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乳洞又名岩石室、羅漢洞,是由地下河的侵蝕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位於杭州靈隱飛來峰冷泉溪南岸。洞內有北宋時期刊刻的羅漢像十九尊。由於洞形結構的不規則性,這些羅漢像也並未呈明顯的十六羅漢或者十八羅漢樣式分布,所以學界對玉乳洞羅漢組像存在著是「十六羅漢」還是「十八羅漢」的爭議。
據南宋《淳佑臨安志》里對「岩石室龍泓洞」的記載:
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岩之北,晏殊雲: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輿地志曰: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之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與「龍泓洞」在這裡被作為同一個洞的兩個名字,而後世實際上又稱「玉乳洞」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確提及了在龍泓洞中「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但是現今的龍泓洞內卻並無十六羅漢像,亦毫無羅漢像被損毀的痕跡,只有一尊菩薩像以及一善財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龍泓洞外兩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羅漢像的造像蹤跡。
後來的《咸淳臨安志》則直接沿用了《淳佑臨安志》的這一說法——「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還是繼續採用《淳佑臨安志》的說法,記載了龍泓洞中「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而並未詳細記載「玉乳洞」的有關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中,才出現了對玉乳洞的詳細描述,但只言「題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卻絲毫未提及裡面的造像情況: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巔。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間的《武林靈隱寺志》中,才終於出現玉乳洞中有「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記載(且「一名羅漢洞」),而且原來冠於「龍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開始被當作「玉乳洞」的別名,同時「玉乳洞」與過去志書中所記載的「龍泓洞」一樣,被認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先於此得道。後人就道兩壁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蠻蝸,涓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蛻白石之繭,而龍鼻為大陰之戶耶?
從這段描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實際上還是以南宋《淳佑臨安志》對龍泓洞的描述為基礎,只是將「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這一名稱之下。
在《民國杭州府志》中,則有這麼一段綜合性的描述:
龍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統志》)。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水,廣丈余。昔有人採鐘乳水際,見異跡,或雲是龍跡,聞穴里隆隆有聲便出,不識所遠近(《太平御覽》引《錢塘記》)。一名「岩石室」,晏元獻雲,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或雲龍泓洞即壽聖院龍井,非也(《咸淳志》)。洞壁舊鐫羅漢,郡志稱「羅漢洞」(《錢塘縣誌》)。
按《乾隆志》雲,《方輿勝覽》謂飛來峰為葛仙得道之所,正與晏殊說合。蓋洞在飛來峰下,亦得舉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龍井記》,乃以葛仙事移屬於彼潛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歟?萬曆舊志有羅漢洞。《靈隱寺志》有玉乳洞與此洞並載者誤。
其中明確指出《靈隱寺志》(即《武林靈隱寺志》)誤把「玉乳洞」與「龍泓洞」並載。其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經指出過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樣的。
總的來說,在宋代,並沒有「玉乳洞」這一稱謂,只有「龍泓洞」以及龍泓洞內羅漢像雕鑿情況的記載,直至明代才開始出現「玉乳洞」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開始有關於玉乳洞羅漢造像情況的描述,而從文字內容來看,這些記載均以《淳佑臨安志》里關於龍泓洞的記述為藍本。
但是,在現今的龍泓洞內根本不存在羅漢造像的痕跡,更不要說是「十六羅漢」像。考慮到現今的玉乳洞內有大體量的北宋羅漢造像,而龍泓洞則無,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南宋以來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龍泓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羅漢像。由於《淳佑臨安志》中的相關文字系有關玉乳洞羅漢像最早的官方記載,且這一記載為宋代、明代、清代、民國時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沒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對「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說法提出否定和懷疑之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不僅最早而且已延續了上千年的方志記載,是可靠的。
關於玉乳洞內的羅漢造像情況,早在北宋熙寧六年日本僧人釋成尋造訪靈隱寺時,就已經留下了「十六羅漢」的私人記載,到了南宋,在《淳佑臨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記載,也稱玉乳洞中的羅漢像為「十六尊」。此後歷經明、清、民國時期,歷代方志文獻均使用的是「十六羅漢」的提法。然而所謂玉乳洞「十八羅漢」的說法,則從未見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錄里才開始出現。
據南宋《淳佑臨安志》里對「岩石室龍泓洞」的記載:
在天竺山靈鷲院理公岩之北,晏殊雲: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輿地志曰: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之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與「龍泓洞」在這裡被作為同一個洞的兩個名字,而後世實際上又稱「玉乳洞」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確提及了在龍泓洞中「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但是現今的龍泓洞內卻並無十六羅漢像,亦毫無羅漢像被損毀的痕跡,只有一尊菩薩像以及一善財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龍泓洞外兩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羅漢像的造像蹤跡。
後來的《咸淳臨安志》則直接沿用了《淳佑臨安志》的這一說法——「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還是繼續採用《淳佑臨安志》的說法,記載了龍泓洞中「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而並未詳細記載「玉乳洞」的有關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中,才出現了對玉乳洞的詳細描述,但只言「題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卻絲毫未提及裡面的造像情況: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徑,可陟山巔。壁間題刻甚多,苔蘚侵蝕,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鏤若刻,信天巧所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間的《武林靈隱寺志》中,才終於出現玉乳洞中有「後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記載(且「一名羅漢洞」),而且原來冠於「龍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開始被當作「玉乳洞」的別名,同時「玉乳洞」與過去志書中所記載的「龍泓洞」一樣,被認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羅漢洞。吳赤烏二年,葛孝先於此得道。後人就道兩壁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蠻蝸,涓滴沁凝,大旱不竭。豈上仙蛻白石之繭,而龍鼻為大陰之戶耶?
從這段描述的內容可以看出,它實際上還是以南宋《淳佑臨安志》對龍泓洞的描述為基礎,只是將「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這一名稱之下。
在《民國杭州府志》中,則有這麼一段綜合性的描述:
龍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統志》)。靈隱山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水,廣丈余。昔有人採鐘乳水際,見異跡,或雲是龍跡,聞穴里隆隆有聲便出,不識所遠近(《太平御覽》引《錢塘記》)。一名「岩石室」,晏元獻雲,吳赤烏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有石洞,徹浙江下,過蕭山,有採石乳者入其洞,聞波浪聲。後有人就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或雲龍泓洞即壽聖院龍井,非也(《咸淳志》)。洞壁舊鐫羅漢,郡志稱「羅漢洞」(《錢塘縣誌》)。
按《乾隆志》雲,《方輿勝覽》謂飛來峰為葛仙得道之所,正與晏殊說合。蓋洞在飛來峰下,亦得舉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龍井記》,乃以葛仙事移屬於彼潛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歟?萬曆舊志有羅漢洞。《靈隱寺志》有玉乳洞與此洞並載者誤。
其中明確指出《靈隱寺志》(即《武林靈隱寺志》)誤把「玉乳洞」與「龍泓洞」並載。其主要原因,應該是因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經指出過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說、「鑿住世羅漢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樣的。
總的來說,在宋代,並沒有「玉乳洞」這一稱謂,只有「龍泓洞」以及龍泓洞內羅漢像雕鑿情況的記載,直至明代才開始出現「玉乳洞」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開始有關於玉乳洞羅漢造像情況的描述,而從文字內容來看,這些記載均以《淳佑臨安志》里關於龍泓洞的記述為藍本。
但是,在現今的龍泓洞內根本不存在羅漢造像的痕跡,更不要說是「十六羅漢」像。考慮到現今的玉乳洞內有大體量的北宋羅漢造像,而龍泓洞則無,所以我們可以據此認為,南宋以來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龍泓洞兩畔鑿住世羅漢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羅漢像。由於《淳佑臨安志》中的相關文字系有關玉乳洞羅漢像最早的官方記載,且這一記載為宋代、明代、清代、民國時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沒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對「鑿住世羅漢十六尊」的說法提出否定和懷疑之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不僅最早而且已延續了上千年的方志記載,是可靠的。
關於玉乳洞內的羅漢造像情況,早在北宋熙寧六年日本僧人釋成尋造訪靈隱寺時,就已經留下了「十六羅漢」的私人記載,到了南宋,在《淳佑臨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記載,也稱玉乳洞中的羅漢像為「十六尊」。此後歷經明、清、民國時期,歷代方志文獻均使用的是「十六羅漢」的提法。然而所謂玉乳洞「十八羅漢」的說法,則從未見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錄里才開始出現。
玉乳洞又名岩石室、罗汉洞,是由地下河的侵蚀而形成的石灰岩溶洞,位于杭州灵隐飞来峰冷泉溪南岸。洞内有北宋时期刊刻的罗汉像十九尊。由于洞形结构的不规则性,这些罗汉像也并未呈明显的十六罗汉或者十八罗汉样式分布,所以学界对玉乳洞罗汉组像存在着是“十六罗汉”还是“十八罗汉”的争议。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关于玉乳洞内的罗汉造像情况,早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释成寻造访灵隐寺时,就已经留下了“十六罗汉”的私人记载,到了南宋,在《淳佑临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记载,也称玉乳洞中的罗汉像为“十六尊”。此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历代方志文献均使用的是“十六罗汉”的提法。然而所谓玉乳洞“十八罗汉”的说法,则从未见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录里才开始出现。[good]#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读书# https://t.cn/A6J82iKA
据南宋《淳佑临安志》里对“岩石室龙泓洞”的记载:
在天竺山灵鹫院理公岩之北,晏殊云:在灵隐山下,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舆地志曰: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之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岩石室”与“龙泓洞”在这里被作为同一个洞的两个名字,而后世实际上又称“玉乳洞”为“岩石室”;第二,文中明确提及了在龙泓洞中“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但是现今的龙泓洞内却并无十六罗汉像,亦毫无罗汉像被损毁的痕迹,只有一尊菩萨像以及一善财童子立像,且即使在龙泓洞外两畔也完全找不到十六罗汉像的造像踪迹。
后来的《咸淳临安志》则直接沿用了《淳佑临安志》的这一说法——“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即便到了明代,《成化杭州府志》也还是继续采用《淳佑临安志》的说法,记载了龙泓洞中“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而并未详细记载“玉乳洞”的有关情形。直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中,才出现了对玉乳洞的详细描述,但只言“题刻甚多”、“漫漶不可辨”,却丝毫未提及里面的造像情况:
玉乳、射旭二洞,宛转通明,悬泉淅淅,乳溜若凝,肪然有径,可陟山巅。壁间题刻甚多,苔藓侵蚀,漶漫不可辨,竒石累累,若镂若刻,信天巧所为,非人力也。
直到清康熙年间的《武林灵隐寺志》中,才终于出现玉乳洞中有“后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记载(且“一名罗汉洞”),而且原来冠于“龙泓洞”名下的“岩石室”也开始被当作“玉乳洞”的别名,同时“玉乳洞”与过去志书中所记载的“龙泓洞”一样,被认为是葛仙翁的得道之地:
玉乳洞,一名岩石室,一名罗汉洞。吴赤乌二年,葛孝先于此得道。后人就道两壁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其回旋曲折小有蛮蜗,涓滴沁凝,大旱不竭。岂上仙蜕白石之茧,而龙鼻为大阴之户耶?
从这段描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实际上还是以南宋《淳佑临安志》对龙泓洞的描述为基础,只是将“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挪移到了“玉乳洞”这一名称之下。
在《民国杭州府志》中,则有这么一段综合性的描述:
龙泓洞在天竺山理公岩北(《一统志》)。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清流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钟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识所远近(《太平御览》引《钱塘记》)。一名“岩石室”,晏元献云,吴赤乌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有石洞,彻浙江下,过萧山,有采石乳者入其洞,闻波浪声。后有人就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或云龙泓洞即寿圣院龙井,非也(《咸淳志》)。洞壁旧镌罗汉,郡志称“罗汉洞”(《钱塘县志》)。
按《乾隆志》云,《方舆胜览》谓飞来峰为葛仙得道之所,正与晏殊说合。盖洞在飞来峰下,亦得举峰以言之也。秦少游作《龙井记》,乃以葛仙事移属于彼潜氏所辨,其即指少游欤?万历旧志有罗汉洞。《灵隐寺志》有玉乳洞与此洞并载者误。
其中明确指出《灵隐寺志》(即《武林灵隐寺志》)误把“玉乳洞”与“龙泓洞”并载。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二者在三事(即前文中曾经指出过的“岩石室”之名、葛仙翁得道之说、“凿住世罗汉十六尊”之事)上完全是一样的。
总的来说,在宋代,并没有“玉乳洞”这一称谓,只有“龙泓洞”以及龙泓洞内罗汉像雕凿情况的记载,直至明代才开始出现“玉乳洞”这一叫法,而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关于玉乳洞罗汉造像情况的描述,而从文字内容来看,这些记载均以《淳佑临安志》里关于龙泓洞的记述为蓝本。
但是,在现今的龙泓洞内根本不存在罗汉造像的痕迹,更不要说是“十六罗汉”像。考虑到现今的玉乳洞内有大体量的北宋罗汉造像,而龙泓洞则无,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南宋以来的方志中所描述的“在龙泓洞两畔凿住世罗汉十六尊”,就是指玉乳洞中有十六罗汉像。由于《淳佑临安志》中的相关文字系有关玉乳洞罗汉像最早的官方记载,且这一记载为宋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方志所一直沿用,在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对“凿住世罗汉十六尊”的说法提出否定和怀疑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不仅最早而且已延续了上千年的方志记载,是可靠的。
关于玉乳洞内的罗汉造像情况,早在北宋熙宁六年日本僧人释成寻造访灵隐寺时,就已经留下了“十六罗汉”的私人记载,到了南宋,在《淳佑临安志》里留下的最早的官方记载,也称玉乳洞中的罗汉像为“十六尊”。此后历经明、清、民国时期,历代方志文献均使用的是“十六罗汉”的提法。然而所谓玉乳洞“十八罗汉”的说法,则从未见诸任何古籍,在晚近一些研究者的著录里才开始出现。[good]#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读书# https://t.cn/A6J82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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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树(观图诗)
干若黄泥出土岩,
巨躯直立靠神仙!
粗枝倔傲欲破天,
细枝顽劣弯弯延!
错落稀疏缀碧叶,
一群学娃树下立:
身高不及树百一,
扣手围须二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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