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感染新冠，会增加出现新的健康问题的可能】
[要点：无论某人是否接种过疫苗，都存在增加的风险；每次感染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再感染是轻微的，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可看的说法并不能得到证实； SARS-CoV-2 冠状病毒，攻击不断。机翻自CNN7月5日文：Covid-19 reinfections ma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new health problems]
(CNN)根据关于再感染健康风险的一项研究，反复感染新冠似乎会增加患者面临新的、有时甚至是持久的健康问题的机会。
该研究基于 VA 卫生系统中超过 560 万人的健康记录，发现与仅感染一次新冠的人相比，有两次或两次以上感染记录的人的风险高出两倍以上在最后一次感染后六个月内死亡和住院风险的三倍。他们患肺和心脏问题、疲劳、消化和肾脏疾病、糖尿病和神经系统问题的风险也更高。
这一发现之际，新一波冠状病毒变体，尤其是奥密克戎 BA.5已在美国和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病例和住院人数再次上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二发布的数据，上周 BA.5 引起了全国约 54% 的病例，在过去两周内其在新冠传播中的份额翻了一番。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临床流行病学家 Ziyad Al-Aly 博士领导了这项研究，该研究在同行评审之前作为预印本发布。他说，在看到再感染在他自己的病人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后，他决定这样做。“如果你在一年半前问我关于再感染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也许我这里或那里有一个病人，但这真的非常罕见，”Al-Aly 说。不过，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如果你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而现在你正在第二次感染，这真的会增加风险吗？简单的答案是确实如此。”
Al-Aly 和他的团队将超过 250,000 名曾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的人的健康记录与其他 38,000 名在医疗记录中记录有两次或两次以上 Covid-19 感染的人的记录进行了比较。超过 530 万没有 Covid-19 感染记录的人被用作对照组。在再次感染的人中，36,000 人感染了两次 Covid-19，大约 2,200 人感染了 3 次 Covid-19，246 人感染了 4 次。
再感染后常见的新诊断包括胸痛、心律失常、心脏病发作、心肌或心脏周围囊发炎、心力衰竭和血栓。Al-Aly 说，常见的肺部问题包括呼吸短促、低血氧、肺部疾病和肺部周围积液。该研究发现，在 Covid-19 再感染时出现新的健康问题的风险最高，但它也持续了至少六个月。无论某人是否接种过疫苗，都存在增加的风险，并且它被分级 - 这意味着它随着每次后续感染而增加。
Al-Aly 说，当人们第二次或第三次感染 Covid 时，这并不是人们真正认为会发生的事情。
“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你以前感染过新冠病毒，你的免疫系统会被训练来识别它，并且更有能力对抗它，如果你再次感染它，也许它不会对你产生太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真的，”他说。他的研究表明，每次感染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他说，即使一个人在第二次感染期间出现持久健康问题的风险是第一次感染时的一半，但他们第二次最终出现问题的风险仍然比没有感染新冠的人高出 50%。该研究有一些重要的警告。Al-Aly 说，由于年龄或潜在健康状况而存在风险的人中再感染更为常见。这表明再感染可能不是随机的，与再感染相关的健康风险也可能不是随机的。
“病情较重的人或免疫功能障碍的人可能在再感染后面临更高的再感染风险和不良健康后果，”Al-Aly 说。“与人们生活最相关的问题是，如果你再次感染，是否会增加急性并发症和长期感染的风险，答案是肯定的，肯定的，”他说。该研究是观察性的，这意味着它无法确定因果关系。Al-Aly 说，即使在对数据进行加权以考虑年龄、性别、药物使用和人在感染 Covid-19 之前的潜在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后，研究人员也发现了这些增加的风险。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表示，这是令人信服的。“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在第一次感染中幸存下来，第二次我真的会好起来的。真的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博士说。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讲师丹尼尔·格里芬（Daniel Griffin）。格里芬在播客“本周病毒学”中谈到这项研究时说：“流行的观点是，再感染是轻微的，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可看的。” 但这并没有真正得到证实，他说。
使当病毒变异时——就像流感一样——我们的免疫系统通常会保留其如何识别和抵抗其中某些部分的记忆，但新冠不是这样工作的，它们可能仍然会让我们生病。对于冠状病毒，尤其是 SARS-CoV-2 冠状病毒，攻击不断。“一年后，你可能会再次感染同一种冠状病毒。目前尚不清楚第二次感染是否会更轻微，因为冠状病毒本质上具有干扰长期终身免疫的能力，”格里芬告诉 CNN。格里芬说，他看到 Covid-19 再感染是双向的。有时，第二个或第三个对他的病人来说更温和，但有时不是。
他说，在大流行初期，人们会感染新冠病毒，三个月后他们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但现在，这些再感染发生得更加频繁，这无疑是因为病毒的快速变化。他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他看到有些人被感染了四次。格里芬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流感有这种情况。”
至于人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博士说，美国人真的已经摆脱了这种流行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流行已经结束了。奥斯特霍尔姆说，他有三个亲密的朋友，他们最近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第一次去餐馆。在那次餐厅访问后的 72 小时内，他们所有人的检测结果都呈阳性。
他说，如果您患重病的风险较高，或者您只是想避免生病，那么现在是在公共场所佩戴 N95 口罩的好时机。“人们不想听到它，但这就是现实。我们看到了这种复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疫苗失败。显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他说。
[要点：无论某人是否接种过疫苗，都存在增加的风险；每次感染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再感染是轻微的，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可看的说法并不能得到证实； SARS-CoV-2 冠状病毒，攻击不断。机翻自CNN7月5日文：Covid-19 reinfections may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new health problems]
(CNN)根据关于再感染健康风险的一项研究，反复感染新冠似乎会增加患者面临新的、有时甚至是持久的健康问题的机会。
该研究基于 VA 卫生系统中超过 560 万人的健康记录，发现与仅感染一次新冠的人相比，有两次或两次以上感染记录的人的风险高出两倍以上在最后一次感染后六个月内死亡和住院风险的三倍。他们患肺和心脏问题、疲劳、消化和肾脏疾病、糖尿病和神经系统问题的风险也更高。
这一发现之际，新一波冠状病毒变体，尤其是奥密克戎 BA.5已在美国和欧洲占据主导地位，导致病例和住院人数再次上升。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二发布的数据，上周 BA.5 引起了全国约 54% 的病例，在过去两周内其在新冠传播中的份额翻了一番。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临床流行病学家 Ziyad Al-Aly 博士领导了这项研究，该研究在同行评审之前作为预印本发布。他说，在看到再感染在他自己的病人中变得越来越普遍后，他决定这样做。“如果你在一年半前问我关于再感染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也许我这里或那里有一个病人，但这真的非常罕见，”Al-Aly 说。不过，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如果你之前感染过新冠病毒，而现在你正在第二次感染，这真的会增加风险吗？简单的答案是确实如此。”
Al-Aly 和他的团队将超过 250,000 名曾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的人的健康记录与其他 38,000 名在医疗记录中记录有两次或两次以上 Covid-19 感染的人的记录进行了比较。超过 530 万没有 Covid-19 感染记录的人被用作对照组。在再次感染的人中，36,000 人感染了两次 Covid-19，大约 2,200 人感染了 3 次 Covid-19，246 人感染了 4 次。
再感染后常见的新诊断包括胸痛、心律失常、心脏病发作、心肌或心脏周围囊发炎、心力衰竭和血栓。Al-Aly 说，常见的肺部问题包括呼吸短促、低血氧、肺部疾病和肺部周围积液。该研究发现，在 Covid-19 再感染时出现新的健康问题的风险最高，但它也持续了至少六个月。无论某人是否接种过疫苗，都存在增加的风险，并且它被分级 - 这意味着它随着每次后续感染而增加。
Al-Aly 说，当人们第二次或第三次感染 Covid 时，这并不是人们真正认为会发生的事情。
“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你以前感染过新冠病毒，你的免疫系统会被训练来识别它，并且更有能力对抗它，如果你再次感染它，也许它不会对你产生太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真的，”他说。他的研究表明，每次感染都会带来新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他说，即使一个人在第二次感染期间出现持久健康问题的风险是第一次感染时的一半，但他们第二次最终出现问题的风险仍然比没有感染新冠的人高出 50%。该研究有一些重要的警告。Al-Aly 说，由于年龄或潜在健康状况而存在风险的人中再感染更为常见。这表明再感染可能不是随机的，与再感染相关的健康风险也可能不是随机的。
“病情较重的人或免疫功能障碍的人可能在再感染后面临更高的再感染风险和不良健康后果，”Al-Aly 说。“与人们生活最相关的问题是，如果你再次感染，是否会增加急性并发症和长期感染的风险，答案是肯定的，肯定的，”他说。该研究是观察性的，这意味着它无法确定因果关系。Al-Aly 说，即使在对数据进行加权以考虑年龄、性别、药物使用和人在感染 Covid-19 之前的潜在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后，研究人员也发现了这些增加的风险。
未参与这项研究的专家表示，这是令人信服的。“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在第一次感染中幸存下来，第二次我真的会好起来的。真的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博士说。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讲师丹尼尔·格里芬（Daniel Griffin）。格里芬在播客“本周病毒学”中谈到这项研究时说：“流行的观点是，再感染是轻微的，没什么好担心的，没什么可看的。” 但这并没有真正得到证实，他说。
使当病毒变异时——就像流感一样——我们的免疫系统通常会保留其如何识别和抵抗其中某些部分的记忆，但新冠不是这样工作的，它们可能仍然会让我们生病。对于冠状病毒，尤其是 SARS-CoV-2 冠状病毒，攻击不断。“一年后，你可能会再次感染同一种冠状病毒。目前尚不清楚第二次感染是否会更轻微，因为冠状病毒本质上具有干扰长期终身免疫的能力，”格里芬告诉 CNN。格里芬说，他看到 Covid-19 再感染是双向的。有时，第二个或第三个对他的病人来说更温和，但有时不是。
他说，在大流行初期，人们会感染新冠病毒，三个月后他们会得到很好的保护。但现在，这些再感染发生得更加频繁，这无疑是因为病毒的快速变化。他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他看到有些人被感染了四次。格里芬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流感有这种情况。”
至于人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博士说，美国人真的已经摆脱了这种流行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流行已经结束了。奥斯特霍尔姆说，他有三个亲密的朋友，他们最近自大流行开始以来第一次去餐馆。在那次餐厅访问后的 72 小时内，他们所有人的检测结果都呈阳性。
他说，如果您患重病的风险较高，或者您只是想避免生病，那么现在是在公共场所佩戴 N95 口罩的好时机。“人们不想听到它，但这就是现实。我们看到了这种复苏，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疫苗失败。显然，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他说。
【#去世董事长妻子实名举报国企改制造假#，其子：若有问题拿股不踏实，交通局称资产评估经过核准】“我实名举报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2004年在改制过程中，徇私舞弊，财务造假，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7月1日，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董事吴秀芝实名举报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吴女士身份特殊，她是公司前任董事长（已去世）的妻子，“董事长夫人实名举报董事长”引人关注。
吴女士向记者表示：“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对公司的违法情况进行查处，将流失的国有资产收归国有。”儿子苏先生亦表示，作为公司股东之一，母子俩坚持反映问题，要求对公司改制时的资产进行彻底清查，除此别无个人诉求，“如果资产清查，实际上对我们财产是有损失的，而且持有的财产还要小。”
>>>不用担心牵扯到谁
公司改制操作者都已退居二线
7月1日晚，记者联系实名举报人吴女士，其子苏先生表示：“我母亲70岁了，我说的比她还清楚，我了解公司改制的事情，这个视频也是我帮她发的。”
苏先生介绍，2004年3月公司改制，公司承担主体责任，佳木斯市交通局承担领导责任，当时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公司时任的一些主管是主要的参与者。
苏先生承认，当年父亲也曾参与公司改制，母亲实名举报是有实际针对的人。
“那就是我爸爸，我父亲主持过，但他早已不是董事长，2013年他患病去世了，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参与改制，现在改制幕后操作的人都已经退居二线，这些人都已经远离权力中心了，实际上说白了，这个公司现在一点后台没有，不用担心会牵扯到谁。”
>>>十多年里无人追债
“做手脚把不存在的债务做高冲抵国有资产”
苏先生表示：“现在股份落在我和我母亲身上，我们发现改制中有一些问题。”
吴女士举报称，佳木斯市交通局所属的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在2004年由国企改制过程中，虚列伪造1544万元所谓债务，在十多年里挂在公司账上但无人追债。
“其中有1100多万是完全虚报的。”苏先生表示，公司改制牵扯的债务和资产清理问题，“公司最后把这个就做成零资产了，当时公司总资产是2361万，有1544万的所谓债务，公司净资产不就变成了817万吗？最后又采取一些手段，把公司做成零资产，就相当于公司被无偿占有了。”
母子俩均认为，当年公司改制时资产清查有问题。苏先生说：“当时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有一些不存在的债务把资产冲抵了。当时公司资产值几千万，有人把债务做高，然后冲抵公司资产，就弄成这样了，是不存在的债务把国有资产冲抵了。”
苏先生告诉记者，这意味着造成上千万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司经营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公司有50多人，谁占股谁就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当然有人是知情，有人是不知情的，知情的人，那就肯定有问题，我父亲肯定当时知情的。”
>>>提供相关录音证据
“那些是呆死账，没人来公司要过账”
苏先生表示，改制后有人亲口说过一些话，他可以提供录音证据：“我们有证据，就是公司现在一些在世的人都亲口承认，包括财务负责人都公开说，不可能有人来要债，从2004年改制到今天，不可能有人上门来讨债，因为这些债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嘛。”
关于公司的上千万元债务，相关录音显示，有相关人员说：“那些是呆死账”，有人说：“没人要”，还有人说：“从没有人来公司要过账”。
苏先生说：“他们亲口承认这个钱没人来要，说这都是‘呆死账’，肯定不会有人来要账，这个放心。当然，这些人现在都退了，包括市交通局主持改制的人也都退了。”
>>>提供相关录音证据
“用债务冲抵公司资产，就变成无偿占有”
对于公司职工出资50万收购公司股权，苏先生解释称改制注册资金是50万。
“用债务冲抵公司资产，这就变成无偿占有了，公司整体就值50万，公司这些人按照股比不同的比例出资，大约有30多人出资，一共出资是50万。公司股比从一开始就比较分散，我和我母亲占股20%，还有一些人占股10%，还有一些占7%，我们占股20%，是做不到控股的。”
苏先生介绍，公司现任负责人陈某以前是公司的老职工，“他是经理、董事长，他占股10%，他妹妹和哥哥都在公司占股，他们家加一块持股大概能占21%，和我们家差不多。”
>>>公司经营基本持平
要想大幅营利不可能 母子未在公司领薪
苏先生澄清，母子俩均未在公司领薪。“我在公司没有实际职务，我母亲是公司董事，她也没有实际职务，我们都没有在公司领取工资，我们都有其他的职业，我母亲已经退休了，她靠退休金生活。”
苏先生介绍，目前公司还在正常运转，经营基本持平。“从改制以来一直是略微亏损，现在是基本持平，现在可能还好一些，以前是公司人员多，大概有50多人，现在在职的不到30人，该退休的都退了，所以现在是持平，但要想大幅营利是不可能的。”
>>>1000㎡房产未列入
“改制时没列入，但改制后又变成公司资产”
吴女士举报反映的另一核心问题是，公司改制时有房屋资产未被列入清理资产。
对此，苏先生告诉记者，“公司改制过程中，很多公司的房产没有房产证，资产评估时就没有把这些列入清理财产，改制时没列入，但是改制后又变成公司的资产。”
苏先生介绍，这些房产涉及大约1000多平方米，主要是地下车库和一些厂房。
“这些都是可以实地去看的，现在都在公司院里摆着，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现在有的被用作办公室，有的是地下车库，还有一些是修理厂房。”
苏先生表示，由此衍生出很多其他问题，“因为没有房产证，所以也就没有消防审核，也没法通过消防验收，所以一直都是有安全隐患的。”
>>>为什么要实名举报
“改制如果有问题，大家拿股心里不踏实”
谈及举报的初衷，苏先生表示：“作为公民也好，作为党员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揭发出来的。”
母子俩表示，实名举报背后并无个人诉求。“做一个资产清查，如果真是有虚报的，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希望国有资产避免流失。”
苏先生表示，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实际上资产清查对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因为我们也是股东，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违法的，那还是得把它揭发出来。如果是违法的，那我们的利益，就不是利益了，那是违法所得。如果公司整体改制是违法的，那我们也不能说就占有违法的利益吧，我们没有个人诉求。”
母子俩不希望存在后遗症，“说白了，改制如果有问题，大家拿着股心里都不踏实。这个问题真的查清了，该是国家的还给国家，该是自己的，那就是自己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就不存在问题。”
>>>帮母亲录视频上传
“视频我发了7天了，但是到今天才发酵”
7月1日晚，苏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视频是他帮母亲拍录的，也是他发到网上去的。
“这个视频我发了7天了，但是到今天（7月1日）才发酵。我发了几个，其中现在最高的点击量是16万多。”
苏先生说，他在网上发视频实名举报后，相关部门至今没有联系他们母子，“我不清楚他们看到没有，我们希望实名举报，推动问题的解决。”
苏先生表示，公司职工从2008年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改制中的问题，“这两年我完全了解清楚情况后，就想着要把它揭发出来，公司改制前是隶属于佳木斯市交通局的，我从去年年初就向市交通局反映，虽然也有反馈，明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但是不正面回答，不说有问题，也不说没问题，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
苏先生证实，公司现任董事长陈某也一直在反映改制的事情，“他以前是监事会主席，职工反映问题，由他来牵头去市交通局反映。”
苏先生希望通过实名举报，对公司改制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进行全面清查。
“这上千万元债务挂在账上，十几年无人追逃，而这些债务冲抵的国有资产被公司长期占用、使用，并且有被私分一空的风险，要避免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
>>>交通局网上信访答复
改制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经过了国资委核准
7月2日、3日，记者多次致电佳木斯市交通局信访科负责人，但对方始终未接听。记者致电该局一位负责人，提出采访请求，接听电话者称打错电话，随即挂断。
7月3日，记者再次联系该局信访科，工作人员表示：“我个人不太清楚，可以帮忙咨询一下，如果是之前向局里反映过，正常就可以走我们的信访流程。”
记者询问是否找过资产评估的会计师事务所调查，工作人员答复称：“这个我得看具体的案件，看一下调查什么情况，我得去查一下，我个人现在还不太清楚。”
2021年2月1日、2月8日，佳木斯市交通局网上信访答复意见称，佳木斯市运输公司在2004年企业改制中，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整体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经过了佳木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核准。
2021年3月12日，佳木斯市交通局信访答复意见称，目前，信访人反映该公司利用国企改制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要求调查处理一事，已超出我局职权范围，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记者获得的一份2017年11月9日手写的董事会议记录显示，有参会人员电话通知苏先生等人参会，陈某列席会议，由时任董事长主持会议，传达局里约谈的内容。这份有多人签字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特别提到由陈某找员工代表谈信访的事宜，也提及“有人说改制期间有些问题，若有关部门清查，损失是全部股东的。”
苏先生表示，他在向佳木斯市交通局实名举报中，提供了相关证据，其中包括录音证据。
“我信访提出的问题是改制资产评估存在严重问题，提出诉求是调查核实，将流失的国有资产收归国有。他们的回复是经过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这个是实情，但是他们调查核实后，反而不敢正面回复我提出的问题，而是把责任推到会计师事务所，这里的原因不言自明。”
>>>律师以案说法
母子维权可向国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也可将导致国资流失线索向警方报案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认为，在本案中，吴女士举报在国企改制中，虚增巨额债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举报属实，提供资产评估的机构和人员如果经调查存在虚增债务的行为，很可能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谭敏涛指出，资产评估是企业改制的重要一环，对防止国资的流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由国资监管部门委托评估机构，对改制企业资产进行客观评估，以解决委托评估环节中存在的利益问题。
会计事务所作为资产评估机构，应该对资产评估的过程和结果负责，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严重者可能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此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谭敏涛介绍，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谭敏涛认为，为防止国资流失，一方面是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法规体系，规范改制企业的资产评估，形成监督合力，杜绝国企管理层“自买自卖”“低价卖出”、“虚增债务”等侵吞国有产权的现象。
佳木斯市交通局应该按照职责范围介入调查和通报情况，如发现有人员通过以虚增债务的方式导致国资流失，涉嫌违法犯罪的，应该移交给司法部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移交给国资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并问责。
谭敏涛建议：“母子俩目前的维权已经引发了关注，下一步，他们母子两人可以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线索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还可以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职能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还可以向纪检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要求查处违法乱纪和犯罪行为。华商报记者 李华 编辑 张红
吴女士向记者表示：“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对公司的违法情况进行查处，将流失的国有资产收归国有。”儿子苏先生亦表示，作为公司股东之一，母子俩坚持反映问题，要求对公司改制时的资产进行彻底清查，除此别无个人诉求，“如果资产清查，实际上对我们财产是有损失的，而且持有的财产还要小。”
>>>不用担心牵扯到谁
公司改制操作者都已退居二线
7月1日晚，记者联系实名举报人吴女士，其子苏先生表示：“我母亲70岁了，我说的比她还清楚，我了解公司改制的事情，这个视频也是我帮她发的。”
苏先生介绍，2004年3月公司改制，公司承担主体责任，佳木斯市交通局承担领导责任，当时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公司时任的一些主管是主要的参与者。
苏先生承认，当年父亲也曾参与公司改制，母亲实名举报是有实际针对的人。
“那就是我爸爸，我父亲主持过，但他早已不是董事长，2013年他患病去世了，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参与改制，现在改制幕后操作的人都已经退居二线，这些人都已经远离权力中心了，实际上说白了，这个公司现在一点后台没有，不用担心会牵扯到谁。”
>>>十多年里无人追债
“做手脚把不存在的债务做高冲抵国有资产”
苏先生表示：“现在股份落在我和我母亲身上，我们发现改制中有一些问题。”
吴女士举报称，佳木斯市交通局所属的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在2004年由国企改制过程中，虚列伪造1544万元所谓债务，在十多年里挂在公司账上但无人追债。
“其中有1100多万是完全虚报的。”苏先生表示，公司改制牵扯的债务和资产清理问题，“公司最后把这个就做成零资产了，当时公司总资产是2361万，有1544万的所谓债务，公司净资产不就变成了817万吗？最后又采取一些手段，把公司做成零资产，就相当于公司被无偿占有了。”
母子俩均认为，当年公司改制时资产清查有问题。苏先生说：“当时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有一些不存在的债务把资产冲抵了。当时公司资产值几千万，有人把债务做高，然后冲抵公司资产，就弄成这样了，是不存在的债务把国有资产冲抵了。”
苏先生告诉记者，这意味着造成上千万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司经营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公司有50多人，谁占股谁就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当然有人是知情，有人是不知情的，知情的人，那就肯定有问题，我父亲肯定当时知情的。”
>>>提供相关录音证据
“那些是呆死账，没人来公司要过账”
苏先生表示，改制后有人亲口说过一些话，他可以提供录音证据：“我们有证据，就是公司现在一些在世的人都亲口承认，包括财务负责人都公开说，不可能有人来要债，从2004年改制到今天，不可能有人上门来讨债，因为这些债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嘛。”
关于公司的上千万元债务，相关录音显示，有相关人员说：“那些是呆死账”，有人说：“没人要”，还有人说：“从没有人来公司要过账”。
苏先生说：“他们亲口承认这个钱没人来要，说这都是‘呆死账’，肯定不会有人来要账，这个放心。当然，这些人现在都退了，包括市交通局主持改制的人也都退了。”
>>>提供相关录音证据
“用债务冲抵公司资产，就变成无偿占有”
对于公司职工出资50万收购公司股权，苏先生解释称改制注册资金是50万。
“用债务冲抵公司资产，这就变成无偿占有了，公司整体就值50万，公司这些人按照股比不同的比例出资，大约有30多人出资，一共出资是50万。公司股比从一开始就比较分散，我和我母亲占股20%，还有一些人占股10%，还有一些占7%，我们占股20%，是做不到控股的。”
苏先生介绍，公司现任负责人陈某以前是公司的老职工，“他是经理、董事长，他占股10%，他妹妹和哥哥都在公司占股，他们家加一块持股大概能占21%，和我们家差不多。”
>>>公司经营基本持平
要想大幅营利不可能 母子未在公司领薪
苏先生澄清，母子俩均未在公司领薪。“我在公司没有实际职务，我母亲是公司董事，她也没有实际职务，我们都没有在公司领取工资，我们都有其他的职业，我母亲已经退休了，她靠退休金生活。”
苏先生介绍，目前公司还在正常运转，经营基本持平。“从改制以来一直是略微亏损，现在是基本持平，现在可能还好一些，以前是公司人员多，大概有50多人，现在在职的不到30人，该退休的都退了，所以现在是持平，但要想大幅营利是不可能的。”
>>>1000㎡房产未列入
“改制时没列入，但改制后又变成公司资产”
吴女士举报反映的另一核心问题是，公司改制时有房屋资产未被列入清理资产。
对此，苏先生告诉记者，“公司改制过程中，很多公司的房产没有房产证，资产评估时就没有把这些列入清理财产，改制时没列入，但是改制后又变成公司的资产。”
苏先生介绍，这些房产涉及大约1000多平方米，主要是地下车库和一些厂房。
“这些都是可以实地去看的，现在都在公司院里摆着，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现在有的被用作办公室，有的是地下车库，还有一些是修理厂房。”
苏先生表示，由此衍生出很多其他问题，“因为没有房产证，所以也就没有消防审核，也没法通过消防验收，所以一直都是有安全隐患的。”
>>>为什么要实名举报
“改制如果有问题，大家拿股心里不踏实”
谈及举报的初衷，苏先生表示：“作为公民也好，作为党员也好，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揭发出来的。”
母子俩表示，实名举报背后并无个人诉求。“做一个资产清查，如果真是有虚报的，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希望国有资产避免流失。”
苏先生表示，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实际上资产清查对我们也是有损失的，因为我们也是股东，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违法的，那还是得把它揭发出来。如果是违法的，那我们的利益，就不是利益了，那是违法所得。如果公司整体改制是违法的，那我们也不能说就占有违法的利益吧，我们没有个人诉求。”
母子俩不希望存在后遗症，“说白了，改制如果有问题，大家拿着股心里都不踏实。这个问题真的查清了，该是国家的还给国家，该是自己的，那就是自己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就不存在问题。”
>>>帮母亲录视频上传
“视频我发了7天了，但是到今天才发酵”
7月1日晚，苏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视频是他帮母亲拍录的，也是他发到网上去的。
“这个视频我发了7天了，但是到今天（7月1日）才发酵。我发了几个，其中现在最高的点击量是16万多。”
苏先生说，他在网上发视频实名举报后，相关部门至今没有联系他们母子，“我不清楚他们看到没有，我们希望实名举报，推动问题的解决。”
苏先生表示，公司职工从2008年就开始向有关部门反映改制中的问题，“这两年我完全了解清楚情况后，就想着要把它揭发出来，公司改制前是隶属于佳木斯市交通局的，我从去年年初就向市交通局反映，虽然也有反馈，明知道这里面有问题，但是不正面回答，不说有问题，也不说没问题，问题本身并没有解决。”
苏先生证实，公司现任董事长陈某也一直在反映改制的事情，“他以前是监事会主席，职工反映问题，由他来牵头去市交通局反映。”
苏先生希望通过实名举报，对公司改制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进行全面清查。
“这上千万元债务挂在账上，十几年无人追逃，而这些债务冲抵的国有资产被公司长期占用、使用，并且有被私分一空的风险，要避免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
>>>交通局网上信访答复
改制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经过了国资委核准
7月2日、3日，记者多次致电佳木斯市交通局信访科负责人，但对方始终未接听。记者致电该局一位负责人，提出采访请求，接听电话者称打错电话，随即挂断。
7月3日，记者再次联系该局信访科，工作人员表示：“我个人不太清楚，可以帮忙咨询一下，如果是之前向局里反映过，正常就可以走我们的信访流程。”
记者询问是否找过资产评估的会计师事务所调查，工作人员答复称：“这个我得看具体的案件，看一下调查什么情况，我得去查一下，我个人现在还不太清楚。”
2021年2月1日、2月8日，佳木斯市交通局网上信访答复意见称，佳木斯市运输公司在2004年企业改制中，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整体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经过了佳木斯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核准。
2021年3月12日，佳木斯市交通局信访答复意见称，目前，信访人反映该公司利用国企改制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要求调查处理一事，已超出我局职权范围，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调查处理。
记者获得的一份2017年11月9日手写的董事会议记录显示，有参会人员电话通知苏先生等人参会，陈某列席会议，由时任董事长主持会议，传达局里约谈的内容。这份有多人签字的会议记录显示，会议特别提到由陈某找员工代表谈信访的事宜，也提及“有人说改制期间有些问题，若有关部门清查，损失是全部股东的。”
苏先生表示，他在向佳木斯市交通局实名举报中，提供了相关证据，其中包括录音证据。
“我信访提出的问题是改制资产评估存在严重问题，提出诉求是调查核实，将流失的国有资产收归国有。他们的回复是经过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估，这个是实情，但是他们调查核实后，反而不敢正面回复我提出的问题，而是把责任推到会计师事务所，这里的原因不言自明。”
>>>律师以案说法
母子维权可向国资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也可将导致国资流失线索向警方报案
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认为，在本案中，吴女士举报在国企改制中，虚增巨额债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举报属实，提供资产评估的机构和人员如果经调查存在虚增债务的行为，很可能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谭敏涛指出，资产评估是企业改制的重要一环，对防止国资的流失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由国资监管部门委托评估机构，对改制企业资产进行客观评估，以解决委托评估环节中存在的利益问题。
会计事务所作为资产评估机构，应该对资产评估的过程和结果负责，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严重者可能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此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谭敏涛介绍，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谭敏涛认为，为防止国资流失，一方面是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法规体系，规范改制企业的资产评估，形成监督合力，杜绝国企管理层“自买自卖”“低价卖出”、“虚增债务”等侵吞国有产权的现象。
佳木斯市交通局应该按照职责范围介入调查和通报情况，如发现有人员通过以虚增债务的方式导致国资流失，涉嫌违法犯罪的，应该移交给司法部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移交给国资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查并问责。
谭敏涛建议：“母子俩目前的维权已经引发了关注，下一步，他们母子两人可以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线索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还可以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职能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还可以向纪检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要求查处违法乱纪和犯罪行为。华商报记者 李华 编辑 张红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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