿佛高喊了口号，那就是站在你这一边。只要你不表态，那就是不爱国，就不是自己人。就这么简单粗暴的判定，《潜伏》都白看了。
但实际上，高喊着口号又暗地毁这个国家的，相反不在少数。
可是，谁在意呢？
你去看忏悔纪录片里声泪俱下的那些人，去听下他们曾经信誓旦旦在会议上的讲话，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党声誉造成的破坏，无比深远和代价深厚。
你去看那些把资产都转移到国外，老婆孩子都在外铺好路的“云爱国”。
可很多人在生活中没有存在感，连张学友演唱会的门票都买不起，甚至都不知道张是谁，但在网络上却可以凭心情放肆的指着张学友的鼻子骂。
这不是爱国，而是既蠢又坏。
可以随意对一个人在网络网暴，但却不需受到任何处罚，这就是网络规则现状。
这里面，夹杂着1450的故意，不明真相群众的盲从。
我们国家的香港地区和澳门，并不是大陆，它有着自己的生态，它需要改变，同时也需时日，拿这样粗暴的标准要求爱国，最后只能逼得人越来越反感。
在惠州遇到一位香港的年轻社团精英，他告诉我，香港700万人其实废青人数并不多，但破坏力惊人，中间的还是沉默大多数。
这些大多数人爱国，爱港，但并非是以极端的表现形势，在最困难和被威胁的时候，站出来表态的谭校长、成龙等人的确是中华精英，但沉默的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坚守住自己立场不怕威胁的，也是一种爱国。
就像唐山被网暴的那位老板娘，那天晚上身边没一个劝架的，却全TM是键盘侠。《053日子|很多人就那个德性》
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CCTV早前制作系列专题节目，张学友是节目访问的对象之一。他在访问中以粤语说：“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
张学友这一段简短说话，后来被一些大陆网民批评他不够爱国，原因是他说出了“香港加油”四个字。在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修例抗争期间，“香港加油”曾多次被抗争者使用。
随着网络批评声浪持续不断，YS不久便将张学友这段讲话删除。不过，这并没有打消舆论对张学友立场的质疑。
我想问一下，到底在怕什么？
就因为“香港加油”四个字被用过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叫啥？
这四个中国汉字难道以后就不能用了？
越是废青用过的，我们就越要用最好的香港回击他们，这才是正道，一出所谓的“YQ”，也不管这到底有没有道理，一律回避，
请问，这些无脑网友重要还是张学友重要？
请问，光明为什么要让路黑暗，有理为什么要让路没理，香港加油做错什么了吗？
就这种类比逻辑？不吉利？
示范效应有多不好，影响有多坏？
我们看着美西方国家作秀一般把带有Z字母的字抠掉，是想做一样的事吗？
几百万人举着五星红旗喊“香港加油”一次，就能把这股歪风邪气改过来，干嘛要让道？
对此，张学友星期天发表声明回应。张学友首先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作为艺人不涉政治是我的基本原则。”张学友接着表示，他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也希望在香港老死。
他并说：“正因为我跟香港的缘分如此深，我见证了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而现在的香港实在是强差人意，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香港经历了黑暴，紧接著疫情，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香港正是须要努力加油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黑色”、“黄色”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过，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成为了“禁语”、“禁色”。
张学友也提到，他是经过香港受国家高速发展而获益的其中一员，更以身为中国人深感骄傲。希望“我们中国人是理性的，是以理服人的，在世界人面前展现中国人的风范”。
张学友最后说：“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本人是否爱国爱港，自有公论。谢谢大家对本人（一蚁民）的言行的监督，本人会本着身为中国人在大家监督下，继续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歌手。”
这样的表态不够吗？一定要高喊口号才算爱国？
我觉得如果就这种对所谓“爱国”的理解，真的与我们的大国国民地位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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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爱国吗？
相反，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身边这样的人，他们才可能是真正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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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牧之野）
#angelababy[超话]#杨颖Angelababy她住在上海，她有1.04亿粉丝，字母女孩，综艺女神,迪奥的亲闺女 走红地毯没输过 ，有着183万+杨家将守护着 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杨颖” 我说“因为她是我的初心” “因为我喜欢跟着光走” “所以我喜欢Angelababy” “Angelababy值得” 我的女孩真的很好她叫杨颖，英文名叫Angelababy，是双鱼座的她喜欢喝安慕希和冰红茶，喜欢吃红烧肉，不喜欢吃芹菜，，她喜欢穿黑色裤子，她的粉丝名是“杨家将”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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