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中心岗厦北一房一厅4500/月
因家人来深需换二房，故转租这个一房一厅，适合短租，短租期2022年3月-7月。
【简介】福田市中心华富街道春晖苑丙单元，5楼电梯房（双电梯），小区治安管理，出入门禁。面积50平，一房一厅一厨一卫，一个超大阳台（白天阳光充足，面积大，可以晒衣服晾被子，晚上可以看到灯光秀）。可拎包入住，原房标配有沙发、电视、电视柜、书桌、冰箱、空调（2台）、洗衣机、大床、衣柜、厨房油烟机、厨房天然气炉（可明火煮饭）等。另外个别家具是我添置的，有需要的可以低价转让。
【交通】走路5分钟可达岗厦北地铁站（2号线，8号线，10号线），福田、罗湖、南山上班都很方便，走路还可到附近多个公车站，早上也可公车通勤。出差旅游的，附近就是福田高铁站，地铁30分钟内可以到深圳北站、深圳站，50分钟内可以到宝安机场。
【生活】楼下多个餐馆（三餐都可解决），外卖可直接送到家门口，走路5分钟有钱大妈、华润万家超市、肉菜超市等，附近生活设施俱全（如剪发店、美容店、电影院、银行等），喜欢运动的走路15分钟可到市民广场、莲花山公园等，生活十分便利。
【费用】4500元/月，民水民电，押二付一。本房适合短租，目前房子可租到7月底，若7月底后想续约，可与房东协调本小区其他房源。
【看房时间】工作日晚上7点半后或周末
【联系方式】微信搜18924599427
因家人来深需换二房，故转租这个一房一厅，适合短租，短租期2022年3月-7月。
【简介】福田市中心华富街道春晖苑丙单元，5楼电梯房（双电梯），小区治安管理，出入门禁。面积50平，一房一厅一厨一卫，一个超大阳台（白天阳光充足，面积大，可以晒衣服晾被子，晚上可以看到灯光秀）。可拎包入住，原房标配有沙发、电视、电视柜、书桌、冰箱、空调（2台）、洗衣机、大床、衣柜、厨房油烟机、厨房天然气炉（可明火煮饭）等。另外个别家具是我添置的，有需要的可以低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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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楼下多个餐馆（三餐都可解决），外卖可直接送到家门口，走路5分钟有钱大妈、华润万家超市、肉菜超市等，附近生活设施俱全（如剪发店、美容店、电影院、银行等），喜欢运动的走路15分钟可到市民广场、莲花山公园等，生活十分便利。
【费用】4500元/月，民水民电，押二付一。本房适合短租，目前房子可租到7月底，若7月底后想续约，可与房东协调本小区其他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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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能否延长？#【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能否延长？| 海辉劳动法】
一、案例简介：
2018年5月20日，黄某应聘理想公司采购部经理，理想公司经面试决定录用黄某，并在《入职告知书》中明确约定：试用期考核合格为试用期录用条件之一。后公司与黄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为3年，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其中试用期为3个月，即从2018年6月1日至8月31日，试用期工资为每月4800元（八折计算）。
2018年8月25日，理想公司对黄某进行试用期考核，考核分数未能合格，但理想公司仍想给予黄某继续留用的机会，故决定再延长黄某的试用期3个月，即试用期延长至2018年11月30日止。延长的试用期间，理想公司仍按照试用期工资标准向黄某发放薪资。2018年11月24日，理想公司对黄某进行第二次试用期考核，考核结果仍然不合格。因此，理想公司于2018年11月31日向黄某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依据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解除情形：“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黄某对该解除不能接受，认为公司系违法解除，遂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理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000元；2、理想公司按照每月6000元标准，支付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未足额支付工资的差额3600元，计算方式：（6000－4800）×3个月=3600元。
理想公司认为，双方劳动合同订立的期限为3年，试用期最长可以约定6个月，第一次试用期约定3个月，黄某就未能通过试用期考核，本来公司有权解除与黄某的劳动合同，基于对黄某的照顾，公司给予其多一次工作表现的机会，才延长试用期3个月，但黄某仍然没有通过试用期考核，依照《录用告知书》中的约定，黄某不符合试用期录用条件，公司有权单方解除，而且两次试用期加起来没有超过法定试用期的上限，因此，公司解除并不违法。
庭审中，双方对两次试用期的考核方式及考核结果无异议，但黄某对第二次延长的试用期表示不接受，认为公司当时并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
二、仲裁裁决
劳动仲裁部门在查明事实后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理想公司与黄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即双方已经约定过一次试用期，则理想公司无权在试用期满后单方对试用期再次延长。所谓延长的试用期实际属于变相约定第二次试用期，该约定无效。因此，2018年9月1日起即试用期届满后，理想公司应按照正式用工的工资标准向黄某支付工资，理想公司再以试用期考核不合同为由解除与黄某的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最终，劳动仲裁部门支持了黄某的全部仲裁请求，该裁决为终局裁决。
三、案例分析
（一）法条引用：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二）分析解释：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约定的一段了解观察期，是劳动合同履行的最初阶段。为防止用人单位不合理甚至滥用观察用工的期限，损害劳动者的权益，《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方式，对试用期的约定期限、约定次数等进行严格限制。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该条款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反复设定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利益而设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对应的法定试用期限内约定合理的试用期，尽量用足用好试用期限。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表现确实优秀，完全可以提前转正，反之，因试用期约定过短，再以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为由而延迟试用期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进而被认定延长无效，白白浪费了试用期这个观察用工的机会。
一、案例简介：
2018年5月20日，黄某应聘理想公司采购部经理，理想公司经面试决定录用黄某，并在《入职告知书》中明确约定：试用期考核合格为试用期录用条件之一。后公司与黄某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为3年，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其中试用期为3个月，即从2018年6月1日至8月31日，试用期工资为每月4800元（八折计算）。
2018年8月25日，理想公司对黄某进行试用期考核，考核分数未能合格，但理想公司仍想给予黄某继续留用的机会，故决定再延长黄某的试用期3个月，即试用期延长至2018年11月30日止。延长的试用期间，理想公司仍按照试用期工资标准向黄某发放薪资。2018年11月24日，理想公司对黄某进行第二次试用期考核，考核结果仍然不合格。因此，理想公司于2018年11月31日向黄某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依据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解除情形：“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黄某对该解除不能接受，认为公司系违法解除，遂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请求：1、理想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6000元；2、理想公司按照每月6000元标准，支付2018年9月至11月期间未足额支付工资的差额3600元，计算方式：（6000－4800）×3个月=3600元。
理想公司认为，双方劳动合同订立的期限为3年，试用期最长可以约定6个月，第一次试用期约定3个月，黄某就未能通过试用期考核，本来公司有权解除与黄某的劳动合同，基于对黄某的照顾，公司给予其多一次工作表现的机会，才延长试用期3个月，但黄某仍然没有通过试用期考核，依照《录用告知书》中的约定，黄某不符合试用期录用条件，公司有权单方解除，而且两次试用期加起来没有超过法定试用期的上限，因此，公司解除并不违法。
庭审中，双方对两次试用期的考核方式及考核结果无异议，但黄某对第二次延长的试用期表示不接受，认为公司当时并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
二、仲裁裁决
劳动仲裁部门在查明事实后认为，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理想公司与黄某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即双方已经约定过一次试用期，则理想公司无权在试用期满后单方对试用期再次延长。所谓延长的试用期实际属于变相约定第二次试用期，该约定无效。因此，2018年9月1日起即试用期届满后，理想公司应按照正式用工的工资标准向黄某支付工资，理想公司再以试用期考核不合同为由解除与黄某的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最终，劳动仲裁部门支持了黄某的全部仲裁请求，该裁决为终局裁决。
三、案例分析
（一）法条引用：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二）分析解释：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约定的一段了解观察期，是劳动合同履行的最初阶段。为防止用人单位不合理甚至滥用观察用工的期限，损害劳动者的权益，《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方式，对试用期的约定期限、约定次数等进行严格限制。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该条款是为了防止用人单位反复设定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利益而设定的强制性规定，因此，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对应的法定试用期限内约定合理的试用期，尽量用足用好试用期限。如果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表现确实优秀，完全可以提前转正，反之，因试用期约定过短，再以试用期考核不合格为由而延迟试用期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进而被认定延长无效，白白浪费了试用期这个观察用工的机会。
传家训扬新风之151 | 春桥乡城隍余村 都湖一家亲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云山秀，老山美。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两个城隍村在合奏着“都湖一家亲，年年庆有余”的新乐章……
#江西省余氏風采##江西省余氏宗親##中華余氏風采##中華余氏#
余氏家训：溯观前世，隆师亲友，督责每严，以故人才辈出，有名列邑庠而文场屡战者，有宾兴上国而绩著宦林者，有道义自闲而高尚林壑者，有练达勤功而耆英党约者，皆为有贤父兄严师友以作成之也。
以“城隍”命名村庄，应该有辉煌的背景。
城隍起源于古代，“城”原指挖土而筑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的护城河。古人造城是为了保护城内百姓的安全，遂修高大的城墙和城楼、城门，还有壕城、护城河等。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很多城市便有城隍庙，崇祀守护城池的神祇。都昌与湖口两县交界就有个村庄叫城隍余村，村庄其实是两个村落，且分属于两县：湖口县流芳乡老山村委会城隍余村，现有人口1200余人；都昌县春桥乡云山村委会城隍余村，又称中房余村，现有人口120余人。“一鸡鸣两县”常用来形容两个村落地域上的毗邻，而都昌、湖口的这两个城隍余村已然融为了一体，只得凭一条房宅滴水沟来区隔两村，“一沟”便成了两县的分界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村落分布版图上堪为奇异。
先来推究一番“城隍”其名。一些慕名而来的乡土文化人对城隍村村名的 解读是“山环如城，土阜若隍，故曰城隍”。城隍应有实指，在城隍村头有一块石碑镌刻着余启明先生2012年深秋所撰《城隍村简介》，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先出探源之思：“本为宋檀道济寨府也。”檀道济是东晋末朝的一位名将，曾追随后来成为南北朝时宋武帝的刘裕征讨卢循，而屯兵枭阳（后称都昌）。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檀道济（山东）高平人，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循败，将趋豫章，悉力栅断左里，道济就今县北境，依山筑城，扎营为游兵。”左里即今都昌县左里镇，古又称左蠡。别名寄奴的刘裕征剿谋反的永嘉太守卢循，在彭蠡湖（鄱阳湖）交战。卢循仓促遁走左蠡，并在此地竖起密栅，阻击晋军。檀道济为破密栅，勇猛锐进。这一仗在昏天暗地间喊杀，卢循孤舟遁去，余众多降。在如今的左里镇旧山村委会城山岭上有城山岭庙，又称檀道济庙，供奉的就是刘宋良臣檀道济。檀道济当年鏖战的左里战场与城隍余村只20里许的距离，依山筑城而到此域，也是合情理之事。不过言及“城山”，湖口亦有“城山镇”，距城隍余村也不过20余里，此“城山”与城隍余村之涉连，留待文史专家去辨正了。
论过了“城隍”其名，且来疏理城隍村之肇村。在湖口所属的城隍余村的祖祠上方嵌着“十万世家”四字，大门两侧有长联“溯春秋始祖”“纪唐宋先宗”。“十万公”是对发脉于如今的都昌县徐埠镇莲花村委会大塘余村的唐朝祖先余元诏（744—827）的尊称，都昌县有百余个余姓村庄属十万公的后裔。余元诏的四世孙余伯渊（812—？）于唐会昌年间从紫藤山下的大塘徙迁至坦塘，即现今的城隍余村所在。这样叙算下来，城隍余村的兴村历史已有1200余年，村中的条条磨石古巷见证了沧桑历史。
城隍余村起初肯定是一个村，共同的祖先是唐代中期的余伯渊，那么什么时候成了“同祖不同县”的呢？这里有村民耳熟能详的故事。广为流传的故事版本大致是说，两兄弟老二和老九功名路上赶考，先是双双赴九江赴考皆名落孙山，次年老二在都昌参加考试而榜上有名；老九在九江再考，亦榜上有名。因生源之地所属，老二归了都昌县管治，老九归了更近九江的湖口县所辖。细究这个有趣的立村分县故事，其间当然有诸多细节值得辨析。比如两兄弟是考什么功名？后人说考的是秀才，而在封建时代，中个秀才又不是“一考而定”的，有县考、府考、院考之递次门槛。比如两兄弟是哪朝哪年因考而分县属的？且来摘录余启明先生在得到村民认可而立碑宣示的《城隍村简史》中的数语：“吾城隍自十万公居此，历残唐五季宋元六百余年，仅有一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蒙祖荫庇佑开枝散叶，问生子九，三、四、六、八俱不嗣，敖一清嗣居钰舍猴唐山，敖二高嗣居中房北源湾，敖五杰嗣居坦塘，敖七铭嗣居舍下，敖九仕贤嗣居大屋，此五支脉系合称“五大房”，然高公于南康都昌取秀，吾公随主考官赴九江中秀，因地域生源之故，吾公毅然携七兄仕铭迁户授辖湖邑，故有一村二邑之状。
品读这段话，能得出简明的核心信息是，属湖口县的城隍余村（大屋）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九余仕贤；属都昌县城隍余村（中房）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二余仕高。都昌钰舍余村的祖先是兄弟中的老大余仕清。而查相关资料，“仕”字辈所生活的年代约在明永乐年间，这样据推，老二与老九两兄弟因考而分县辖距今约有600余年了。老九毅然“迁户授辖湖邑”，那么，在其迁之前所辖当是都昌县了。故可推断城隍余村在明代永乐年间前，原是属都昌县管辖的。
一村两县管，都湖一家亲。悠悠600余载，分属湖口与都昌的两个城隍余村见证了行政区划分不开的亲情。一条滴水沟的间距短到不过20厘米，两村村民的心心相印更是零距离。门首塘的产权归属湖口城隍村，而塘域却横跨了两个村域，从来都是同饮一塘水。两个村庄出了“五服”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幸福恋爱而通婚姻者众，邻与邻之间更是亲上加亲。都昌城隍村的余建新三个儿媳妇娘家都是湖口城隍村的。村中主干道这边早铺了一年，那边迟铺了一些时日，相衔处便见一条新的分割线，谁又能辨识得此路是两村分修？1959年出生的余贵初从小过继给都昌籍的大伯余祖茂，三个弟弟余平初、余雪保、余冬贵均为湖口籍。余贵初的房屋与四弟余冬贵的房屋仅隔一米的村道，呼应间两县两兄弟就是一家人。湖口族房这边干塘分鱼，余贵初也会得上一份，而湖口那边所建祖堂兼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余贵初也会捐资助建。清明时节的四兄弟同宗共祭。湖口城隍村的余保平从1984年开始就调至都昌县农业部门工作，在都昌成家立业，去年他在村上建了很有品味的新宅。两村之间有像余保平一样，湖口籍的城隍村人工作在都昌，都昌籍的城隍村人奔波于湖口。他们心安就是吾乡，乡愁皆系城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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